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學新說：論三代王官學不是“學在官府”

作者：李競恒（曆史學博士，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內(nei) 容提要]三代時期學在王官，通過貴族世家的家學進行傳(chuan) 承，不下於(yu) 民間。但此種封建貴族的知識，並不是由“官府”所壟斷，而是一種封建性的知識、技藝傳(chuan) 承方式。“王官”的“王”，並不是“官府”一家。“王”字起源於(yu) 斧鉞，“士”字也起源於(yu) 斧，是部落共同體(ti) 的戰士成員，“王”是部族中戰士共同體(ti) 的首領。古諸侯多有稱王者，當時遍地有眾(zhong) 多的“王”，“王官學”便是散布在各這些多中心的、封建性的貴族世家知識。而王官“六經皆史”，意味著這些王官知識掌握在貴族領主“史”的手中，甲骨、金文中的“史”並非隻是史官，其中多有治國的諸侯，或多參與(yu) 戰爭(zheng) ，是允文允武的三代封建貴族，其“史”包含了大量貴族領主實務性的治理知識、技藝，這些知識構成了王官學的基礎。

[關(guan) 鍵詞]王官學；諸侯稱王；多中心；六經；史

一、三代時期有眾(zhong) 多平行存在的“王”

（一）“王”、“士”同源

“王”字最初源於(yu) 斧鉞之形，見於(yu) 甲骨、金文如（《合集》21471反[1]）、（《合集》19946反）、（《合集》19777）、（《小臣係卣》）、（《小子射鼎》）等，皆作斧鉞之形。林沄先生指出，“王”字上古音源自斧鉞的“鉞”之音“揚”，古籍中王者必杖黃鉞或負斧，均反映出“王”源自斧，而非“三畫而連其中”[2]。與(yu) 之相應的是，“士”字也源出自斧鉞之形，如金文（《臣辰卣》）、（《士卿尊》）等，和“王”字一樣，作倒立的斧鉞形。對於(yu) 此種現象，徐中舒先生最早指出“王”、“士”二字之間存在同源的關(guan) 係[3]，其後吳其昌、嚴(yan) 一萍、林沄亦持此說，林沄還認為(wei) 甲骨中的一些“王”字實際上應該讀為(wei) “士”[4]；日本學者白川靜認為(wei) ，士的象征是小鉞，王的象征是大鉞，諸士追從(cong) 於(yu) 王[5]。

從(cong) 考古資料來看，中原地區自仰韶文化以來，聚落、氏族之間的戰爭(zheng) 不斷增多，氏族成員隨葬石斧的現象十分常見，而氏族首領則往往隨葬更為(wei) 精致的斧鉞，顯示出其權威身份。早在仰韶文化時期，斧鉞便已經被作為(wei) 氏族首領或軍(jun) 權的象征[6]；龍山文化的陶寺遺址墓葬中出土一件石鉞，殘留著塗飾朱彩的木柄與(yu) 垂直裝飾，屬於(yu) 君長或首領的權威象征[7]；到了二裏頭文化時期，青銅還十分稀有和珍貴，但這時卻出現了專(zhuan) 門為(wei) 君長鑄造的青銅斧鉞，也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青銅斧[8]。在商代大型墓葬中，也多見以大斧鉞隨葬的現象。《太平禦覽》卷三四一引《宋林》雲(yun) ：“鉞，王斧也”，是言大鉞為(wei) 王者的象征。手持武器斧是氏族共同體(ti) 成員基本資格和身份的象征，氏族一般戰士成員“士”使用普通的斧，而氏族的首領“王”則持大斧，體(ti) 現的是氏族共同體(ti) 成員中尊長者的身份。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士”、“王”確實同源，可以佐證古文字上的關(guan) 聯。“王”隻是眾(zhong) 士之首，而非高高在上的皇帝或獨此一家的“官府”。遠古時期遍地分布眾(zhong) 多部族，即朱熹所謂“執玉帛者萬(wan) 國”時代，隻是“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個(ge) 長”[9]。這些規模不大的部族中，手持斧鉞的共同體(ti) 基本成員便是“士”，而多士之長便是“王”，故士、王同源。國與(yu) 國之間的交戰，“不過如今村邑之交哄[10]”，村邑、部族中的“王”便率領多士參與(yu) 械鬥，保境安民。換言之，當時天下並非隻有一個(ge) “王”，而是遍地分布有眾(zhong) 多的王。例如，商族的先公時代是夏朝，當時夏朝有夏王，但商族的先公王亥、王恒之名同樣冠以“王”的稱謂[11]，而夏王並不幹涉，可知當時各族首領稱王屬於(yu) 常態。商湯伐夏王，《尚書(shu) ·湯誓》記錄的誓師也是稱“王曰”，是王對王的戰爭(zheng) 。“王”字的初意，就是遠古時代遍地分布的部族首領，普遍而常見，並無後世至尊、獨尊的意味。

