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宋調和與(yu) “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

作者：毛朝暉（中山大學哲學係（珠海）副研究員，漢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內(nei) 容摘要：“漢宋調和”與(yu) “中體(ti) 西用”是中國近代兩(liang) 股重要的思潮。以往的中國經學史研究往往忽視“中體(ti) 西用”論的經學史背景及其與(yu) “漢宋調和”思潮的內(nei) 在關(guan) 聯，而有關(guan) “中體(ti) 西用”論成因的解釋也往往隻強調外部的西方文化衝(chong) 擊或政治鬥爭(zheng) 。

但“中體(ti) 西用”論的提出絕不僅(jin) 僅(jin) 是由於(yu) 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也不隻是起於(yu) 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鬥爭(zheng) ，而是更深層地起於(yu) 嘉道以來的“經世”思潮與(yu) 漢宋調和的內(nei) 在發展要求。

（戊戌變法）

在這種內(nei) 在要求下，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張之洞的“中體(ti) 西用”論分別代表了晚清漢宋調和運動的兩(liang) 個(ge) 理論發展階段。正是這一內(nei) 在要求導致了“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

“中體(ti) 西用”論的提出是“漢宋調和”運動的深度發展。原本可望深入開展經學與(yu) “中學”的係統重建，由於(yu) 晚清民國之際的政治劇變而強行中止，至今仍在恢複之中。

關(guan) 鍵詞：漢宋調和；中體(ti) 西用；曾國藩；張之洞

“漢宋調和”與(yu) “中體(ti) 西用”是中國近代的兩(liang) 股重要思潮，相關(guan) 論述甚多，但二者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卻缺乏研究。在以往的論述中，“漢宋調和”是指經學史上漢學與(yu) 宋學的調和，一般被認為(wei) 是晚清經學史的一股思潮；而“中體(ti) 西用”則一般被認為(wei) 是晚清的一個(ge) 政治或教育觀念。

不少學者注意到“中體(ti) 西用”在晚清曾充當“文化政策”或“接受西用或改革的藍圖”。在甲午中日戰爭(zheng) 以後，“中體(ti) 西用”論主要流行於(yu) 文化教育領域，有關(guan) “中體(ti) 西用”的討論大多是與(yu) “學術”或“學校”相聯係。

職是之故，以往的中國經學史研究往往忽視“中體(ti) 西用”論的經學史背景及其與(yu) “漢宋調和”思潮的內(nei) 在關(guan) 聯，而有關(guan) “中體(ti) 西用”論成因的解釋也往往隻強調外部的西方文化衝(chong) 擊或政治鬥爭(zheng) 。

本文旨在從(cong) 經學史的脈絡揭示二者的此種內(nei) 在關(guan) 聯，並對“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提供一種新的解釋。與(yu) 此同時，曾國藩、張之洞在此脈絡中的思想史角色也將得以彰顯。

一、漢宋調和的思想基礎

乾隆後期是清代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不僅(jin) 人口激增、教育腐敗、漕運危機等問題凸顯，更棘手的是下層社會(hui) 頻繁的暴動，蕭一山形象地說“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沒有一天得安生。”洪亮吉、龔自珍等經學家都對時局提出嚴(yan) 厲批判，研究經學史的學者普遍注意到“經世”成為(wei) 嘉道以來一股重要的學術思潮。

在經學領域，另一個(ge) 普遍的趨勢是漢宋調和。陳澧（1810—1882）通常被認為(wei) 是晚清漢學的代表人物。陳氏精於(yu) 漢學訓詁、考訂之學，又治宋儒義(yi) 理之學，且師《近思錄》之意而作《漢儒通義(yi) 》，其晚年精力所萃，尤在《學思錄》一書(shu) ，其後刪定為(wei) 《東(dong) 塾讀書(shu) 記》。

