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文與(yu) 鄉(xiang) 土

——當代儒學前景的思考

作者：何懷宏

來源：《國際儒學》2021年第1期

摘要

從(cong) 曆史看儒學與(yu) 社會(hui) 的互動關(guan) 係，儒學首先在春秋戰國之際奠定了“學”的深厚根基，自西漢成為(wei) 政治的主導思想之後，又逐漸形成了一種政治、人文與(yu) 鄉(xiang) 土三位一體(ti) ，官員一身而兼三任的社會(hui) 格局。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別的，它保證了統治階層的不斷的和平再生產(chan) ；在社會(hui) 內(nei) 部實現了政治的機會(hui) 平等，也在政治、人文與(yu) 道德風俗及社會(hui) 治理方麵建立了有序的聯係。但是，儒家學人和思想在經過百年激蕩之後，基本的客觀處境是“上失其途”“下失其土”。在最近四十多年，儒學又有了一個(ge) 複興(xing) ，但它也依然需要麵臨(lin) 許多當代問題的挑戰。

關(guan) 鍵詞

當代儒學；政治；人文；鄉(xiang) 土

當代儒學的前景如何？我這裏想從(cong) 儒學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做一點觀察和思考，嚐試從(cong) 曆史去看儒學的未來。這種考察不限於(yu) 思想，也不限於(yu) 製度，而是注意儒家學者與(yu) 社會(hui) 政治的長期互動關(guan) 係。隻有極少數的個(ge) 人能夠超越他們(men) 的社會(hui) 處境，甚至造成新的時勢。而一般情況下的前景和趨勢卻常常還是會(hui) 由人們(men) 所處的社會(hui) 環境和文化氛圍決(jue) 定。從(cong) 這方麵看，尤其是又麵對今天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挑戰，儒學的前景並不很樂(le) 觀——不太可能重新獲得它的曆史地位。但儒學本身也有其獨立的性質、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和悠久的傳(chuan) 承，在未來還是可以大有作為(wei) 。

一

我想先描述一下儒學及儒家士人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所達到的地位。

自西漢“獨尊儒術”以降兩(liang) 千餘(yu) 年，儒學居於(yu) 社會(hui) 政治的一個(ge) 主導地位。社會(hui) 的上層，尤其政治的統治階層基本都是服膺儒家的士人。他們(men) 往往一身而兼三任，首先是作為(wei) 學子，通過察舉(ju) 和科舉(ju) 進入政界，成為(wei) 官員或候補官員，退休以後多回到鄉(xiang) 間，作為(wei) 鄉(xiang) 紳，依然是享有名聲和威望，常常要擔負解決(jue) 民間糾紛的責任，以及主導建橋修路、賑災救濟等公益事業(ye) 。當然，這種一身而兼三任在時間上並不是截然分開的，他們(men) 終身也還是一個(ge) 人文學者，也很可能在候補和丁憂的時候就住在鄉(xiang) 下。

一般說來，學者是基本的資格，隻有立誌向學且學習(xi) 優(you) 秀才有望進入官場，也隻有富有學識，才能在官場享有清譽，得到衷心的尊重。即便不準備或沒有機會(hui) 做官，哪怕隻是考中秀才，也能獲得一種身份和名分，乃至享有某種法律上的優(you) 待。他們(men) 由此也進入了一個(ge) “士人的共同體(ti) ”，成為(wei) 一個(ge) 民間公認和尊重的“讀書(shu) 人”，同時也能自然而然地在經濟上獲得一些利益，例如有資格在私塾任教。而如果是一旦中舉(ju) ，成為(wei) 舉(ju) 人，就會(hui) 進入一個(ge) 更高身份的群體(ti) ，直接進入政界，即便不願從(cong) 政，也可以被邀請執掌書(shu) 院，或者更接近政治的職位——如參加官家修書(shu) 編書(shu) ，或進入某位大員的幕府等等。如果成為(wei) 進士，則自然是進入了一個(ge) 權錢名等資源更加優(you) 厚的群體(ti) 。

