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易代的特殊性

作者：顧春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十九日丁未

          耶穌2021年6月28日

我們(men) 一直說，中國曆史道路是與(yu) 眾(zhong) 不同的，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具有獨特性，其原因是極為(wei) 複雜的，但以下五個(ge) 因素是起決(jue) 定作用的，它們(men) 分別是商周易代的特殊性、中華文明的早熟和高度發達、秦始皇所確立的中央集權製度、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科舉(ju) 製度的全麵推行。

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周武王聯合各路諸侯滅商並建立周朝，史稱西周。在西周以前，當時的政治中心長期位於(yu) 黃河中下遊流域，也就是在今河南省商丘和安陽一帶，而周人則一直生活在今陝西西安以北以西的涇渭地區，因此，在商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周不僅(jin) 是小邦，而且地處偏遠。到了商末，周人的勢力已強大起來，但其滅商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周能滅商而代之，有兩(liang) 個(ge) 重要原因，一是商紂王的殘暴無道使其眾(zhong) 叛親(qin) 離，二是周聯合八百諸侯共同伐商。這兩(liang) 個(ge) 因素，決(jue) 定了周人滅商後的執政思想和統治格局。

首先，周朝的執政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cong) 神教向德治轉變。在商代，人們(men) 普遍相信天命的力量，神是統治一切的，胡適就曾說“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比如，當西伯侯即後來的周文王攻克距商朝都城朝歌距離很近的黎國、情況已萬(wan) 分危急時，商紂王竟然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但是，自居天命在身、擁有巨大都城的東(dong) 方大國商，卻最終被小邦周所滅。這一重大事變促使時人重新審視天命，對於(yu) 周人來說，取商人而代之更是一個(ge) 巨大的成功，對自己也是一種警示，他們(men) 由此重新審視天命觀，認為(wei) 天命可信不可恃，人的作為(wei) 可以影響天命移易，百姓的意思可以上達於(yu) 天，隻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才能永保天命。這些重要思想表明，西周社會(hui) 逐步由神本向人本、由神權政治向倫(lun) 理政治、由祭祀文化向禮樂(le) 文化轉變。從(cong) 此，中國告別了神教社會(hui) ，開啟了後來的以德治國之路。

其次，周初對商人後裔作了合理的政治安排，商人的宗族組織得以存續。商王軍(jun) 隊的臨(lin) 陣倒戈，說明了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商朝的軍(jun) 事力量並未受到根本性打擊，二是軍(jun) 隊反對紂王。但是，反對紂王不等於(yu) 擁護周王，因此，周王必須用妥協的辦法建立和維持自己的統治。具體(ti) 表現為(wei) ，在宗廟活動中，周人在祭祖時，雖然周人的祖先居首，但同時商人祖先也尊享祭祀地位。在政治格局中，周人籠絡商人貴族，保留商人的宗族組織，原來的宗族長依然領導各自的宗族。為(wei) 防止商人造反，周人讓幾個(ge) 大的宗族成建製地搬遷到異地，並派親(qin) 信予以監視。之後，這種以血緣關(guan) 係結成的宗族長期延續至後世。

再次，周初發生了一件意義(yi) 深遠的事件，不僅(jin) 使周文明與(yu) 商文明有了重大分野，也使中國的文明進程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一事件就是周公製禮作樂(le) 。製禮作樂(le) 的有關(guan) 記載可見於(yu) 《尚書(shu) 大傳(chuan) 》《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禮記·明堂位》《史記·周本紀》。這套禮樂(le) 製度被後來的三禮（《周禮》《儀(yi) 禮》《禮記》）作了係統的追記。可以想見，在禮樂(le) 初成之時，不可能形成如此周詳的製度，但是，這些典籍所反映的基本精神是符合周禮的。《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五年》載：“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yi) 也，民之行也。”《左傳(chuan) ·隱公十一年》又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就是說，禮是處理天地人三者關(guan) 係的總規定，是維持社會(hui) 秩序的總法則。周禮的基本精神包含兩(liang) 個(ge) 主要方麵：國家和社稷是建立在等級製度之上的，所以要“尊尊”，也就是尊重應該尊重的人，這裏指的是貴族；人民及其後代都天然地分屬各自的宗族，所以要“親(qin) 親(qin) ”，也就是要親(qin) 愛應該親(qin) 愛的人，這裏的人是指血緣親(qin) 族之人。而從(cong) 《禮記·曲禮》等典籍對周禮的描述來看，禮不僅(jin) 是全社會(hui) 行為(wei) 準則的總綱，而且還指各種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具體(ti) 規範，包括了製度、禮儀(yi) 和倫(lun) 理道德等人類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

殷周之際的這場劇變及其結果，對後世的影響不可低估。西周統治者的天命可信不可恃的思想，既強調了人的有為(wei) ，又認同天的製約，不僅(jin) 使中國很早就開始了從(cong) 神到人這一曆史性的大轉變，而且使中國人形成了盡人事而聽天命、勤勞頑強等民族性格。西周統治者的敬德保民、崇拜祖先、親(qin) 親(qin) 尊尊等思想和以此建立的禮樂(le) 製度都為(wei) 後世所繼承，並發展為(wei) 禮教，成為(wei) 中華民族共同遵循的行為(wei) 準則和規範。而宗族組織較完整的保存延續，則為(wei) 禮教社會(hui) 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和可能。總之，商周易代和製禮作樂(le) 對後世的影響是全麵、廣泛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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