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泉林】救國何以必須讀經？

——論章太炎晚年的讀經思想

作者：賈泉林（複旦大學曆史學係中國史流動站博士後）

來源：《孔子學刊》第十一輯

摘要：早在居日鼓吹“排滿”革命時期，章太炎便把發揚道德主體(ti) 性、激發民族自覺心作為(wei) 革命救亡之根本。這一思想一直延續至其晚年，他晚年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yi) 的批判亦是立足於(yu) 以上兩(liang) 點的。針對20世紀30年代的道德文化危機與(yu) 民族危機，章太炎提出讀經以救國的主張，將“修己治人”作為(wei) 經學宗旨，“修己”即發揚道德主體(ti) 性之意，“治人”主要是指激發民族自覺心。孔子之學亦為(wei) “修己治人”之學，提倡讀經亦即提倡尊孔。

關(guan) 鍵詞：章太炎；讀經；道德主體(ti) 性；民族自覺心；修己治人

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國民黨(dang) 政府主導，全國掀起了一股讀經的熱潮。國民黨(dang) 政府提倡讀經，顯然是出於(yu) 加強意識形態統一、維護獨裁統治的需要的。與(yu) 官方讀經運動相區別的是，由保守派知識分子在民間發起與(yu) 領導的讀經運動，其目的則在於(yu) 挽救道德文化危機與(yu) 民族危機。章太炎即民間讀經運動的重要發起者之一。講述經義(yi) 一直是章太炎晚年學術活動的重要內(nei) 容，其讀經救國的主張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初提出“新四書(shu) ”時。在正式參與(yu) 讀經運動之後，章太炎先後發表了《論讀經有利而無弊》《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再釋讀經之異議》《論經史儒之分合》等演講來闡釋讀經之利。提倡讀經以救國，也意味著他對新文化人激進救國方案的否定。對於(yu) 章太炎晚年的讀經思想，學界一直較少留意；在繼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今天，則應予以重視。

一、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

在居日提倡“排滿”革命時期，章太炎將革命者較高的道德水平視為(wei) 革命成功的關(guan) 鍵。他在《革命道德說》一文中如此說道：

嗚呼！吾於(yu) 是知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今與(yu) 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偕為(wei) 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yu) 陳勝、吳廣，縱今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齒頰，日以革命號於(yu) 天下，其卒將何所濟？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

章太炎所列舉(ju) 的革命者應具備的三種質量皆指向了為(wei) 革命獻身的大無畏精神，他認為(wei) 維新變法等清末救亡運動的失敗是參與(yu) 者缺乏這種精神質量導致的：

且道德之為(wei) 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於(yu) 革命者，而無道德亦不可就。一於(yu) 戊戌變法黨(dang) 人見之，二於(yu) 庚子保皇黨(dang) 人見之。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為(wei) 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yu) 教士李佳白之堂。楊銳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jun) 機，知其事不可久……吾黨(dang) 問其人曰：“銳之任此固為(wei) 富貴而已，既睹危機複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dang) 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zheng) 欲饋遺或不可得，銳新與(yu) 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銳輩皆赤心變法無他誌，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箸贈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為(wei) 國事，則誰肯為(wei) 之效死者。戊戌之變，戊戌黨(dang) 人之不道德致之也。

維新人士參與(yu) 變法的動機多不純粹，楊銳等人皆是追逐功名利祿之輩，在遇到險阻時他們(men) 也就無法團結一心，最終導致變法運動迅速潰敗。章太炎從(cong) 道德的角度對維新派及其繼承者保皇派、立憲派發起的政治改良運動予以否定。

