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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飛作者簡介:吳飛,男,西元一九七三年生,河北肅寧人,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wei) 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婚與(yu) 喪(sang) 》《心靈秩序與(yu) 世界曆史》《神聖的家》《現代生活的古代資源》《人倫(lun) 的“解體(ti) ”:形質論傳(chuan) 統中的家國焦慮》《生命的深度:〈三體(ti) 〉的哲學解讀》《禮以義(yi) 起——傳(chuan) 統禮學的義(yi) 理探詢》等。 |
禮學與(yu) 禮學研究
——在製度與(yu) 思想之間
作者:吳飛
來源:“通識聯播”微信公眾(zhong) 號
禮學與(yu) “中國禮學史”
Q
吳飛老師您好!很高興(xing) 您能接受我們(men) 的采訪。您所開設的《中國禮學史》課程被列為(wei) 本學期的通識核心課程,根據我們(men) 的了解,這門課程以“三禮”(《周禮》《儀(yi) 禮》《禮儀(yi) 》)為(wei) 核心文獻,結合曆史上的重要注疏和著述,梳理從(cong) 西周到晚清的學術史。首先想請您談一談,“禮學”究竟是什麽(me) ?它的研究範圍包括哪些?
A:
禮學本身當然是非常傳(chuan) 統的一門學問了,它屬於(yu) 經學的一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認為(wei) 它應當是傳(chuan) 統經學當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但禮學不能說僅(jin) 是研究三禮的學問,而應該是以三禮為(wei) 基礎的、建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門學問。這至少是我心目中這門學科的形象,僅(jin) 僅(jin) 是做文獻方麵的工作是不夠的。
比如,在傳(chuan) 統經學當中,以《周易》為(wei) 基礎發展而來的易學,我們(men) 今天會(hui) 認為(wei) 是比較哲學性的,但是《春秋》學的研究對象則更集中於(yu) 政治製度,因此更具有曆史性。就禮學而言,一方麵它有製度性的一麵,因為(wei) 禮製首先關(guan) 乎於(yu) 製度,但另一方麵它又有哲學性的一麵。
《禮記》書(shu) 影
Q
禮學的發展史非常悠久,您所提及的這樣一種製度與(yu) 哲學的結合麵向,是它在學術史的發展過程中本來就呈現的麵貌嗎?
A:
是的,我認為(wei) 禮學本來就具有這樣一種麵向。曆代的禮學研究,首先包含了與(yu) 禮相關(guan) 的經學討論——這是完全學術化的。但在曆史上,這些學術討論其實也和各個(ge) 朝代的禮製實踐之間密不可分。可以說,在思想和製度的交融間,禮學在曆代形成了一個(ge) 很有現實性的學術傳(chuan) 統。禮學在曆史上的學術演進,不僅(jin) 包含了對“禮”的道理的不斷思考,同時也涵蓋了曆代實際上的禮製和法製的變化。
Q
那麽(me) ,您為(wei) 什麽(me) 要開這樣一門有關(guan) 禮學的課程?在今天,研習(xi) 這門學問對我們(men) 來說還有什麽(me) 價(jia) 值?
A:
我之所以選擇禮學作為(wei) 本門課程的研究對象,就是因為(wei) 它具溝通性,既包含了在政治製度、社會(hui) 製度、曆史演進等方麵的內(nei) 容,也充滿更加抽象的哲學思考。就像《禮記》這本書(shu) ,它本來是解釋“禮”的,但同時有很多對哲學問題的思考在裏麵,可以說是很多哲學思想的資源庫。其中有些內(nei) 容倘若單拎出來看,會(hui) 讓人覺得並非在講禮製,而是在講禮製背後所蘊含的哲學道理。因此,本門課程的課程設計最重要的一個(ge) 特點,就是希望能夠溝通曆史製度方麵的研究和相對抽象的哲學研究,建立起兩(liang) 方麵之間的一座橋梁。
所以,我希望這門課程除了繼承傳(chuan) 統的經學當中的禮學,還能夠成為(wei) 製度和思想之間的橋梁,從(cong) 而打破以前“哲學是哲學、曆史是曆史、製度是製度”的學科壁壘,使同學們(men) 能夠從(cong) 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演進,以及它和我們(men) 現實生活的關(guan) 係。以上也是最初設計這門課程的思考。
Q
按照您的說法,禮學應當成為(wei) 製度和思想之間橋梁。曆史地看,關(guan) 於(yu) 禮學的學術討論是建立在一定時段的現實基礎上的,並且禮學實踐也是一定時段內(nei) 政治實踐的一部分。但對今天的禮學研究來說,製度與(yu) 思想這兩(liang) 重麵向中的一重(即製度)似乎不再能夠實現。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您覺得我們(men) 今天應當以怎樣不同的方式去討論禮學?在沒有過去的製度和實踐的基礎作為(wei) 依托以後,禮學研究在今天——除了知識的增長之外——對我們(men) 來說是否還存在什麽(me) 不可或缺的價(jia) 值?