（二）商周時期諸侯稱“王”

到了商代，除商王以外，其它各族、方國亦有稱王者。齊文心曾考察甲骨卜辭，認為(wei) 其中多有方國之王，如聽王、應王、麋王等[12]。齊文對卜辭的解釋存在一些問題，如“王何”其實是“河祟王”，即河神對商王作祟，並不是有一位叫“王何”的國王。不過齊文的思路是值得注意的，即三代時期對“王”的理解，與(yu) 後世有所不同，“王”並非是獨一無二的至尊。夏朝時商族首領王亥、王恒也稱王，與(yu) 夏王同時並存；商朝時期，周部族的祖先古公亶父稱“大王”，即《詩經·魯頌·閟宮》所載“後稷之孫，實維大王”，與(yu) 商王同時並存。大王之子，又稱“王季”，古本《竹書(shu) 紀年》記載商王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可知當時不但商王是王，周族首領是王，西部的翟人部族也存在大量的王，一次戰鬥便能俘獲二十個(ge) 王。王季之後的周人首領文王、武王，也繼續和商王並存[13]。有考古學者認為(wei) ，所謂商代“多次遷都”，其實是當時有多個(ge) 都城並存，也並非隻有一個(ge) 單線條的王室，而是呈現為(wei) 多個(ge) 區域中心結構[14]。這一現象，也是商代有多個(ge) 王並存的體(ti) 現。

周代諸侯稱王的現象，最早是王國維先生進行過探討。他在《古諸侯稱王說》一文中指出“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yan) ，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越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xi) ，不得盡以僭竊目之。[15]”此後，張政烺先生對此亦有補充，指出“周時稱王者皆異姓之國[16]”。周代諸侯稱王者，見於(yu) 《夨王鼎》、《散氏盤》，皆稱夨國之君為(wei) “夨王”。其後在陝西寶雞又發掘有《夨王簋蓋》，銘文作“夨王作鄭薑尊簋”[17]，也是夨稱王的證據；另外如《錄伯簋蓋》銘文中，錄伯作“朕皇考釐王寶尊簋”（《集成》4302[18]），則錄國之君也稱王，死後諡號“釐王”；又在《乖伯簋》中，乖伯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集成》4331），乖國之君稱王，死後諡號“武乖幾王”。夨、錄、乖三國或與(yu) 周人聯姻結盟，或自祖上便效忠王室，所謂“祖考有勞於(yu) 周邦”，屬於(yu) 周人封建秩序的內(nei) 部成員，可見當時周王之外稱王並非違禮，因為(wei) 周王另有區別於(yu) 這些諸王的身份——天子。