章太炎所言“革命之道德”並非消極、被動之道德，而是強調革命者在自我道德成長中的主體(ti) 性。他於(yu) 《在東(dong) 京留學生歡迎會(hui) 上之演講》中提出以佛學發揚道德主體(ti) 性、以國粹激發愛國心的主張：“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宗教即佛學，佛學主張萬(wan) 法唯心，極大地發揚了主體(ti) 性：“我所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牆摸壁、靠山靠水的氣象，豈不強得多嗎？”佛學視肉身與(yu) 世界為(wei) 虛幻，信徒故能勇猛精進、視死如歸。國粹即曆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製度與(yu) 人物事跡三項內(nei) 容，能夠喚起國民的民族自覺心與(yu) 愛國心，民族自覺心、愛國心激發的同時亦離不開道德主體(ti) 性的發揚，章太炎因而將發揚道德主體(ti) 性作為(wei) 救國之根本，這亦成為(wei) 貫穿他一生的思想觀點。

二、對文化激進主義(yi) 的批判

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發起新文化運動。新文化人將科學、民主及個(ge) 人主義(yi) 作為(wei) 核心價(jia) 值觀念予以提倡，希望以此養(yang) 成現代公民意識、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傳(chuan) 統倫(lun) 理道德則被作為(wei) 新文化的對立麵而遭到徹底否定。對於(yu) 新文化中的激進思想，章太炎一一作出批判。新文化人之所以提出“非孝毀家”，是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孝道倫(lun) 理文化壓製個(ge) 人，並妨礙現代公民意識與(yu) 現代國家觀念的養(yang) 成，章太炎對此反駁道：“‘孝’為(wei) 人類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qin) ，極有證據。”孝即人自然的本然之情，愛國作為(wei) 一種情感亦須由孝生發，而與(yu) 個(ge) 體(ti) 實存和人的情感生活無關(guan) 的現代“愛國”觀念必定難以長久：“今之新學小生，人人以愛國為(wei) 口頭禪，此非墨子之說而似墨子。試問如何愛國？愛國者，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愛，何能愛一國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為(wei) 仁之本，語非虛作。”愛父母、愛人、愛國是一個(ge) 推己及人的過程，其根源便是孝，以“非孝毀家”為(wei) 基礎的“愛國”口號並不能激發真實的愛國情感。

對於(yu) 晚清至新文化運動以來打著“新”的旗號，向國民灌輸西方思想價(jia) 值觀念來改造國民性的做法，章太炎的批判尤為(wei) 嚴(yan) 厲：

自清之末，諸無藉者始言新法，未幾，有雲(yun) 新道德新文化者，專(zhuan) 己自是，以拂民之舊貫，新法行二十餘(yu) 年，如削趾適屨，民不稱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縱敗常而已矣，是則徽公新民之說導其端也。原其始，不過失於(yu) 文義(yi) ，而妄者藉以為(wei) 柄，禍遂至此，則誠所謂洪水猛獸(shou) 者，文成力為(wei) 之閑，不驗於(yu) 明，而驗於(yu) 今之世，誦其書(shu) 者宜可以戒矣。

他認為(wei) ，晚清以來的啟蒙運動與(yu) 朱熹的“新民”說是一脈相承的，皆無視百姓的生活習(xi) 慣與(yu) 心理需求，損害百姓的基本權利，造成百姓生活的不便。其所倡“個(ge) 人主義(yi) ”的新道德，又容易成為(wei) 許多人放縱欲望的借口。

新文化人相信科學是萬(wan) 能的，認為(wei)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與(yu) 道德行為(wei) 亦應符合科學標準。對於(yu) 新文化人的科學主義(yi) 立場，章太炎將其與(yu) 朱熹聯係起來進行批判：

