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興(xing) 學與(yu) 文教國家之構建

作者：姚中秋

來源：《天府新論》，2021年第3期

【摘要】春秋後期，治、教二分，並分頭演化：孔子構建文教，各國競爭(zheng) 造就官僚製國家。漢立國之後，儒家士人曾致力於(yu) 推動兩(liang) 者之合一，但在當時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下，接連遭遇挫折。文翁作為(wei) 接受過五經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憑借其誌於(yu) 道的精神擔當和政治主動性、創造性，繞開阻力較大的中央，在相對僻遠的蜀郡進行地方製度創新，興(xing) 辦公立教育，而後由漢武帝推廣到全國。因此，文翁興(xing) 學是文教國家構建過程中的一個(ge) 重要環節。

【關(guan) 鍵詞】文翁；文教；文教國家；儒學傳(chuan) 播

文翁興(xing) 學於(yu) 蜀郡，這是儒學傳(chuan) 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四川文化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學界已從(cong) 這兩(liang) 個(ge) 角度進行了不少研究。關(guan) 於(yu) 文翁是不是蜀學之源、其與(yu) 司馬相如有無直接關(guan) 係等史事，還發生了激烈爭(zheng) 論。然而，考察《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的文本結構或可推測，在班固看來，文翁興(xing) 學的意義(yi) 遠不止此。這篇列傳(chuan) 的序言說：

漢興(xing) 之初，反秦之敝，與(yu) 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wei) 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後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yu) 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yu) 嚴(yan) ，而民從(cong) 化。

此處以吳公、文翁並列漢代循吏之首，然而正文卻無吳公之傳(chuan) 而以文翁列第一。關(guan) 於(yu) 吳公，《史記》亦無傳(chuan) ，僅(jin) 於(yu) 《屈原賈生列傳(chuan) 》敘賈誼生平時提及：“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shu) 聞於(yu) 郡中。吳廷尉為(wei) 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wei) 天下第一，故與(yu) 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wei) 廷尉。”司馬遷去吳公不遠，其作《循吏列傳(chuan) 》卻無吳公，班固列吳公於(yu) 循吏行列卻不為(wei) 之作傳(chuan) ，頗為(wei) 奇怪。推測其原因或許在於(yu) ，吳公學於(yu) 李斯，必學刑名法術，或許於(yu) 入漢之後，改循黃老之術，故“居以廉平，不至於(yu) 嚴(yan) ”，但終究未能興(xing) 起教化，真正地移風易俗，從(cong) 而與(yu) 兩(liang) 位史家尤其是班固所理解的漢代政治演變之曆史邏輯不合，故不為(wei) 之作傳(chuan) ；反過來，把文翁列為(wei) 循吏之首，則最為(wei) 充分地體(ti) 現了這一曆史邏輯。

《曆代循吏傳(chuan) ·文翁篇》書(shu)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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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曆史演變邏輯者，何也？文教國家之構建是也，此即秦漢之間曆史變遷之基本脈絡。對此，錢穆《國史大綱》、拙著《國史綱目》均已有所論述。本文擬把文翁興(xing) 學置於(yu) 文教國家構建之脈絡中進行考察。對此，餘(yu) 英時《漢代循吏與(yu) 文化傳(chuan) 播》一文、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已從(cong) 宏觀層麵有頗為(wei) 完整的論述，本文主要從(cong) 政治學角度略作補充。

一、文翁其人：作為(wei) 早期儒家士大夫

據傳(chuan) 世文獻記載，蜀地之納入統一華夏國家政治版圖在殷周之際，《尚書(shu) ·牧誓》記周武王伐殷紂王，所統領的“西土之人”中包括“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蓋因周人興(xing) 起於(yu) 關(guan) 中西部，由今日寶雞南行越秦嶺，即可沿嘉陵江達於(yu) 巴、蜀。立國後，武王必定封賜蜀人，但可以合理地推測，周室東(dong) 遷之後，這種聯係必定斷絕，巴蜀乃自行發展。至秦惠王九年（公元前３１６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後又有叛亂(luan) 、複歸。約半個(ge) 世紀後，秦昭王以李冰為(wei) 蜀守，在蜀中興(xing) 修水利，“蜀於(yu) 是盛有養(yang) 生之饒焉”（《華陽國誌·蜀誌》），蜀地經濟開始發展，但秦的國家性質與(yu) 李冰的政治觀念決(jue) 定了政府未能采取相應措施發展文教事業(ye) 。