A:
在我看來,並不能完全說禮學在當下沒有了其現實的基礎。我們(men) 可以說,今天的製度和經濟基礎和傳(chuan) 統社會(hui) 非常不一樣,但是在一些相當根本的地方,二者是有共性的。
這一點需要在中西文明的比較視野下來看。西方的政治、法律、社會(hui) 製度有其背後的宗教基礎,這些製度是從(cong) 宗教傳(chuan) 統中自然地生發出來的;中國自古以來也有一套政治、法律、社會(hui) 的製度,但在這些製度背後並沒有一個(ge) 統一的宗教基礎(或者說不是我們(men) 通常所理解的宗教),而“禮”才是這些製度背後的基礎,即中國在禮之上建立了它的政治、法律與(yu) 社會(hui) 的體(ti) 係。
中國目前的狀況,就其根本結構而言,我認為(wei) 並沒有大的變化。當下在製度方麵的變化,主要在於(yu) 對西方的政治和法律製度的學習(xi) ;但根本上說,我們(men) 不可能把西方的宗教基礎也照搬過來。這也意味著,盡管當下的中國大體(ti) 上采取了一個(ge) 類似西方的製度架構,但更深層次的社會(hui) 倫(lun) 理基礎,不可能也是複製西方宗教傳(chuan) 統而來的。因此,我們(men) 有必要理解當前政法體(ti) 係下,這些比較抽象的中國倫(lun) 理的基礎。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今天的中國仍然是需要有這樣的倫(lun) 理基礎,當然這會(hui) 和傳(chuan) 統的禮製非常不一樣;但我認為(wei) 它的基本精神和傳(chuan) 統的禮學依然具有非常內(nei) 在的關(guan) 聯性。近年來,禮學研究之所以會(hui) 逐漸掀起一股熱潮,我想在更深層的意義(yi) 上都與(yu) 此相關(guan) 。
馬克斯·韋伯(1864-1920)
Q
所以,當下禮學的研究是同中國自傳(chuan) 統以來一直具有的倫(lun) 理風格(ethos)或生活之道是密不可分的;而您通過對禮學的研究,實際上是想關(guan) 心和理解中國這樣一種不同於(yu) 西方宗教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風格?
A:
對,大致是這樣的。當然,目前國內(nei) 不同研究者的出發點和側(ce) 重點會(hui) 不一樣,一些研究可能單純以知識增長的目的,或者是對古籍文獻的整理,或者是出於(yu) 對曆史的興(xing) 趣。但我覺得禮學背後應該有一個(ge) 更深的道理,我更關(guan) 注的並不是具體(ti) 的製度本身,而是背後的一些更加理論性的問題。
Q
基於(yu) 這些想法,您在設計這門課程內(nei) 容的時候是否有意安排一些線索穿插其中?
A:
課時有限,我沒有辦法特別詳細地敘述禮學史的方方麵麵。我大致將曆史分為(wei) 幾段:先秦禮學、漢唐禮學、宋明禮學、清代禮學。
先秦基本上是禮學經典形成的時代。經學文獻是在西周的封建宗法製度之下形成的,我們(men) 也能看到諸子百家對禮的思考。
接下來是漢唐禮學,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ge) 板塊。從(cong) 秦漢開始有了明確的皇帝製度,這和周代的統治製度不同。漢代經學的興(xing) 起正是在皇帝製度之下,相關(guan) 的學術實踐被要求以一種經學的方式來重新解釋和調整皇帝製度,從(cong) 而給皇帝製度賦予在禮學和經學方麵的實質含義(yi) 。我認為(wei) ,從(cong) 漢初起,這開始成為(wei) 一個(ge) 學術上的任務,到漢末鄭玄的手中,比較完整的經學體(ti) 係形成,這個(ge) 任務也就基本完成了;但學術體(ti) 係在製度當中完全落實,是從(cong) 漢末一直進展到唐代。在唐代,經學學術對皇帝製度有了一個(ge) 比較完滿的重新解釋,從(cong) 而形成了一套依據禮學的政治法律架構.
宋代之後,經學學術和實踐有了新的形態,但沒有完全取代漢唐的形態。唐代形成的法律製度,一直到清代還是沿用的,政府架構也基本是沿用的。實際上,宋代以後,在新的社會(hui) 和道德局麵下,有新的問題產(chan) 生,並且形成了新的解決(jue) 方式。宋、元、明的問題主要如此,但這部分我們(men) 課上講得不會(hui) 很詳細。
清代的經學對於(yu) 漢學和宋學的關(guan) 係有重新的反思,無論在文獻上還是思想上,清人都有對漢學和宋學的重新整理。清代也是過渡到現代的橋梁。清初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在接觸西學,而且從(cong) 清初的一些著作可見,無論是在科學、宗教還是哲學方麵,彼時的學者對西學的了解並不淺。他們(men) 對漢宋學術進行重新整理,以期麵對西學的挑戰。也正因此,我認為(wei) 清代學術的成就對於(yu) 今天其實有非常重大的意義(yi) 。但遺憾的是,現代人對清學一直沒有係統的整理和研究;而如果我們(men) 想對更古代的東(dong) 西有更清楚的認識,其實清學是繞不過去的。
Q
“中國禮學史”這門課現在被納入了通識核心課程。但禮學是一門比較困難的學科,對於(yu) 即使是有相關(guan) 知識的同學說也是比較困難,您會(hui) 在課程組織上采取什麽(me) 策略來讓大家比較好地接觸學習(xi) 禮學?此外,您對於(yu) 剛入門的同學,有什麽(me) 建議?
