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構建大國學術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1-03-31 00:25:25
標簽:大國學術
姚中秋

作者簡介:姚中秋,筆名秋風,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陝西人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教授、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發現儒家》《國史綱目》《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yi) 之省思》《為(wei) 儒家鼓與(yu) 呼》《論語大義(yi) 淺說》《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孝經大義(yi) 》等,譯有《哈耶克傳(chuan) 》等,主持編譯《奧地利學派譯叢(cong) 》等。

構建大國學術

作者:姚中秋

來源:《東(dong) 方學刊》2021年春季刊

 

本文論旨基於(yu) 曆史唯物主義(yi) 之基本命題:經濟基礎決(jue) 定意識形態。該命題適用於(yu) 國內(nei) ,也許更適用於(yu) 世界:凡是國力強大的政治體(ti) 總是在其所能輻射的範圍內(nei) 享有文化領導權,建立和維持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今日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國的霸權走向衰敗,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日趨上升,成為(wei) 世界體(ti) 係中坐二望一的大國。因此,中國有可能也有必要構建與(yu) 其大國地位相稱的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即大國學術,並引領形成新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本文討論了這一發展前景的曆史必然性,以及中國式大國學術的內(nei) 容、價(jia) 值和方法。

 

一、世界国际1946伟德中心的轉移規律

 

約1800年前後,西歐國家有能力侵略、支配亞(ya) 歐大陸上的古代國家,世界體(ti) 係方告完整成型。此後,大國此起彼伏,世界文化的領導權和国际1946伟德的世界中心也隨之轉移。

 

18世紀,法國憑借其規模和龐大的殖民地,實力在英國之上;因而同一時期,巴黎哲人的啟蒙思想影響了整個(ge) 歐洲大陸;法國国际1946伟德界也較早有世界視野,比如最早關(guan) 注遙遠的中國,於(yu) 1814年就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ge) 設立了中國學教席。

 

而後,英國憑借各種有利條件,於(yu) 19世紀初率先完成工業(ye) 化,相對其他國家,擁有絕對技術、軍(jun) 事和產(chan) 業(ye) 優(you) 勢,憑此構建了龐大的殖民帝國。由此,英語成為(wei) 世界性語言,這是一百多年來英美學術界的一項重大優(you) 勢。英國人也較早以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個(ge) 人主義(yi) 方法論發展現代社會(hui) 科學中兩(liang) 門最為(wei) 重要的學科——經濟學和政治學。英國的軍(jun) 艦和商人將其国际1946伟德帶到全世界;各大學也開始構建“帝國學術”,對帝國權力所輻射到的各文明、國家進行全麵研究,培養(yang) 學術精英作為(wei) 其思想觀念的傳(chuan) 播載體(ti) ,比如,嚴(yan) 複在英國接受教育,回到中國後,積極傳(chuan) 播英國人的国际1946伟德。

 

接下來,19世紀中期,德國和美國快速推進工業(ye) 化。德國憑借歐陸深厚的文化積累,在學術上率先崛起,當時大量美國有誌青年到德國求學。馬克思主義(yi) 趁此大潮而起,並產(chan) 生了世界性影響。

 

相比德國,美國的大國學術起步更晚,但因為(wei) 其國家規模更大,最終完成了西方国际1946伟德對全世界的統治。當然經曆了複雜的過程——19世紀末,美國的工業(ye) 力量躍居世界第一,乃開始對外擴張:首先進入太平洋,來到東(dong) 亞(ya) ,因而19世紀末極少數大學建立了東(dong) 亞(ya) 係;兩(liang) 次世界大戰打爛了歐洲大陸,大量學者逃亡美國,二戰以後美國得以構建其大國學術體(ti) 係。

 

不過,當時美國麵臨(lin) 強有力的競爭(zheng) 對手:蘇聯。蘇聯遵循馬克思主義(yi) 和列寧主義(yi) 理論,這是關(guan) 於(yu) 人類曆史的普遍理論,因而很早就向外傳(chuan) 播;但其真正成為(wei) 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中心還是在二戰之後,蘇聯領導東(dong) 歐陣營,其軍(jun) 事、政治影響力覆蓋半個(ge) 世界,於(yu) 是,蘇式国际1946伟德不僅(jin) 在亞(ya) 非拉眾(zhong) 多國家有實質性影響,還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投入。不過,蘇聯的綜合國力終究弱於(yu) 美國,最終在冷戰競爭(zheng) 中失敗,蘇式世界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也隨之崩潰。

