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yu) 福州正誼書(shu) 院

作者：鄒挺超

來源：《閩都文化》2017年第四期

1866年的一天夜裏，福州藏書(shu) 家楊浚的家裏，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年少嗜書(shu) 的楊浚，搜求各種圖書(shu) 善本已有數年。上門的這位客人，顯然也是衝(chong) 著他的藏書(shu) 來的。此前便已經托人來說，但他所找的那套書(shu) 太少見了，楊浚自然不願輕易出借。

然而想不到的是，這位客人卻深夜便服到訪，這可讓楊浚犯難了。

他隻能托故不見。因為(wei) 到訪的這位，正是閩浙總督左宗棠，不久前他剛剛追擊太平軍(jun) 從(cong) 廣東(dong) 回師福州。楊浚隻不過是個(ge) 內(nei) 閣中書(shu) ，從(cong) 七品的閑職，目下正告假在家，哪敢因為(wei) 借書(shu) 這點小事勞動赫赫功臣、封疆大吏親(qin) 自登門？

第二天，他急忙跑去拜謁。誰知這位一等恪靖伯一點沒有怪罪，反倒禮遇有加，還向楊浚表明，這套書(shu) 自己確實找了很久，聽說楊家有全套，才請人去借，希望能整理校對重新刊印，不讓前賢心血淹沒，當然，重新校對的工作也希望楊浚能夠主持。

或許是被左宗棠的執著打動，或許是被他折節容下的氣度所折服，楊浚慨然應允，擔任這套《正誼堂全書(shu) 》的總校。

正誼書(shu) 院的序幕就此拉開。

一套叢(cong) 書(shu) ，30年牽掛

左宗棠便服夜訪的故事，出自郭白陽的《竹間續話》。郭白陽是與(yu) 楊浚同時代的藏書(shu) 家郭柏蒼的後人，或許曾經聽先輩說過這段故事。

故事的真偽(wei) 姑且勿論。左宗棠對《正誼堂全書(shu) 》的執著倒是真的。

匯編這套叢(cong) 書(shu) 的，是康熙年間任福建巡撫的張伯行。作為(wei) 程朱理學的忠實信徒，張伯行極為(wei) 重視通過書(shu) 院講學，“所至必興(xing) 書(shu) 院，聚秀民，導以朱子之學”。在福建巡撫任上，他捐出俸祿，建設鼇峰書(shu) 院，祠奉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等程朱理學代表人物，希望重申福建綿延久遠的程朱道統。編刻“正誼堂”版理學叢(cong) 書(shu) ，也是為(wei) 了這個(ge) 宗旨。

“正誼堂”三個(ge) 字來自鼇峰書(shu) 院講堂，“正誼”取義(yi) 於(yu) 《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十分推崇這兩(liang) 句話，曾將其收入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白鹿書(shu) 院揭示》）中，作為(wei) “處事之要”教導學生。

張伯行原刻的叢(cong) 書(shu) 共收著作55種，基本匯集了宋明至清初程朱理學名著。

左宗棠少貧嗜學，他記憶最深的，就是在家塾中見到陳宏謀在湖南刊行的《四書(shu) 》大字本和《五種遺規》，以及在朋友處所見張伯行匯刻的“正誼堂”殘缺本。張、陳都是“理學名臣”，所任職的地方都有書(shu) 籍傳(chuan) 下，這讓他欽佩不已，認為(wei) 這是“先正之流風”，體(ti) 現了二人“為(wei) 斯世斯民謀者”無不周。

他後來在給楊浚的信裏回顧說，道光十三年（1833年），自己在朋友那裏見到“正誼堂”版的理學著作十幾種，其中所收錄的清康熙間著名理學家陸隴其的《讀朱隨筆》，他還曾抄錄給恩師賀熙齡及其兄賀長齡看，賀長齡認為(wei) 這是“絕學孤本”，叮囑他收集全套正誼堂刻本，可惜當時沒有找到。聽說張伯行擔任江蘇巡撫時將版片帶去，他到江蘇時，也曾到書(shu) 店找過，也沒找到。

同治五年（1866年）的福建，真可謂是百廢待興(xing) ，讓左宗棠頭痛不已。盡管如此，他還是抽出精力收集“正誼堂”版書(shu) 籍，可惜的是，鼇峰書(shu) 院所藏的版片已經“蠹蛀無存”。