（陳澧）

陳氏自雲(yun) ：“《學思錄》由漢唐注疏以明義(yi) 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義(yi) 理歸於(yu) 讀書(shu) 而有本有原。此《學思錄》之大指也。”陳氏認為(wei) 無論漢宋，經學都必須“有本有原”，而且要“有益有用”。要做到“有本有原”，就必須以漢唐注疏為(wei) 根據；要做到“有益有用”，就必須發明義(yi) 理，而不能以訓詁、考訂為(wei) 足。

根據陳澧的理解，不隻宋學有義(yi) 理，漢學也有義(yi) 理，關(guan) 鍵要看他們(men) 各自所謂的“義(yi) 理”是否“有本有原”“有益有用”。換言之，經學義(yi) 理實為(wei) 漢宋經學的共同旨歸。陳氏的“義(yi) 理”是合“治身心”和“治天下”兩(liang) 麵而言，但陳氏自己以“治身心”為(wei) 主，故雲(yun) “吾之學如此而已”。

漢學家主張漢宋調和，並不限於(yu) 古文經學。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在其內(nei) 部分化出今文經學一支，也有調和漢宋的傾(qing) 向。常州今文學派的創始人莊存與(yu) （1719—1788）既著有提倡《公羊》學的《春秋正辭》，也為(wei) 古文經典《毛詩》《周禮》作注，著有《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

（莊存與(yu) 《春秋正辭箋》）

則莊氏治經不但不專(zhuan) 守今文門戶，而且是漢宋兼采。《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雲(yun) ：“《春秋》應天受命製作，孟子輿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wan) 世，漢曷覬焉？”“春秋要指”雲(yun) ：“《春秋》書(shu) 天人外內(nei) 之事，有主書(shu) 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可見，莊氏治《春秋》，誌在闡發“王法”“王道”。他的《周官記》也是如此，該書(shu) 旨在疏通《周禮》，補冬官司空之缺，以發明周代製度，阮元稱其於(yu) “《周官》則博考載籍，有道術之文為(wei) 之補其亡闕，多可取法致用。”可見，莊存與(yu) 治《周禮》，其旨趣在於(yu) “取法致用”。

在宋學陣營中，調和漢宋的努力更為(wei) 明顯。陳慶鏞（1795—1858）服膺宋儒，著《三家詩考》《說文釋》等，提出：“漢宋之學，其要皆主於(yu) 明經致用，其歸皆務於(yu) 希聖希賢。他人視為(wei) 二，吾直見為(wei) 一也。”

夏炯（1795—1846）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學無大小，以適於(yu) 用者為(wei) 貴。故義(yi) 理為(wei) 上，經濟次之，經學、史學次之，詩古文詞又次之，至於(yu) 名物製度、聲音訓詁，不過藉以攻詩古文詞，藉以考經史而已。”

由上可知，陳慶鏞認為(wei) 無論漢宋，經學都應以“明經致用”為(wei) 歸；夏炯雖然從(cong) 邏輯的先後說“義(yi) 理為(wei) 上，經濟次之”，但實際上“義(yi) 理”的歸宿仍在於(yu) “經濟”，故他又說“窮經以致用也”，而這並無漢宋之分。

不難發現，“經世”是漢宋之所以能夠“調和”的一個(ge) 重要共識。在此視域下，漢宋之爭(zheng) 隻是治經方法之爭(zheng) ，其經世致用的目標並無衝(chong) 突，因此二者完全可以調和。所謂“調和”，不是說漢、宋學的治經方法從(cong) 此趨同，而是說他們(men) 在發明經書(shu) 義(yi) 理以期“經世”這一根本蘄向上形成共識，可說是一種通經致用的普遍自覺。

而且，漢宋調和思潮是源於(yu) 漢、宋陣營共同的要求。漢學陣營不再單方麵強調經學必須“有本有原”，同時也強調要“有益有用”；宋學陣營在強調“義(yi) 理”的同時，也特別強調“經濟”“致用”。這樣，從(cong) “經世”的共同訴求出發，漢宋兩(liang) 方都看到了調和的必要性與(yu) 可能性，成為(wei) 漢宋調和的思想基礎。