在學者、官員和鄉(xiang) 紳這三者中，成為(wei) 官員或掌握權力則是關(guan) 鍵，隻有獲得權力才有可能實現其政治理念，參與(yu) 製定影響千百萬(wan) 人的政策和有關(guan) 國家安全和社會(hui) 利益的決(jue) 策。也隻有獲得權力，才能給士人帶來財富、地位和名望，不僅(jin) 成為(wei) “士君子”，而且成為(wei) “士大夫”。但要獲得官職的正途和主流，還是要通過檢驗其學識的考試。

作為(wei) 鄉(xiang) 紳，儒家官員們(men) 則成為(wei) 穩定和引導民間社會(hui) 的主要力量。他們(men) 作為(wei) 這個(ge) 社會(hui) 的權威，不僅(jin) 可能調解一些糾紛，解決(jue) 一些民間疾苦，還常常能為(wei) 鄉(xiang) 間的文教事業(ye) 作出貢獻，甚至有可能在敦風化俗方麵有開創之功。當年一些被貶職的官員外放到偏僻和蔽塞之地，讓當地的文風開始興(xing) 起。他們(men) 也常常能夠聯絡民間和官府，而官員對這些退休官員的鄉(xiang) 紳也有相當的敬重，更不要說互相的雅集唱和了。他們(men) 也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多有田地和高深府宅，鄉(xiang) 民對他們(men) 本身就有敬畏。他們(men) 本就自鄉(xiang) 土走出，現在又回到鄉(xiang) 土，熟悉故鄉(xiang) 的風土人情，也不難有一種熱愛或眷戀。他們(men) 過去多是農(nong) 家子弟，甚至不少來自貧困家庭，比較知道人間的疾苦、奮鬥的艱辛，現在他們(men) 有了一些資財、餘(yu) 裕和影響力，當然也願意為(wei) 改變故鄉(xiang) 的麵貌出一點力。因為(wei) 有了這些鄉(xiang) 紳，也就不怎麽(me) 需要直接的政府機構，許多基層的政治職能就由他們(men) 代勞。他們(men) 根於(yu) 土地，卻又不是完全的“土豪”，而是曾經到外麵見過大世麵，更有儒學這樣一種道德學問的長期濡染，也包括各種文學藝術的訓練和創作，這些也相對會(hui) 淡化僅(jin) 僅(jin) 對物質財富的追求。

二

這種政治、人文與(yu) 鄉(xiang) 土三位一體(ti) 、官員一身而兼三任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別的，尤其是在以人文學術為(wei) 進路而建功立業(ye) 方麵。它的主要意義(yi) 在於(yu) 廢除了官員的世襲製，保證了統治階層不斷的和平再生產(chan) ；同時又在社會(hui) 內(nei) 部實現了政治的機會(hui) 平等，保障了社會(hui) 的垂直流動，既穩定了社會(hui) ，也提拔了人才，這些都有利於(yu) 加強和改善社會(hui) 的治理。

西方古希臘的政治社會(hui) 是小的城邦。像雅典這樣的城邦，公民政治權利平等，抽簽輪番為(wei) 治，實行了徹底的民主，有過燦爛的文化，但是難以持久。哲學家和詩人（劇作家）在城邦內(nei) 都是普通的公民，不享有特殊的地位。斯巴達享有特殊地位的則是一個(ge) 武士階層，文人學識不受待見。

羅馬從(cong) 共和國到帝國，也是重武輕文。到中世紀的王國，也主要是世襲君主和武化貴族在政治上領導。但是，興(xing) 起的天主教會(hui) 作為(wei) 一種幾乎可以與(yu) 王權抗衡的力量，還是能夠吸納一些下層的文化種子。窮苦人家的有才華的信仰者，也有機會(hui) 上升到高層。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為(wei) 了遏製世襲官僚的弊害，直接通過強行征貢乃至擄掠一些歐洲地區的孩子，帶到中心地帶進行良好的教育和培訓，使其成為(wei) “奴隸將軍(jun) ”“奴隸宰相”，執掌政治和軍(jun) 事治理的權力，但是也不能傳(chuan) 後。這種製度的確不無效果，但和中國的科舉(ju) 相比，也就未免簡單粗暴。它雖然有效地遏製了官員權力世襲製度的弊害，但還談不上在社會(hui) 內(nei) 部實現了政治的機會(hui) 平等，以及政治與(yu) 文化的聯姻。