（圖：夨王簋蓋銘文拓片）

此外，還有一些周代諸侯稱王的資料，如《呂王壺》（《集成》9630）、《呂王鬲》（《集成》635）、《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第483、1971號[19]分別收錄有《呂王之孫戈》、《呂王之孫鍾》，李學勤先生認為(wei) 該呂非薑姓之呂，而是南方盧族[20]；2006年在西安發現的《王尊》，記載與(yu) 夨曾聯姻，器亦見於(yu) 甘肅靈台縣，當為(wei) 稱王的西部國族[21]；此外還有《豳王盉》（《集成》9411）、《豳王鬲》（《新收》742、743）；還有申王，見於(yu) 《申文王之孫州簠》[22]，以及《申王之孫叔薑簠》[23]，申王之孫為(wei) 叔薑，則可知該稱王之申國為(wei) 薑姓，與(yu) 周人屬於(yu) 同盟，並非禮樂(le) 之外的蠻夷。同屬於(yu) 申國稱王的，有一件銅簋，記載南申國的太宰作其皇祖考“夷王”器[24]。此外，《史記·秦本紀》還記載有襄公元年，以其女弟“為(wei) 豐(feng) 王妻”，則豐(feng) 國之君亦稱王。

周代稱王的諸侯，除了楚、徐、吳、越之外，還有夨、錄、乖、呂、、豳、申、豐(feng) 等，其中多有長期向周王室效勞的諸侯，屬於(yu) 周人禮樂(le) 封建共同體(ti) 內(nei) 部的成員，其稱王現象不能全部視為(wei) 化外族群的僭越。有學者認為(wei) 這種現象是因為(wei) 周初還“沒有完全控製全國”，因此采用的靈活手段[25]。但從(cong) 一些稱王者“祖考有勞於(yu) 周邦”的情況來看，顯然不是周王無法控製他們(men) ，而是三代時期“王”的概念比我們(men) 理解的寬泛，不是獨一無二的，而是普遍常見，隻是各國、各部族的眾(zhong) 士之長而已。

這種文化心理，在後世仍然時有體(ti) 現，如徽州地區有很多地方豪族的首領就被尊為(wei) “王”，有汪王、蕭王、孫王、吳王、彭王等，這些豪族首領能以私人武力“扞蔽鄉(xiang) 邑”[26]，因此也是眾(zhong) 士的首領。甚至土匪頭目稱“大王”或“山大王”，某種意義(yi) 上也是此種文化心理的體(ti) 現。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三代時期作為(wei) 一國之君的諸侯，即使是沒有稱“王”的，但在實際功能上與(yu) 王並無二致，其實就是閻步克先生所說的“等級君主製”[27]，或趙伯雄所說“一個(ge) 國家內(nei) 存在著不同層次的眾(zhong) 多君主”[28]。“王官學”的“王”，其實就是各種大小不等且散布在各地的君主，是更接近早期“王”字對應那種多中心的，更多地方性的封建貴族政治文化，而不應該隻是狹隘地理解為(wei) 天子之官獨家壟斷的學問。

二、王官學並非“官府”壟斷之學

三代時期有眾(zhong) 多的王，王隻是本國眾(zhong) 多士的首領，“王官學”並不是隻有天子所壟斷的知識，而是由若幹平行存在貴族世家的家學傳(chuan) 承，在各國、各族之間進行治理、征伐、社交的封建貴族知識。其特點是並非為(wei) 一家“官府”所壟斷，而是由眾(zhong) 多的“王官”平行分布在各地，傳(chuan) 授貴族的六藝技能和知識。周王室有世官掌管王官學的傳(chuan) 授，其它各封邦之王侯亦各有王官之學的相應世家[29]。無論是王室，還是畿內(nei) 、畿外諸侯之學都以貴族世家為(wei) 基礎，而此種封建貴族世傳(chuan) 的“疇人”之學，既屬於(yu) 王官係統，但又帶有“私學”的性質[30]。

