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死後，潘金蓮能不能自由改嫁？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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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十五日癸卯

          耶穌2021年6月24日

潘金蓮與(yu) 西門慶通奸後，為(wei) 什麽(me) 還要一不做二不休幹脆毒殺了丈夫武大郎？因為(wei) 受了王婆的蠱惑。王婆說：“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卻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麵，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幹幹淨淨的，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cong) 親(qin) ，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個(ge) 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說“此計神妙”。潘金蓮雖是被拖著上了賊船，但還是親(qin) 手給丈夫灌下了毒藥。

那麽(me) 潘金蓮在毒死丈夫之後，能不能如願以償(chang) 改嫁給西門慶呢？故事有兩(liang) 個(ge) 版本。一個(ge) 是《水滸傳(chuan) 》版本，二人尚未來得及成親(qin) ，便給武鬆殺掉了。另一個(ge) 是《金瓶梅》版本，西門慶果然用“一頂轎子，四個(ge) 燈籠”將潘金蓮娶到家，做了幾年名副其實的夫妻。

不管是《水滸傳(chuan) 》，還是《金瓶梅》，當然都是小說家言。如果從(cong) 曆史的角度來看，按照宋代的法律（潘金蓮故事的背景設定是宋代），潘金蓮在丈夫去世之後，能不能自由地改嫁呢（這裏隻討論宋代孀婦有無再嫁權利的民法問題，至於(yu) 潘金蓮為(wei) 嫁西門慶而毒殺了親(qin) 夫，則是另外的刑法問題了）？

也許有人會(hui) 說，宋王朝不是要求寡婦守節嗎？不是大肆鼓吹婦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嗎？怎麽(me) 可能允許潘金蓮自由改嫁？但我要告訴你，這樣的看法是一種基於(yu) 對宋代社會(hui) 一知半解的想象與(yu) 成見。事實並非如此。

孀婦改嫁，在宋朝是很常見的事。宋朝女性改嫁的自由度，遠遠大於(yu) 其他王朝，包括許多人想象中的奔放盛世——唐王朝。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研究過宋朝女性再嫁現象，他發現，“單單一部《夷堅誌》中所載宋代婦女改嫁的事竟達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這雖屬管中窺豹，但由此亦可想見其時社會(hui) 風尚之一斑。”張先生的結論是：“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極多”；“宋代對於(yu) 婦女改嫁絕非愈禁愈嚴(yan) ，相反倒是限製愈來愈小，越放越寬”。（參見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

宋朝的法律並無任何壓製民間孀婦改嫁權利的條文，隻是禁止居喪(sang) 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這些行為(wei) 在任何時代都是應該予以限製的。

整個(ge) 兩(liang) 宋時期，改嫁權利一度受到限製的女性群體(ti) ，隻有宗室女。北宋前期是禁止宗室女再嫁的，“宗婦少喪(sang) 夫，雖無子不許更嫁”，但這一禁令很快就解除了，元符二年（1099），朝廷還下詔確認了宗室女改嫁的權利：“宗女夫亡服闋歸宮，改嫁者聽”。這個(ge) 變化的過程，恰好與(yu) 唐朝的相反，唐朝前期，宗室女再嫁相當普遍，但唐宣宗時，又對宗室女改嫁作出限製：“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複嫁。”

按隋唐禮製，“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即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妾如果喪(sang) 夫，是不允許改嫁的。但宋朝並無類似的禁製，官宦之家的孀婦也可以自由改嫁，改嫁也不影響她們(men) 受封，據《慶元條法事類》所載封贈令，“諸母被出若改嫁，非曾受後夫封贈者，聽封贈。”可知再適的宋朝女性可憑後夫或兒(er) 子的官職、功勳而獲封“誥命夫人”。

既然宗室女與(yu) 官宦家庭的女性都可以改嫁，按“禮不下庶人”的禮法習(xi) 慣，民間孀婦再嫁，就更不是問題了。當然，按宋朝立法，孀婦在居喪(sang) 期內(nei) 不可以議嫁，我們(men) 不要認為(wei) 這是“封建禮法”，即使從(cong) 夫妻情分、人倫(lun) 底線的角度來看，丈夫新亡、妻子急不可耐地改嫁，也是多數人難以接受的行為(wei) 。不過，法律規定的居喪(sang) 期有點長，“夫亡六年改嫁”，這麽(me) 長的守孝期對孀婦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元祐八年（1093）又作出了修改：“女居父母喪(sang) 及夫喪(sang) 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孀婦守夫孝百日便可議嫁娶。