A:
在課上,我盡可能不把禮學知識講得太專(zhuan) 業(ye) 。我會(hui) 按照專(zhuan) 題選一些不是特別難的內(nei) 容,讓大家形成一個(ge) 有關(guan) 經學和禮學的宏觀印象,重要的問題我會(hui) 盡量全麵涉及,但不會(hui) 深入一些特別專(zhuan) 門和艱深的問題。從(cong) 通識教育的角度來說,我可能對這門課有比較大的野心。現在的同學們(men) 對於(yu) 古代中國,對於(yu) 曆史製度,可能存在很多誤解。通過這門課,我希望能幫助大家獲得對中國傳(chuan) 統的製度和思想的新理解。
有關(guan) 禮學學習(xi) ,我的建議有兩(liang) 方麵。對於(yu) 一般同學來講,想要進入禮學和經學相關(guan) 的領域,即使隻是希望增長一些基礎性的知識,當然是必須讀書(shu) 的,並且有些書(shu) 是必讀的。
除此之外,我在課上常說,學習(xi) 禮學,不一定需要做田野調查,但北京就有一些特別好的條件去幫助我們(men) 生動地感受這些內(nei) 容。北京城是一個(ge) 特別典型的,按照禮學建立的城市。比如說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就是原來的社稷壇和太廟。另外有十三陵,包含天壇、地壇、日壇、月壇、曆代帝王廟,等等,這都是典型的禮製建築。故宮裏邊的基本結構,前三殿和後三殿等結構也與(yu) 禮製直接相關(guan) 。這些能夠說明它其實和中國古代人的生活緊密相連。把這些地方都逛一下,了解一下,這樣自然就對禮學的很多問題有些感覺和體(ti) 會(hui) 。很多同學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學,居然連這些地方都沒去過,或者去過之後沒有任何感覺,這太可惜了。禮學可以幫助大家了解北京城,北京城也幫助大家入門禮學。
2019年課程組織參觀十三陵
禮學與(yu) 治學
Q
我們(men) 接下來談一談與(yu) 您治學經曆相關(guan) 的一些話題。首先是一個(ge) 老生常談的問題,我們(men) 知道,您的治學興(xing) 趣非常廣泛。您在北大讀書(shu) 的時候有社會(hui) 學背景,但您那時候也對中國古代的傳(chuan) 統非常感興(xing) 趣;之後您在北京大學哲學係攻讀了中哲方向的碩士學位,卻以一個(ge) 華北村莊的宗教研究作為(wei) 碩士論文的選題(後來出版為(wei) 《麥芒上的聖言》)。再後來,您去到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的博士學位,從(cong) 博士論文階段和剛回國不久致力於(yu) 自殺研究,之後還將目光轉向了西方文明傳(chuan) 統(奧古斯丁、母係社會(hui) ,等等)。近些年您則回到對中國傳(chuan) 統的研究當中。您能夠簡單介紹一下,您是如何從(cong) 徘徊於(yu) 西學再回到中學,為(wei) 什麽(me) 轉向了禮學以及經學的研究當中呢?
A:
其實在我研究的每一個(ge) 階段,都會(hui) 有具體(ti) 研究主題的變化,但我一直關(guan) 心的問題都沒有大的變化。從(cong) 我開始研究中國基督教的時候,我的問題意識一直就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現代文明當中的處境,包括西方宗教在中國存在的狀況和中國文化受到西方的文明衝(chong) 擊之後,它呈現出的樣貌。
在那個(ge) 時候,我還沒有一個(ge) 進入中國古代研究的抓手,隻是一直保持這方麵的關(guan) 注和興(xing) 趣。後來開始做自殺研究,我主要有兩(liang) 方麵的收獲:一方麵,我對中國的現狀、當下中國人們(men) 生活的狀態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也意識到,對這個(ge) 現狀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需要追溯到古代,追溯到古代的製度和中國的倫(lun) 理風格,並看到其中的古今之變;另一方麵,通過自殺研究,我對西方問題,特別是基督教的問題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結束自殺研究之後,在2007年的時候,我就開始逐漸對禮學產(chan) 生興(xing) 趣,並留心這方麵的內(nei) 容。在這之後,我都是在平行推進我的研究,這中間既有我對西方的研究,也有對中國從(cong) 現代追溯到古代的研究。可以說,我對中國文明的興(xing) 趣一直都在,隻是現在我會(hui) 特別把一些相關(guan) 的思考寫(xie) 出來。但同時,我對西方的閱讀、研究和教學也一直沒有中斷。
簡單來說,我關(guan) 心的問題一直有一個(ge) 比較固定的架構:中西文明的對比,和古代文明的現代處境。我對中西兩(liang) 方麵的關(guan) 注一直是同步進行的,但是各個(ge) 時期處理的具體(ti) 問題可能會(hui) 不同。
Q
中西的對比可能對我們(men) 來說比較好理解。但也許可以請您多談一些,您所謂的古今之變大概是什麽(me) 意思?是您覺得,中國人至今仍然保持著與(yu) 古代相近的倫(lun) 理基礎或者是生活之道,但是在現代社會(hui) 中會(hui) 遭遇不一樣的處境,從(cong) 而受到衝(chong) 擊嗎?