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

在晚清漢宋調和的思潮中，曾國藩（1811—1872）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並具備建構學術體(ti) 係的意識。他在經學上也主張調和漢宋，認為(wei) 漢學宗旨本與(yu) 宋學相通：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wei) 浩博，惠定宇、戴東(dong) 原之流，鉤研訓詁，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wei) 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事實求是’，非即朱子所謂‘即物窮理’者乎？”

曾國藩對“實事求是”的闡釋意在說明：無論漢宋，經學皆當以義(yi) 理為(wei) 歸。無論是漢儒的“實事求是”，還是朱子的“即物窮理”，共同的旨趣都是探究義(yi) 理。這就是說，漢宋之分並非學術的本質區分；學術的分野不在於(yu) 是漢學抑或宋學，而在於(yu) 其實質內(nei) 容。

（曾國藩）

那麽(me) ，學術的實質內(nei) 容包括什麽(me) ？曾國藩提出著名的“四科判學”。他認為(wei) ：“有義(yi) 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yi) 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wei) 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wei) 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wei) 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wei) 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又說：“為(wei) 學之術有四：曰義(yi) 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yi) 理者，在孔門為(wei) 德行之科，今世目為(wei) 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wei) 文學之科，今世目為(wei) 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wei) 言語之科，從(cong) 古藝文及今世製義(yi) 詩賦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wei) 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shu) ，及當世掌故皆是也。……苟通義(yi) 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義(yi) 理與(yu) 經濟初無兩(liang) 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yu) 體(ti) 而略於(yu) 用耳。”

曾國藩認為(wei) ，學術在本質上應該判分為(wei) “四科”，而不是漢宋。所謂“四科”，就是義(yi) 理之學、詞章之學、經濟之學和考據之學。隻有從(cong) “四科”的視角，才能看清學術的實質。

漢宋之爭(zheng) ，是與(yu) 學術的實質內(nei) 容不相幹的沒有必要的門戶之爭(zheng) 。以上兩(liang) 條引文都表明“四科”不是平行關(guan) 係，而是以義(yi) 理之學為(wei) 根本。曾氏主張：“私意以為(wei) 義(yi) 理之學最大，義(yi) 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可知曾氏之學是以義(yi) 理為(wei) 本，以經濟為(wei) 用。

義(yi) 理與(yu) 經濟是“體(ti) 用”關(guan) 係：“義(yi) 理與(yu) 經濟初無兩(liang) 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yu) 體(ti) 而略於(yu) 用耳。”曾氏認為(wei) ，詞章、考據之學都是服務於(yu) 義(yi) 理之學。他說：“必義(yi) 理為(wei) 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yi) 理者也。”這說明，考據之學隻是發現義(yi) 理的手段，詞章之學隻是發揮義(yi) 理的工具。

曾國藩的“四科判學”之所以值得特別重視，是因為(wei) 它建構傳(chuan) 統中國學術體(ti) 係的嚐試。在曾氏之前，“四部之學”隻是一個(ge) 書(shu) 目分類，經史子集隻告訴我們(men) “中學”包括哪些書(shu) ，而不能告訴我們(men) 中國有什麽(me) 學科。漢宋之爭(zheng) 隻是經學研究方法之爭(zheng) ，它隻強調漢儒與(yu) 宋明儒治經方法的差異，同樣沒有觸及中國學術的實質內(nei) 容。

曾國藩反思的是中國學術的實質內(nei) 容與(yu) 學科分類。他不但提出了“四科判學”，而且分析了“四科”的關(guan) 係。經過他的分析，“四科”構成“考據→義(yi) 理/經濟→詞章”的學科結構，全麵揭示了“中學”的內(nei) 在結構與(yu) 學術體(ti) 係。