近人謂“道德由於(yu) 科學”，與(yu) 晦庵窮知事物之理而後能正心誠意者何異？必謂致知格物，然後方可誠意正心，則勢必反諸禽獸(shou) 而後已。何者？如雲(yun) 人與(yu) 獸(shou) 均為(wei) 哺乳動物，依此而為(wei) 窮知事物之理然後正心誠意，則人之行當反於(yu) 獸(shou) 之行，非驅圓顱方趾之類，入於(yu) 獉獉狉狉乎？陽明詆晦庵為(wei) 洪水猛獸(shou) ，實則晦庵但知力學服官，並未真實用功於(yu) 窮知事物之理。所謂窮知事物之理者，僅(jin) 僅(jin) 托之空言。今則不然，科學之影響，使人類道德淪亡，不僅(jin) 托之空言，抑且見之實行，則所謂“洪水猛獸(shou) ”者，不在晦庵，在今日談科學而不得其道者也。

朱熹“即物而窮其理”的目的不是要認識客觀世界，而是為(wei) 了“正心誠意”，根據對外在世界的認識來規範自己以及他人的內(nei) 在精神世界，此即“以理殺人”“禮教吃人”的內(nei) 在根據；新文化人“道德由於(yu) 科學”亦是如此，由此造成了對人的主體(ti) 性的壓製以及人格的墮落。

晚近疑古思潮肇始於(yu) 康有為(wei) 。康有為(wei) 出於(yu) 變法需要，將六經視為(wei) 孔子為(wei) 托古改製而杜撰，六經所載曆史便失去了真實性。對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持否定態度的新文化人受到康有為(wei) 經學觀點的啟發，疑古在民國史學界成為(wei) 學術主流。這引起章太炎的極大憤慨：

《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yu) 焰，簧鼓一世，餘(yu) 故專(zhuan) 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wei) 倡改製，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shu) ，視《春秋》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家偽(wei) 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係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複興(xing) 之望。餘(yu) 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說，弊更甚於(yu) 《公羊》，此餘(yu) 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章太炎堅信曆史的價(jia) 值在於(yu) 激發國民的民族自覺心與(yu) 自信心，疑古史學派則對古代史學典籍所載曆史的真實性持懷疑的立場，寧疑勿信的偏見使他們(men) 常常僅(jin) 通過有限的證據就斷定一些史實為(wei) 假，中國曆史的可信度大為(wei) 降低。疑古思潮蔓延至社會(hui) 就會(hui) 削弱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章太炎晚年於(yu) 是把疑古史學作為(wei) 學術批判的主要對象。

章太炎對受新文化思潮影響的新式學校教育亦進行了批評，他認為(wei) 新式學校教育遠離了教育的根本：“革命以來，學校林立，究其實際，則所謂教者，每多不能保存國性，發揚誌趣，茲(zi) 二者教育之根本。”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則在於(yu) 新式學校不能有效地開展國史教育：“鄙人所以反複申論者則以教育上治史之利益，即在保存國性，發揚誌趣，此於(yu) 近代教育對症發藥。國人昏聵也久矣，自來視史學為(wei) 敷衍門麵，因不免有取文舍事、詳上古略近代、詳域外略內(nei) 政、詳文化略政治，以及疑古太甚之五弊。能去此五弊，則史學之功用可見。”史學五弊使國史失去了“保存國性，發揚誌趣”的教育功效，章太炎對此作出具體(ti) 描述：

吾觀鄉(xiang) 邑子弟，負笈城市，見其物質文明，遠勝故鄉(xiang) ，歸則親(qin) 戚故舊，無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則入都出洋，視域既廣，氣矜愈隆，總覺以前所曆，無足稱道，以前所親(qin) ，無足愛慕，惟少數同學可與(yu) 往還，舍此則舉(ju) 國皆如鳥獸(shou) ，不可同群，此其別樹階級，拒人千裏，非頑固而何？……非直如是，今者新奇之說，流為(wei) 格言，日驅人於(yu) 頑固而不返者，曰“發展個(ge) 性也”，曰“打倒偶像也”。發展個(ge) 性，則所趣止於(yu) 聲色貨利，而禮義(yi) 廉恥，一切可以不顧。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無形者，皆以偶像觀之，若國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無往而非偶像者，亦無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則於(yu) 禽獸(shou) 奚擇焉？世以是亂(luan) ，國以是危，而種族亦將以是而滅亡矣。