錢穆先生說“古代之《六藝》即《六經》……故稱《六藝》為(wei) 王官學”[31]，即以六藝為(wei) 核心的封建貴族技能為(wei) 王官學之核心，王官六藝之學，其本質上是三代封建軍(jun) 事貴族的養(yang) 成內(nei) 容。關(guan) 於(yu) 六藝，《周禮·地官司徒·保氏》雲(yun) ：“養(yang) 國子以道，教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le)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shu) ，六曰九數”。根據鄭玄注和賈公彥的疏，六藝的五禮是吉、凶、賓、軍(jun) 、嘉；六樂(le) 是《雲(yun) 門》、《大鹹》等六種音樂(le) ；五射是和國君同射之禮以及射中箭靶的不同形式；五馭是“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車戰技巧和禮儀(yi) ；六書(shu) 是我們(men) 熟悉的漢字構成與(yu) 使用方法學習(xi) ；九數是對土地丈量、糧食計算等基本數學能力的訓練。王官學六藝的知識和技巧，正是在眾(zhong) 王時代，各等級封建軍(jun) 事貴族需要掌握的基本能力，圍繞以戰鬥技巧的軍(jun) 禮、射殺、車戰，以及國政治理的各種禮樂(le) 習(xi) 慣法[32]、和政治活動中書(shu) 寫(xie) 、計算的能力。當時封建貴族的基本能力，《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卜雲(yun) 其吉，終然允臧”毛傳(chuan) 雲(yun)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sang) 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wei) 大夫”[33]，講述了封建貴族的基本王官學知識包括了占卜、狩獵、作器、出使、率兵、祭祀等能力，這些貴族技能與(yu) 王官六藝是基本重合的。

《孟子·滕文公上》言“學則三代共之”，是王官之學的主要部分在夏商周一脈相承。三代時期的王官知識傳(chuan) 授，並不在“官府”，而在封建貴族的若幹世家。即以王官六藝的文字書(shu) 寫(xie) 為(wei) 例，早期漢字的發生與(yu) 演化，並不是“中央王朝”發明的結果，而是由若幹地方性的諸侯、世家知識匯聚而成。日本學者伊藤道治就認為(wei) ，殷墟掌握了占卜的貞人，其實很多來自各地方性的國族或世家[34]。體(ti) 現在甲骨字形、風格等方麵，就是分組分類中，王卜辭、非王卜辭各組的字形、風格傳(chuan) 承係統的延續性，如非王卜辭“劣體(ti) 類”卜辭就是“雀”族這一世家的，午組卜辭也屬於(yu) 一個(ge) 宗族世家[35]。殷墟王畿之外，同樣有甲骨占卜與(yu) 文字的存在，如遠在東(dong) 方的山東(dong) 濟南大辛莊遺址，就發現了甲骨文，其行款與(yu) 一些字的寫(xie) 法也不同於(yu) 殷墟甲骨[36]。同樣稱王的周人在周原地區也留下了與(yu) 殷商甲骨非常不同的占卜文字。此外，周原以外的山西洪趙坊堆村、長安張家坡、北京昌平白浮各地都發現有周人甲骨文[37]，最近在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也出土了周人的甲骨文共三十五個(ge) 字，內(nei) 容是卜問派人巡查，有無災禍[38]。無論是殷墟地區各國族，還是各地的周人甲骨，這些文字的書(shu) 寫(xie) 、使用和傳(chuan) 承，都是屬於(yu) “王官學”範圍內(nei) 的知識，並非隻有商王的王卜辭才屬於(yu) “王官學”。

周代稱王的邦國，也都擁有各自的封建貴族王官學知識。以夨王為(wei) 例，《散氏盤》[39]中夨人有司能“履田”，顯然是具備了王官六藝中“九數”的知識；又夨人封臣與(yu) 散人“誓”，正是“使能造命”的王官學技能；最後夨王在豆新宮，以圖和書(shu) 寫(xie) 的契約付給史官佩戴，則夨王亦有史官，正是專(zhuan) 掌六藝王官知識的世臣；又《夨王鼎》、《夨王簋》等器銘之作，也正符合王官學大夫“作器能名”的知識技能。又如《錄伯簋蓋》中，錄釐王之子錄伯接受周王賞賜，應對有序，拜手稽首，對揚天休，極為(wei) 知禮，類似的如《乖伯簋》，乖王之子乖伯進退有禮，又作器以用宗廟、享夙夕，這些也正是錄王、乖王之國有王官大夫掌教“五禮”的體(ti) 現。在周人薑姓同盟的申王器銘中，《申文王之孫州簠》言申王之孫自作食簠，《申王之孫叔薑簠》言申王之孫叔薑自作食簠，均屬於(yu) 知“六書(shu) ”以及“作器能名”的體(ti) 現。