需要說明的是，曾國藩的思考重心是確定“中學”的分科與(yu) 本體(ti) ，而不是其學術基礎。他以“考據”作為(wei) “義(yi) 理”的基礎，但是，“考據”畢竟也隻是一種方法。實際上，曾國藩所說的“義(yi) 理”主要還是宋學的義(yi) 理，因而他的漢宋調和隻能是“以宋學為(wei) 主的會(hui) 通”。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張昭軍(jun) 稱曾氏的經世思想為(wei) “理學經世思想”。曾國藩以理學作為(wei) 主要資源，這與(yu) 陳澧“由漢唐注疏以明義(yi) 理”，或莊存與(yu) 通過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yi) ”來發明義(yi) 理相比，在方法論上顯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陳澧、莊存與(yu) 調和漢宋的目的是為(wei) 了加強漢學的經世功能；曾國藩的目的不僅(jin) 是為(wei) 了經世致用，而是更進一步，有意識地在經世致用的宗旨下建構中國學術的體(ti) 係。

在叩問“中學”本體(ti) 這一點上，曾國藩是一位先行者；但是，曾國藩並沒有解決(jue) “中學”的學術奠基問題。他主張以考據作為(wei) 發現“義(yi) 理”的方法，那麽(me) ，是否可以通過傳(chuan) 統“四部之學”的考據而發現義(yi) 理呢？“四部之學”的考據應該如何進行？這就成了曾國藩未能解決(jue) 的遺留問題。

三、“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

那麽(me) ，“經世”之學究竟如何奠基呢？正統的經學家也許會(hui) 不假思索地回答，經世的學術基礎當然是經學。然而，西學乃至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內(nei) 部並不一定會(hui) 接受這個(ge) 答案。例如，張穆（1805—1849）便認為(wei) 經世之學本於(yu) 史學。

事實上，晚清的“經世史學”成就斐然，這體(ti) 現在邊疆史地、外國史地等研究的發達，以及譯介外國史地與(yu) 改編國史運動。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如何認識傳(chuan) 統的經學、史學乃至“四部之學”，由此厘定“經世”之學的學術基礎，就顯得日益迫切。

伴隨“西學”日益的強勁挑戰，“經世”學術基礎的追問也變得愈發尖銳，其中就必須麵對這樣一個(ge) 棘手的新問題：“西學”可以作為(wei) “經世”的學術基礎嗎？

盡管魏源沒有明確提出“中體(ti) 西用”，但他常被認為(wei) 是“中體(ti) 西用”論的先驅。他率先看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優(you) 勢，承認西方的“長技”。在《海國圖誌》中，他提出“先立譯館翻夷書(shu) ”，並建議設立船廠、火器局等。

（《海國圖誌》）

這些主張後來在洋務運動中獲得落實。實際上，《經世文編》列有兵政、工政等條目，學習(xi) 西方的造船、火器等建議大致也可歸入兵政、工政各條目中。

《經世文編》“兵政”類中列有塞防、山防、海防、蠻防、廟防等條目，其中“海防”一目便收有乾隆年間廣東(dong) 知縣張甄陶的《上廣督論製馭澳夷狀》，其後《海國圖誌》乃專(zhuan) 以纂輯此類文獻為(wei) 主。

由此可知，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wei) 鵠的的《海國圖誌》正是以經世致用為(wei) 宗旨的《經世文編》“海防”一目的深入與(yu) 拓展。就這個(ge) 意義(yi) 說，“師夷”可視為(wei) “經世”之學在“鴉片戰爭(zheng) ”以後的邏輯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海國圖誌》不止講“西用”，也兼明“中體(ti) ”。魏源認為(wei) ：“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違從(cong) 、知伍參變化之為(wei) 學。學為(wei) 師長，學為(wei) 臣，學為(wei) 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

