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達到預期目標了嗎？

作者：吳鉤

來源：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六月初四日壬戌

          耶穌2021年7月13日

王安石變法達到預期目標了嗎？

在回答這個(ge) 問題之前，我們(men) 需要先講清楚王安石變法的預期目標是什麽(me) 。顯然，從(cong) 王安石的初衷來看，變法的目標之一就是“富國強兵”。

宋王朝的國祚傳(chuan) 至神宗時，已經距太祖開國百餘(yu) 年，國家承平日久，製度日久生弊，風平浪靜的海麵之下，潛伏著萬(wan) 千暗流，而最為(wei) 迫切的危機有兩(liang) 項：軍(jun) 政不振；財政緊張。

今人說起宋朝，常以“積貧積弱”相形容。“積貧積弱”之說最早出自錢穆先生的著作，《國史大綱》“兩(liang) 宋之部”的第一個(ge) 標題便是“貧弱的新中央”，題目下分述“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nei) 部之積貧難療”。《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亦稱：“（宋王朝）養(yang) 了武的又要養(yang) 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麵是冗兵，一方麵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平心而論，宋朝的軍(jun) 事尚不至於(yu) “積弱”，否則，它不可能在五代十國的爭(zheng) 亂(luan) 中立國，也不可能在遼、夏、金、蒙古軍(jun) 團的車輪戰中享國三百餘(yu) 年；宋朝的財力也決(jue) 不是“積貧”，恰恰相反，不管是就財政收入，還是就國民收入而言，宋朝都可以說居中國曆代王朝之冠。但是，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宋朝對夏關(guan) 係處於(yu) 被動、財政入不敷出，卻是事實。這也是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原因。作為(wei) 宋朝君主，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國家變得富強。

宋神宗

不過，若說王安石變法的目標僅(jin) 僅(jin) 是富國強兵，那也未免太小瞧荊公了。王安石的偶像不是商鞅（盡管保守派這麽(me) 詆毀他），而是孟子。孟子的治理理想是“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熙寧二年，王安石曾引用孟子之語，跟神宗解釋設立條例司的初衷就是為(wei) 了履行“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的王道。王道的理想也貫穿於(yu) 王安石的變法中，比如“青苗法”的設計思路就如現代社會(hui) 的農(nong) 村扶貧貸款。徽宗時代，在“崇寧”旗號下，宋政府建成一套成熟的國家福利製度，包括福利收養(yang) （居養(yang) 院）、福利醫療（安濟坊）、福利性公墓（漏澤園）三個(ge) 係統，按宰相蔡京的執政規劃，各州縣及規模略大的城寨市鎮，均必須設立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這套福利製度也是孟子所主張之王道的落地。

所以，梁啟超說：“俗士之論荊公，大率以之與(yu) 掊克聚斂之臣同視，此大謬也。公之事業(ye) ，誠強半在理財。然其理財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國帑之歲入而已，實欲蘇國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贏焉，以為(wei) 國家政費，故發達國民經濟，實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財政，乃其第二目的也。而其所立諸法，則於(yu) 此兩(liang) 者皆有關(guan) 係者也。”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宋史研究學者李華瑞也將王安石變法劃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麵：“一是當時最高統治者為(wei) 改變長期積弱不振國勢、緩和社會(hui) 矛盾進行的一場政治自救運動，以富國強兵為(wei) 主；二是一場士大夫們(men) 欲實踐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會(hui) 變革運動，……王安石執政以後采取的諸多新法和施政理念，貫穿了孟子政治理想的精髓。”

那麽(me) 荊公的變法目標實現了嗎？應該說，“富國強兵”的目標初步達到了。

先來說“富國”。變法之前，宋朝的財政收入總量盡管遠超前之漢唐、後之明清，但由於(yu) 財政開銷龐大，入不敷出的問題十分嚴(yan) 重；變法之後呢？元豐(feng) 末、元祐初，畢仲遊在致司馬光的書(shu) 信上說：“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chan) 之錢粟，積於(yu) 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钜萬(wan) ，如一歸地官（戶部）以為(wei) 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元祐二年，戶部尚書(shu) 李常也說：“昔先帝勤勞累年，儲(chu) 蓄邊備，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yu) 萬(wan) 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feng) 庫封樁錢及千萬(wan) 貫，總金銀穀帛之數複又過半，邊用不患不備。”

熙豐(feng) 變法十餘(yu) 年，國家便積下一億(yi) 貫的財政盈餘(yu) ，足以支二十年之用。李常與(yu) 畢仲遊均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派，不可能會(hui) 誇大熙豐(feng) 變法的業(ye) 績。可見王安石的變法已經解決(jue) 了宋王朝的財政困頓。

