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聲明: 此文發表於《社會觀察》2011年第4期。發表時做了較大改動。這裏的是原版。援引時請以此版為準。）


    天安門廣場無小事。2011年1月11日，一座總高為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在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麵臨東長安街，與天安門城樓遙遙相望。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爆發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斯時斯地斯人，不免引起豐富的遐想及爭論。雕像落成一個多月了，爭論仍在繼續。
    
    
    天安門廣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理象征。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共產黨自稱是五四精神真正的繼承者。這個黨在它的曆史上，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過對儒家發動規模與激進程度不一的批判。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立的那套“主義”中蘊含著對中國曆史、中國社會與中國政治的係統看法，這些看法與儒家之間的難以並立好像是非常明顯的。而正是這個黨領導著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那麽，在新中國的心髒地帶出現了舊中國聖人的雕像，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呢？
    
    
    有一點是清楚的，執政黨正試圖更積極地看待、甚至學習孔夫子。這一過程由來有漸，從孔子學院的命名，到中央媒體推波助瀾的國學熱，再到京奧會開幕式豐富的儒家寓意，早就可以發現此類征兆。因此，孔子像在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出現，不說水到渠成，亦非全然匪夷所思。然而，關於孔子雕像的爭論風頭頗健，甚至蓋過了不無宗教衝突意味的“曲阜教堂”事件，更吸引了不少左翼知識分子與儒家直接論戰。這當然是因為，天安門廣場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前此種種征兆不過是文化上的，進駐廣場則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味。
    
    
    左翼或者以為，和“西化普世派”曾想樹立的那尊“民主女神”一樣，合法地出現的孔子雕像同樣構成了對天安門廣場既有政治圖景的挑戰——甚至更加危險，因為不是什麽民間反對派，而是執政黨自己在同儒家眉來眼去。而儒家方麵在欣喜之餘，亦有擴大戰果的表示。某位突然披上傳統外衣的西化派（此類新奇人物近年頗多）直白地說，孔子目前還隻是靜候入場而已。更有網絡儒生的激進意見，可為此做注腳：孔子像應該立到天安門廣場的中央去——這就是說，應該取代人民英雄紀念碑或者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
    
    
    事情很清楚了，執政黨對儒家的溫和肯定，換來的是西化派順勢以儒家的名義（近年西化牌有時已不如傳統牌靈光）誘逼執政黨進一步否定自己的曆史乃至綱領。作為回擊，左翼明確拒絕向儒家做任何妥協，大有再來一次評法批儒運動之勢。隻要執政黨尚未成功地構建一種明確、睿智而係統的意識形態將孔夫子、毛澤東以及改革階段這些看似矛盾的曆史形態融會貫通，就無法根除諸如此類的爭論。
    
    
    爭論的雙方看似立場截然相反，其實共享了同一個前提：那就是儒家隻能被用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曆史與執政現實、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製度。西化派為推倒這一切不惜改頭換麵擁戴儒家，左翼為捍衛這一切不惜繼承文革否定儒家。雙方的看法、特別是雙方共享的前提，都是值得檢討的。
    
    
    先看看激進左翼的言論。那些以為孔夫子與天安門廣場格格不入的同誌們大概忘記了，包括天安門在內的整個紫禁城建築群，都是按照儒家的廟堂禮製傳統構築的。“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周禮.春官.小宗伯》）。劉敞雲：“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周禮正義》引）天安門左右兩側的太廟和社稷壇雖已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及中山公園，但在天安門左前方興建的革命曆史博物館與右前方興建的人民大會堂，難道就沒有共和國自己的宗廟與社稷的涵義？在這個基本按照儒家經義建造的地理環境裏，在革命曆史博物館已然擴建為國家博物館之後，於廣場邊緣擺上一個孔夫子，作為整個中國曆史的象征，難道有什麽不妥嗎？如果要說不妥，那是新中國以紫禁城一帶為政治中心不妥在先。好在建國者們沒有這種魯莽滅裂的曆史觀，他們通過對天安門一帶別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為“舊邦新命”。
    