格致治平是《大學》之道，推本古今則是史學。可見，魏源所謂“學”是指經史之學，不含西學在內(nei) 。魏源也不主張學習(xi) 西方宗教，此書(shu) 卷二十七特撰《天主教考》以辟天主教。魏源的學術標準是“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治曆明時、製器利用”，這與(yu) 上述嘉道間經學家崇尚“義(yi) 理”與(yu) “經濟”並無分別。

隨著“師夷”的深入，與(yu) “師夷”相對的“中學”的內(nei) 涵也被不斷重新闡述。馮(feng) 桂芬（1809—1874）在1861年成書(shu) 的《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倫(lun) 常名教為(wei) 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校邠廬抗議》）

在馮(feng) 氏看來，中國的“倫(lun) 常名教”與(yu) 西方諸國的“富強之術”，是“本末”或“主輔”關(guan) 係。其後，薛福成（1838—1894）提出“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湯震（1856—1917）聲稱“中國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專(zhuan) 者形下之器。”

在薛、湯看來，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與(yu) 西方的“器數之學”是“形上形下”或“道器”關(guan) 係。鄭觀應（1842—1922）主張：“中學其體(ti) 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在鄭氏的觀念中，中國的“孔孟之常經”與(yu) 西方的“富強之權術”是“體(ti) 用”“本末”“主輔”“道器”關(guan) 係。

上述各種“中體(ti) 西用”論述，雖或有“本末”“主輔”“形上形下”“道器”“體(ti) 用”等說法的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點：第一，他們(men) 都接受“西學”具有經世致用的功用。從(cong) 馮(feng) 桂芬所說的“諸國富強之術”，到鄭觀應所說的“器可變”，都不否認這一點。

第二，他們(men) 對於(yu) “中學”內(nei) 涵的理解也具有共識。無論是馮(feng) 桂芬所說的“倫(lun) 常名教”，薛福成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還是鄭觀應所說的“孔孟之常經”，他們(men) 所竭力維護的重點都是儒家的綱常倫(lun) 理。

然而，他們(men) 的這些論述大體(ti) 仍比較零散。尤其突出的一點是，“中學”一詞雖然被鄭觀應首次提出，但他並未對“中學”的學術內(nei) 涵及其學術體(ti) 係進行厘定。

嚐試對“中學”提出明確界定的人有陳虯（1851—1904）。在1897年所撰的《經教答問》中，他對“中學”進行了明確闡述。陳虯將“中學”明確定義(yi) 為(wei) “中國周、孔之學”，又說“中學之綱有五”，包括訓詁、考據、詞章、義(yi) 理、經製。他認為(wei) 考據學就是所謂“漢學”，義(yi) 理學就是所謂“宋學”。

陳虯對於(yu) “中學”的判攝顯然延續了曾國藩義(yi) 理、詞章、經濟、考據的四科判學，隻是將曾氏的“考據”再細化為(wei) “訓詁”與(yu) “考據”兩(liang) 科。與(yu) 曾國藩顯然有別的是，陳虯認為(wei) “西學”也自有體(ti) 用，“西學”以算學為(wei) 體(ti) ，以化學、熱學、光學、聲學、汽學、水學、電學、礦學、地學、重學等學為(wei) 用。

（陳虯）

在陳虯看來，“中學”與(yu) “西學”是兩(liang) 個(ge) 各自獨立的學術係統。換言之，“中學”與(yu) “西學”都可以作為(wei) “經世”的學術基礎。在經世致用的目標下，“西學”也可以為(wei) “中學”所用，二者並不矛盾。

必須指出，陳虯之所以認為(wei) 不相矛盾，是因為(wei) 他隻注意到“西學”中的數學和自然科學，還沒有注意到西方的人文社會(hui) 科學、宗教信仰和政治製度與(yu) 儒家綱常倫(lun) 理的歧異，因此他尚未充分估量西學對“中體(ti) ”的衝(chong) 擊。

另一位嚐試對“中學”進行明確界定的關(guan) 鍵人物便是張之洞（1837—1909）。1898年5月，張之洞提出：“兩(liang) 書(shu) 院分習(xi) 之大旨，皆以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