新式學校不能實施有效的國史教育，又受到新文化否定曆史傳(chuan) 統、打破一切束縛與(yu) 偶像等觀念的影響，培養(yang) 出來的學生缺乏道德主體(ti) 性與(yu) 民族自覺心，在日本侵華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會(hui) 使中國處於(yu) 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經以“修己治人”為(wei) 宗旨

在對新文化人激進的救國方案作出否定的同時，章太炎提出了讀經救國的主張。章太炎是經學在現代遭受瓦解的重要推手。早年時期，他夷經為(wei) 史，使經學喪(sang) 失了作為(wei) 曆代“聖王之法”集合的“常道”性質，變為(wei) 記錄史實的史料文獻；晚年時期，他的經史觀發生了轉變。他在《論經史儒之分合》一文中指出：

經之所該至廣，舉(ju) 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其後修己之道，衍而為(wei) 儒家之學；治人之道，則史家意有獨至。於(yu) 是經、史遂似判然二途。夫所謂經者何所指乎？“大綱”二字，允為(wei) 達詁……大抵提出宗旨曰經，解說之者為(wei) 說。簡要者為(wei) 經，詳盡者曰說、曰傳(chuan) 。後世儒家、史家，辭繁不能稱，遂別稱為(wei) 子為(wei) 史，溯其朔一而已矣。

六經為(wei) 中國學術之根源，奠定了中國學術的框架模式與(yu) 發展方向，章太炎因而稱其為(wei) “大綱”。儒學、史學等學術類別皆屬於(yu) 對經學的繼承與(yu) 發展，經學以“修己治人”為(wei) 宗旨，儒學主要繼承了經學“修己”的一麵，史學則主要繼承了經學“治人”的傳(chuan) 統。章太炎對自己早年夷經為(wei) 史的觀點作出修正：“若‘六經皆史’之說，微有語病，因經所含者不止史學，即儒家之說亦在其內(nei) 也。”經是史，但又不僅(jin) 僅(jin) 是史。

章太炎晚年提倡讀經，意味著他恢複了對經學的“常道”信仰，對於(yu) 經學所含的“修己”與(yu) “治人”之道，他作出如下評判：“時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則亙(gen) 古如斯；治人則稍異，古今異宜，習(xi) 俗不同，不得不斟酌損益，至於(yu) 盡善。”經、史不同之處在於(yu) ：經具有常道性質，其中修己之道亙(gen) 古不變；經又有作為(wei) 史的一麵，史受時代的限製，其內(nei) 容會(hui) 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損益、更替。但是，以治人為(wei) 宗旨的史學，同樣可以在曆史中抽繹出“道”來：“若夫經國利民，自有原則，經典所論政治，關(guan) 於(yu) 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體(ti) ，則三代法製，不可行於(yu) 今者自多。”史之常道即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則，如德治主義(yi) 、民本主義(yi) 、天下為(wei) 公、民族主義(yi) 等，這些古典政治法則亦由經確立，為(wei) 曆朝曆代士人所遵循，在現代社會(hui) 中同樣適用，史學需要因時損益的隻是一些具體(ti) 的典章製度而已。

儒家主張“修己以成人”，章太炎對此解釋道：

試以《論語》相較，《論語》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le) ，亦可以為(wei) 成人矣。’”繼而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yi)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wei) 成人矣。”以今日通行之語言之，所謂“成人”，即人格完善之意。所謂“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謂也。