 

此後,美國成為(wei) 唯一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中心,其支配權空前廣闊,幾乎覆蓋所有國家。同時,清教是基督教的激進運動,因而美國人有強烈的信仰熱情,這驅使其非常積極地進行意識形態輸出,其公共、私人部門建立各種機製,擴張其思想、文化和學術。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相關(guan) 大學、基金會(hui) 甚至政府機構設立多個(ge) 獎學金,吸引中國學者前往學習(xi) ;又在中國資助設立不少項目,譯介、推廣美國、西方的国际1946伟德著作。當然,在對外開放、與(yu) 國際接軌的氣氛中,中國學者也積極學習(xi) 美式價(jia) 值、觀念、思想、學術。這樣,中國的国际1946伟德的美國化被快速推進,淪為(wei) 美國人構建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中的“外圍”。

 

但美式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的曆史可謂“其興(xing) 也勃,其亡也忽”,不到30年就走向衰敗。這其中既有成本的原因——傳(chuan) 教是要支付巨額成本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國的國家和文明複興(xing) 可能是最為(wei) 重大的因素,這一事實嚴(yan) 重地挑戰了其價(jia) 值、理論、學術的邏輯自洽。弗朗西斯·福山的轉向具有重大象征意義(yi)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歡呼曆史已經終結於(yu) 西式自由民主製度;2010年以後,他卻返回曆史,寫(xie) 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cong) 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政治秩序與(yu) 政治衰敗:從(cong) 工業(ye) 革命到民主全球化》,(1)賦予國家能力以優(you) 先地位。

 

基於(yu) 中國複興(xing) 的事實,我於(yu) 2012年年底提出“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命題,意謂中國快速發展,且其規模巨大,已經並將繼續重塑世界格局。(2)相應地,我於(yu) 次年提出“中國時刻的思想創發”命題,(3)主張中國国际1946伟德界應尋求思想的創發,以因應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

 

對這兩(liang) 個(ge) 命題,學界普遍不以為(wei) 然。然而,曆史不以知識分子的意願為(wei) 轉移,仍一往向前:中國持續發展,在實力上逼近美國,進一步撼動世界格局;美國感受到了中國對其霸權的嚴(yan) 峻威脅,乃於(yu) 2017年起逆轉對華戰略,把中國作為(wei) 主要的戰略競爭(zheng) 對手,並在貿易、高科技、人員往來等多條戰線上對中國發起攻擊,試圖遏製中國的發展態勢,中國麵臨(lin) 極為(wei) 嚴(yan) 峻的戰略壓力。

 

然而,2020年橫掃全球的新冠疫情打亂(luan) 了美國的戰略節奏,並對世界格局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西方國家應對疫情之無力混亂(luan) 與(yu) 中國的果斷有效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世界的價(jia) 值自信受到極大打擊,中國人對於(yu) 自己國家、文明的自信卻廣泛而堅定地樹立起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真切認識到中國的實力和善意。在全世界範圍內(nei) ,西方價(jia) 值之正當性和國家的威望正在快速流失,可以預料,美式世界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必然隨之崩解。我們(men) 已經看到了西方世界兩(liang) 位重量級學人的驚慌失措:弗朗西斯·福山對美國抗疫失敗的解釋已近於(yu) 語無倫(lun) 次,(4)尼爾·弗格森對中國的態度已近於(yu) 失心瘋。(5)凡此種種反應頗類似於(yu) 深陷危機之中的晚清士人。

 

美式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的崩解,並不意味著人類將回到国际1946伟德的部落狀態。世界體(ti) 係既已存在,就不可能因為(wei) 某個(ge) 國家的衰落而解體(ti) ;必將有新的世界秩序逐漸形成,也必將有新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湧現。環顧今日世界,中國最有可能提供這種知識,但前提是中國學界的心態轉向:從(cong) “外圍”心態轉向大國心態。

 

二、中國的大國學術傳(chuan) 統與(yu) 當代議題

 

就人口和地理規模來看,中國從(cong) 來就是大國,並具有廣泛的世界影響力,因而有深厚的大國學術傳(chuan) 統,主要有如下兩(liang) 個(ge) 。

 

第一個(ge) 是古代的天下學術體(ti) 係。自國家形成以來,中國的規模就是東(dong) 亞(ya) 最大的,經濟技術水平是最高的,文明是最成熟的,自然對周邊的族群、國家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中國也主動承擔起世界責任,構建東(dong) 亞(ya) 乃至於(yu) 印太天下秩序,由此中國的国际1946伟德也成為(wei) 世界性的,即“天下學術體(ti) 係”。