A:
這個(ge) 問題可能要追溯到自殺研究。比如說,中國相當多的自殺現象是和家庭矛盾等問題相關(guan) 的,這就和西方不一樣。在這些自殺的案例中,就既有中西比較的問題,又有中國古今的比較。在傳(chuan) 統中國就不會(hui) 有那麽(me) 多人因為(wei) 家庭矛盾而自殺,但現在就會(hui) 有很多人因為(wei) 家庭矛盾或者是其它相關(guan) 的問題而陷入精神問題,這是古今的不同。而中西的不同則是,西方的自殺模式,即使在完全現代的處境當中,也還是有很強的基督教的影響,比如,自殺者會(hui) 有很深的罪感,會(hui) 有自我懺悔的因素在其中。
在這個(ge) 問題上我們(men) 看到,在現代中國,家庭生活仍對人們(men) 非常重要,一些瑣事導致的家庭矛盾會(hui) 導致大量的自殺案例,這是非常中國式的特點。而精神的困境等等,則是比較現代的特點,我二十年前研究自殺的時候,精神疾病還沒有那麽(me) 常見,但最近幾年,抑鬱症明顯增多了。這樣就能夠看出,它是中國的,但同時也是現代的。要對這個(ge) 問題有更好的解決(jue) ,一方麵要對由西方所帶來的現代人生活的精神處境有了解,另一方麵,這種中國的特點必須追溯回中國的傳(chuan) 統。
Q
那麽(me) 反過來問,您覺得堅持中西文明比較的宏闊問題意識,或者堅持傳(chuan) 統和現代比較的研究事業(ye) ,對您的禮學的研究有怎麽(me) 樣的影響或幫助?
A:
影響是非常大的,即使它不一定在每個(ge) 具體(ti) 的研究、每篇文章裏麵體(ti) 現得那麽(me) 明顯。在具體(ti) 研究上,其實我關(guan) 心的每一個(ge) 中國傳(chuan) 統的問題,都有一個(ge) 和西方對應的點:或者是和宗教的對應,或者是和一些哲學問題的對應,或者是和一些政治哲學問題的對應,不管是隱的還是明的。比如說,我不太相信現代製禮,應該就有這方麵的影響。有一些關(guan) 心現代禮學研究的學者,比較熱衷於(yu) 成人禮,或者是漢服這些,比較關(guan) 注禮學的現代實踐。我對這種做法就有很深的懷疑。我不太相信在現代語境之下,通過這種恢複某種禮的具體(ti) 實踐可以實現什麽(me) 。
上麵提到的這些做法,表麵上非常傳(chuan) 統,其實是受到西方影響之後的現代民族主義(yi) 的不自覺反映。比如說,穿漢服之類的實踐,它僅(jin) 僅(jin) 是在形式上是在恢複傳(chuan) 統的禮,但其實是以非常現代的民族主義(yi) 的方式來對待禮,那麽(me) 禮就變成了民族主義(yi) 的標誌。我比較排斥這種思路。
對於(yu) 傳(chuan) 統禮學和經學的問題,它的門檻確實比較高,這種學術不是隨便讀幾本書(shu) 就可以談論的,研習(xi) 者必須對曆史和學術史有全麵的了解,在小學方麵接受過一定程度的訓練。但對這些禮製曆史的了解,不是為(wei) 了去恢複它們(men) ,而是為(wei) 了看背後的道理。而如果要對背後的道理有一個(ge) 深入的理解,必須得經過這些訓練和學習(xi) 的階段,這是必須要過的這一關(guan) 。
所以,就我個(ge) 人的禮學研究來說,我並不是為(wei) 了學術史上的具體(ti) 問題而去研究。前些年剛接觸禮學的時候,我會(hui) 更關(guan) 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就像剛才說的,這是無法繞開的。在這些方麵,中學比西學要更難,因為(wei) 中學的每部經典幾乎都是一套單獨的話語體(ti) 係,各自有獨立的學術傳(chuan) 統,要想將研究深入推進,就必須熟悉各種具體(ti) 的問題和學術爭(zheng) 論。但在對這些具體(ti) 的問題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之後,就可以進一步在比較抽象的層麵上來挖掘背後的根本精神。
我這些年的關(guan) 注已和前幾年不太一樣,我現在沒有前幾年那麽(me) 關(guan) 心偏向細節的技術性問題,這些年會(hui) 更多地把哲學的問題和這些問題結合起來看待。
Q
我們(men) 還關(guan) 心您在中西文明比較研究中的結論轉變。在17年以前,您將中西文明分別概括為(wei) “文質論”與(yu) “形質論”。這裏的差別在於(yu) 自然與(yu) 文明在不同文明中表現出來的或對抗(西)或相得益彰(中)的關(guan) 係。但是近年來,您更願意將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稱為(wei) “性命論”,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文明為(wei) 典型)則是“存在論”。您是為(wei) 什麽(me) 拋棄了前一種認識,改為(wei) 現在致力於(yu) 完善的“性命論”呢?與(yu) 您對經學深入研究是不是有關(guan) 係?