在王官知識的傳(chuan) 授方麵，商王設立有“大學”等王官學教學機構，但非王卜辭如《花東(dong) 》中也能見到貴族領主自行習(xi) 射的情況[40]。商代晚期，周王與(yu) 商王並存，而周王也設立有王官學的機構，如《詩·大雅·靈台》言文王“於(yu) 論鍾鼓，於(yu) 樂(le) 辟雍”，朱熹注認為(wei) 這是這是“天子之學”，實際上各國皆有其學，商王有大學，周王亦有辟雍。當時各國無論稱王或不稱王，應當都有王官學的存在。《禮記·王製》雲(yun) “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是諸侯無論稱王或不稱王，都有王官學宮的設置，唯名稱略有不同。《詩·魯頌·泮水》記載魯國有“泮宮”，即為(wei) 頖宮，既是獻功、飲酒禮之處，也是以王官學知識教學之所。《左傳(chuan) ·襄公三十一年》：“鄭人遊於(yu) 鄉(xiang) 校，以論執政。”關(guan) 於(yu) 鄭國的校，《詩·鄭風·子衿》言是所謂“刺學校廢也”，而子產(chan) 不毀鄉(xiang) 校，亦可知這是王官的部分，能議國家的執政，是諸侯國的議政、習(xi) 禮之所。《禮記·學記》言“國有學”，孔疏言“諸侯國中”，是各諸侯國都有學，謂之“國學”。又言“家有塾，黨(dang) 有庠，術有序”，則是各級封建貴族世家、各諸侯國的地方性知識，共同構成了王官學。

三、“六經皆史”的實質

六經為(wei) 王官學的精粹，在章學誠以前，就有人提出過“經即史”或“五經皆史”之類的說法[41]。而章學誠提出了著名的“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的觀點，則最為(wei) 著名，也有助於(yu) 理解王官學六經的實質。常見的理解，是將“史”視為(wei) 曆史或曆史學，但錢穆先生指出，此處的史“並不指曆史言”，“此所謂‘史’者，實略當於(yu) 後世之所謂‘吏’”，“當時宗廟史官之所掌，與(yu) 其謂之重要性在曆史，則實不如謂其重要性在禮樂(le) 。[42]”也有學者根據錢穆先生的思路進一步進行解釋：“所謂‘六經皆史’，這個(ge) ‘史’不是今日之謂曆史學的史，而是政治故事，是具有傳(chuan) 統習(xi) 俗的權威並作為(wei) 習(xi) 慣法予以遵循的政治智慧之來源與(yu) 治理秩序的構建過程。[43]”換言之，要理解王官學時代“六經皆史”的實質，就需要回到當時“史”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政治活動身份的背景中去考察。

