王船山的人格特質

作者：朱漢民

來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探討湖湘士人精神氣質的形成，必須重視湖南地區的鄉(xiang) 賢典範對湖湘士人精神氣質形成的影響。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為(wei) 生於(yu) 斯、長於(yu) 斯、終老於(yu) 斯的湖湘學人，他的精神氣質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別能夠激發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與(yu) 近代湖湘士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他上承屈原，下啟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dong) 。近代湖湘士人通過對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詮釋，而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重大影響。詮釋船山人格精神，亦成為(wei) 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個(ge) 突出的文化現象。

1、《王船山與(yu) 湖湘士人人格建構》之《王船山的人格特質》

王船山作為(wei) 屈原人格精神的詮釋者，充分肯定了屈原人格精神的兩(liang) 個(ge) 側(ce) 麵：忠義(yi) 的道德理性與(yu) 剛直的氣質血性，其實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與(yu) 南方楚蠻文化的融合。王船山在對屈原人格精神的詮釋中，亦影響、塑造了自己的精神氣質。所以，船山與(yu) 屈原的精神氣質有著十分鮮明的同構性。

王船山有著與(yu) 屈原同構的精神氣質，首先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有著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條件。屈原、船山的人格原型形成時就有著相同的曆史條件。他們(men) 都成長於(yu) 南北文化交融的時代，屈原的人格是春秋戰國時期南北兩(liang) 種文化交融的結果，中原的道德理性與(yu) 江南的楚蠻氣質的滲透整合，產(chan) 生了屈原獨具一格的精神氣質。同樣，王船山的精神氣質也充分體(ti) 現出宋明以來南北文化融合的特點。一方麵，王船山出身於(yu) 一個(ge) 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詩書(shu) 之家，他從(cong) 小受到禮樂(le) 之教的熏陶，並在被稱為(wei) 形成“瀟湘洙泗”、“荊蠻鄒魯”文化格局的嶽麓書(shu) 院學習(xi) ，故而形成了“人以載道，道因人生”的儒家人文信仰與(yu) 道德理性，他成為(wei) 兩(liang) 宋以來中原文化南移以來最有成就的儒家學者。顯然，他的精神氣質具有中原地區的“洙泗之風”、“鄒魯之學”。但另一方麵，王船山又是一位出生、成長於(yu) 湖湘之地的楚蠻狂士，“瀟湘”、“荊蠻”之地的鄉(xiang) 風民習(xi) 深刻地影響著他的性格氣質的形成。夫之先生的“船山”之號，即取其家鄉(xiang) 湘西草堂對麵一座狀如覆船的石山即“船山”，他十分喜愛石船山那種頑強、孤獨的品格，故而以“頑石”自喻而寫(xie) 成《船山記》，他在“記”中寫(xie) 道：“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名。”“居今之日，抱獨之情，奚為(wei) 而不可也？”“船山者即吾山也，奚為(wei) 而不可也！”[1]王船山這種“頑石”性格、“狂士”氣質，其實正是湖湘之地楚風蠻習(xi) 的體(ti) 現。所以，王船山就有了與(yu) 屈原同質的精神氣質。一旦他們(men) 身處“破國亡家”的嚴(yan) 重社會(hui) 挫折與(yu) 人生境遇時，他們(men) 精神氣質中十分類似的“任性孤行”、頑強不屈特質就凸顯出來，成為(wei) 一種精神氣質同構的奇特現象。