國家治理依賴兩(liang) 種主要機製：以暴力為(wei) 後盾的政治和滋養(yang) 、塑造人心的教化，用章學誠的話說是治與(yu) 教。兩(liang) 者關(guan) 係發生過一次重大變化：三代以上是治、教混融為(wei) 一；到春秋末期，禮崩樂(le) 壞，則形成治、教二分格局。這是亞(ya) 歐大陸上各古典文明演變的共同規律，由此而有德國學者雅思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概念，餘(yu) 英時以此作為(wei) 分析士人群體(ti) 興(xing) 起、演變之基本理論框架。

章學誠畫像

（來源：百度圖片）

具體(ti) 說來，自春秋末期以來，以孔子為(wei) 標誌，治、教分立，分頭發展。一方麵，列國間戰爭(zheng) 日趨殘酷，各國君王偏離古典宗教、製度，迫切尋求“富強”，即提高國家的資源生產(chan) 能力和動員能力，強化國家權力。另一方麵，孔子刪述六經，以之興(xing) 學，教養(yang) 弟子。其教以仁義(yi) 為(wei) 中心，以“成人”為(wei) 宗旨，養(yang) 成“士人”，是掌握專(zhuan) 業(ye) 知識又有個(ge) 體(ti) 道德自覺的全新社會(hui) 群體(ti) 。他們(men) 又四處興(xing) 學，施行教化。與(yu) 亞(ya) 歐大陸其他文明的教化機製不同，興(xing) 學教化不是教人信神，而是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筆者稱之為(wei) “文教”。文教所教養(yang) 的士人以“為(wei) 政”為(wei) 誌業(ye) ，故《論語》第一篇為(wei) 《學而》，第二篇為(wei) 《為(wei) 政》，清楚顯示了士人之自我角色定位。

然而，當時現實世界的政治完全不是孔子所想象者，孔門後學乃發生大分化。一部分人堅持孔子理念，麵對亂(luan) 局，甚至強化其理念，乃走向批判立場，比如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wei)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dong) 麵朝齊。天下方務於(yu) 合從(cong) 連衡，以攻伐為(wei)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這種批判性立場構成後世儒家的一個(ge) 傳(chuan) 統。

以子夏及其弟子為(wei) 主的三晉之儒積極回應時代需求，由孔子六經之學發展出法家理論，從(cong) 個(ge) 人經曆看，李悝、吳起、商鞅、李斯、韓非等法家著名人物皆出於(yu) 儒門。法家以富國強兵為(wei) 宗旨，構想出強化君權、建立常備軍(jun) 、官僚製、改革土地製度、強化財政汲取能力、處理外交關(guan) 係等方麵的理論，深受各國君王歡迎、重用，陸續在魏國、楚國和秦國發動變法，逐漸建立了人類曆史上最早的“現代國家”。

秦國的變法最為(wei) 徹底，西方學者稱呼現代國家為(wei) “軍(jun) 事財政國家”，秦製下的官僚完全以執行法律為(wei) 己任，心無旁騖，故漢人謂之刑名吏或文法吏，秦國可謂之“軍(jun) 事－法律－財政國家”。它以資源動員效率最大化為(wei) 唯一目標，而學術活動妨礙這一點，故《商君書(shu) 》反複主張取消民間學術，青年若欲學習(xi) ，則專(zhuan) 攻國家刑律、政令，“以吏為(wei) 師”。（《商君書(shu) ·定分》）推測起來，李冰父子當為(wei) 此類刑名吏，故其可以興(xing) 修水利，因為(wei) 這有助於(yu) 國家富強；卻不可能興(xing) 起文教，因為(wei) 在法家看來，這是妨礙富強的。

《商君書(shu) 》封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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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隨著統一事業(ye) 的推進，秦國對文教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秦國逐漸吞並東(dong) 方，而東(dong) 方文化教育事業(ye) 發達，秦國不能不接納之，這就有了呂不韋組織東(dong) 方士人寫(xie) 書(shu) 之事；統一全國後，朝廷也吸納士人為(wei) 博士或官員，成為(wei) 最早的“士大夫”，參與(yu) 各方麵的製度設計。這實際上開啟了治、教合一的曆史進程。但這一進程遭到一次巨大挫折：士大夫不同於(yu) 文法吏，文法吏以服從(cong) 為(wei) 天職，士大夫受過五經教育，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因而，齊人博士淳於(yu) 越主張複封建，李斯明確反對，並認為(wei) 以士人為(wei) 中心的民間學術威脅皇權秩序穩定。秦始皇采納李斯建議，下令“焚書(shu) ”。這樣，秦朝不僅(jin) 沒有國家的製度性教化機製，也消滅了民間內(nei) 生的教化機製，這是秦政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

