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組合

作者：朱漢民

來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提要

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在曆史上被稱之為(wei) “湖南人之性質”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與(yu) “士習(xi) ”的滲透與(yu) 融合，導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強悍意誌與(yu) 士氣的道義(yi) 精神的湖湘士人群體(ti) 崛起。

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什麽(me) 是人的'精神氣質'”、"民性：湘人的氣質之性"、"士氣：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組合"四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與(yu) 文化基因》論文,以饗讀者。

湖湘士人是湖湘文化創造的主要承擔者。湖湘士人創造出的湖湘文化成果體(ti) 現為(wei) 兩(liang) 種形態：一種客體(ti) 化的文化觀念形態，主要體(ti) 現為(wei) 湖湘哲學、宗教、倫(lun) 理、政治、文學、藝術、科技、教育等觀念文化形態；另一種是主體(ti) 化的文化心理形態，即本文討論的精神氣質形態，主要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心理、性格氣質、審美趣味、價(jia) 值取向等等。

從(cong) 屈原到王船山，從(cong) 曾國藩、左宗棠到譚嗣同、唐才常，從(cong) 黃興(xing) 、蔡鍔到毛澤東(dong) 、蔡和森，湖南地區的士人群體(ti) 一直引起學術文化界的廣泛關(guan) 注和高度讚揚。特別是近代以來，湖湘人材群體(ti) 在国际1946伟德與(yu) 政治事功兩(liang) 個(ge) 方麵卓有成就，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化的曆史進程和發展風貌。雖然湖湘士人所開創的政治事功成為(wei) 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閃光點，但是最能引發人們(men) 崇敬的心情、濃厚的興(xing) 趣、熱烈的讚譽的，還是湖湘士人身上表現出來、十分有特色並具有人格魅力的“精神氣質”。

4《湖湘人士的精神氣質與(yu) 文化基因》之《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組合》

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與(yu) 這個(ge) 地區的“民性”與(yu) “士風”均有關(guan) 聯。“精神氣質”是某一族群、地域等社會(hui) 群體(ti) 的“文化—心理”特質的概念，包括道德的、審美的、宗教的“精神”層麵和生理、心理的、習(xi) 俗的“氣質”層麵。而湖湘士人的“文化—心理”特質所體(ti) 現出精神層麵和氣質層麵，有著“民性”與(yu) “士風”方麵的不同來源。

一方麵，湖湘士人“氣質”方麵的心理文化，是以本土的“民性”為(wei) 來源與(yu) 基礎。由於(yu) 自然地理、血緣遺傳(chuan) 、人文曆史的綜合原因，湖南地區形成一種特有的民性、民風。這就是曆朝的曆史典籍、地理方誌等書(shu) 上所描述的湘人的性格、氣質，即所謂的民性、民風，即史誌上所反複說到的“勁直任氣”、“人性勁悍”、“任性剛直”、“剛勁勇悍”、“其俗慓悍”等等。雖然由於(yu) 移民、交通及文化教育等原因，湖南的民性、民風在一些局部地區有所改變。但從(cong) 總體(ti) 而言，即使到了近代，這一民性、民風的格局仍得以保存。民國初年湖南調查局曾作過一個(ge) 湖南民情風俗的調查，其結論的是：“湘人之特質，總之不離乎勁悍決(jue) 烈，忍苦習(xi) 勞者近是。”“西南之民剛而樸，其失也悍。”[1]這種“勁悍決(jue) 烈”、“忍苦習(xi) 勞”的民性、民風是源於(yu) 湖湘本土的文化傳(chuan) 統，可由明清時期湖湘民俗文化、心理文化，上溯到漢晉以來的“諸蠻”、戰國時代的“楚蠻”與(yu) 上古時期“苗蠻”。

另一方麵，湖湘士人“精神”方麵儒家道德文化。在古代中國，士人一直是中國傳(chuan) 統精神文化特別是儒家国际1946伟德的承擔者與(yu) 傳(chuan) 播者，儒學的價(jia) 值信仰、道德觀念、政治思想主要是通過一代代士人的承擔與(yu) 傳(chuan) 播而發揮其基本的社會(hui) 功能。儒家文化本是起源於(yu) 齊魯的區域文化，經西漢時期的“獨尊儒術”政策後成為(wei) 統一中國的意識形態，但是直到晉唐之時，儒家文化在湖南的影響仍是十分有限。宋代以後，中國的文化重心南移，湖南的文化教育逐漸發展，儒家文化才有了進一步的推廣、普及，最著名的例子是四大書(shu) 院之一的嶽麓書(shu) 院的創辦。唐末五代時期，因有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淩夷，習(xi) 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2]這是嶽麓書(shu) 院正式建院之前的狀況。北宋初年，經過一些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嶽麓書(shu) 院已經成為(wei) 一所聞名全國的著名書(shu) 院，在儒家文化的傳(chuan) 播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以至於(yu) 著名學者王禹偁讚揚說：“使裏人有必箿之誌，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zi) 為(wei) 洙泗。誰謂荊蠻？茲(zi) 為(wei) 鄒魯。人存政舉(ju) ，豈係古今？導德齊禮，自知恥格。”[3]這段話說明，嶽麓書(shu) 院的文化教育既是“瀟湘”與(yu) “洙泗”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荊蠻”的民性、民俗與(yu) “鄒魯”的士風的文化結合。