A:
當然有關(guan) 係。不過,其實我現在也沒有完全放棄“文質論”的提法,你說的這種轉變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yu) 我對西學的新認識。在中國這邊,我現在也還會(hui) 認為(wei) “性命論”和“文質論”都很重要。“性命論”更具哲學性,對人性的刻畫更加合適;而“文質論”可能更多強調的是製度方麵。
但與(yu) 這兩(liang) 個(ge) 概念相對應的西學概念,我會(hui) 有一個(ge) 理解上的變化。因為(wei) 與(yu) “文質論”相對應的西學概念是“形質論”。形質論被用來概括亞(ya) 裏士多德傳(chuan) 統是比較恰當的,但是像柏拉圖傳(chuan) 統和其他非亞(ya) 裏士多德傳(chuan) 統——包括現代哲學的笛卡爾傳(chuan) 統,其實用形質論來概括就不是很合適。而和“性命論”對應的是“存在論”,用來概括西方思想的總體(ti) 脈絡,我會(hui) 覺得是比“形質論”更恰當一些。
總結來說,我是因為(wei) 對西方文明判斷的側(ce) 重點有所不同,所以現在會(hui) 用和“存在論”相對應的“性命論”更多,但我沒有完全放棄前者。應當說,“存在論”的講法是對“文質論”的揚棄,或者說是進一步發展。
Q
我們(men) 的讀者可能並不是很清楚,所以想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為(wei) 什麽(me) 願意用“文質論”和“形質論”、“存在論”和“性命論”去概括中西文明的特點
A:
這其實是挺大的一個(ge) 問題。我認為(wei) ,根據亞(ya) 裏士多德的傳(chuan) 統,大致說來,質料是比較低的,形式是比較高的,形式會(hui) 塑造質料。在今天,並不是每一個(ge) 哲學家都接受“形質論”,這也是我不用它來概括全部現代西方的原因。但是采用“形質論”的很多現代思想家,比如康德——他也會(hui) 大量的使用形式和質料的概念,霍布斯思想裏也有這樣的暗示,他們(men) 會(hui) 用質料來代表自然,用形式來代表人類的文明。這樣,在“形質論”的結構中,質料處於(yu) 被動的位置,形式會(hui) 是一個(ge) 更主導性的力量。
而在“文質論”的框架中,“質”其實是類似的,不過“文”不同,它是來自於(yu) 自然中的紋理。亞(ya) 裏士多德有過一個(ge) 比喻,一個(ge) 好的工匠,當他看到一塊大理石的時候,他就已經看到了一個(ge) 赫爾墨斯像。這是因為(wei) 好的工匠對形式有很好的把握,形式是在工匠的靈魂當中,所以當他看到質料的時候,他就知道怎麽(me) 用形式去裁割這個(ge) 質料。但在中國傳(chuan) 統的理解中,一個(ge) 好的工匠當他看到一塊好的材料的時候,他也知道他可以把它馬上做成什麽(me) 。但這不是因為(wei) 他有一個(ge) 先在的形式,而是因為(wei) 他看到材料的紋理走向時,就會(hui) 知道它會(hui) 更像什麽(me) ,他能按照質料中的紋理來進行裁割。所以他是按照這個(ge) 質料本身——當然在中國語境中就不是“質料”,而是“質地”——按照這個(ge) 質地本身怎麽(me) 來切割。所以它更多的是依據於(yu) 自然的,不是對於(yu) 自然的完全形塑,而是依據自然本身內(nei) 在的紋路來紋飾和修整。所以在文質論的語境當中會(hui) 更尊重自然,會(hui) 尊重它本身的這個(ge) 東(dong) 西。當然也有人為(wei) 的努力,但人為(wei) 是一種修飾,而不是對它的一種改變。所以這裏麵會(hui) 有人為(wei) 的力量和自然之間相互的“文質彬彬”的態度。
這就是我考慮的“形質論”和“文質論”的區分。而“性命論”和“存在論”的對比——還是如我剛才說的,我並不是想把“文質論”的思路完全拋棄——是對西方傳(chuan) 統的更大、更廣泛的概括。在我看來,西方哲學關(guan) 心的一直是存在問題,而“形質論”隻是一個(ge) 形態。在西方哲學剛剛興(xing) 起的時代,哲學家往往認為(wei) ,變化當中的存在都是becoming,背後都有一個(ge) 永恒不變的存在、最根本的存在,而變化中的存在其實是不完美的存在,或者說是不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存在、沒有完成的存在。
我會(hui) 認為(wei) ,西方文明的“存在論”總體(ti) 呈現為(wei) 三重的架構:永恒不變的絕對存在、精神性的存在和物質性的存在。在西方古今的思想變化中,這個(ge) 框架是不變的,隻不過不同哲學家基於(yu) 不同的出發點,對這三種存在之間關(guan) 係的認知會(hui) 有變化。比如笛卡爾,他就是從(cong) 對“自我”——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思維性存在——的論證出發,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和物質性的存在。在現代科學的圖景中,人們(men) 更能接受物質性存在作為(wei) 基本的存在方式,但也不能完全放棄對絕對存在(即上帝)的理解。