漢開國之後，情況有所改觀，尤其是漢惠帝時正式廢除秦的民間講學禁令，民間學術、教育逐漸恢複。實際上，秦統治東(dong) 方的時間很短，從(cong) 焚書(shu) 到漢開國中間隻有十幾年，因而漢初人物接受過五經教育者很多，著名者如叔孫通、陸賈，及《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所記傳(chuan) 授各經之師儒。他們(men) 複辦教育，陸續培養(yang) 出士人，文翁正成長於(yu) 這一環境中：“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ju) 。景帝末，為(wei) 蜀郡守，仁愛好教化。”

可見，文翁屬於(yu) 早期士大夫。當然，文翁不是獨一無二的，比如傳(chuan) 授《魯詩》的申公興(xing) 辦私學，其弟子遍天下：“弟子為(wei) 博士者十餘(yu) 人：孔安國至臨(lin) 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nei) 史，夏寬至城陽內(nei) 史，碭魯賜至東(dong) 海太守，蘭(lan) 陵繆生至長沙內(nei) 史，徐偃為(wei) 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wei) 膠東(dong) 內(nei)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史記·儒林列傳(chuan) 》）這些受五經教育而入仕者，即是士大夫。此時，士人入仕尚未製度化，但其人數日益增多，注定了將改變漢代政教格局；最為(wei) 重要的是，他們(men) 必定建立文教製度。

史籍沒有記載文翁的師承，但其政治行為(wei) 模式卻完全依循孔子之教。孔子教其弟子以治國之道：先富之，後教之。文翁為(wei) 蜀守正是如此行事的。《華陽國誌·蜀誌》記：“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wei) 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頃。”這裏所說文翁為(wei) 守時間有誤，但其事大概是可信的。在做出富民努力後，文翁即著手興(xing) 起地方教化。

二、文翁興(xing) 學：文教國家構建之地方試驗

基於(yu) 中國過去兩(liang) 千多年的經驗，我們(men)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治、教兩(liang) 分局麵不利於(yu) 國家秩序穩定，但秦漢之際則處在探索過程中，大部分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還有人出於(yu) 各種理由反對，因而直到漢武帝時始得以采取實質性變革措施，推動治教合一。但武帝的決(jue) 斷絕非其個(ge) 人心血來潮，漢興(xing) 之後六十多年間有很多人推動這一事業(ye) ，文翁興(xing) 學於(yu) 蜀郡，就是其中至關(guan) 重要的地方製度創新示範，對武帝構建文教國家的進程起了頗大推動作用。

漢武帝畫像

（來源：必應圖片）

《史記·儒林列傳(chuan) 》緒論中有一段話簡練地描述了漢武帝以前曆代統治集團對於(yu) 治教關(guan) 係之認知：

故漢興(xing) ，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xi) 大射鄉(xiang)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yi) ，因為(wei) 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wei) 選首，於(yu) 是喟然歎興(xing) 於(yu) 學。然尚有幹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後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漢朝開國者起於(yu) 東(dong) 方，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是荀子之再傳(chuan) 弟子，曾與(yu) 詩學大家申公同學（《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推測起來劉邦對孔子文教並不陌生，故開國之後，令叔孫通製作禮儀(yi) ，也聽取陸賈之言，令其撰《新語》，討論國家治理從(cong) 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轉型之道。（《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然而，高祖晚年主要精力在平定內(nei) 亂(luan) ，而後軍(jun) 功大臣掌權，不僅(jin) 強烈反對文教建設，而且積極引入黃老之術，奉以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這其中不乏利益考量：黃老無為(wei) ，也即不做政治製度的變革，他們(men) 即可長期保持自己的特權，並傳(chuan) 給子孫後代。故漢初六十年間，國家上層權力歸軍(jun) 功大臣及其子弟，中下層則承襲秦製，以文法吏治理。