對中國“學而優(you) 則仕”的士人，還有一種可能的比較是近代西方，尤其是啟蒙時代以來的文人學士。比如18世紀的法國，那些多為(wei) 啟蒙哲人的文人學士也是處在一種中央集權的政治之下的一個(ge) 相對優(you) 越的地位。以其間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兩(liang) 位——伏爾泰與(yu) 盧梭——為(wei) 例，伏爾泰年輕的時候進過兩(liang) 次巴士底獄（當然在那裏麵也還是可以讀書(shu) 研究），後來他的影響越來越大，也有了自己的經濟基礎，到瑞士邊境購置了幾套房產(chan) 和別墅，而其著述則源源不斷地從(cong) 那裏流向全歐，在相當程度上支配著社會(hui) 輿論。法王路易十五也拿他沒有什麽(me) 辦法。據傅雷翻譯的《服爾德傳(chuan) 》，伏爾泰曾說：“我手上有一把王。”意指普魯士王、丹麥王、波蘭(lan) 王、俄羅斯女王等都支持他。庇護他的還有更大一把欣賞乃至仰慕文化的封建貴族，另外，也因為(wei) 他為(wei) 卡拉等人伸冤而得到了民眾(zhong) 的廣泛了解和支持。而即便落魄如盧梭，他沒有什麽(me) 家產(chan) ，也交惡了不少朋友，但也總是還有喜歡他的思想和才華的貴族或國王庇護者，他也時有邊境的一席棲身之地、晚年回到巴黎也還能夠生存。這些文人學士倒不想進入政界，但僅(jin) 僅(jin) 通過他們(men) 的文字，就已經可以對社會(hui) 發生巨大的影響了。當然，這種影響會(hui) 有其政治後果。全麵地評判啟蒙的社會(hui) 政治後果還是一件需要仔細分析的工作。

而中國的政治、人文和鄉(xiang) 土這三者在長期的曆史互動中已經磨合出了一種相當韌性的格局乃至一種“選舉(ju) 社會(hui) ”的社會(hui) 形態。其中鄉(xiang) 土是基礎，被察舉(ju) 和科舉(ju) 選拔的人才大都是來自鄉(xiang) 野田間，退休的官員也大多是回到家鄉(xiang) 。鄉(xiang) 土是來源也是歸宿；是起點也是終點。就像一個(ge) 循環，但卻是一個(ge) 上升的、光宗耀祖的循環。退休回來的官員也會(hui) 關(guan) 注和扶植本鄉(xiang) 本土的讀書(shu) 種子，尤其是本族本家的讀書(shu) 後代，或又開始又一輪循環。古代社會(hui) 也基本是處在一種農(nong) 業(ye) 文明之中，社會(hui) 的重心在下，在鄉(xiang) 村。

政治則是關(guan) 鍵，是保障。有了權力的支持，製度的保障，才有各種資源的穩定供應。權力也是實現政治理念最有力的杠杆。尤其是中國還有跨越數千年的官本位的傳(chuan) 統，百姓也比較習(xi) 慣於(yu) 服從(cong) 和畏懼官員。

但一種以道德為(wei) 核心的人文學術也是首要的，它是入口，是門檻，是必具的資格。士人最基本和原始的身份還是學者。如果不知詩書(shu) ，其他一切免談。而儒學也就是這樣一種道德學問。自從(cong) 西漢采取了董仲舒的對策，在政治入仕的路徑上獨尊儒術，儒學就成為(wei) 統治階層的指導思想，也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導思想。這種對人文的重視，也創造出璀璨的中華藝術和文化，推動著一個(ge) 獨具特色的“書(shu) 香社會(hui) ”。這樣的一種一身而兼三任，反映了傳(chuan) 統士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地位和關(guan) 係，也表征出中國社會(hui) 政治乃至中華文明的突出特點。

儒家學者一般要處理三種關(guan) 係：一是與(yu) 自己及其群體(ti) 的關(guan) 係；二是與(yu) 政治和君主的關(guan) 係；三是與(yu) 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從(cong) 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來看，儒家學者在處理這三方麵關(guan) 係中，哪方麵做得最為(wei) 成功呢？