與(yu) 西方不同,中國的“性命論”傳(chuan) 統並不假定一個(ge) 永恒不變的存在,一切都是由性命出發的。當然,性命在中國思想中有深刻的哲學含義(yi) ,其中包含人性、天命、天人關(guan) 係等問題,這些都是更抽象的哲學追問。其中尤其深刻之處在於(yu) ,中國思想圍繞和展開的主體(ti) ,並沒有被當作一種“存在”,而是被當作一種’“生命”,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對“性”和“命”的理解是從(cong) 對生命的關(guan) 注中抽象出來的。這種思想模式和從(cong) 存在問題出發的西方傳(chuan) 統就非常不一樣。性命論傳(chuan) 統會(hui) 更尊重自然,這個(ge) 自然更多的是以生命為(wei) 主的自然,這是與(yu) “文質論”的說法一致的。
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和中國製度的傳(chuan) 統,都會(hui) 比較關(guan) 注生命的問題,以及由生命中抽象出來的人性、天命、自然等問題。當然,西方的存在論或者是形質論傳(chuan) 統,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根本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men) 轉換視角,從(cong) 性命論出發,重新審視西方思想史中的這些大問題,就可能會(hui) 提出不同的解答方案。當然,我的核心關(guan) 切還是希望尋求對中國文明傳(chuan) 統在當下、或者說各種語境下的重新追溯和理解。
禮學與(yu) 哲學的新麵貌
Q
自從(cong) 李澤厚先生說“該中國哲學登場了”,您和很多老師都在嚐試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傳(chuan) 統的思想資源用現代的方式進行體(ti) 係性的建構,近年也舉(ju) 辦了多次“中國哲學五人談”。楊立華老師的《一本與(yu) 生生》,丁耘老師的《道體(ti) 學引論》,您的“性命論”——您說《生命的深度》就是您的“性命論導引”,都是建構中國哲學非常重要的嚐試。您最近用力於(yu) 禮學研究,對這些建構性的理論嚐試來說,有什麽(me) 樣的幫助?
A:
任何一個(ge) 哲學性的體(ti) 係建構都不會(hui) 是憑空而來的,而一定要有自身的傳(chuan) 統,它不僅(jin) 僅(jin) 依賴於(yu) 過往的思想,還必須有曆史的依據。我覺得,在現代語境下,特別是中國現代的語境下,有很多東(dong) 西不能被我們(men) 忽視。古人的思想和哲學,今人常會(hui) 誤解,這很自然。我不否認“創造性地誤讀”古人的一些東(dong) 西也可以成就一種新的體(ti) 係,曆史上看,很多出色的新思想就難以逃過這樣的標簽。但在今天,我認為(wei) 這是不行的。因此,首先,今天用力於(yu) 中國古代學問的學者,必須充分尊重古人的思想,也必須足夠尊重製度方麵的研究,曆史學和考古學研究提供給我們(men) 的一些基本史實不容忽視。這是經過清學洗禮後的中國學問的基本規範,它和西方現代研究性大學確立的學術規範有相似的地方。
另外一方麵,任何一個(ge) 哲學體(ti) 係和思想體(ti) 係的建構都不能是自說自話的,它必須麵對現實,對於(yu) 製度性的演進和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國人在今天基於(yu) 西方思想進行的研究,是可以介入到當下的種種政治、經濟、社會(hui) 問題的討論中,可以對這些問題發聲。但是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研究出發,我們(men) 很難介入到一些比較大的現實問題的討論當中;甚至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和思想的研究和中國製度史的一些研究都不能夠對話,對哲學、思想的研究和對曆史、考古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分裂的。這是很遺憾的,因為(wei) 這讓中國傳(chuan) 統的思想資源喪(sang) 失了很大的活力。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為(wei) 什麽(me) 關(guan) 注禮學?如我一開始所說的,禮學是介於(yu) 比較抽象的哲學觀念和現實製度之間的學問,它在任何一個(ge) 時代都是活的:禮學家既要照顧到經學文獻和文獻背後的道理,又要考慮到現實中禮製的實踐。所以,關(guan) 注禮學的問題,我是有這兩(liang) 方麵的考慮:一方麵,它不會(hui) 憑空地講一些抽象的道理,也不會(hui) 僅(jin) 僅(jin) 在史實中來看製度的變化,而能在製度和思想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另一方麵,通過關(guan) 注這些東(dong) 西,我們(men) 能了解過去的製度和思想,以此為(wei) 基礎,我們(men) 就不會(hui) 在一些基礎的事情上麵犯錯。從(cong) 清代經過民國到現在,中國傳(chuan) 統學問其實首先還是在一些比較基礎的方麵發展的,比如說對製度和文獻的一些曆史研究,還有考古發掘出來的一些東(dong) 西。在我們(men) 進行哲學思想闡發和體(ti) 係建構的時候,不應該無視這些最基本的東(dong) 西。其實古代的學術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就明明事情不是這樣或那樣,但思想性的建構完全會(hui) 忽視史實。比如說,某個(ge) 字就不是這個(ge) 意思,但是被強解成這個(ge) 意思。像這樣的做法,我想在今天是行不通的。