 

古代聖賢的思考方向是普遍主義(yi) 的而非個(ge) 別主義(yi) 的,致力於(yu) 思考普遍的“天下”善治之道。由此形成的“五經”“四書(shu) ”闡明了天下、人類止於(yu) 至善之道。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這些經書(shu) 及闡明其大義(yi) 之儒學傳(chuan) 至周邊的朝鮮、越南、琉球、日本等國,經學、儒學成為(wei) 世界性思想和教化體(ti) 係,以人口規模論,東(dong) 亞(ya) 儒教世界甚至超過佛教世界、伊斯蘭(lan) 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中國的曆史學家也普遍具有世界視野,《史記》不僅(jin) 記中國之事,還設立“四夷傳(chuan) ”,記載四邊的蠻夷戎狄之事;這一體(ti) 例為(wei) 後世正史沿用,當宋代中國進入海洋貿易體(ti) 係之後,又增加了“外國傳(chuan) ”。這些史書(shu) 既是中國史,更是世界史。

 

19世紀後期,遭到西方列強衝(chong) 擊,東(dong) 亞(ya) 天下秩序崩解;中國不僅(jin) 不是大國,甚至不是正常國家而淪為(wei) 半殖民地。相應地,天下學術體(ti) 係也失去正當性:日本有所謂“脫亞(ya) 入歐”之論,竭力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越南、朝鮮亦然;這套學術體(ti) 係在國內(nei) 也遭遺棄,清末新政中廢科舉(ju) 、書(shu) 院,摧毀了天下學術體(ti) 係之製度依托。此後的中國国际1946伟德不僅(jin) 不再是大國的,甚至喪(sang) 失了自主性,以日本為(wei) 中介,淪為(wei) 英國主導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的外圍。進入民國後,這一局麵仍未改變,隻不過轉向依附美國。

 

不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再度有了大國国际1946伟德的氣象,形成第二個(ge) 大國學術傳(chuan) 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於(yu) 世界曆史進程中,其領導的革命始終具有世界自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極大地削弱了蘇聯黨(dang) 的威信,蘇聯進而謀求與(yu) 美國緩和,放棄領導世界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的責任,中共乃積極發展革命外交,一度成為(wei) 世界革命的思想和政治中心。在此過程中,毛澤東(dong) 發展了“中間地帶”理論,又發展了“第三世界”理論,這是極具創新性的中國式世界體(ti) 係理論。相應地,學術界也比較重視對世界的研究,尤其是對第三世界的研究,而且是完全自主的。

 

隻是,文化領導權終究是以國家實力為(wei) 基礎的,當時中國國力不足以支撐這一文化領導權,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選擇了意識形態戰線的收縮。很快,中國国际1946伟德再度淪為(wei) 美國主導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的外圍,在思想價(jia) 值上普遍接受英美的自由主義(yi) ,在學科範式上普遍地美國化。

 

進入21世紀後,漸有學者擺脫這種依附性,比較重要者有大陸新儒學的興(xing) 起,與(yu) 世界新左派聯係密切的所謂“新左派”的思想努力,以及各學科零零散散的“本土化”努力。2008年以來,中國在政治上的道路自信日益堅定,壓縮了自甘外圍的国际1946伟德的活動空間。美國近兩(liang) 年來打壓、排斥中國的蠻橫做法,與(yu) 其宣傳(chuan) 的價(jia) 值、構建的學術完全相悖,出乎意料地成為(wei) 中國国际1946伟德去殖民地化的神助攻。因而,盡管目前各學科普遍還處於(yu) 茫然無方向感的狀態,但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形成国际1946伟德的中國自覺。

 

恢複自主性是中國国际1946伟德常態化發展的第一步,而當今中國濃重的世界屬性則要求進一步發展大國學術。參照曆史,大國學術的根本特征是世界視野和對人類的普遍責任意識。傳(chuan) 統中國思想有“安天下”之誌,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国际1946伟德則在國家接連遭遇失敗之後,翻轉為(wei) 防禦性的民族主義(yi) 格局,完全聚焦於(yu) 中國自身的救亡和發展。今日中國已成為(wei) 大國,各方麵的利益廣泛分布於(yu) 全世界,其作為(wei) 也有力地影響世界,並致力於(yu) 塑造新的世界秩序。那麽(me) 相應地,国际1946伟德也就應有世界視野,不僅(jin) 思考中國問題,還要思考世界問題;從(cong) 中國思考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國。

