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聞約取 敦厚崇禮

——淩廷堪的治學之道

作者：穀文國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四月初一日庚申

          耶穌2021年5月12日

淩廷堪(約1755—1809年)，字次仲，祖籍安徽歙縣。據《清史稿》所載，淩廷堪是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淩廷堪博聞強記，貫通群經，尤精於(yu) 禮學，被江藩推為(wei) “一代禮宗”。淩廷堪所著《禮經釋例》一書(shu) ，用力至勤，寒暑不輟20餘(yu) 年，五易其稿始成，多發前人所未發，為(wei) 世所推崇，後人治禮，莫不從(cong) 中取益。

篤誌為(wei) 學 畢力著述

古人讀書(shu) 治學，大抵始於(yu) 立誌，一旦篤誌為(wei) 學而不改，必能有所成就。淩廷堪23歲時著《辨誌賦》明誌，自謂“托跡溟海，抱影窮巷，為(wei) 賈則苦貧，為(wei) 工則乏巧，心煩意亂(luan) ，靡所適從(cong) ，用是慨然有向學之誌焉”，“廣求聖道於(yu) 《六經》”。自從(cong) 篤誌為(wei) 學之後，淩廷堪終其一生畢力著述，即使生活中失意困頓，都不曾棄學改誌。

淩廷堪在乾隆五十八年中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授予知縣。但他上書(shu) 吏部，請求改到學署擔任教官，並說“必如此，吾乃可養(yang) 母治經”。隨後，淩廷堪前往安徽寧國府學署就任，將母親(qin) 和兄嫂一並接去，“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麵對當時的清貧生活，淩廷堪仍然專(zhuan) 心學問，不肯降誌辱身。他在《杞菊軒銘》中寫(xie) 道，“忍饑誦經，此外何有。以卑自安，以貧自守。潔白在躬，延年益壽”。一副傲然挺立的君子形象如在眼前。從(cong) 就任寧國府教授到辭世，淩廷堪潛心治學，在禮學、史學等方麵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徐世昌在《清儒學案》中稱淩廷堪之學“無所不窺，於(yu) 六書(shu) 、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史傳(chuan) 之參錯、外屬之源流，靡不條貫，尤專(zhuan) 禮學”。除《禮經釋例》之外，淩廷堪尚有《燕樂(le) 考原》《校禮堂文集》等著述傳(chuan) 世，識見卓絕，惠澤學林。

學則不固 擇善而從(cong)

學問之事，本非向壁虛造、固守己見所能得，學人之間的往複切磋，對於(yu) 辨章學術、考鏡得失有著重要作用，這即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奧義(yi) 所在。淩廷堪下定立誌求學的決(jue) 心之後，經常出遊訪學，在開闊自己眼界的同時，也結識了一大批通儒雅士，學問品行方麵大有增益。通過遊學，不僅(jin) 得到了前輩學人如程晉芳、翁方綱等人的提攜關(guan) 照，還與(yu) 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江藩、焦循、阮元，以及乾嘉學派的邵晉涵、王念孫、孫星衍等相與(yu) 論學。這些都是當時的一流學者，各有專(zhuan) 長，故能疑義(yi) 相與(yu) 析。一方麵闡明經典義(yi) 理之所在，開顯聖人之道;另一方麵通經致用，在現實中求其明道救世之功。

以《禮經釋例》為(wei) 例，在此書(shu) 的撰述中，淩廷堪極少下斷語，多是如“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焉”之類，十分謙遜。遇有異議者，則先羅列眾(zhong) 說，往複辨析之後方才說“不可從(cong) ”，以示謹慎。對於(yu) 同時代學者的觀點，淩廷堪亦能做到擇善而從(cong) 。那些年齡較小的，如後來名重天下的阮元，淩廷堪也虛心請教。在《與(yu) 阮伯元孝廉書(shu) 》中說“今擬區其門類，為(wei) 《禮經釋名》一書(shu) 。年來粗有規模，到都日當以草創請正也”。對於(yu) 素來仰慕的江永、戴震，淩廷堪對於(yu) 其說也絕非一概從(cong) 之，而是既有否定，也有存疑，力圖提供一個(ge) 合理允當的說法。

從(cong) 《禮經釋例》成書(shu) 的過程來看，也能說明淩廷堪的治學態度。他曾聽聞江永著有《儀(yi) 禮釋例》，又見杭世駿《禮例序》，擔心自己所著會(hui) 與(yu) 前輩學人所作雷同，恐無必要，遂輟筆不作。等到他切實發現江永所作不過寥寥數頁，是未成之書(shu) ，杭氏又疏於(yu) 《禮經》，可謂是有誌未逮，於(yu) 是便重取舊稿，“矻矻十餘(yu) 年，稿凡數易”而成此書(shu) 。既表達了對前賢的敬意，也完成了自己的夙願。

會(hui) 通其例 實事求是

淩廷堪作為(wei) 乾嘉學派的重要一員，在考據上師承戴震一脈，尤為(wei) 注重典章製度，主張實事求是，由考據而通其義(yi) 理;又因客居揚州頗久，也受到了揚州學派的浸潤，不囿於(yu) 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重其會(hui) 通。正是在這種治學觀念的影響下，他在禮學研究方麵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響深遠。同是清代禮學大家的黃以周就在其《禮書(shu) 通故》中多次徵引淩廷堪的見解。