同年出版的《勸學篇》分內(nei) 外篇，開篇提出“保教”，繼申忠君、三綱、宗經等說，可見這九篇“中心意思很明顯是保護中學的‘體(ti) ’”。在《勸學篇·設學》中，張之洞對“中學”與(yu) “西學”進行了具體(ti) 的界定：

（張之洞和《勸學編》）

“新舊兼學。四書(shu) 五經、中國史事、政書(shu) 、地圖為(wei) 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wei) 新學。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不使偏廢。”前言新舊，後言中西。顯然，所謂“舊學”即是“中學”，所謂“新學”即是“西學”。

《勸學篇·設學》將四書(shu) 五經、中國史事、政書(shu) 、地圖歸入“中學”，是否這些學問都稱得上是“中學”的“體(ti) ”呢？在《守約》篇中，張之洞將“中學”化約為(wei) ：一、經學通大義(yi) ；二、史學考治亂(luan) 典製；三、諸子知取舍；四、理學看學案；五、詞章讀有實事者；六、政治書(shu) 讀近今者；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八、小學但通大旨大例。至於(yu) 各類學問是什麽(me) 關(guan) 係，研治之次第如何，本篇則未有說明。

在《書(shu) 目答問》附錄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序中，張氏提供了一個(ge) 解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這個(ge) 解說表明：

第一，張之洞既強調經學應當以小學作基礎，又強調理學應當以經學、史學為(wei) 基礎。在這裏，經學既被理解為(wei) 宋學即所謂“理學”的根基，也被理解為(wei) 以“小學”為(wei) 基礎的漢學的歸宿，於(yu) 是成為(wei) 漢學與(yu) 宋學會(hui) 通的學術樞紐，從(cong) 而化解漢宋的對立。

第二，張之洞以經學與(yu) 史學作為(wei) 理學、詞章、經濟之學的基礎。這實際上也是沿用曾國藩義(yi) 理、考據、詞章、經濟“四科判學”的學術框架，而將“考據”之學進一步厘定為(wei) 經史考據之學。具體(ti) 而言，就是由小學深入經學，由經學深入史學，由此建立“考據之學”的主要內(nei) 涵。至於(yu) 理學、詞章、經濟三科，則與(yu) 曾國藩所論無異。

在這個(ge) 基礎上，張之洞特別論述了“四部之學”的關(guan) 係。《書(shu) 目答問》提出：“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基於(yu) 為(wei) 學次第的視角，張氏認為(wei) 經學是史學的基礎。《勸學篇·設學》指出諸子學應當折中於(yu) 經學。

（《書(shu) 目答問》）

《輶軒語》則言“讀古人文集宜知體(ti) 要”，“能知體(ti) 要，則讀文集有益於(yu) 經、史、子。”這說明，集部是研究經學、史學、子學的輔助。如此一來，“四部之學”就被融鑄為(wei) “考據之學”，而尤以經史考據為(wei) 根本；義(yi) 理、詞章、經濟之學，都應以經史考據為(wei) 基礎。

如果說曾國藩的漢宋調和偏重在宋學或所謂“理學”，那麽(me) ，張之洞的漢宋調和毋寧說更偏重在漢學。如上所述，張氏頗費心力，嚐試基於(yu) “四部之學”建立“考據”之學，以“四部之學”為(wei) “四科判學”奠基。

這使得張之洞以四部之學為(wei) 根基的“義(yi) 理之學”比曾國藩以宋明理學為(wei) 根基的“義(yi) 理之學”有了更廣泛、客觀的學術基礎。張之洞強調：“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wei) 要。”張氏所謂“中學”，就其學術體(ti) 係而言，就是“四部之學”；就其學術內(nei) 涵而言，則是繼承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即以“義(yi) 理”為(wei) 體(ti) ，以“經濟”為(wei) 用。

