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文化民族主義及其他——答香港城市大學龐琴

欄目: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1-04-08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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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

作者簡介:陳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任湘潭大學碧泉書(shu) 院教授。一九九四年創辦《原道》輯刊任主編至二〇二二年。著有《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對談錄》《儒教與(yu) 公民社會(hui) 》《儒家文明論稿》《易庸學通義(yi) 》《江山遼闊立多時》,主編有“原道文叢(cong) ”若幹種。

 


問:科學主義(或者說唯物主義)是目前中國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你這樣提,會不會比較敏感,或者受到某些限製? 


答: 沒有。這也沒有什麽敏感的。現在內地的言論空間還是相對充分的,不是以前的樣子,也不是你們想象的樣子。事實上,執政黨也在對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進行調整。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雖然還是以五階段的曆史唯物主義為基礎,但是已經在向現實轉變。到三個代表、到權為民所賦和和諧社會,跟那個體係就已經沒有什麽特別關係了。修改後的黨章對自己的定位由無產階級先鋒隊改為中華民族先鋒隊,就是清楚證明。由革命黨意識轉換為執政黨意識,對國家人民有好處,對中共自己也有好處。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當然隻能是一種價值話語而不應該是一種科學話語。如果說有什麽規律,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怎麽得人心?滿足他們的需要期待。我覺得要看到變化,肯定這種變化。 


問: 您對當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的政治背景的理解??


答:首先,我不清楚你說的文化民族主義是指什麽?如果指的是 “用文化來定義民族”進而區分他者、製造矛盾,我覺得這是,亨廷頓在後冷戰時代基於美國利益或問題提出來的。之所以在中國有反響,首先因為中國被看成儒教國家而被設定為他們基督教文明的敵人。其次,儒家傳統思想中有所謂夷夏之辨,文化的問題被視為政治的問題。對這種觀點或思潮,我是不認同或者說有保留的。因為文明本身並不必然衝突,民族矛盾主要也是由政治經濟因素引起。對於我們多元一體的國家來說,文明衝突論如果成立那麽我們就注定永無寧日了。文化很重要,但它並不是一切。它的內核我們要重視,它的邊界我們也要嚴守。這種態度使我與一般保守主義者或者儒家有所區別。


如果指的是近年興起的對傳統文化的熱情,一種推動儒家文化向社會回歸、並經由社會向政治施加影響的運動,作為一個直接的參與者,我當然雙手肯定。一個民族總有自己的傳統,它總應該得到必要的尊重、發揮必要的作用。從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儒家都是批判的對象。現在,強加在儒家頭上的種種汙名已經被證明是不成立的,如不利於科學、不利於經濟、不利於民主等等,而社會空間的擴展又需要文化元素的注入……這樣,儒學就開始了向生活的回歸。自由主義者看不到這種回歸的意義。他們把這個也叫做文化民族主義,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問: 文化民族主義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的影響?


答: 我認為是積極的。雖然存在動機、目標、理論基礎上的諸多不同,但是,在基本肯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這一點上,官方與民間還是存在相當交集的。這很正常,漢武帝與董仲舒想的就不一樣。但一愛其羊,一愛其禮,霸道與王道結合,也就立下了中華帝國的基業。道統、王道,也是當年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理念。今天,外來的意識形態回歸或結合本土文化,我們當然應該努力推動樂觀其成。


我感覺高層雖然大的方向已經明確,但具體做法還在摸索中,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思想還可以再開放一些,步子還可以再大一些。譬如今年的尼山文化論壇,本來是要在儒耶對話的主題下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參與世界文明進程的積極姿態,但是卻用某些思想僵的老左主導學術委員會,使得代表儒家的學者即使接到邀請也不能與會,即使與會也沒法發聲。沒有儒家身份的確立,你以什麽為支點與基督教對話?最後,這個會議卻成為了基督教的機會,他們以多元對話為說辭,要在曲阜見一個規模宏大的聖三一大教堂,簡直是笑話!  


問: 政府各部門在對待文化民族主義的態度上有區別嗎? 