“修己”是指對禮義(yi) 、道德、氣節的自覺踐履，此即發揚道德主體(ti) 性之意。儒者通過修己來完善人格，成為(wei) 君子。章太炎如此總結史學“治人”之義(yi) ：“上焉者察見社會(hui) 之變遷，以得其運用之妙；次則牢記事實，如讀家中舊契，產(chan) 業(ye) 多寡，了如指掌。”“上焉者”是對執政者與(yu) 知識分子而言的，即要從(cong) 社會(hui) 變遷中總結出一些曆史規律與(yu) 政治原則來指導當下；其“次”是針對全體(ti) 國民而言的，要牢記史實，養(yang) 成民族自覺心，激發內(nei) 心的愛國感情。儒學以修己為(wei) 主，史學以治人為(wei) 主，經學則同時具備儒學之修己與(yu) 史學之治人兩(liang) 種價(jia) 值功能。

四、讀經如何救國

章太炎提倡讀經救國是圍繞“修己”與(yu) “治人”這兩(liang) 個(ge) 主題來展開的。為(wei) 便於(yu) 讀經運動的開展，章太炎提出了化約經學的主張：

國學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十三經文繁義(yi) 賾，然其總持則在《孝經》《大學》《儒行》《喪(sang) 服》。《孝經》以培養(yang) 天性，《大學》以綜括學術，《儒行》以鼓勵誌行，《喪(sang) 服》以輔成禮教。其經文不過萬(wan) 字，易讀亦易記。經術之歸宿，不外乎如是。

章太炎所說的“經”並非僅(jin) 限於(yu) 六經，而是囊括曆史發展過程中不斷發生增補並約定俗成的儒家經典，“新四書(shu) ”即為(wei) 曆代經學典籍之“總持”。“天性”是指孝悌之情，“學術”是指修己治人之學，“誌行”即氣節，“禮教”在此專(zhuan) 指禮儀(yi) 製度。章太炎繼承了儒家德治思想傳(chuan) 統，將修己作為(wei) 治人之本，現代政治的根本亦在於(yu) 為(wei) 政者的修己：“所謂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為(wei) 政者能人人修己，國斯治矣。”“新四書(shu) ”因而主要指向了修己這項功能，其內(nei) 容平實、理性，不涉玄虛，體(ti) 現出章太炎晚年講經重實行的特點。

在日本侵華危機日益加深的局麵下，章太炎將軍(jun) 民有無道德人格視為(wei) 抗日能否成功的關(guan) 鍵，國民黨(dang) 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即由於(yu) 其無道德、無人格：

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失東(dong) 三省耳。戰敗而失之，與(yu) 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yu) 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根本之興(xing) 廢亦異也。為(wei) 當局自身計，亦唯有一戰。戰而有敗，敗而死，亦足贖往日罪狀矣。然逆計其人，愛國家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複何言哉！乃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非虛言哉！

正是鑒於(yu) 氣節、勇氣的衰落，章太炎提倡《儒行》以鼓勵誌行：

《儒行》一篇，多言氣節之士。有勇者居多。今人或言專(zhuan) 尚氣節，亦不足為(wei) 國。此言似是而實非。一國中但有一二人尚氣節，於(yu) 政治何裨乎！東(dong) 漢時重《儒行》，故尚氣節，東(dong) 漢內(nei) 政不修，而外侮不至，一西羌為(wei) 患，卒為(wei) 漢滅。曹、劉、孫三國分立，亦無外患，三國人亦多尚氣節故也。晉尚清談，不尚氣節，而五胡亂(luan) 華矣。南宋時，如胡銓輩高唱主戰，然一二人何裨於(yu) 治，或乃譏為(wei) 虛驕之氣……今我國人數四萬(wan) 萬(wan) ，假令有氣節者得百之一，亦足以禦外侮矣。

章太炎羅列史實證明，舉(ju) 國崇尚氣節，上下就能放棄一己私利而為(wei) 民族的存亡精誠團結起來，如此便可戰勝強敵。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ti) 史學著作，民族主義(yi) 便首揭於(yu) 此：