左宗棠一生推崇程朱理學為(wei) 代表的宋學，對於(yu) 乾嘉以來過分注重訓詁考據的學風頗有微詞，主張“箴漢學之膏肓，而一以朱子為(wei) 歸”，認為(wei) 糾正這種毛病，需要以朱子之學作為(wei) 依歸。在朱子學的“大本營”福建任官，自然是他弘揚朱子為(wei) 代表的閩學的大好時機。重新整理、刊印“正誼堂”版叢(cong) 書(shu) 的想法，由此而生。

這一年他給老部下、時任浙江布政使楊昌濬寫(xie) 信，提到自己在福建做的事，除了“疏請造輪船、製福炮”“開蠶棉之館”，就是“設正誼書(shu) 局，以續閩學之緒”。可見，在他心目中，這是除了船政、民生之外的另一件大事。

紹繼閩學，體(ti) 貼寒士

同治五年六月初四（1866年7月15日），正誼書(shu) 局正式在福州新美裏（今福州南後街黃巷）開張。

左宗棠創設書(shu) 局，不隻是為(wei) 了校對、刊刻前輩編纂的叢(cong) 書(shu) ，更希望在福建士子之間形成一種讀書(shu) 鑽研的風氣，實現他“續閩學之緒”的宗旨。這也正與(yu) 當年張伯行創設鼇峰書(shu) 院、刊刻理學書(shu) 籍的宗旨吻合。

他在《創設正誼堂書(shu) 局告示》中特別提到當年張伯行在福建的時候“講明正學，閩學大興(xing) ”的事跡，表彰張伯行匯刻叢(cong) 書(shu) “掃異學之氛霧，入宋儒之堂奧”，希望叢(cong) 書(shu) 重刻完成後，能放到各府縣書(shu) 院，讓“吾閩人士得以日對儒先商量舊學”。他還期待自己公事之暇，能來局和“同誌之士”共同探討。

左宗棠還專(zhuan) 門撰寫(xie) 了《正誼書(shu) 局章程》，規定書(shu) 局延聘總校一人，並派提調一人（相當於(yu) 監督），還要“考取分校百人”，其中再挑10位作為(wei) “覆校”。

清代讀書(shu) 人真正做官發跡其實並不簡單，尤其是一些寒門子弟，就算考中舉(ju) 人也未必有官做。左宗棠素來以“寒儒”自許，自然要為(wei) 寒士考慮。參與(yu) 校對的舉(ju) 人、貢生，每月能拿到5兩(liang) 白銀的“膏火”，維持家計壓力大大減輕。所謂的“膏火”，是舊時書(shu) 院的常例，“膏”就是燈油，“火”是燈火，照字麵解釋就是讀書(shu) 人夜讀辛苦，給點燈油費補貼一下，相當於(yu) 今天的獎助學金。正誼書(shu) 局一年的膏火從(cong) 二月發到十一月，算是體(ti) 貼寒士，幫助他們(men) 過個(ge) 好年。

當然，工資也不是那麽(me) 好拿的。覆校、分校每天必須到局值日，“日讀二十頁，校一千字”，才算合格。考慮實際情況，如果有年紀比較大、精力不足的，可以斟酌再定量。當然，如果有人才力過人，工作量隻增不減，記勤一次。如果值日沒到，那就要記惰一次，而且勤惰不能相抵，記惰十次就“出局”。如果不到還找人頂替的，即日出局。在書(shu) 局混日子白拿膏火顯然是不行的。

左宗棠在章程中還特別提到，“舉(ju) 貢等束身名教，當知自愛。如有飲博流蕩，沾染惡習(xi) ，結交非人者，出局。尤不得出入衙門，幹預公事。”值日之外，在家每天還要讀書(shu) 寫(xie) 日記，寫(xie) 自己今天讀了什麽(me) ，月底抄正交到書(shu) 局，“以端品學”。根據全書(shu) 總目所列的“校對姓氏”，實際參與(yu) 重校的以閩縣、侯官兩(liang) 縣的舉(ju) 人為(wei) 主，也有部分貢生，人數不止百人。後來曾主講正誼書(shu) 院的葉大焯、擔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的張亨嘉都列名覆校之中。

《正誼堂全書(shu) 》的重校，擔任總校的楊浚居功甚偉(wei) 。從(cong) 楊浚所撰寫(xie) 的《正誼堂全書(shu) 跋》來看，張伯行所刻原書(shu) 散佚嚴(yan) 重，就連藏書(shu) 豐(feng) 富的他家裏也未必真有“完帙”。張氏所匯刻的這套叢(cong) 書(shu) ，很可能隻是陸續刊刻，並沒有完整匯集。更糟糕的是，就連鼇峰書(shu) 院院藏書(shu) 目也未將這套書(shu) 歸在一起，而是分列經史子集之中，完全失去了張伯行編定此書(shu) 的原意，書(shu) 目中旁注的“正誼堂版”字樣又往往脫略，給推斷原貌的工作又加了不少難題。