 

對這樣的政治和學術努力,總有人看似智慧地說,中國應先解決(jue) 好自己的問題。此論看似謙遜,實則顢頇:至少自1840年以來,中國已存身於(yu) 世界中,中國的困境就是帝國主義(yi) 維護的資本主義(yi) 世界體(ti) 係造成的;那麽(me) 反過來,也唯有在世界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脫困之路。之所以救亡圖存的眾(zhong) 多努力歸於(yu) 失敗,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民族、社會(hui) 革命取得勝利,就是因為(wei) 其從(cong) 一開始就是世界革命的一個(ge) 組成部分,憑借廣泛的世界性資源推翻了世界性帝國主義(yi) 及其在中國構建的政治社會(hui) 勢力。今日中國處境之性質當然已與(yu) 百年前大不相同,但世界屬性卻有增無減:不僅(jin) 需要繼續反抗世界性的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遏製,還要與(yu) 命運相近的眾(zhong) 多國家共同建設更為(wei) 美善的世界。局限於(yu) 中國,甚至都不能解決(jue) 中國難題。

 

因此,今天中國學界有責任以世界視野和普遍責任意識,生產(chan) 大國學術,並引領構建新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它有如下兩(liang) 個(ge) 重要方向。

 

第一個(ge) 方向,發展普遍性理論。今日中國的国际1946伟德普遍聚焦於(yu) 中國,使用地方性話語體(ti) 係。即便把中國放在世界中研究,也通常采取防禦策略,把中國特殊化,從(cong) 西方的普遍性理論中排除出來,自說自話。由此生產(chan) 出來的理論隻能用來解釋中國——通常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因為(wei) 現代中國故事的底層邏輯其實是普遍的現代經濟和政治邏輯。隻不過,西方的所謂普遍性理論沒有覆蓋中國事實,因而沒有完整地揭示這一邏輯,顯得中國有些特殊。

 

中國學者必須發展普遍性理論,原因即在於(yu) :即便為(wei) 了解釋中國,也必須在西方既有學術積累的基礎上發展更為(wei) 普遍的理論。過去兩(liang) 三百年間,西方學界確實已經建立了一套關(guan) 於(yu) 現代社會(hui) 的普遍性理論體(ti) 係,而現在看來,其實它帶有濃重的地方性。當然,它仍值得中國學人認真對待,加以吸收;同時,中國學人需要充分利用中國和廣大非西方國家的事實。綜合這兩(liang) 者,以普遍性話語發展出更為(wei) 普遍、更有解釋力的普遍性思想、理論,它不僅(jin) 可以更好地解釋中國,還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沒有這樣的普遍性話語、理論,世界體(ti) 係就會(hui) 走向解體(ti) ,若果如此,每個(ge) 國家和個(ge) 人都將深受其害。

 

第二個(ge) 方向,研究廣闊的世界。自1800年以來,隨著西方逐漸統治世界,尤其是強國投入大量資源對世界上的重要文明和國家進行研究,以服務於(yu) 各自的國家利益(當然,主要是法國、英國、美國)。需要指出的是,這類研究通常借助其普遍性理論展開,由此生產(chan) 出來的知識對被研究國的學術也構成增量,甚至起到引領作用。比如,過去幾十年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對中國學者的研究也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這是其国际1946伟德世界化的重要途徑。

 

出於(yu) 學習(xi) 強者的目的,20世紀中國国际1946伟德對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yu) 發達國家,並出現了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研究者變成崇拜並傳(chuan) 播其研究對象的“傳(chuan) 教者”。對不發達國家及其文明,則較少關(guan) 注、研究。如此嚴(yan) 重失衡的世界研究,顯然已不適應中國的世界性存在格局:中國已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huo) 伴,若其国际1946伟德僅(jin) 關(guan) 心中國、僅(jin) 關(guan) 心歐美,顯然是不稱職的。學界必須認真地研究整個(ge) 世界,對世界上各主要文明、國家進行細致研究。這裏又可細分出如下三個(ge) 領域。

 

首先,對中國重新進行研究。20世紀以來,相當多的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理論,有強烈“東(dong) 方主義(yi) ”甚至逆向種族主義(yi) 傾(qing) 向,否定中國的曆史、文明和經濟政治製度。如此国际1946伟德顯然無法解釋中國何以能夠走出困境,實現文明複興(xing) 。因此,需要以新的理論重新研究中國,重建關(guan) 於(yu) 中國的理論解釋和曆史敘事。這一工作不僅(jin) 具有重大學術意義(yi) ,也有重大政治功能:如果不能構建起令人信服的理論解釋和曆史敘事,當代中國的大國地位就缺乏足夠的政治和曆史正當性。