在“四部之學”中，又以“經學”作為(wei) 基礎中的基礎。張之洞指出：“中學為(wei) 內(nei) 學，西學為(wei) 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yu) 經文，而必無悖於(yu) 經義(yi) 。”

張氏這裏強調“中學為(wei) 內(nei) 學”，我們(men) 不能望文生義(yi) ，以為(wei) 他就此否認了儒學“外王”的一麵；他的用意其實隻是維護儒家的綱常倫(lun) 理，彰顯“中學”與(yu) “西學”在“體(ti) ”上的根本分際，這與(yu) 前述晚清各種“中體(ti) 西用”論對於(yu) “中體(ti) ”的共識一致。

隻不過，張之洞更進一步，他不止確定了“中體(ti) ”的內(nei) 涵，更進而確定了“中體(ti) ”的學術基礎。他所謂“不必盡索之於(yu) 經文，而必無悖於(yu) 經義(yi) ”雲(yun) 雲(yun) ，便是明確了以經學或“經義(yi) ”作為(wei) “中體(ti) ”的學術基礎。

經過陳澧、曾國藩等人的努力，漢宋調和運動在“經世”的訴求上雖然達成了共識，但他們(men) 用來經世致用的學術資源與(yu) 方法則存在分歧。分歧產(chan) 生的原因，是他們(men) 從(cong) “中學”中分別選取各自認為(wei) 最重要的資源並通過相應的方法來實現“經世”的目的。

陳澧主張漢宋調和，張之洞也主張漢宋調和；曾國藩講“四科判學”，張之洞也講“四科判學”。張之洞的特殊貢獻在於(yu) ，他基於(yu) 為(wei) 學次第的視角重新建構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學術體(ti) 係，並用“中學”這一概念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進行整合。

他嚐試將“四部之學”建構為(wei) “四科判學”的學術基礎，其中又以經學作為(wei) “四部之學”的內(nei) 核。馮(feng) 桂芬、薛福成等早期“中體(ti) 西用”論者已經初步認識到儒家倫(lun) 理以及由此建立的政治傳(chuan) 統是“中學”的根本義(yi) 理，張之洞則進一步論定這些根本義(yi) 理的學術基礎便是經學。

因此，如果要推倒儒家倫(lun) 理與(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在學術上就必須推翻經學；反之，如果要繼續維係“中學”的根本義(yi) 理，在學術上就必須做到“不必盡索之於(yu) 經文，而必無悖於(yu) 經義(yi) ”。經過張之洞的理論努力，漢宋兩(liang) 方不隻在“經世”的目的上形成共識，而且首次厘清了“經世”的學術基礎與(yu) 學術體(ti) 係。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張之洞的“中體(ti) 西用”論是因應漢宋調和運動內(nei) 在的深層要求，它不止進一步調和了漢宋，而且係統重整了包括漢宋在內(nei) 的“中學”資源，論證了“經世”的學術基礎。

四、曾與(yu) 張的經學史地位

清代中晚期有兩(liang) 股顯著的學術動向，一是經世思潮，一是漢宋調和運動。漢宋調和之所以成為(wei) 普遍的學術運動，經世的訴求是其重要推動力。在莊存與(yu) 、陳澧、曾國藩等代表人物那裏，我們(men) 看到“經世”已然成為(wei) 漢學和宋學的學術共識。

其中，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在理論上影響尤巨，其後陳虯、張之洞等人都繼承並試圖改造這個(ge) 學術框架。曾國藩雖然尚未明確提出“中學”的概念，但他用義(yi) 理、考據、詞章、經濟四科對中國古典學術進行了一次係統的判攝與(yu) 綜合。

這與(yu) 近代西方大學普遍以文、理、法、商、醫、農(nong) 、工“七科判學”類似，都體(ti) 現了各自重構學術體(ti) 係的努力。曾國藩的“四科判學”盡管並非直接針對近代西方的“七科判學”而提出，但他已經具有建構“中學”體(ti) 係的意識。