實事求是是乾嘉學派的一貫宗旨，淩廷堪對此深為(wei) 服膺，並將其運用到學問之中，作為(wei) 自己的治學準則。他認為(wei) 很多學者“於(yu) 《禮》多喜言《喪(sang) 服》之經《傳(chuan) 》，而畏言威儀(yi) 器數”，原因在於(yu) “實事求是之難而喜空言之易於(yu) 逞臆也”。禮學作為(wei) 實學，必須做到“事必求是”，而非妄憑己意。同時，他繼承了戴震“理義(yi) 存乎典章製度”的觀點，對“禮之本經”的《儀(yi) 禮》進行了深入詳細的研究，著成《禮經釋例》一書(shu) 。在淩廷堪看來，《禮經》“非他經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為(wei) 主，有非訓詁名物所能賅者”。所以“禮儀(yi) 委曲繁重，必須會(hui) 通其例”，“不會(hui) 通其例，一以貫之，隻厭其膠葛重複”，是無法領略到聖人製禮本意的。即使大家習(xi) 以為(wei) 常的儒家尊尊親(qin) 親(qin) 思想，淩廷堪也從(cong) 紛繁複雜的禮節入手，指出“其繁縟之中，有條而不紊，非比其例而觀之，則聖人之親(qin) 親(qin) 之殺、尊賢之等，何由而見乎?”這種循例求證的路徑為(wei) 人們(men) 解經釋義(yi) 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照。

《禮經釋例》全書(shu) 共分8例，“以明同中之異，異中之同。曰通例，曰飲食例，曰賓客例，曰射例，曰變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雜例”。這樣就把向來難讀的《禮經》以綱舉(ju) 目張的形式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歸納，同時兼具了文字訓詁和發明禮義(yi) 的功效，融攝了考據和義(yi) 理，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從(cong) 而避免了全憑己意而解經的情況。淩廷堪在《禮經釋例》的序中說，“證以群經，合者取之，離者則置之，信者伸之，疑者則闕之”，十分客觀。即使遇有疑惑，也標注出“經文不敢臆改，存此以質知者”，表明了其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梁啟超就稱“其方法最為(wei) 科學的，實經學界一大創作也”。

以經解經 複性於(yu) 禮

經學向來難治，禮學更是難上加難，作為(wei) 禮之本經的《儀(yi) 禮》自唐以來就號稱難讀，曆代為(wei) 之作注作疏的極為(wei) 少見。淩廷堪極為(wei) 推尚此經，認為(wei) 《儀(yi) 禮》非大聖人不能作，欲明聖人之意，既要對經文、禮例進行考究，以經解經，通經明道，更要知曉禮之大本大用，複性於(yu) 禮，用之於(yu) 修身治國。

淩廷堪認為(wei) 研治《儀(yi) 禮》之時，不可以漢代經師所撰述的《傳(chuan) 》、《記》之類的“章句之餘(yu) ，雜記說禮之言”來核校和闡釋《儀(yi) 禮》之奧義(yi) 。在淩廷堪看來，《儀(yi) 禮》與(yu) 《禮經》是一回事，其地位和作用顯然高於(yu) 《禮記》，隻能“據經以正《傳(chuan) 》、《記》，未可強經以就《傳(chuan) 》、《記》也”。即使出現《傳(chuan) 》、《記》之言與(yu) 《禮經》衝(chong) 突的情況，也大多取信《儀(yi) 禮》，隻在《禮記》詮釋有可取處時才擇善而從(cong) 之。對於(yu) 前人重《禮記》而輕《儀(yi) 禮》的情況，淩廷堪仍堅持“《儀(yi) 禮》十七篇者，禮之本經也”的主張，認為(wei) 隻讀《傳(chuan) 》、《記》而不讀經，流弊甚大，不可顛倒本末。

在《複禮》一文中，淩廷堪認為(wei) “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天下無一人不囿於(yu) 禮，無一事不依於(yu) 禮”，所以，“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淩廷堪批判一些學者舍棄聖人所常言的禮，而事事附會(hui) 於(yu) 聖人所不常言的“理”的做法，針對當時大談心性的學風，明確提出“求諸禮始可以複性”的觀點，把禮貫穿在複性、修身、治國平天下之中，最終達致複性即複於(yu) 禮的境界。這樣就把儒家所講的三綱八目、人倫(lun) 五常通過禮而貫通起來，複禮即是為(wei) 仁，即是盡性，即是彰顯聖人之德於(yu) 天地之間，能使天下之人少而習(xi) 焉，長而安焉，無論賢愚都能有所依循而成就自己。所以，聖人之道之所以萬(wan) 世不易者，就在於(yu) 此。

淩廷堪的禮學思想有著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色，其目的並不在於(yu) 單純的學術考證，而是借由禮製考證的路徑實現其現實關(guan) 懷，開辟出一條可供時人乃至後人明道救世的道路。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