其次，王船山之所以與(yu) 屈原有著同構的精神氣質，還與(yu) 王船山通過對屈原作品的深刻理解、文化詮釋等後天的文化影響有關(guan) 。從(cong) 屈原到王船山，時間已經跨越了一千九百多年，屈原的精神氣質能夠深入到王船山的心靈深處，還必須具有心靈溝通的渠道，這個(ge) 渠道就是屈原的楚辭作品。屈原一生的心路曆程、情感經曆、思想世界，全部凝結在他的詩歌作品中間，屈原通過自己留下的大量楚辭作品，感染、影響、塑造著王船山的精神人格；而王船山則通過閱讀、注釋屈原的楚辭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時，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所以，我們(men) 在王船山的《楚辭通釋》中讀到他對屈原人格的種種闡發、辯解、讚揚，認為(wei) 屈原“忠愛之性，植根深固，超然於(yu) 生死之外”，“既達生死之理，則益不昧其忠孝之心”，“不屑與(yu) 小人馳鶩爭(zheng) 勝者，已之秉忠貞而對賢於(yu) 國”，“故可任性孤行，無所疑懼也”等等，這既是船山針對漢宋以來出現的對屈原的詆毀、微辭，而努力重新評價(jia) 、塑造一個(ge) 士大夫道德典範，也是他對自己身處“君子之受摧殘”的黑暗時代，卻能夠堅持“任性孤行，無所疑懼”、“超然於(yu) 生死”，最終“秉忠貞而樹賢於(yu) 國”的表白。這一切，正表明船山先生在詮釋屈原人格的同時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

王船山作為(wei) 一位受到後世普遍敬仰的鄉(xiang) 賢，更加深入地感染、激勵、影響著湖湘士人群體(ti) ，對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王船山一生艱苦奮鬥的人生曆程中，在他所留下的數千萬(wan) 言的著述中，人們(men) 可以發現他本人同樣體(ti) 現出合道德理性與(yu) 剛直血性的人格精神。所以，後世的湖湘士人通過考察他的人生軌跡、閱讀他的詩文著述，逐步接受到他的文化影響。這一切，充分地反映出地域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精神氣質的繼承性與(yu) 影響力。

王船山於(yu)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時，尚未為(wei) 士林所了解，故而默默無聞。因船山之子王敔入得湖廣學政潘宗洛的慕府，潘得船山先生之書(shu) 而讀之，十分讚歎，故為(wei) 船山先生作傳(chuan) ，並允船山先生以“鄉(xiang) 賢”入祠。因此，一段時期內(nei) ，船山先生開始以“鄉(xiang) 賢”為(wei) 湖湘士林所關(guan) 注。船山先生之所以成為(wei) 湘人所推崇的“鄉(xiang) 賢”，首先是由於(yu) 他的人格精神受到人們(men) 的景仰。他的個(ge) 人身世與(yu) 詩文所體(ti) 現出來的“忠義(yi) 激烈”[2]的人格特質，一開始就成為(wei) 最引人注目的曆史現象。

一方麵，王船山繼承了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格精神，時時表現出關(guan) 懷社會(hui) 、心憂天下的人文誌向。船山特別推崇張載的學問，對張載之學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張子正蒙注》，他不僅(jin) 在學問上繼承張載之學，在人格踐履上更是將張載“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四句教為(wei) 指南，以天地、生民為(wei) 己任。王船山平生遭遇之苦，為(wei) 常人所不堪，卻從(cong) 未被命運壓垮。在如此險象環生的環境裏，他從(cong) 容不迫地求道、傳(chuan) 道，著述立說，堅韌不拔地維護自己的尊嚴(yan) ，表達出對儒家道德人格的聖賢氣象的不懈追求。

但是，宋儒所倡的這種“內(nei) 聖”型人格，既沒有拯救宋代社會(hui) 和國家的危亡，也沒有拯救明朝的統治，更沒有“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在現實人生中，反而顯出士大夫迂闊空疏的人格特征。至明代，這種向內(nei) 追求得“聖賢氣象”的風氣廣泛流傳(chuan) ，至明中葉以後，人們(men) 對心性之學的談論和熱衷，遠高於(yu) 對治國方略的重視，以至於(yu) 明亡後，許多學者將責任歸咎於(yu) “程朱之學”或“陽明心學”。由於(yu) 許多學人空談心性，在國家危難時隻能“無事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3]，形成了碌碌無為(wei) 的白麵書(shu) 生型的懦弱人格。深諳儒學的熊十力說：“孔子內(nei) 聖外王的精神，莊子猶能識。至宋明諸師而外王之學遂廢。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輩今日之殷鑒耶？”[4]