 

其次,對西方重新進行研究。過去兩(liang) 百年來,西方人建構了自身的曆史敘事和理論解釋,當然是基於(yu) 西方中心論,把自己的曆史描述為(wei) 世界曆史演變的主要線索,把歐美現代文明描述為(wei) 人類文明演進的終點。中國文明複興(xing) 的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敘事是虛妄的,西方應當被重新加以研究,還原其文明、製度到其恰當的曆史和世界位置上。

 

最後,認真研究廣大的非西方國家。美國霸權必將趨於(yu) 解體(ti) ,而中國無意建立霸權,這樣,俄羅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巴西、南非等地區性大國必然在世界體(ti) 係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東(dong) 南亞(ya) 、非洲,也可能興(xing) 起新的地區性大國。對這類國家,均應予以認真研究。對於(yu) 積極參與(yu) “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進行認真研究。

 

總之,發展大國學術,中國學人就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凡是中國人所及之處,學術均應加以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構建普遍性理論。當然,中國價(jia) 值決(jue) 定了,不同於(yu) 西方,這樣的研究絕不隻單方麵服務於(yu) 中國的利益。

 

三、中國式大國學術之價(jia) 值與(yu) 方法

 

曆史發展是存在路徑依賴的,中國學界今日構建大國學術,必然受到前麵提及的天下和世界革命兩(liang) 個(ge) 大國學術傳(chuan) 統的影響;當然更重要的是,国际1946伟德的發展必然受到政治價(jia) 值的約束。這兩(liang) 大因素決(jue) 定了,中國的大國學術在價(jia) 值取向和基本方法上將顯著地不同於(yu) 西方。

 

世界不是平的,理論是有顏色的。西方國家構建、主導的世界體(ti) 係是資本主義(yi) 的、帝國主義(yi) 的,其中充斥著壟斷、壓迫和剝削。相應地,英美構建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的總體(ti) 價(jia) 值取向也是資本主義(yi) 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建立世界規模的壟斷、實行世界規模的剝削的知識武器。

 

最能體(ti) 現這一點的是西方人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人類學和東(dong) 方學,它們(men) 與(yu) 西歐國家的對外征服同步發展,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說,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希望了解如何最好地控製那些他們(men) 擁有支配權的‘其他地方’”;至於(yu) 東(dong) 方學,則“建構了一種將這些地方視為(wei) 僵化文明的形象,它們(men) 一直處於(yu) 停滯狀態”。(6)通過這兩(liang) 類知識的生產(chan) ,世界各個(ge) 文明和國家被建構到文明—野蠻的等級體(ti) 係中,西方當然居於(yu) 文明一側(ce) ,這與(yu) 帝國主義(yi) 構造的現代世界體(ti) 係的中心—外圍結構完全一致。(7)

 

英美建立的現代社會(hui) 科學的兩(liang) 門最重要學科——經濟學和政治學也在有意或者無意地塑造和維護這一結構。英國人創造了現代經濟學,並把自由貿易作為(wei) 其核心理論命題;晚近幾十年來由美國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也把全麵開放的自由競爭(zheng) 當作核心教條。然而,英國、美國或任何其他西方國家在其工業(ye) 化過程中均實施了係統的保護主義(yi) 政策;隻是在其完成工業(ye) 化之後才生產(chan) 並傳(chuan) 播自由貿易經濟學。前工業(ye) 化國家如果接受英美主流經濟學理論,則永無工業(ye) 化的可能,並因對西方大開市場之門,始終處在歐美外圍的地位。

 

類似地,英國人在19世紀上半期構建了世界性政治學體(ti) 係,其基本方法論是個(ge) 人主義(yi) ,其基本價(jia) 值是自由主義(yi) 。美國人在過去幾十年中沿用了這套價(jia) 值和學術。中國先賢在晚清、民初依照這套理論建立現代國家,其結果卻是國家的全麵失敗。

 