儒家的“自化”或可說最為(wei) 成功。儒學首先還是一種“為(wei) 己之學”，是一種希聖希賢、激勵和約束自我的學問。它又不僅(jin) 是自我反省和學習(xi) ，同時也形成一個(ge) 團體(ti) ，一種製度、一種氣氛。士人們(men) 在其中切磋道德學問和修身，同時也有文學藝術的潤澤。士人的儒家風範到民國時期猶存，所謂“民國範”，實為(wei) “儒家範”也。

其次是對民眾(zhong) 的教化。應該說察舉(ju) 和科舉(ju) 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社會(hui) 文化和道德的發展，民間讀書(shu) 的風氣相當高漲，在一些王朝的盛期和地區說有一種“書(shu) 香社會(hui) ”的氣象也不為(wei) 過。這在一些過去比較蒙昧的邊疆地區的人文開化方麵的成績比較明顯，但在如何普遍地提升人們(men) 的文化水準方麵相對乏力。在公共衛生等方麵也比較弱勢。尤其是如果遇到經濟和戰爭(zheng) 的危難，在生存壓力麵前，文化的發展也就常常萎縮。

馴化權力再次。應該說儒學作為(wei) 一種統治思想，還是對君主有一種約束和感化。皇帝自幼的教育，所接觸的文化，還是以儒家的文化為(wei) 主。但是，官員的權力畢竟還是在君主的權力之下，經常還是無法“用權力抗衡權力”。尤其是在元、明以後，君尊臣卑的情況更加嚴(yan) 重。

三

我們(men) 還可以回溯到儒學和儒家的形成期，追尋這樣一種政治、人文和鄉(xiang) 土的關(guan) 係。

以上第一節所說的是西漢以後漸漸形成的三位一體(ti) 的格局。在這種格局形成之初和結束之際，都有一次曆史的大變局，有一個(ge) 過渡的時代。這樣兩(liang) 個(ge) 過渡時代就是戰國時代和20世紀。春秋是儒家和儒學的形成期，回溯到這個(ge) 時期以及隨後的戰國，有助於(yu) 我們(men) 認識今天儒學的地位和使命。

從(cong) 時代的主要活躍力量來看，戰國時代幾乎可以說是一個(ge) “遊士的時代”。它一方麵是“士無定主”，另一方麵則常常是“遊者主事”。遊士的特點是“無根”，他們(men) 本來就大多是最下層的貴族和平民，沒有多少家產(chan) 和地產(chan) 。但他們(men) 在政治上還有機會(hui) ，有時甚至是很大的機會(hui) ，但卻沒有富有的經濟基礎和世家遺產(chan) ，甚至沒有固定的名位和權力。

而從(cong) 儒家和儒學形成的春秋晚期來看，儒家是以學為(wei) 本，以學起家。無學無以名儒。孔子十五有誌於(yu) 學，三十而立學招生，五十方周遊列國，晚年還是回歸學術。到戰國雖然各國的統治者求才若渴，但主要還是求能貢獻富強之策的人才。

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所載：“受業(ye) 子思之門人”的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wei)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而“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dong) 麵朝齊。天下方務於(yu) 合縱連衡，以攻伐為(wei)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yu) 萬(wan) 章之徒序《詩》《書(shu)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與(yu) 上述的法家、兵家、縱橫家所受到的重用相比，儒家士人其實是受到冷落的，甚至連陰陽家也不如。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但卻“重於(yu) 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ce) 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yu) 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yu) 齊梁同乎哉！”

而一些本來是從(cong) 儒家之學的熱心求功用的士人也紛紛脫離儒家，轉而走向法家，甚至包括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韓非，他也曾“與(yu) 李斯俱事荀卿”，後創立係統的法家學說。至於(yu) 李斯，則更直接投奔秦國。秦國的強大就得力於(yu) 商鞅和李斯兩(liang) 位遊士，商鞅奠定了秦國富強的根基，李斯則幫助秦始皇完成了統一的大業(ye) 。但他們(men) 的個(ge) 人命運卻都是悲劇性的。而儒家在戰國時代，尤其是戰火大熾的時期，實際是處在一個(ge) 潛伏期。