Q
您去年年末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回應趙汀陽老師的文章:《經學何以入哲學》。您在這篇文章中展現出了一種非常積極的期待,希望將經學的視野也納入到哲學的研究中。能否請您談談這方麵的思考?
A:
我前麵一直強調,禮學能夠聯係起哲學和製度兩(liang) 方麵的思考。我也想說明,在中國傳(chuan) 統的視野中,哲學不僅(jin) 僅(jin) 是形而上學問題(當然它是建立在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的基礎之上的),但哲學要真正有力量,就必須要介入到社會(hui) 、政治等問題中。以往中國哲學的研究方式,就很容易忽略哲學在製度和社會(hui) 哲學問題上的創造力。但我們(men) 習(xi) 慣人為(wei) 地把這些傳(chuan) 統學問給割裂開來,把其中的某部分說成是哲學,其它部分說成不是哲學。但這些傳(chuan) 統的學問本來是一體(ti) 的,古人有關(guan) 禮製建設、政治製度的觀點,其實離不開他們(men) 對天道、性命等問題的思考。作為(wei) 對比,在西方思想的研究中,哲學問題、政治問題和宗教問題一直是一體(ti) 的。但在以西方的標準來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時候,卻經常是把它割裂開來,人為(wei) 建立學科壁壘,以至於(yu) 出現無法跨學科溝通的問題。但其實,哲學與(yu) 經學討論的問題,原本就應該是一體(ti) 的。
所以我的這篇文章,其實也是這方麵思考的一個(ge) 嚐試。曆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像《三禮》對禮製的關(guan) 注,又如《春秋》對曆史和法律的關(guan) 注等等,這些都不隻是文字學,也不僅(jin) 僅(jin) 是製度方麵的學問——當然我們(men) 不能忽視這些,但這些背後會(hui) 有哲學思考的麵向。
我們(men) 必須承認一些基本的現實,中國古代的著作不像西方古代的哲學著作,從(cong) 一開始就采取非常嚴(yan) 密的層層論證的寫(xie) 作方式。不過,中國古人真正關(guan) 心的一些哲學前提和假定,往往不一定說出來。我在那篇文章裏麵采用了一個(ge) 比喻,也是我上課時經常說的一個(ge) 比喻,就是說,我現在呆在一個(ge) 大樓裏,在沒有發現另外一個(ge) 大樓的時候,我們(men) 關(guan) 心的隻是這個(ge) 房間和另外一個(ge) 房間之間的差別,我們(men) 不會(hui) 注意到我們(men) 樓房其實是木質的結構。但是當我們(men) 發現有另外一座樓房是石質的結構,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men) 才會(hui) 意識到我們(men) 的房子原來是木質的結構,並進而在比較中進一步發現木質結構的樓房有什麽(me) 樣的根本特征、與(yu) 石質樓房有什麽(me) 根本性的不同。
類似地,中國古人的爭(zheng) 論中不會(hui) 爭(zheng) 論“木質”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木質”問題不重要。在中國傳(chuan) 統的文獻有很多具體(ti) 問題的爭(zheng) 論,但其實這些爭(zheng) 論各方都有一些共同的假定,在那個(ge) 語境下,這是不需要爭(zheng) 論的,但是這可能才是更根本的問題。隻有另一個(ge) 完全不同的體(ti) 係出現的時候,我們(men) 才會(hui) 意識到這些東(dong) 西是很重要的。而我們(men) 在考察這些問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討論哲學問題。這也能夠說明,我們(men) 如何能從(cong) 經學進入哲學。
禮學實踐與(yu) 禮學的未來
Q
對於(yu) 禮學以及中國傳(chuan) 統文獻的研究,您並不主張在不成熟的時候將它們(men) 操之過急地付諸實踐。但我們(men) 的日常生活,似乎在很多方麵還是有豐(feng) 富的禮學色彩,比如祭祖、祭天等習(xi) 俗和儀(yi) 式。那麽(me) 您認為(wei) ,禮學的學術研究和我們(men) 日常生活之間有怎樣的關(guan) 係?以實證或者田野的方式進入日常生活的世界,探求現存的禮儀(yi) 或者宗教實踐,這些經驗研究對於(yu) 我們(men) 的理論研究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幫助?兩(liang) 者之間會(hui) 有怎樣的關(guan) 係?