再來看“強兵”。北宋自太宗朝伐夏失利，直至英宗朝，對西夏一直處於(yu) 被動的守勢，這一被動局勢是在神宗朝扭轉過來的。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種諤漸取橫山，王韶開邊熙河，取得了對夏的戰略主動權。盡管元豐(feng) 年間五路伐夏失敗，但還是從(cong) 西夏手裏奪下蘭(lan) 州、米脂等城寨。至於(yu) 後來的靖康之禍，實源於(yu) 宋徽宗“聯金滅遼”的致命性戰略錯誤，與(yu) 王安石變法無涉。

王安石變法在“富國強兵”層麵上的成效，即便是那些對王安石變法持批判立場的研究者，也是不能否認的，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趙冬梅便說：“過去權威的說法認為(wei) ，王安石變法因為(wei) 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的阻撓而失敗了。其實王安石變法根本就沒有失敗。如果我們(men) 理解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麽(me) ，你就會(hui) 發現它太成功了。……王安石和他的團隊的確是理財的天才。”

但對王安石變法在“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層麵的效果，卻存在著爭(zheng) 議。

保守派當然極力指控變法導致民不聊生，正如梁啟超所觀察到：“當時沮撓新法者，靡不言以新法之故，致小民顛連困苦”。今日研究者對王安石變法的批判，基本上都是以保守派的單方麵指控為(wei) 依據。但宋代保守派對新法的指控有沒有誇大其詞呢？這是一個(ge) 問題。

梁啟超即懷疑保守派其言不實：“使荊公之法而果為(wei) 病民，則民當呻吟枕藉救死不贍之時，勢必將鋌而走險，荊公雖有絕大之專(zhuan) 製力，安能禁之？乃宋自真仁以來，雖號稱太平，而潢池竊發，猶累歲不絕，其椎埋剽掠於(yu) 鄉(xiang) 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強悍之民，納之於(yu) 兵矣，而國內(nei) 之不能保其安寧秩序也，猶且若此，獨至熙寧元豐(feng) 二十年間，舉(ju) 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挾弓弩，苟政府之設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則一夫攘臂，萬(wan) 眾(zhong) 響應，其於(yu) 釀成大亂(luan) 易易也，乃不特不聞有此而已。即萑苻之盜，亦減於(yu) 舊，而舉(ju) 國熙熙融融，若相忘帝力於(yu) 何有。”

梁啟超的質疑的是有力的。如果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搞得民不聊生，那麽(me) 在“保甲法”又允許民眾(zhong) 擁有武器並接受軍(jun) 事訓練的情況下，為(wei) 什麽(me) 未聞熙豐(feng) 年間發生規模稍大一點的民變？

若問新法推行過程中有沒有出現殘民之事？平心而論，必定是有之，比如元豐(feng) 年間，京東(dong) 路轉運副使吳居厚行鐵冶之法，“官榷其鐵，且造器用，以鬻於(yu) 民”。為(wei) 賣出更多的鐵器，吳居厚動用了行政手段：“括民買(mai) 鑊，官司鑄許多鑊，令民四口買(mai) 一，五口則買(mai) 二”；又“民間禁補修舊鐵器，一一要從(cong) 官買(mai) ”，因此，連章惇都說：“京東(dong) 之人恨不食其肉。”

王安石

但京東(dong) 路的鐵冶之法隻是熙豐(feng) 變法的一個(ge) 側(ce) 麵。也是在元豐(feng) 年間，王安石用一組詩歌《歌元豐(feng) 》五首與(yu) 《後元豐(feng) 行》一首，記下了他在金陵的所見所聞：“家家露積如山壟，黃發谘嗟見未曾”；“百錢可得酒鬥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er) 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le) 無所苦”。若按王安石詩歌所描繪，元豐(feng) 之時江南人家可謂豐(feng) 衣足食。

退隱金陵的王安石會(hui) 特別寫(xie) 幾首詩來粉飾太平嗎？我覺得可能性不大。讓我再引用對王安石變法頗有微詞的陸佃的說法，作為(wei) 佐證：“迨元豐(feng) 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wan) 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yu) 財羨澤，至今蒙利。”大致來說，元豐(feng) 可謂是豐(feng) 登之年，是變法的豐(feng) 收期。所以我相信，“吳兒(er) 踏歌女起舞”也是當時真實的社會(hui) 側(ce) 麵。

綜合曆史的不同側(ce) 麵，我們(men) 相信，變法在“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層麵的效果，顯然不如“富國強兵”層麵的效果，但也不至於(yu) 如保守派所指控的那樣，“致小民顛連困苦”雲(yun) 雲(yun) 。到了徽宗朝，隨著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的福利體(ti) 係建成，宋政府在“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方麵的施政又提升了一個(ge) 維度。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