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yu) 司馬光，誰說的更有道理？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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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四月初八日丁卯

           耶穌2021年5月19日

王安石與(yu) 司馬光在私生活方麵存在諸多共同點，比如都不貪圖享受，都不好美官，都不納妾，都不喜乘坐轎子。宋人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故二公平生相善。”但他們(men) 在政見方麵卻存在著幾乎是全麵的分歧：司馬光維護祖製，王安石強調變法；司馬光讚同“藏富於(yu) 民”，王安石重視“富國強兵”；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認為(wei) “開源”即意味著政府要增設苛捐雜稅，王安石則認為(wei) 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卻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拋開情感與(yu) 價(jia) 值偏好的因素，我們(men) 如何看待王安石與(yu) 司馬光的這個(ge) 分歧呢？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有道理，還是司馬光的“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有道理？

如果司馬光說的更有道理，那麽(me) 顯然，人類社會(hui) 的物質文明將不會(hui) 有任何進步，因為(wei) “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嘛。但肉眼可見的事實是，現代社會(hui) 與(yu) 古代社會(hui) 相比，貨財百物何止增長了千萬(wan) 倍？因此，哪怕是替司馬光辯護的學人，也不得不承認司馬光的判斷不合現代社會(hui) ：“我們(men) 親(qin) 身經曆、耳聞目睹了社會(hui) 財富的飛速增長，四十餘(yu) 年間，小到個(ge) 人、家族，大到城市、國家，財富的增長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聞的。‘天地’還是這個(ge) ‘天地’，其間的‘貨財百物’，卻早已不知翻了幾番。所以，我們(men) 會(hui) 覺得司馬光真是太保守了。”

但是，讚成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往往又補充說：司馬光的判斷雖然不合現代社會(hui) ，卻適用於(yu) 古代社會(hui) ，比如趙冬梅教授說：“諸位有沒有想過，這四十餘(yu) 年財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裏？製度革新、科學發展、技術進步，特別是早已走在前麵的西方文明的引領。而這些，在司馬光與(yu) 王安石討論‘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生。沒有上述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麽(me) 可能出現社會(hui) 財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財富總量不增長，那麽(me) ，理財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ge) 分配問題，不在公家就在民間，是‘富國’與(yu) ‘富民’孰先孰後、如何協調的問題。司馬光所說的並沒有錯。”

類似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寫(xie) 《蘇東(dong) 坡傳(chuan) 》的林語堂：“不必身為(wei) 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麵的兩(liang) 個(ge) 重要因素隻是生產(chan) 與(yu) 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chan) ，或是使分配更為(wei) 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chan) 絕無可能，因為(wei) 那時還沒有工業(ye) 化的辦法，所以一個(ge) 財政天才之所能為(wei) ，隻有在分配方麵。因為(wei) 王安石關(guan) 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

然而，就算在王安石時代，理財隻能是一個(ge) 分配問題，貨財百物也未必是“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南宋陸遊對此有過一番闡述：“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xi) ，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並，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

趙宋開國，不立田製，不抑兼並。因此貧富懸殊，賦稅不均，田連阡陌者多隱瞞田產(chan) ，以逃避田賦。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稅法”，用意即是“使分配更為(wei) 得當”，讓兼並之家承擔更多的賦稅，平民相對減輕稅負，這不正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辦法之一？

更何況，在王安石那個(ge) 時代，通過發展生產(chan) 來增進社會(hui) 財富真的“絕無可能”嗎？一個(ge) 明擺著的事實就是：宋朝去唐朝未遠，宋朝的國土麵積小於(yu) 唐朝，但宋政府通過懇荒、灌淤、精耕細作、引進並推廣良種占城稻、保護私有產(chan) 權等方法，使得耕地麵積大大增加，糧食畝(mu) 產(chan) 量也高於(yu) 唐朝，所以宋朝才有大量剩餘(yu) 糧食用於(yu) 釀酒，酒業(ye) 空前發達；宋人才有底氣稱“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yang) 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可以肯定地說，宋朝的社會(hui) 財富總量與(yu) 人均收入水平都超過了唐朝，而且同時還保持著人口的快速增長。這難道不是社會(hui) 財富總量的增長？

王安石曾提出：“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明代李贄有一段批評司馬光的話，可作為(wei) 王安石這一主張的注腳：“（司馬）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wu) 可已也，而可以數計邪？今夫山海之藏、麗(li) 水之金、昆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chan) 於(yu) 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其幾也。所貴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

王安石的變法，既是再分配的過程——所謂“抑兼並”是也；同時也是擴大生產(chan) 的過程——所謂“資之天地”是也，比如在“農(nong) 田水利法”施行期間，“中央政府修建了超過11000個(ge) 灌溉和防洪工程”，增添了一億(yi) 多畝(mu) 農(nong) 田，按最低畝(mu) 產(chan) 量（一石左右）計算，即每年可增收16500—23000萬(wan) 石糧食。

除了農(nong) 業(ye) 水利工程建設，神宗時代的宋政府還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於(yu) 運河、碼頭、橋梁、水磨的修建，投入於(yu) 銅礦、鐵礦、煤礦的開發，投入於(yu) 對工商業(ye) 的扶持與(yu) 刺激。我們(men) 看看這組數字，便可想見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社會(hui) 財富增長是何等規模：

1）熙寧—元豐(feng) 年間，宋政府每年鑄錢數額，高者達500萬(wan) 貫，鑄造兩(liang) 年，相當於(yu) 整個(ge) 明王朝200多年的鑄錢總額。

2）美國學者郝若貝認為(wei) ，元豐(feng) 年間鐵的年產(chan) 量達7.5—15萬(wan) 噸，葛金芳也認為(wei) 北宋一年用鐵約在15萬(wan) 噸上下，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ge) 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產(chan) 量才有14.5—18萬(wan) 噸。

3）從(cong) 神宗朝開始，煤礦得到大規模的開采，宋人說“汴都數百萬(wan) 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即始於(yu) 神宗時代。

4）宋政府設立的市易司，主營商業(ye) 與(yu) 金融業(ye) ，下轄各州市易務，工作人員數以萬(wan) 計，可謂是十一世紀的“托拉斯”。

5）熙豐(feng) 變法期間，宋政府的市舶收入達到北宋的最高峰，每年大約有二百萬(wan) 貫的市舶收入。作為(wei) 對比，晚明政府每年從(cong) 月港貿易（明政府隻開放一個(ge) 月港）中征收的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等，合計不過二三萬(wan) 兩(liang) 銀，隻是宋朝市舶歲入的一個(ge) 零頭而已。

所以，如果要我總結一句，我會(hui) 引述黃仁宇的這個(ge) 論斷：“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xing) 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men) 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ye) 化。他與(yu) 司馬光爭(zheng) 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chan) 與(yu) 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