在甲骨卜辭中，“史”常參與(yu) 或指揮戰爭(zheng) 活動，如：

貞：在北史有獲羌？貞：在北史亡其獲羌？（《合集》914正，過渡②類）

貞：我史其方？貞：我史弗其方？貞：方其我史？貞：方弗我史？（《合集》6771正，賓一類）

貞：我史其方？貞：我史弗其方？貞：方其我史？貞：方弗我史？（《合集》9472正，過渡②類）

我史缶？我史弗其缶？（《合集》6834正，過渡①類）

其乎北禦史衛？（《合集》27897，事何類）

第一條卜辭是卜問領主“北史”是否能以武力捕獲羌人；第二、三條是卜問關(guan) 於(yu) “史”和方國之間進行戰爭(zheng) 的內(nei) 容，史是否主動攻擊方國，或是受到方國的攻擊；第四條是卜問史是否主動攻擊缶國；第五條是記載史組織武裝抵抗。這五條卜辭中的“史”，都不是一般印象中隻掌管圖書(shu) 典籍的史官，而是一種封建領主貴族的形象，其掌控的範圍大致能對應敵對的方國，可見規模不小。至西周時期，史仍然具有封建武裝領主的色彩，如1986年出土的《史密簋》銘文記載，“王命師俗、史密曰：‘東(dong) 征’”，“史密司玄族人、萊伯、僰、，周伐長必，獲百人。”周王命令史官“密”率領殷人宗族武裝“玄族”、萊伯等西薑武裝等參加東(dong) 征，對東(dong) 夷部落取得了很大戰果。整理者指出，史官參加戰爭(zheng) ，在西周金文中常見，如《員尊》、《員卣》、《鼎》等[44]。此外，《十五年趞曹鼎》銘文（《集成》2784）還記載，周王賜給史官趞曹各種武器，包括了弓、矢、皋、胄、甲、殳等，給史官賞賜大量武器裝備，表明周代的史確實是武裝化的貴族。

史既典守文教禮製，但又擁有武力，參與(yu) 戰爭(zheng) ，這源自於(yu) 史的封建領主身份。“史”的古文字構形，乃是以手持“中”，“中”在甲骨文作旗幟之形，如

（《合集》7368）、（《合集》13375）、（《合集》32982），為(wei) 旗杆上旗帶飄舞之形。甲骨卜辭中，也多見“立中”的記載，如：

其立中亡風（《合集》7369，典賓類）

立中，允無風（《合集》7370，典賓類）

我立中（《合集》811正，過渡②類）

勿立中？立中？（《合集》811反，過渡②類）

王惟立中（《合集》7363正，典賓）

“立中”與(yu) 有風無風聯係，正是以立旗幟測風以辨陰陽之法。饒宗頤先生指出，“立中無風”之“中”乃是旗幟[45]，胡厚宣先生以為(wei) 卜辭“立中”乃遠古氏族武裝墾殖，樹立旗幟的圈地活動[46]。朱彥民先生據古文字形、甲骨卜辭“立中”和清華簡《保訓》關(guan) 於(yu) “中”的用法，都表明“中”最初是一種旗幟。甲骨金文的“史”是手持旗幟“中”之形，清代學者吳大澂以來，包括日本學者林巳奈夫等學者都指出“史”源自旗幟。而三代的王往往手持斧鉞外，也手持旗幟，如《詩·商頌·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史記·周本紀》“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商王、周王都執旗幟作為(wei) 統治權的象征[47]。三代時期以各氏族為(wei) 構成社會(hui) 的基礎，“族”字便是旗幟下設箭矢之形，是當時氏族社會(hui) 武裝的體(ti) 現[48]。

換言之，最初的氏族首領就是手持斧鉞的“王”，而氏族的象征是旗幟，氏族首領“王”既持斧鉞又持旗幟。“史”最初作為(wei) 封建領主，擁有氏族、封地和武力，是屬於(yu) 廣義(yi) 上“王”這類首領身份的。作為(wei) 族的治理者，手持旗幟的形象，也成為(wei) “史”字的基本構形。即在三代時期，“史”還沒有變為(wei) 後世一般印象中那種隻負責掌管典籍的技術專(zhuan) 家，其最初身份是掌旗幟號令的封建領主，對內(nei) 管理典籍文教，對外進行戰爭(zheng) ，是允文允武的貴族領主。此種史所秉掌的各種文、武技藝與(yu) 知識，便屬於(yu) 王官之學，是後世所傳(chuan) 六經的重要基礎，即章學誠所說的先王之政典。

至西周時期，史的種類頗有增多的趨勢，金文所見有大史、內(nei) 史尹、內(nei) 史、作冊(ce) 內(nei) 史、右史、禦史、中史、省史、書(shu) 史、瀕史、佃史、諸侯之史等多種史[49]。其中的大史，在西周早期銘文中有時是由很高地位的“公”擔任，如一件銅卣銘文中的“公大史”的身份就是周武王的弟弟畢公[50]。在湖北黃陂魯台山出土的西周《公太史鼎》銘文中，作器者也是“公大史”[51]，應當也是諸侯身份級別的“史”。諸侯等級的領主也同時具有“史”的身份，顯示了“史”最初的執旗者、治理者身份，而不隻是單純的文職秘書(shu) 。