在楊浚主持下，書(shu) 局著實下了不少功夫。他們(men) 根據張伯行文集中所收的各篇序言，按照他所訂立的立德、立功、立言、氣節、名儒粹語、名儒文集等分門別類，曆時9個(ge) 月，總算大致恢複了叢(cong) 書(shu) 舊貌。

書(shu) 局的新出路

遺憾的是，左宗棠並沒有等到全書(shu) 校成便離開了福州。同治五年八月十七（1866年9月25日），他受命調任陝甘總督，十一月便正式離閩。受他賞識的楊浚不久後也入其幕府，前往西北，此後負責總校工作的是舉(ju) 人林祚曾。

即將離任前夕，左宗棠寫(xie) 信給老部下楊昌濬，總結自己治閩“六要”，其中又特別提到“開正誼書(shu) 局為(wei) 養(yang) 士勸學之要”。

臨(lin) 行之前，書(shu) 局“同學諸子”請左宗棠題一副對聯，他欣然命筆，題曰：“青眼高歌，異日應多天下士；華陰回首，當年共讀古人書(shu) ”。上聯用的是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青眼高歌望吾子”詩意，寄托了對後輩成才的期望，下聯中的“華陰回首”，似乎是概括宋代寇準《詠華山》“舉(ju) 頭紅日近，回首白雲(yun) 低”，表達對後輩將來即便身居高位也不要忘記曾經共讀古人書(shu) 的期許。這副對聯後來便掛在正誼書(shu) 院正廳。

盡管身在西北戰場，左宗棠依然牽掛《正誼堂全書(shu) 》，在全書(shu) 總目中收錄有他給楊浚的一封信，寫(xie) 於(yu) 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初八，這封信追溯了自己與(yu) 《正誼堂全書(shu) 》的淵源，並說書(shu) 已刊成，自己“急欲一見”，拜托楊浚給他弄一部來。

正誼書(shu) 局的開辦，本來是為(wei) 校對、刊刻全書(shu) ，書(shu) 若刻成，理當撤掉。不過，在這之前，林則徐的好友、鄉(xiang) 紳楊慶琛，以及受左宗棠推薦出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就已經為(wei) 它找好了出路。同治五年（1866年）底，就在左宗棠赴陝甘不久，他們(men) 就向鎮閩將軍(jun) 兼署閩浙總督英桂建議，將正誼書(shu) 局改為(wei) 書(shu) 院。英桂撥款在福州東(dong) 街駱舍鋪買(mai) 下民房，加以修建，正誼書(shu) 院就此登場。

書(shu) 院在福建曆史悠久，自唐以來，曆代都新建了不少書(shu) 院。康熙年間，張伯行在福州創建鼇峰書(shu) 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專(zhuan) 門下了詔書(shu) ，鼓勵各地督撫在省會(hui) 設立書(shu) 院，並對經費、管理等都作了規定。此後，書(shu) 院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據統計，清朝福建共建書(shu) 院470所，比唐宋元明各朝的總和還多。

清代的官學基本失去教學功能，隻剩下考課，書(shu) 院辦學形式靈活，又比私學規模更大，官辦的書(shu) 院很大程度上便替代了官學的教學功能。生員和未進入官學的童生，往往一邊在官學應考，一邊在書(shu) 院學習(xi) 。

在當時的福州，已經有兩(liang) 所全省性的書(shu) 院，一家就是鼇峰書(shu) 院，另一家則是嘉慶間興(xing) 建的鳳池書(shu) 院。這兩(liang) 家都以招收監生、生員、童生為(wei) 主。

作為(wei) 後起的書(shu) 院，正誼書(shu) 院延續了書(shu) 局特色，主要麵向舉(ju) 人，當然貢生也可入學。當時書(shu) 院基本以應試教育為(wei) 主，監生、生員、童生在書(shu) 院學習(xi) ，是為(wei) 參與(yu) 鄉(xiang) 試中舉(ju) 做準備。

正誼書(shu) 院與(yu) 鼇峰書(shu) 院、鳳池書(shu) 院以及後來成立的致用書(shu) 院並稱為(wei) 清代福州四大書(shu) 院，其組織管理也多半參照當時的書(shu) 院體(ti) 係。

錯失的曆史機遇能否拾回？

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由於(yu) 中法戰爭(zheng) ，被委派來主持海防的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長逝。