    
    毛主席說過一句名言：“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加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建國以來，孫中山的肖像在某些重大節日慶典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作為這句名言的全麵落實，增加孔夫子的雕像，又有什麽可驚異的呢？有的左翼堅執毛在非正式場合“孔學名高實秕糠”的評論，試圖徹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對立麵去。這種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聰明暫且不論，隻需再次提醒激進左翼：在中共曆史上對儒家的態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即使在否定儒家最為激烈的評法批儒時期，作為“法家代表人物”抬出來的不少重要人物如荀子、韓愈、王安石、王夫之等等，無論在自我理解和曆史評價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儒。其他若幹法家人物也同儒家有密切的聯係。文革期間是把孔子作為特權世襲製度以及所謂奴隸主階級沒落文化的維護者加以批判的。但這樣的孔子形象並不準確。這一切說明了，對儒家的理解切不可簡單化。孔夫子的傳統裏包含了極其豐富博大的內涵。在漫長的中國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截然對立的政治思想派別都號稱繼承了孔夫子。儒家對大同之世的向往、對封建製的檢討、對統一的認同，在破除等級製度、培養高尚人格與探索仁政善治甚至革命原理方麵對中國現代革命與建設的積極影響不可抹殺。你們對此不加辨別地一概否定，隻能把對儒家的解釋權拱手讓給西化派。在這個問題上，執政黨甚至西化派都比你們聰明得多。後者近年確實利用儒家圖謀不軌，對此最好的回擊，不是愚蠢地謾罵孔子，而是把他們對儒家的歪曲糾正過來。這是一個爭奪曆史歸屬、爭奪文化正統的問題，決不可等閑視之。
    
    
    接著看看那些被西化派利用的儒門糊塗人。所謂孔夫子應該進駐廣場中心的言論，即使在儒家傳統裏，也是不合禮法的。儒家提倡敬天法祖。在新中國的政治語境裏，天、祖、君所對者當為曆史必然、人民意誌、毛主席與共產黨。政治中心的地理象征當以這些為主。儒家的要義在於按孔子所傳之禮各拜其祖，而不是對孔子本人大搞不合禮製的偶像甚至宗教崇拜。“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孔家禮製中凡涉及宗廟社稷等，所祭拜者當是祖宗神祇，焉有拜孔之理？在一些文教場所，把孔子作為適當的祭祀、尊崇、紀念對象當然並不為過，甚至應該提倡，但決不應當在國門之前。遊夏之徒也絕不會把孔子神主置於魯國觀闕之前。“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禮記·檀弓上》），將紀念孔子的規格抬到等同於祖宗社稷的地步，這本身就是儒家應該反對的非禮之舉。以為儒家應該成為拜孔的宗教，這正是對儒家最大的異端式歪曲。真正愛護儒家者，應當多讀三禮，辨別儒家同異端的本質差別。
    
    
    至於在這次爭論中搖唇鼓舌、空前活躍的西化派，本人別無他辭，唯引自由派祖師爺霍布斯的話供他們三思：“應當教導人民不要愛好自己在鄰邦中所見到的任何政府形式更甚於自己的政府形式。同時也不要看到統治形式和自己不同的國家目前繁榮昌盛，因而見異思遷。”（《利維坦》第三十章）再忠告一句：為國之蟊賊猶自不可，奈何為道之蟊賊？以為超越國家就能把握真理者，實與爾輩切齒之極左造反派毫無區別。
    
    
    最後給國家提一點建議，既有尊孔之意，亦不必羞羞答答。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至少要以漢武帝對待漢高祖的態度、漢宣帝對待漢武帝的態度對待毛主席。要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立法按時紀念毛主席及其它已故領袖。天安門廣場的中軸線內容不可改易，毛主席紀念堂不容拆除。最好在周圍擇地增建先賢祠與英烈堂，使中華民族的往聖先賢與英雄模範都得到隆重的紀念乃至祭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此培養民眾的曆史歸屬感與道德崇高感，把我們和祖先在國家大禮中凝聚成一個生命感通的曆史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將是中國認同的真正基石。這些祖先在我們心中的降臨，也許才是祖國真正的神佑罷。
    
    
    2011年2月24日 草於 上海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