西周關(guan) 於(yu) “史”最著名的王官機構便是“卿史寮”和“太史寮”。卿史寮，或的“史”，或讀為(wei) “事”，其字從(cong) 《毛公鼎》、《令方彝》銘文來看，作（《毛公鼎》）、（《令方彝》），正是手持旗幟之形。史能做政事，故史、事音意具近，“卿史寮”顧名思義(yi) ，正是具有諸侯、族長身份，能執掌旗幟的貴族領主在朝議政、行政的機構。《毛公鼎》銘文（《集成》2841）記載，周王命管卿史寮、太史寮，以及“三有司”和師氏、虎臣，即司土、司馬、司工和軍(jun) 隊。據《令方彝》銘文記載（《集成》9901），明公掌管卿史寮，負責“三事四方”，即掌管王畿內(nei) 的各級大夫領主，以及王畿以外四方的諸侯政事[52]。據此可知，卿史寮的“史”，所圍繞的正由周人封建政事治理以及軍(jun) 事貴族事務為(wei) 核心的內(nei) 容，而王官學的知識也是服務於(yu) 這一核心內(nei) 容的。

因此，“史”的基本性質不是秘書(shu) 職務或簡單的曆史書(shu) 寫(xie) ，而是錢穆先生所說的“吏”，或者金文中可通用的“事”，其實質是作為(wei) 治理政事、實務性的“事”。在封建時代，各種事務性的處理，往往又必須訴諸曆史、慣例、判例一類的經驗傳(chuan) 統，這些“事”的處理，就離不開對曆史傳(chuan) 統之“史”的知識和傳(chuan) 承，因此在卿史寮之外，周人又設置有“太史寮”，掌管曆史、典籍、禮儀(yi) 、製祿、祭祀、曆法等，其知識服務於(yu) 現實的治理，卿史寮與(yu) 太史寮之間可謂相輔相成。

王官學六經，其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之屬，包含了三代的曆史傳(chuan) 統和封建習(xi) 慣法的各種具體(ti) 判例，這些知識是王官學時代各級君主、貴族領主需要掌握的用於(yu) 治理“事—史”的技藝，涵蓋了政治慣例、司法判決(jue) 、經濟管理、軍(jun) 事規則等諸多方麵，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記·檀弓下》），正是記錄王官六經對三代封建軍(jun) 事貴族基本行為(wei) 的習(xi) 慣規範。六經皆史的“史”，是治理秩序的基本構建，而不是後人理解中狹隘的秘書(shu) 、文書(shu) 工作，或是將六經視為(wei) “曆史學”。王官六經的知識，由當時遍布在各地的各國王官世家所掌握、傳(chuan) 授，共同構成了“先王之政典”。

結語

傳(chuan) 統學術界對於(yu) 三代“王官學”的理解存在某種誤解，常見的情況便是強調“學在官府”，或章學誠所說的“官守學業(ye) ”，認為(wei) 由國家編製的職官如師氏、保氏、大司樂(le) 、樂(le) 師、大胥、小胥、大司徒、鄉(xiang) 大夫、鄉(xiang) 師等掌握著學問。但實際上，三代時期不可能出現國家壟斷教育這樣具有韋伯（Max Weber）意義(yi) 上的科層官僚機構的組織形式。章學誠認為(wei) 秦朝“以吏為(wei) 師”符合三代王官學傳(chuan) 統，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秦朝是科層官僚組織下的國家建構，按照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53]、福山（Francis Fukuyama）[54]的觀點，秦朝是帶有韋伯意義(yi) 上現代國家色彩的，因此秦朝實行“以吏為(wei) 師”的官學並不奇怪。但如果認為(wei) 三代時期的王官學也是如此，其實是審視曆史的視角受到了遮蔽。三代時期遍地存在著多個(ge) “王”，是一種多中心的治理結構，其王官學知識掌握在各種自然精英的家族手中，而不是被壟斷在獨一無二的“官府”那裏。王官六經之學，其實質是當時各級封建貴族領主的“史—事”之學，而不是狹隘的“曆史學”，其中的曆史知識部分，隻是作為(wei) 封建法的慣例部分被保存和傳(chuan) 播，但其功能是一種政治治理的學問。