A:
我對禮學的關(guan) 注本來就是要回到田野研究中的。同時,民間實踐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傳(chuan) 統禮製的基本精神也是非常必要的,二者之間是一個(ge) 相互的過程。
過往的禮製實踐很多變成了禮俗。但在民間的長期流傳(chuan) 中,各地的禮俗往往會(hui) 不同,人們(men) 對它的解釋也會(hui) 眾(zhong) 口不一,甚至會(hui) 以訛傳(chuan) 訛。所以,要了解禮製的真正精神,還是需要參看傳(chuan) 統的經學文獻。當然,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來看,現實的禮俗也是古代禮製在當代的“活”的麵向,我們(men) 在理解古代文獻當中的基本的精神時,又要參考這些現實實踐中的禮製。
很長時間以來,民間的很多禮俗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喪(sang) 禮的基本模式大致是保存至今的。可是另一方麵,比如,現在的婚禮已經變得非常西化了。在與(yu) 現代文明和外來文化的碰撞中,不同的禮俗發生了不同的轉變,其實這恰恰說明,民間的禮俗仍然是有相當大的活力的,非常值得我們(men) 重視。
再多說一句,從(cong) 研究的角度來說,在不影響現實的情況下,我希望盡可能地尊重這些還活著的傳(chuan) 統。這麽(me) 一百多年來,對於(yu) 傳(chuan) 統禮製的引導和變革一直在進行。在這個(ge) 移風易俗的過程中,其實采取了很多強製的措施。網上好像一直在流傳(chuan) 著我有關(guan) 殯葬的一篇訪談,最近又總被翻出來討論,說我反對火葬、支持土葬。其實那是標題黨(dang) ,我的說法遠沒有那麽(me) 極端。但是我確實會(hui) 認為(wei) ,中國現代殯葬的基本指導精神是有問題的。按照中國禮製的基本精神,喪(sang) 葬的方式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它隻是一種形式,關(guan) 鍵還是怎麽(me) 來表達對去世的親(qin) 人的情感。作為(wei) 一種儀(yi) 式,它是由內(nei) 而外的,是我們(men) 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也許就是我們(men) 生活方式一部分。這其實特別能夠體(ti) 現中國禮學的基本精神。
Q
北京大學從(cong) 09-10年開始組織相關(guan) 的禮學研究和活動至今,在2014年正式成立了禮學研究中心,現在很多其他高校也成立了禮學研究的中心。可以說,如今全國的禮學研究已蔚然成風。我們(men) 想請您簡單回顧一下過去十年禮學研究的進展,同時也展望一下未來禮學研究的發展麵向。
A:
我個(ge) 人覺得,回看近十年的發展,禮學沒有最開始那麽(me) 火熱了,現在稍微有點降溫。當然,這並不見得完全是壞事,禮學研究的降溫,可能會(hui) 讓人們(men) 更冷靜一些。
在具體(ti) 的禮學研究當中,在很多方麵我們(men) 都有很大的推進。無論是古代禮學文獻的整理,還是禮學史的研究,我們(men) 都有很出色的成果。這十年裏麵,禮學研究的推進其實是學界共同努力的結果,來自不同學科——無論是曆史學、古典文獻學、考古學、哲學,甚至法學和社會(hui) 學等等——的學者們(men) 的跨學科協作,為(wei) 禮學研究注入了很多活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社會(hui) 學的禮學研究,我認為(wei) 是非常重要的。社會(hui) 學以前不太關(guan) 注古代禮製的問題,但現在很多學者會(hui) 通過經學文獻來研究傳(chuan) 統社會(hui) ,這已經成為(wei) 大家普遍接受的方式,而且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周飛舟老師及其學生的很多工作。
經學和禮學是傳(chuan) 統的學科,很難被完全劃歸到任何一個(ge) 現代學科門類之中:這既是它的好處,同時又是它的問題。這種特殊性需要我們(men) 嚴(yan) 肅對待,也正因此,對於(yu) 禮學今後的發展,我希望以後各個(ge) 學科的力量能有更多的整合。除了各個(ge) 具體(ti) 研究領域內(nei) 的推進、以及禮學和經學相互配合之外,我想最重要的還是更多學科之間的溝通。在中西比較、古代和現代的比較等主題的研究上,未來還需要有更多的發展;而在這些方麵要想有更宏觀的推進,不同思想資源的整合就會(hui) 非常重要。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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