宋代貧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口沒有田產(chan) ，隻能租佃地主之田，依附地主而食，稱為(wei) “客戶”。有一些客戶不幸亡故，地主往往會(hui) 阻撓其妻子改嫁，因為(wei) 改嫁意味著原來的租佃關(guan) 係中斷了。針對這一阻撓客戶亡妻改嫁的現象，宋政府作出特別立法：“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申明客戶亡妻有自由改嫁的權利。

法律甚至承認父母具有要求守寡之女兒(er) 改嫁的特權：“婦人夫喪(sang) 服除，誓心守誌，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之。”以人之常情，我們(men) 相信很少有為(wei) 人父母者會(hui) 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er) 守寡。所以，國家固然通過旌表節婦的方式勉勵女性守節，但旌表的效用肯定會(hui) 被法律的反向效應衝(chong) 淡。

總而言之，從(cong) 法律層麵說，假如武大郎為(wei) 自然死亡，潘金蓮守滿百日夫孝後改嫁給西門慶，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礙的。故事裏的王婆提過一個(ge) 觀點：潘金蓮要不要再嫁，改嫁給哪位，作為(wei) 小叔子的武鬆並無半點權利加以幹涉。這話倒符合宋朝的法律精神，恰好這裏有一個(ge) 案例可以佐證：

南宋末，有一個(ge) 叫阿區的婦女，在丈夫李孝標去世後，先後改嫁李從(cong) 龍、梁肅。李孝標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審判這個(ge) 案子的法官叫胡穎，是一位理學家，他雖認為(wei) 阿區“以一婦人而三易其夫，失節固已甚矣”，卻不能不承認，“其夫既死之後，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自擇”，這是阿區的合法權利。最後胡頻維護了阿區改嫁的自由，並斥責誣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務正業(ye) ，專(zhuan) 好論訴。”

再就社會(hui) 風氣而言，宋人也不以再嫁為(wei) 恥，對再嫁婦女絕無歧視之意，範仲淹訂立的《義(yi) 莊規矩》規定：“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對再嫁女子的資助優(you) 於(yu) 男子再娶。範仲淹的母親(qin) 、兒(er) 媳，都有改嫁的經曆。北宋河間府的風俗，對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貧窮不能終誌，多勸其改節”，哪有什麽(me)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

到了明清時期，士大夫開始對宋代女性的改嫁之風感到不可理解，一名清朝文人說：“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xiang) ，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為(wei) 恥，如範文正（範仲淹）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yu) 王陶為(wei) 僚婿（同襟），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範氏長姨（即純佑之妻），忠宣（範仲淹次子）但疏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wei) 之禁，尤不可解也。”時代精神之變遷由此可見一斑，寡婦守節成了盛行於(yu) 明清時期的社會(hui) 風氣，有學者統計了《古今圖書(shu) 集成》收錄的曆代節婦烈女名單，發現“有明一代節婦烈女多達35829人，年平均約130人，較宋代年平均1人猛增了129倍”（參見蔡淩虹《明代節婦烈女旌表初探》）。

但我們(men) 也需要注意，官府對節婦烈女的旌表，隻是表明當局倡導女性守節的價(jia) 值觀，並不表示對民間改嫁行為(wei) 的禁製。事實上，明清時期的法律也沒有禁止民間孀婦再嫁，《大清律》倒是有一條前所未有的禁令：孀婦“夫喪(sang) 服滿，果願守誌，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顯示國家立法的價(jia) 值取向已向鼓勵守寡傾(qing) 斜，但也不是直接禁止改嫁，而是通過取消娘家人強迫女兒(er) 改嫁的特權來支持女性守節。

不過，從(cong) 元朝開始，命婦改嫁的權利就被剝奪了，按元朝法律，“婦人因得夫子得封郡縣之號，即與(yu) 庶民妻室不同，即受朝命之後，若夫子不幸亡歿，不許本婦再醮，立為(wei) 定式。如不尊式，即將所受宣敕追奪，斷罪離異”。按明清法律，“若命婦夫亡再嫁者”，杖一百，追奪誥命，並離異。但這一立法隻適用於(yu) 命婦，並不是針對社會(hui) 一般女性的改嫁。

因此，明清時期固然湧現了數以萬(wan) 計的節婦烈女，但民間，改嫁的孀婦恐怕更多，隻不過她們(men) 默默無聞，被修訂史誌的人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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