其實，自兩(liang) 宋以來的儒家士大夫，無論是湖湘本土的學者，還是流寓湖湘的士大夫，他們(men) 的一個(ge) 重要文化使命是“化民成俗”，將儒家的禮義(yi) 文化傳(chuan) 播到這個(ge) “風化陵夷、習(xi) 俗暴惡”的“瀟湘”、“荊蠻”之地。但是，許多有見識的士大夫亦意識到，湖湘本土的“民性”與(yu) 中原傳(chuan) 入的儒家禮義(yi) 並不完全是對立的，而是可以將兩(liang) 者融合起來的，如明代士大夫倪嶽說：

“予聞長沙為(wei) 郡，……其士習(xi) 則好文而尚義(yi) ，其民性則決(jue) 烈而勁直。故習(xi) 之相近，固多問學誌節之風；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獷桀驁之態，往往健訟之日聞而逋賦之歲積。”[4]

他和許多士大夫的理想一樣，希望保持這一“士習(xi) ”與(yu) “民性”的融合，即盼望將這種“士習(xi) ”化入“民性”之中，即所謂“敦禮師儒使居其間，以教郡邑之俊秀，將見賢者匯興(xing) ，風俗必變，因以導化其鄉(xiang) 之人，以複昔時所稱，人多純樸，俗恥不義(yi) 。學者勤於(yu) 禮，耕者勤於(yu) 力。……翕然湖湘文獻節義(yi) 之盛。”[5]

經過這種“民性”與(yu) “士習(xi) ”的滲透與(yu) 融合，湖湘之地確是成長了一大批成功將勁悍的民性與(yu) 禮義(yi) 的士氣結合的湖湘士人群體(ti) 。從(cong) 明清到近代，一批批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總是將儒家的道德、審美等精神文化滲透到其“南蠻”的心理氣質層麵。儒學向來重視人格修煉，南下的理學強化了這一精神修煉的傳(chuan) 統。湖湘理學的精神修煉與(yu) 湘人氣質性格的結合，就產(chan) 生了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譬如，湘軍(jun) 是由“儒生領山農(nong) ”構成，曾國藩對領軍(jun) 的儒生有一些完全屬於(yu) “精神氣質”方麵的要求，即所謂“書(shu) 生之血誠”[6]、“大抵有忠義(yi) 血性”[7]“血性”是屬於(yu) 以生理心理為(wei) 基礎的氣質性格，“誠”、“忠義(yi) ”則是以儒家道德修身為(wei) 基礎的精神文化，兩(liang) 者的滲透與(yu) 結合，就構成湘軍(jun) 將領普遍追求、表達的“忠義(yi) 血性”的精神氣質。曾國藩在總結民間武裝的湘軍(jun) 最終能夠取得國家軍(jun) 隊八旗、綠營所不能完成的平定天下的成就，與(yu) 湘軍(jun) 將領普遍具有的獨特精神氣質有關(guan) ，他說：“吾鄉(xiang) 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lun) ，曆九載而勘大亂(luan) ，非拙且誠之效與(yu) ？”[8]所謂“拙誠”，是一個(ge) 與(yu) “忠義(yi) 血性”類似的概念，表達的正是湘軍(jun) 將領的精神氣質，其“誠”源於(yu) 中原儒家的道德理念，是精神方麵的；而“拙”則源於(yu) 南楚蠻族的血氣民性，屬於(yu) 氣質方麵。曾國藩能夠非常準確地使用這些概念來表達湖湘士人精神氣質的二重組合。

