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民政部擬推“婚禮式頒證”， 以期改變“輕登記、重婚宴”，初衷無非如下：婚姻屬於法律關係，應以結婚登記為準，而不該以自家婚宴為重，且如今婚宴越來越奢侈攀比，也給親戚朋友增加了禮金負擔，所以要移風易俗；由於“輕登記、重婚宴”的習俗，夫妻雙方對婚姻的嚴肅性認識不夠，以至於社會離婚率越來越高，所以需以法律的形式強化夫妻對婚姻的神聖感。

 
　　兩個初衷看起來似乎不錯，不過做法未必妥當。先來想想，一對男女是為誰而結婚？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就不能明確國家與社會、法律與禮俗的各自職責和邊界。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三種：第一種是為父母、家族，這也是中國人傳統的婚姻觀。按照《禮記》的說法，所謂婚姻就是“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婚姻家庭的首要社會職能是繁衍子孫、養育後代。
 

　　第二種是為自己、為愛情，這是現在普遍流行的婚姻觀。這種婚姻觀以個人主義為底版，以浪漫主義為色彩，以婚姻自主為原則，以愛情至上為口號。中國現行《婚姻法》也是以感情為首要標準來判斷一樁婚姻是否還具備延續之必要性。
 

　　第三種是為國家、民族，這種婚姻觀不太常見，但在法理上有依據。現代國家將個人從家庭、家族、部族中解放出來，使之不再是私民，而成為公民。既然個人是國家的公民，那麽公民便沒有私事，婚姻便是其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俄羅斯為了應對人口銳減的危機，準備對適齡卻無子女的公民征收“單身稅”，可以說是這種婚姻觀的最好體現。
 

　　第三種婚姻觀理論上看是第一種婚姻觀從家到國的放大，其目的是要保證民族的延續、實現國家的強大。這在麵臨人口負增長危機的國家和地區已成了一種現實。大陸目前占主流的婚姻觀還是前兩種，尤其是第二種，這是民政機構製定相關政策的事實基礎。
 

　　以此來看，前述兩條初衷便皆不可取。先看第一條，婚姻既是法律關係但更是倫理關係，婚姻登記隻不過履行一個法律確認的程序，並不是婚姻得以成立的本質基礎。既然婚姻是個人的家事、私事，人們“輕登記、重婚宴”又有何不可？
 

　　關於親友的禮金負擔問題，也是隻見其一未見其二。城市化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離，婚禮中的“隨份子”恰成人際交往的一種彌補。再者，隨禮也是相互的，它實際上成為一種長期的變相儲蓄。有本社會學著作叫《禮物的流動》，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條理由更是荒謬，離婚率高難道是法律不獨尊的結果嗎？古代的婚姻完全是民間的自主行為，無需官府的確認，那時可有今天的高離婚率？至於婚姻的神聖、雙方的責任，靠的又豈是法律的震懾？婚姻的基礎既不在感情也不再法律，而在倫理。今天之離婚率居高不下恰是第二種婚姻觀的結果。此前最高法院提出了一份對《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三（征求意見稿），大談個人財產製，既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家產製，更削弱了夫妻共同財產製。這與婚前夫妻財產公證一樣，是導致婚姻解體的法律隱患。
 

　　夫妻關係為人倫之首，《周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想為婚姻關係奠定牢固的基礎，關鍵是要反思愛情至上婚姻觀，進而在法律上予以修正，而不是變相地鼓勵婚姻解體。作為政府管理機構，民政部首先要履行好自己婚姻登記的職能，對於社會自治的領域應該予以必要的尊重，對於禮俗更是不可輕言移易，避免權力擴張，如此或許更能“我無為而民自正”。
 

       發表於《僑報》2011年4月21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