答: 當然有。往往是理論部門尤其是意識形態管理部門比較保守滯後, 而從事實際工作的尤其基層的部門就比較開放。由此受邀參加關於文化安全的會議,我第一句就是問:哪裏組織的?安全部的就參加,宣傳部的不參加!宗教問題也是。就拿國學來說,人大校長紀寶成,就很開放很有想法。就是因為他,人大國學院才能夠在一窩蜂建起來的國學院中最受關注也最有起色。但是,有些所謂的黨內理論家卻不是,很反對,並且跟一些所謂的自由主義激進派合流反對。


問: 文化民族主義對中國未來政治的影響?


答: 我認為會有很大的影響。


文化上講,我們近代以來反傳統是主旋律,造成很多文化欠賬,這是需要慢慢還的。以前政府包辦一切,現在社會需要自我治理,文化就是必要的社會資本。這些東西說起來很抽象複雜,實際很具體。再從政治層麵講,我們需要建構一個能夠滿足和諧社會需要、滿足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需要的製度模式,這是沒有現成方案可照搬移植的。我認同自由主義的許多價值,但是,並不認為理論正確的方案就是效果最好的方案。在對中國模式或道路的探索中,儒家思想無論作為地方知識還是傳統價值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例如,個人權利當然是神聖的,但是,以他為邏輯前提推導製度的建構方案卻未必適合,因為它需要很多的匹配條件。與古希臘的製度是工商奴隸主之間利益博弈的結果不同,中國最早的社會製度是自然演進的產物,而最早的政治製度則是為實現某種公共利益或需要如治水、抵禦異族入侵而最初形成的。因此,國家或政府,就被視為一種實現公共利益的必要之善。相應的,它就比較注重公共權力的使用效率,即所謂行政的問題,而不是公共權力的結構關係,即所謂製度的問題。這在今天就意味著對改良思路的支持,而對革命論或建構主義的質疑和拒絕。


問: 關於在台灣的一些觀察和感受?


答: 台灣和大陸很不一樣。從這裏的建築就可以看出來,這裏一條街上,各個年代的建築和平共處,雖然不是那麽風格整齊,卻像樹的年輪一樣有一種自然的美,有一種曆史的層次感。漫步其間,感覺到一種民間社會的厚重和製度人性化的溫暖。引申來說,從台灣我看到的是中華民族悠久傳統與現代價值的有機結合圓融滲透。


在熱鬧的大賣場,赫然在目的可能是一尊土地爺;而街巷的拐角處,則可能是一座叫不出名的神廟。完善的製度、繁榮的宗教、發達的經濟,使我們在台北匆匆的都市節奏中也感受到一種從容和祥和的精神氣質。這跟大陸不同,跟香港也不同。要是時間就這樣停止,一時還真想不起有什麽可以成為重新啟動的理由呢。希望我自己的親戚朋友很快也能生活在這樣一種狀態和氛圍之中!


這裏麵當然有儒家的貢獻。我說從公民宗教說儒教,台灣是一個生動的例子。無論是民間信仰還是通識課程或者春秋祭孔,儒家的理念在在體現出主流價值的地位和作用。這跟民間社會沒有經過五四、文革的衝擊保持著內在血脈有關,也跟蔣介石的文化意識有關。他跟孫中山一樣,雖然個人信仰基督教,但是卻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個儒家所謂的道統脈絡之上。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芳說倡議“王道”的孫中山思想源自於中華傳統文化,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現在,在我們也開始把孔子的塑像放到天安門的時候,至少從兩岸關係角度去做一些積極的想象應該不能說是很傻很天真吧?


問: 那您對國家目前對待讀經, 國學教育體製化的做法怎麽看? 政府這樣支持的動機是什麽?


答:政府在這方麵應該還是比較開放的吧。他們應該意識到這樣做無論對於執政地位維護還是和諧社會建設都是有利無弊。但是,我也不認為政府對此會有什麽積極舉措。他們有自己的曆史包袱。支持這些活動的是一些開明的有熱情的人,而那種保守僵化的腦袋也不少。我就知道有人寫信告狀,或者傲慢的自以為是的要給經典出潔本。這說明一切還隻是初級階段,難免乍暖還寒的反複。


體製化的教育係統應該借鑒台灣經驗,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元素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適當的納入進去。這是雙贏,誰做誰就會名留青史。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