經籍之應入史類而尤重要者，厥維《春秋》。《春秋》三傳(chuan) 雖異，而內(nei) 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有屢，而終能光複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際地，旁礴鬱積，隱然為(wei) 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為(wei) 元滅而朱明起，明為(wei) 清滅而民國興(xing) ……且今日讀經之要，又過往昔，在昔異族文化，低於(yu) 吾華，故其入主中原，漸為(wei) 吾化，今則封豕長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於(yu) 往日，如我學人，廢經不習(xi) ，忘民族之大閑，則必渝胥以盡，終為(wei) 奴虜而已矣。有誌之士，安得不深長思哉！要之，讀經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雖有取舍，而保持國性為(wei) 最要。

激發民族自覺心是經史的最大價(jia) 值，在中華文明形成後的兩(liang) 千多年間，華夏政權雖屢遭“異族”滅亡，但由於(yu) 民族主義(yi) 觀念深入人心，“異族”政權統治一段時間後皆被推翻，中華文明所以能一直延續至今。與(yu) 過去“異族”的入侵相比，日本的入侵更加危險，所以讀經以發揚民族大義(yi) ，在此時更為(wei) 迫切。

章太炎提倡讀經是與(yu) 尊孔聯係在一起的。六經修己治人之學經由孔子繼承與(yu) 闡發，才得以發揚；孔子之學亦為(wei) 修己治人之學，提倡讀經亦即提倡尊孔。章太炎亦是從(cong) 修己與(yu) 治人兩(liang) 個(ge) 方麵來提倡尊孔的。他如此提倡孔子的修己之學：

孔子雲(yun) ：“行己有恥，使於(yu) 四方，不辱君命，可以為(wei) 士矣。”又雲(yun) ：“見利思義(yi)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wei) 成人矣。”人苟能做到此八句，人心世道之壞，決(jue) 不至如今日之甚。

孔子修己之法簡明易行，能起到挽救世道人心的作用。《春秋》的民族大義(yi) 經由孔子闡揚得以澤被後世：

“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內(nei) 中國外夷狄。”後人以為(wei) 《春秋》之大義(yi) 。孔子所自議者，為(wei)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要之，從(cong) 孔子以來，二千餘(yu) 年，中國人之受外國欺侮，不知凡幾。自漢以來，迭受外人欺侮，無有不能恢複者。晉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與(yu) 之通款，南宋則甚至稱臣稱侄，元則不必論矣。然韓林兒(er) 輩，並不讀書(shu) ，尚能恢複一部分故業(ye) 。無他，孔子學說深中於(yu) 人心耳……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獨能恢複我固有之國土。蓋亦以儒者為(wei) 提倡民族主義(yi) ，已深入人心……今日國難當前，尊重孔子，猶為(wei) 當務之急。

新文化人將孔子視為(wei) 封建專(zhuan) 製社會(hui) 舊倫(lun) 理、舊道德、舊製度的衛道士而加以否定，章太炎截斷眾(zhong) 流，將民族大義(yi) 的發揚視為(wei) 孔子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孔子的負麵形象，使孔子以新的麵目在現代中國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結語

章太炎晚年提倡尊孔讀經，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激烈的批判，這並不代表他不了解西方現代科教文明與(yu) 拒斥現代化。與(yu) 之相反，章太炎在19世紀末時就已經廣泛運用西方現代科學、社會(hui) 學、哲學等理論知識來進行學術研究了，這在他當時結集出版的《訄書(shu) 》初刻本中有顯著體(ti) 現。章太炎所批判的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yi) ，而非西方現代科教文明。與(yu) 遺老遺少閉目說經完全不同，他對經文的闡釋平實、理性，此即出於(yu) 對經義(yi) 的現代性審視；對經義(yi) 某些麵向的強調，則是為(wei) 了應對中國當時所遭遇的道德文化危機與(yu) 民族危機。他對孝道、民族氣節的提倡便是如此。在繼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已成為(wei) 文化發展戰略的新時代中，讀經熱潮已然再次掀起，認真梳理章太炎晚年的讀經思想，對於(yu) 今天如何理解並開展讀經頗有借鑒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