如此權力和意識形態約束決(jue) 定了儒家士人興(xing) 起文教的建議在中央層麵是難以實施的：賈誼曾向漢文帝提出完整的變革方案，而軍(jun) 功大臣與(yu) 刑名吏合力反對，文帝不能實施，賈誼鬱鬱而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chuan) 》）漢武帝初即位，其師傅王臧、趙綰等人再度發動變革，遭到崇信黃老之術的竇太後為(wei) 首之政治勢力的反對而中斷。凡此種種現實說明，即便貴為(wei) 皇帝，想要自上而下地發動變革，也麵臨(lin) 極大的觀念和政治阻力。不過，黃老之治也帶來一個(ge) 意外好處：地方官吏的自由活動空間比較大，於(yu) 是身為(wei) 地方官的士大夫就在地方上進行製度創新，文翁正是這方麵的典型。

從(cong) 政治角度看文翁興(xing) 學，立刻可見其顯著特征：此舉(ju) 完全是文翁作為(wei) 地方官的自發主動行為(wei) ，而非出於(yu) 朝廷法令或政令之要求。事實上，景帝時代正是竇太後憑母後之威頻繁幹預朝政，因而也是黃老之術的極盛之期。但也許因為(wei) 蜀郡比較僻遠，文翁得以利用地方官吏的自由活動空間，在地方興(xing) 起文教。

漢景帝畫像

（來源：必應圖片）

由此亦可發現士大夫之獨特政治品質。文法吏的政治倫(lun) 理是嚴(yan) 格執行國家、上級的法律、政令，可將其理解為(wei) 機械的“政治機器”。士大夫的心智卻大不相同，其人“誌於(yu) 道”，相信自己通過研習(xi) 五經掌握了道，並以行道於(yu) 天下為(wei) 己任，因此他們(men) 富有政治批判精神：若國家法律不合於(yu) 道，或上級政令不合理，他們(men) 會(hui) 起而反對甚至拒不執行；他們(men) 也有政治主動性即創造性，凡事隻要合於(yu) 道，即便法律、政令未做規定，他們(men) 也可能主動嚐試、創製。文翁正是基於(yu) 這種政治主動性在蜀郡興(xing) 起文教：“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這完全出乎他個(ge) 人的政治主動性。

文翁開創了後世儒家“誌於(yu) 道”的士大夫施政地方之基本模式：富民，然後興(xing) 起文教，以教化地方。士大夫的施政模式完全不同於(yu) 秦的文法吏：文法吏的治理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完全依靠權力，以法律約束民眾(zhong) 。士大夫雖為(wei) 官僚，但他們(men) 受過五經教育，故其治理之道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wei) 政》）因而，士大夫施政地方多有明確的教化自覺，積極興(xing) 辦教育，興(xing) 起禮樂(le) ，以移風易俗。

文翁興(xing) 學也有賴於(yu) 士人共同體(ti) 之默契。蜀地乏師儒，文翁“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yu) 人，親(qin) 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ye) 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mai) 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士人是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文翁與(yu) 博士均在其中，有共同的價(jia) 值、話語、抱負，必定積極支持文翁之舉(ju) ，為(wei) 蜀郡培養(yang) 人才。

同時，漢代獨特的地方官征辟製度也為(wei) 文翁興(xing) 起文教留有較大空間：“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wei) 右職，用次察舉(ju)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yu) 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wei) 學官弟子，為(wei) 除更搖，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wei) 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cong)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yu) 俱，使傳(chuan) 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zheng) 欲為(wei) 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yu) 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依漢代征辟製，郡守可自行察舉(ju) 、委任其僚屬和郡縣吏。文翁利用這一製度，重用接受過教育的士人，為(wei) 地方教育發展構造了一種有效的政治激勵機製，激勵地方聰敏青年投身於(yu) 學，從(cong) 而養(yang) 成好學、崇教之社會(hui) 風氣。

由此，文翁在蜀郡建成了全國最早的公立教育體(ti) 係。孔子以個(ge) 人之力興(xing) 起文教，形成了東(dong) 方的“私學”也即民間辦學傳(chuan) 統，六經皆有師儒私人傳(chuan) 授。漢初以來，東(dong) 方的私學很快恢複，人才輩出。蜀地偏遠，完全沒有私學基礎，蜀地文教之興(xing) 起必有賴於(yu) 政府辦學。士大夫本身就是教化者，承擔了這一責任，其所興(xing) 辦者當然是官學。後世邊遠地區的文教發展也都主要依賴地方官之積極作為(wei) 。