注釋：
 
[1]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1471片反。以下引用《甲骨文合集》，均簡稱《合集》，並附注編號。
 
[2]林沄：《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3]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原》，自《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4年第四分。
 
[4]林沄：《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林沄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8頁。
 
[5]白川靜：《常用字解》，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頁。
 
[6]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07頁。
 
[7]楊泓：《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兵器史研究》，《文物》1985年第8期。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裏頭工作隊：《河南偃師市二裏頭遺址發現一件青銅鉞》，《考古》2002年第11期。
 
[9]《朱子語類》卷55。
 
[10]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86頁。
 
[11]王震中：《先商社會形態的演進》，《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2]齊文心：《關於商代稱王的封國君長的探討》，《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3]李零認為，周文王“起碼在商王麵前不敢自稱為王”，《讀周原新獲甲骨》，《待兔軒文存·說文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頁。即使真的如此，也並不能否定當時也是“王”的身份，隻是並非為諸侯盟主意義上的“王”。
 
[14]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418頁。
 
[15]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觀堂集林》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9頁。
 
[16]張政烺：《夨王簋蓋跋》，《張政烺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31頁。
 
[17]王光永：《寶雞縣賈村塬發現夨王簋蓋等青銅器》，《文物》1984年第6期。
 
[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7年版。以下引用《殷周金文集成》，均簡稱《集成》，並附注編號。
 
[19]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2006年版，簡稱《新收》。
 
[20]李學勤：《試說青銅器銘文的呂王》，《文博》2010年第2期。
 
[21]吳鎮烽：《近年新出現的銅器銘文》，《文博》2008年第2期。
 
[22]黃錫全：《申文王之孫州簠銘文及相關問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文字研究》第25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89頁。
 
[23]鄖陽地區博物館：《湖北鄖縣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
 
[24]崔慶明：《南陽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25]徐義華：《商周“稱王”與政治思想變化》，《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26]章毅：《理學、士紳和宗族：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
 
[27]閻步克：《宗經、複古與尊君、實用：〈周禮〉六冕製度的興衰變異》，《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28]趙伯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頁。
 
[29]梁啟超雲：“各侯國所有行政機關，大略與天子相同”，《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頁；楊樹達雲：“蓋列國官職大抵與周同也”，《積微居金文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頁。
 
[30]張富祥：《從王官文化到儒家學說：關於儒家起源問題的推索和思考》，《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
 
[31]錢穆：《孔子與春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78頁。
 
[32]李競恒：《試論周禮與習慣法》，《天府新論》2017年第6期。
 
[33]類似的記載，見於《隋書·經籍誌四》:“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
 
[34]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9—56頁。
 
[35]黃天樹：《非王“劣體類”卜辭》，《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第135頁。
 
[36]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所：《濟南市大辛莊遺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37]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38]《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出土甲骨文》，《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年第1期（下）。
 
[39]王輝：《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頁。
 
[40]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0—690頁。
 
[41]餘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50頁。
 
[42]錢穆：《孔子與春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78頁。
 
[43]秦際明：《錢穆論王官學與百家言的政教意蘊》，《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3期。
 
[44]張懋鎔、趙榮、鄒東濤：《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義》，《文物》1989年第7期。
 
[45]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上冊，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99頁。
 
[46]胡厚宣：《記香港大會堂美術博物館所藏一片牛胛骨卜辭》，《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47]朱彥民：《由甲骨文看“史”字本義及其早期流變》，《殷都學刊》2015年第4期。
 
[48]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製度》，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3頁；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郭淨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
 
[49]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製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6—36頁。
 
[50]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製度和國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60頁。
 
[51]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台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
 
[52]楊寬：《西周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348頁。
 
[53]H.G.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the Hsie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XII，1964.轉引自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頁。
 
[5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8、第117、第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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