這一年九月十二日的《申報》專(zhuan) 門報道了左宗棠靈車在福州起行的情況，其中特別提到“紳士及正誼書(shu) 院肄業(ye) 生皆在南台中亭路祭”。

幾十年後，福州人何剛德在他的《客座偶談》中兩(liang) 次提到正誼書(shu) 院，將其作為(wei) 左宗棠對福建文教的一大貢獻，並評論說：大亂(luan) 之後，就投入“修明文事”，元老明達事理、施展方略，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過，從(cong) 旨在傳(chuan) 承、光大閩學的正誼書(shu) 局，到作為(wei) 應試教育基地的正誼書(shu) 院，這樣的結果，對汲汲功名從(cong) 來都持批判態度的左宗棠不知會(hui) 否苦笑？

光緒五年（1879年），陳寶琛主考甘肅鄉(xiang) 試，首場以“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二句命題。左宗棠在給甘肅布政使崇保的信中對試題十分讚賞：“頭場試題均極正大，實義(yi) 虛神，足覘學養(yang) 所到。”根據陳寶琛的妹夫高向瀛為(wei) 陳家所藏左宗棠手劄寫(xie) 的跋文，這就是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以課正誼書(shu) 院舉(ju) 貢者”，陳寶琛當時也“與(yu) 試得首列”。此時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因試斯題，固有用意”。

陳寶琛出身福州螺洲書(shu) 香門第，後來的末代帝師，他是同治四年（1865年）舉(ju) 人，同治七年（1868年）才赴京會(hui) 試，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期間，他很可能在福州。高向瀛所言或有所本。

不過，陳寶琛並不在《正誼堂全書(shu) 》重校姓氏名錄上，如果這條材料可信，或許可以推斷，左宗棠曾在正誼書(shu) 局舉(ju) 行過考課，而所考課的對象或不限於(yu) 參與(yu) 校對的舉(ju) 貢。這已經很類似於(yu) 書(shu) 院了。

同治十年（1871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爵檢關(guan) 中書(shu) 院《七經》舊版，重新印發各府州縣書(shu) 院，左宗棠在批劄中提到任閩浙總督期間尋訪“正誼堂”版書(shu) 籍的事情，並說自己“乃立正誼書(shu) 院，親(qin) 課諸生，校刊凡百數十卷”。當然，此時正誼書(shu) 院已經成立，左宗棠可能隻是順口稱為(wei) “書(shu) 院”而已，有趣的倒是這裏所提到的“親(qin) 課諸生”一語，可以與(yu) 高向瀛所言相互印證。

不妨大膽地推想一下，如果左宗棠不是那麽(me) 快離任，會(hui) 不會(hui) 自己就將正誼書(shu) 局改成書(shu) 院呢？再進一步，如果由左宗棠親(qin) 自主持，正誼書(shu) 院會(hui) 不會(hui) 像阮元創辦的學海堂、張之洞創辦的尊經書(shu) 院那樣別具一格呢？

不過，曆史容不得推想。正誼書(shu) 院終究沒有像左宗棠在福州所倡議設立的船政學堂那樣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大放異彩。

1902年，在左宗棠去世之後十多年，鳳池、正誼兩(liang) 家書(shu) 院合並，成立了福州第一所公立新型學堂——“全閩大學堂”。合並之議，出自葉在琦，他是學堂的首任監督。當時的中國，革新傳(chuan) 統教育、將各省學院改為(wei) 新式學堂的呼聲越來越大。出身教育世家的葉在琦的倡議，正是順應了時勢。

1905年，隨著科舉(ju) 製的廢除，正誼書(shu) 院自然也停辦了。

1913年，福建圖書(shu) 館遷入正誼書(shu) 院舊址。曆經百餘(yu) 年風雨滄桑，2009年，正誼書(shu) 院在原址重修，並於(yu) 2013年被福建省政府公布為(wei)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15年1月25日，正誼書(shu) 院重新開院。全新亮相的正誼書(shu) 院，依托福建省圖書(shu) 館豐(feng) 富的館藏資源，以“文化·傳(chuan) 統·經典”為(wei) 內(nei) 容定位，成為(wei) 普及國學、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課堂，以及高端研討、學術引領的重要平台。弘揚傳(chuan) 統文化，引領學術研討，振興(xing) 閩派文化，或許這才更符合150年前左宗棠開正誼書(shu) 局時“續閩學之緒”的宗旨。

青眼高歌，望吾子於(yu) 目下；

華陰回首，念前賢在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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