王船山根據明末社會(hui) 的變遷，對“聖賢氣象”作出了新的詮釋，修正和發展了宋儒的“聖賢氣象”。王船山有感於(yu) 國家興(xing) 亡、民族孱弱時，“內(nei) 聖”型的聖賢人格難以在現實生活中挺立，於(yu) 是對這種道德虛無之弊進行了反思和修正，遂倡導樹立“經天緯地、建功立業(ye) ”的豪傑精神，期望融豪傑精神與(yu) 聖賢氣象為(wei) 一體(ti) ，創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王船山提出：“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興(xing) 即謂之豪傑。興(xing) 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遝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yu) 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誌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ti) 而心不靈，惟不興(xing) 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yu) 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yu) 亂(luan) 世之大權也。”[5]王船山提出“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其實也就是說，隻有具有了豪傑精神的人才能成為(wei) 聖賢，沒有豪傑精神的人是不能稱為(wei) 聖賢的，豪傑能夠卓然興(xing) 起，具有非凡的氣慨和獨立的人格，能夠以天下為(wei) 己任，“救人道於(yu) 亂(luan) 世”。他讚揚豪傑之士說：“介乎時之所不可僻，義(yi) 有尤重，則情有尤摯，捐軀命，忘宗族，以趨其千金俄頃之幾，而名之榮辱、世之褒譏舉(ju) 非其所恤，即所謂非常之人矣。事異時移，功不蘄成，而或操清議以糾其後，此流俗之論所為(wei) 齷齪而不足道也。”[6]王船山自題其墓誌銘首句即為(wei)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cong) 致。”可見他始終用劉琨的豪傑精神激勵鞭策自己，認為(wei) 具有聖賢豪傑氣象的人，一定要有“身任天下”的豪氣，看到社會(hui) 曆史變革中的生死成敗，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所動搖，同時還要有高瞻遠矚的氣魄，看到生死成敗按一定的“時勢”條件是可以互相轉化的，要能夠沉的住氣，處“生死當前而不變”，把握住時機。他強調：“既已身任天下，則死之與(yu) 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yu) 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死生，成敗敗成，流轉於(yu) 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7]

從(cong) 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王船山的豪傑精神就包括了一種剛直的氣質、血性意誌在內(nei) ，融入了南方楚蠻文化。王船山堅貞的民族氣節，也是這種剛直的氣質、血性意誌的南方楚蠻精神的體(ti) 現。時代的使命感和曆史的責任感使王船山把個(ge) 體(ti) 生命與(yu) 國家、民族的危難牢牢的聯係在一起，從(cong) 青年時期與(yu) 友人組織匡社，“莫擬津難問，誰言枉可尋”[8]，到中年時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的英勇抗清；再到晚年誓不剃發、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後“全而歸之”。船山立身之堅決(jue) ，氣節之剛烈，在晚明的遺民中也是不多見的。他以“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cong) 天乞活埋”的儒者悲壯情懷，成就了自己明末大儒的高尚氣節。正如有學人所說：“他是一位雖與(yu) 灰俱寒而不滅其星星之火、雖與(yu) 煙俱散而不蕩其馥馥之馨的真豪傑。……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於(yu) 長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生無限敬仰之情。”[9]王船山人格精神中所體(ti) 現出來的道德理性與(yu) 氣質血性，其實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與(yu) 南方楚蠻文化的融合。

身處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際的王船山，他反思“內(nei) 聖”型的聖賢人格之後，將“經天緯地、建功立業(ye) ”的豪傑精神融入到聖賢氣象之中，從(cong) 而塑造了豪傑和聖賢為(wei) 一體(ti) 的理想人格，並對晚清、近代湖湘士人精神氣質的建構產(chan) 生重大影響。

注釋
 
[1]【明】王夫之：《船山記》，《船山全書》第15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128-129頁。
 
[2]《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76頁。
 
[3]【清】顏元：《習齋四存編·學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頁.
 
[4]熊十力：《十力要語》，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第178頁。
 
[5]【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書》第12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479頁
 
[6]【明】王夫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船山全書》第5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607頁。
 
[7]【明】王夫之：《讀通鑒論》卷28，《船山全書》第10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1108頁。
 
[8]《船山公年譜》，《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294頁。
 
[9]蕭萐父、許蘇民：《王夫之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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