儒學和倡導暴力無緣。我們(men) 可以想見那時有道義(yi) 的儒家士人麵對的戰亂(luan) 天下和他們(men) 的感受。但儒家的思想還是正大中和，宅於(yu) 仁心，雖然有時可能緩不濟急，但終究是長治久安之道。戰國掃蕩了世襲的貴族製，秦朝建立了統一的郡縣和官僚製度。漢朝在初期實行了一段休養(yang) 生息的黃老之道之後，終於(yu) 選擇了儒學為(wei) 其指導的思想。而此後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社會(hui) 政治製度，與(yu) 其說是“秦製”，不如說是吸納了孔子和儒家發揚光大的“周文”的“漢製”。這一“漢製”的重心就是從(cong) 察舉(ju) 發展到科舉(ju) 的古代選舉(ju) 製度。

四

但是，經過近代以來百餘(yu) 年的動蕩和洗禮，目前服膺儒家的人們(men) 是處在一種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環境中呢？上述那種傳(chuan) 統的三位一體(ti) 、儒家士人一身而兼三任的社會(hui) 格局幾乎可以說是蕩然無存了。從(cong) 製度上看，儒家學人在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客觀處境是“上失其途”“下失其土”。

過去傳(chuan) 統儒家士人一身而兼三任的社會(hui) 處境是有其曆史條件的，在政治上是君主製和官僚製；在文化上是一種指向道德修養(yang) 和仁政的人文文化；在社會(hui) 經濟基礎上是一種農(nong) 業(ye) 文明。現在君主製是廢除了，儒學對社會(hui) 政治的影響也大大弱化了，但作為(wei) 一種“千年傳(chuan) 統”還是有其根植於(yu) 社會(hui) 深層的生命力。社會(hui) 經濟和技術則由農(nong) 業(ye) 文明轉向了工業(ye) 文明。

不過，今天的社會(hui) 在生活方式和價(jia) 值觀念的某些方麵還有周文和漢製的“千年傳(chuan) 統”的長久浸潤和影響，儒學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層麵也還是繼續發生著影響，比如重視教育和親(qin) 親(qin) 人倫(lun) 。但是，社會(hui) 也同樣受到了啟蒙和革命的“百年傳(chuan) 統”的影響，受到了全球和市場的“十年傳(chuan) 統”的影響。這後麵的兩(liang) 種影響可以說超過了前一種影響，甚至在文化人中更甚。

當然，儒學並沒有隨著科舉(ju) 製的廢除而消亡，儒家也沒有隨著君主製的廢除而消亡。如果儒家和儒學就是緊密依附於(yu) 政治的一種學說和學派，大概就免不了這樣一種消亡的命運。但儒學卻並不是這樣一種學問。它在從(cong) 事於(yu) 它的政治實踐之前就已經產(chan) 生，它在曆史上經曆了許多興(xing) 亡的王朝和政治分裂的時代而不滅，作為(wei) 一種思想學說它常常還是完好如初，甚至在經曆了諸多挑戰之後更加發展了。

在百年受壓之後，近四十多年，在一種相對和平、外無戰爭(zheng) 、內(nei) 無運動的環境中，儒學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僅(jin) 在學術方麵有許多的收獲，信仰者也漸漸增多。首先在觀照其他文明、吸收新知的情況下，對儒學有了多方麵的深入闡釋，而且也有了一些創造性的闡發。儒學的確開始有了一個(ge) 複興(xing) ，當然也還隻是一個(ge) 盡量恢複的複興(xing) 。儒學開始受到了政府的重視，也聚集了一批以現代的新知識和新方法研究儒學的學者，以及一批不僅(jin) 研究、也是信仰儒學的學者。這兩(liang) 批學者自然有重合，另外可能還有一些回到比較原始的儒家教旨和方法的思想者，包括民間，也出現了一些重新服膺儒家的人士。