川蜀位於(yu) 西漢時期的西南邊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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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在地方創辦官立學校係一大創舉(ju) ，在地方層麵上推動了政、教合一，這與(yu) 漢武帝在國家層麵上推動政教合一的政治決(jue) 心正相吻合，於(yu) 是武帝將此做法推廣到全國：“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wei) 之始雲(yun) 。”這裏的地方官自主創新、國家全麵推廣，亦開後世以至於(yu) 今日中國製度變革之基本模式。在秦製下，地方官隻單純執行法律與(yu) 上級政令，整個(ge) 體(ti) 製比較僵化，這恐怕是其迅速覆亡的原因之一。士大夫則有政治主動性，其在基層發現經濟社會(hui) 倫(lun) 理問題，即自主尋求解決(jue) 辦法，進行地方製度創新、試驗。若其取得良好效果，即可引起全國關(guan) 注，由中央政府推廣到全國。這一模式運作的關(guan) 鍵是地方官員的主動精神，而這與(yu) 其“誌於(yu) 道”的政治勇氣有直接關(guan) 係。

漢武帝推廣文翁興(xing) 學經驗、下令郡縣立學校官是其推進政教歸於(yu) 合一的事業(ye) 中的重要環節，相關(guan) 措施還包括立五經博士、立太學，進而建立察舉(ju) 製，遴選接受過五經教育的優(you) 秀士人進入政府，士人入仕製度化，士大夫群體(ti) 建製化，“文教國家”即告建成。此國家之根本製度是士大夫兼用政、教兩(liang) 種機製，文翁可謂開其先河者。

文翁興(xing) 學當然極為(wei) 深遠地造福於(yu) 巴蜀：“文翁終於(yu) 蜀，吏民為(wei) 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此前的蜀郡當然未必是文教沙漠，但恐怕隻有零星人家有意願供應其子弟求學，文翁則以地方最高長官的身份進行長期努力，從(cong) 而塑造了一種好文雅的社會(hui) 風氣，並且確實給人民帶來了巨大好處。蜀地開始人才輩出，這一點已載於(yu) 史籍，茲(zi) 不贅述。史籍未載而至為(wei) 重要者仍有兩(liang) 點值得一提：

第一，為(wei) 地方經濟社會(hui) 發展構建了良好的教育基礎。至為(wei) 明顯者是提高民眾(zhong) 的識字率，這當然有助於(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儒家的道德倫(lun) 理教化也有助於(yu) 增強人際互信，這是社會(hui) 維持秩序、市場正常運轉的重要條件。一個(ge) 地方的經濟起步常有一定偶然性，但長期保持穩定發展則必然以文化教育為(wei) 基礎，它可以培養(yang) 出講忠信的地方領導者和有紀律的勞動者。後人謂蜀為(wei) “天府之國”，不獨賴其水利工程，文化教育的作用同樣至為(wei) 重要。

第二，構建民眾(zhong) 的國家認同。蜀地偏遠，納入中國政治版圖的時間也較短，興(xing) 起文教有助於(yu) 構建其人民對國家之認同。儒家文教以忠孝為(wei) 基本倫(lun) 理，以尊王為(wei) 政治要義(yi) ，天然地就是國家認同之教。因此，後世邊遠地區納入國家政治版圖都需經過興(xing) 起文教之關(guan) 鍵環節，才能實現政治穩定。

三、結語

曆史上，四川通常扮演國家大後方的角色，但在秦漢之際文教國家構建的過程中，蜀郡卻充當了先鋒，這或可歸因於(yu) 所謂“後發優(you) 勢”：蜀郡文教相對落後，不能不由地方官出麵組織興(xing) 辦。文翁作為(wei) 早期士大夫，恰好有興(xing) 辦文教之政治主動性，於(yu) 是在相對僻遠的蜀郡進行地方製度創新，為(wei) 全國性製度變革打開了一個(ge) 缺口。

這一曆史事實也提示我們(men) ，作為(wei) 古代中國最為(wei) 重大、全麵的一次變革，文教國家之構建是自下而上的創新與(yu) 自上而下的決(jue) 斷雙向互動之結果，即士大夫與(yu) 皇帝之間的互動，地方政府與(yu) 中央政府之間的互動。而互動的原初動力，還是士大夫“誌於(yu) 道”的政治倫(lun) 理自覺與(yu) 政治主動性、創造性。理解、研究過去兩(liang) 千年間的中國政治，更不要說文化，士大夫是關(guan) 鍵。至關(guan) 重要的是，絕不能把士大夫視為(wei) 韋伯意義(yi) 上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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