不過，直到曾國藩為(wei) 止，“漢宋調和”仍然隻是一種低限度的調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雖然指出“義(yi) 理”以及相應的“經濟”是“中學”的共同歸宿，但“中學”的根本義(yi) 理是什麽(me) ？

相較於(yu) “西學”的學術體(ti) 係，“中學”又如何構築中國學術自身的學術體(ti) 係，從(cong) 而在自身的教育體(ti) 製中研究與(yu) 傳(chuan) 授這些義(yi) 理？曾國藩雖然已經觸及這些問題，但他還沒有能夠就此深入展開。

而這些問題隨著晚清“西學”衝(chong) 擊的加劇而變得愈益迫切，因為(wei) ，假如“中學”沒有自身的根本義(yi) 理，又或者“經世”不必植根於(yu) 中國學術自身的學術體(ti) 係；那麽(me) ，人們(men) 完全可以尖銳地質疑：為(wei) 什麽(me) 中國不可以將“經世”全盤奠基在“西學”的基礎呢？

晚清“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經曆了漫長的醞釀，它的提出絕不隻是由於(yu) 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也不隻是起於(yu) 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鬥爭(zheng) ，而是因應於(yu) 上述理論問題而起。盡管“中體(ti) 西用”論有多種不同表述，但它們(men) 都試圖回應上述兩(liang) 點：

第一，“中學”的根本義(yi) 理究竟是什麽(me) ？第二，“西學”可以作為(wei) “經世”的學術基礎嗎？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的答案是緊密關(guan) 聯的。這是因為(wei) “中學”根本義(yi) 理的追問一方麵固然是由於(yu) “漢宋會(hui) 通”運動的內(nei) 在要求，另一方麵也是在“西學”的衝(chong) 擊下才被迫彰顯。

本文對馮(feng) 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人的討論顯示，晚清的“中體(ti) 西用”論者大致都認同儒家倫(lun) 理及其政治傳(chuan) 統是“中學”的根本義(yi) 理，即“中體(ti) ”；同時，他們(men) 也普遍認同，在“中體(ti) ”的前提下可以接納“西用”，這即是說，在不抵觸“中學”根本義(yi) 理的前提下可以接納“西學”作為(wei) “經世”的學術基礎。於(yu) 是，第一、第二兩(liang) 個(ge) 重大理論問題至此都在理論上獲得了解答。

（薛福成）

張之洞的“中體(ti) 西用”論更進一步，這涉及第三個(ge) 重要的理論問題。馮(feng) 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人雖然揭示了“中學”的根本義(yi) 理，卻沒能較好地回應曾國藩以來遺留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即如何奠定“中學”的學術基礎，從(cong) 而在西學衝(chong) 擊下挺立“中學”的學術體(ti) 係。

張之洞嚐試融會(hui) 傳(chuan) 統的“四部之學”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他基於(yu) 為(wei) 學次第的角度，論證了“經世”必須以“義(yi) 理”為(wei) 根據，“義(yi) 理”必須以“四部之學”尤其是經史考據作為(wei) 學術基礎。

其中，經學又是史學的基礎，諸子學是對經學義(yi) 理的輔翼，集部著作是為(wei) 經史考據服務。由此，他論證“中學”的學術體(ti) 係是“四部之學”，“中學”的“體(ti) ”是“義(yi) 理”，“義(yi) 理”的學術基礎是經學。

要言之，張之洞明確論定經學是“中體(ti) ”的學術基礎。這就解答了曾國藩“四科判學”的遺留問題。就本文的視野來看，“中體(ti) 西用”論的提出是“漢宋調和”運動的深度發展。

順著晚清經學史的內(nei) 在脈絡，原本可望深入開展經學與(yu) “中學”的係統重建，然而，這種係統重建的工作由於(yu) 晚清民國之際的政治劇變而強行中止，至今仍在恢複的過程中。

因為(wei) 篇幅原因，將注釋刪除，詳情請參閱《原道》期刊紙質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