如果我們(men) 深一層考察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均可以發現其內(nei) 在組合上的一些特點，就是他們(men) 的內(nei) 在人格、精神氣質中，往往具有一種兩(liang) 極現象，就是將兩(liang) 種十分不同、甚至是十分對立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現象融為(wei) 一體(ti) 。譬如，人的道德理念與(yu) 自然血氣在內(nei) 心世界總是十分對立的，根據儒家的修身理論，一切士君子的修身過程與(yu) 目標就是要用道德理念去壓抑、克製自然血氣。但是許多傑出的湖湘士人卻能夠將其德性修養(yang) 與(yu) 血氣拓展統一起來，成就為(wei) 一種“拙誠”、“明強”、“忠義(yi) 血性”的精神氣質。“狂”與(yu) “狷”亦是十分對立的人格與(yu) 氣質，但湖湘士人中偏偏產(chan) 生較多的“狂狷型”精神氣質，既有狂者精神，又有狷者特質，表現為(wei) 一種既狂又狷的獨特人格。其實，湖湘士人的這種相反相成的精神氣質特征還表現在許多方麵，包括既有“虎氣”人格，又有“猴氣”人格；既有浪漫理想，又重實際事務；既是正統的維護者，又是反對正統的叛逆者；既有悲情心理，又有豪邁激情；既是崇文的書(shu) 生，又是尚武的將士；既有成就聖賢的精神追求，又有開拓豪傑事業(ye) 的政治誌向；等等，等等。這就使得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呈現出一種多姿的風貌和多彩的景象，尤其是在動蕩的政治變局和痛苦的曆史轉型，更是將這種相反相成的精神氣質特質來表現得淋漓盡致。

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之所以會(hui) 呈現出這種相反相成的兩(liang) 極現象，毫無疑問，這是不同文化基因組合的結果。如果對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作一解構，可以發現，其文化基因的組合是別有特點的。本來，“精神氣質”的概念就是道德的、審美的精神文化與(yu) 生理的、氣質的心理文化的結合。是一種不同文化因素組合而成的人格現象。而“湖湘士人”的主體(ti) 是“士人”，其精神氣質則是將“民性”的社會(hui) 心理文化與(yu) “士風”的人文精神文化結合起來，體(ti) 現出這一社會(hui) 群體(ti) 的文化特質。又由於(yu) 這種士人群體(ti) 特指“湖湘”地域，湖湘士人的精神層麵的文化，其主要文化基因來自中原的儒家學說，而其心理層麵的文化基因主要又來自南蠻的民性民俗。這樣，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就是一種多重文化基因的組合，即心理文化與(yu) 精神文化、民俗文化與(yu) 士人文化、楚蠻文化與(yu) 中原文化等多重文化的組合。這些不同文化基因組合的直接結果，就是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呈現出德性與(yu) 血氣、狂傲與(yu) 狷守、崇文與(yu) 尚武、浪漫與(yu) 實際、虎氣與(yu) 猴氣等不同文化人格合於(yu) 一身，體(ti) 現出一種兩(liang) 極性文化特質既相反又相成的奇特文化景觀和精神氣質。

更加重要的是，這種不同文化基因的組合，強化了傳(chuan) 統儒家文化的文化活力，使得晚清以後缺乏文化活力的儒家文化能夠繼續充分發揮其文化功能；同時也進一步激化了士大夫精神的文化活力，使得儒家士大夫的德性文化、理想人格仍成為(wei) 清朝、民國時期社會(hui) 變革的主體(ti) 力量。晚清以來，儒家士大夫麵臨(lin) 嚴(yan) 重的文化困境，這既包括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明的衝(chong) 突，即儒家的德性文化、君子文化與(yu) 西方列強的尚力文化、蠻性文化的較量；也包括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內(nei) 在活力的損失，居於(yu) 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理學文化呈現道德虛偽(wei) 、思想空疏而不切實際的嚴(yan) 重弊端。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中出現的將儒家德性修養(yang) 與(yu) 蠻族血性結合、文化理想追求與(yu) 切實社會(hui) 行為(wei) 結合，故而從(cong) 這種文化困境中走出一條生路。這種德性文化與(yu) 蠻性文化的結合，從(cong) 而可以與(yu) 西方近代列強的尚力文化、蠻性文化相對抗，不僅(jin) 是使原本走向空疏，虛偽(wei) 的理學文化重新獲得了精神活力，同時也培養(yang) 也了一大批改變曆史、推動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富強的“聖賢豪傑”。

注釋
 
[1]湖南調查局編：《湖南民情風俗報告書》（民國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頁。
 
[2]【宋】歐陽守道：《贈了敬序》，《巽齋文集》卷7，《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187-422頁。
 
[3]王雲五主編：《小畜集》卷17，《潭州嶽麓山書院記》，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39頁。
 
[4]【明】倪嶽：《贈長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清溪漫稿》卷19，《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255-243頁。
 
[5]【明】倪嶽：《贈長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清溪漫稿》卷19，《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255-243-244頁。
 
[6]【清】曾國藩：《書信一·複胡大任》，《曾國藩全集》第21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76頁。
 
[7]【清】曾國藩：《書信一·與彭洋中曾毓芳》，《曾國藩全集》第21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225頁。
 
[8]【清】曾國藩：《詩文·湘兮昭忠祠記》，《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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