五

正如前述，儒學之所以在西漢被選擇成為(wei) 主導的思想，是和它本身的性質有關(guan) 。秦朝是靠法家思想打天下和統一中國的，但最後西漢的統治者還是選擇了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導。此後兩(liang) 千多年的王朝，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基本沒有改變，且並非“儒表法裏”的狀況。儒家思想深深地滲透到了中國的社會(hui) ，包括平民百姓的心裏。這說明了儒學不僅(jin) 鼓勵個(ge) 人向善，在政治上也是一種適合長治久安的思想。近代以來，中華傳(chuan) 統遇到全麵的挑戰，儒家思想遭到嚴(yan) 厲的批判，這一批判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評說儒法”運動中達到頂峰。但是，經過這一切，儒家思想在近四十多年還是有蓬勃的發展，說明了儒學本身即有強大的生命力。

儒學在現時代雖然不容易看到成為(wei) 主導的前景，但它的確還是大有可為(wei) 的。儒學的性質在政治方麵是具有相對保守的性格的，它可以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一個(ge) 穩定器。而儒家維護社會(hui) 政治秩序，並不是為(wei) 維護而維護，而是在後麵有一種強有力的價(jia) 值訴求的，那就是不忍“生靈塗炭”，保全生命的原則的。它維護生命和人格的平等，為(wei) 民製產(chan) ，不與(yu) 民爭(zheng) 利，保障百姓的小康，但又不主張無限製的滿足物欲，而是主張節製，適可而止。它希望人們(men) 能夠在日用人倫(lun) 和人生理想上重視精神和文化生活。尤其在個(ge) 人修身方麵，它是積極鼓勵人向上的，一種希聖希賢的理想可以讓個(ge) 人安身立命，也為(wei) 社會(hui) 奠定一種德性的基礎。它不主張一味追求“進步”，尤其是那種單一方向的“進步”。它的曆史觀和宇宙觀從(cong) 根底上說是天道往還，循環反複的。它還考慮到平衡，而比平等更重要的是平衡。它深諳人性，不僅(jin) 人的共同性，也包括人的差別性，不對全社會(hui) 提出過高的道德要求，不提出烏(wu) 托邦的社會(hui) 理想。

儒家的哲學有時被譏為(wei) “道德常識”。我倒是希望為(wei) 儒學的常識性質辯護。它是一種生活的常識，道德的常識，甚至連敘述也保持平常。而驗之於(yu) 當代西方學界各種層出不窮、新奇可怪的理論，包括一些忘記了常識，甚至扭曲常識的理論，倒是讓我們(men) 感到從(cong) 古到今的一些基本常識的可貴。

儒家之注重常識，可以用後來成為(wei) 幾百年科舉(ju) 考試指南和文本的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例。朱熹在《大學章句》中認為(wei) ，儒家其所以為(wei) 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lun) 之外”，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談到“必使道心常為(wei) 一身之主”，聖人“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而“道”並不是深不可測。他引孔子之言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wei) 之矣。”“道不遠人”，他解釋說：“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道者，率性而已，固眾(zhong) 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yu) 人。若為(wei) 道者，厭其卑近以為(wei) 不足為(wei) ，而反務為(wei)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wei) 道矣”。儒學不必高標高蹈，孔子的學問本來就是平實和親(qin) 切的。無論如何，儒家學者如何守住學脈，以及這學脈後麵的道脈，這方麵還是可以從(cong) 儒學創始者的孔子那裏得到寶貴的啟示。

當然，當代儒學還需要麵對新的挑戰。過去的中國是一個(ge) 鄉(xiang) 土的中國，社會(hui) 是一個(ge) 以鄉(xiang) 村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文明是一種以農(nong) 業(ye) 為(wei) 主的文明。但是，今天的中國顯然也進入到了一個(ge) 以城市為(wei) 重心的社會(hui) ，進入到了一個(ge) 工業(ye) 文明乃至高科技文明之中。儒學如何從(cong) 自己的古老智慧中吸取對現代文明的應對之方，也為(wei) 世界帶來思想的借鑒，還麵臨(lin) 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探索。儒學還會(hui) 保持人文的基本特色，除了開拓道德形而上學和發展政治哲學之外，還可以深入到各個(ge) 具體(ti) 的領域，諸如倫(lun) 理、法律、科技、鄉(xiang) 村建設和城市治理等等，在新的時代形勢下做出自己的回應和思想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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