當然不必以陰謀論指控英美国际1946伟德界刻意以其理論誤導後發國家。症結可能在於(yu) ,現代西方資本主義(yi) 是以帝國主義(yi) 為(wei) 前驅的,因而其國家生活存在嚴(yan) 重的內(nei) 、外斷裂:對外進行征服,搶占殖民地,對內(nei) 則確認私人產(chan) 權;對外奴役黑人、消滅印第安人,對內(nei) 則擴大公民權;對外出口鴉片,對內(nei) 則賦予更多人投票權。英美国际1946伟德界卻普遍接受文明—野蠻的等級化世界觀,對這種斷裂毫不在意,完全以內(nei) 部視角構建其普遍性理論,結果則是,其所謂普遍性理論不過是後發國家的陷阱而已。(8)

 

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當代國家性質決(jue) 定了,中國式大國學術不可為(wei) 後發國家設置陷阱。傳(chuan) 統的天下秩序是內(nei) 外貫通的,內(nei) 部是厚生主義(yi) ,“不敢侮鰥寡”;與(yu) 此相一致,對外是“修文德以來之”、厚往薄來,與(yu) 天下人“共享太平之福”。近世中國遭到西方帝國主義(yi) 的侵略、壓迫,當其尋求富強時,則依托自己的文明力量,借助反抗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馬列主義(yi) 理論,對外進行民族革命,實現國家獨立自主;對內(nei) 進行社會(hui) 革命,進而通過內(nei) 部的動員和積累實現了內(nei) 生性發展。因此,今日中國是當代世界體(ti) 係中極為(wei) 顯著的例外:大國中唯一非資本主義(yi) 、非帝國主義(yi) 者,對外政策基調是不稱霸、“和而不同”、與(yu) 世界各國共謀發展。

 

據此我們(men) 可以說,中國的大國學術之基本價(jia) 值取向是“人民性”,不僅(jin) 覆蓋中國人民,也及於(yu) 世界人民;對世界人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根本的問題是解決(jue) 溫飽問題,進而求得生命之健全成長。中國內(nei) 生性發展的經驗已經證明,沒有征服、侵略、殖民地和壟斷,通過內(nei) 部的政治、教育、動員等機製,也可以實現發展。中國式大國學術的基本發展方向就是探索人民共同向善、普遍發展之大道,並引領塑造以發展為(wei) 中心的新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這將完全不同於(yu) 英美主導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

 

中國式大國學術的方法論也將不同於(yu) 英美。近些年來,“曆史社會(hui) 學”在中國社會(hui) 學界方興(xing) 未艾;另有中國學者則倡議發展“曆史政治學”,在政治學界引起較大反響。這兩(liang) 個(ge) 學術新動向似乎足以說明,中國式大國學術將以曆史作為(wei) 主要方法。

 

方法論的選擇不是任意的,而受製於(yu) 其文化、思想傳(chuan) 統,因而各國學術具有明顯不同的方法論取向。楊光斌總結說,歐洲政治學的方法論是舊製度主義(yi) ,蘇聯政治學的方法論是階級分析,美國政治學的方法論是基於(yu) 個(ge) 體(ti) 主義(yi) 的理性人假設。(9)那麽(me) ,中國政治學的基本方法是什麽(me) ?恐怕就是曆史。做出這一論斷的文化理由是,中國人的“曆史理性”向來最為(wei) 發達,傳(chuan) 統學術的核心就是經史之學,曆史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思考生活和政治問題的基本方法。

 

以曆史作為(wei) 基本方法的策略性理由是,曆史是教條、迷信的最好解藥。近一兩(liang) 百年來,西方人構建了一套世界性價(jia) 值、思想、學術體(ti) 係,中國被納入其中,並處於(yu) 依附狀態。今天,中國學術亟須從(cong) 這一體(ti) 係中擺脫出來,曆史則是解構的利器。一旦把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或經濟學、社會(hui) 學等學科的理論予以曆史化,也即考察這些價(jia) 值、理論形成的曆史條件及其發揮的作用,考察其在應用於(yu) 非西方世界遭遇的普遍失敗,這些理論必然喪(sang) 失所謂的“普遍性”光環,而退為(wei) 地方性知識。它們(men) 當然還是有用的,但不再是神話,不再有束縛心靈的作用,而是可以參考的知識。

 

當然,更為(wei) 重要的是,曆史也是建構新的普遍性理論之可取方法。理論是灰色的,曆史卻川流不息。中國的大國學術致力於(yu) 重建普遍性理論,那就要回到事實中去,而關(guan) 於(yu) 人類事務的事實就是曆史;進入中國的曆史,重新進入西方的曆史,進入廣大的非西方國家的曆史,從(cong) 豐(feng) 富多彩的曆史中發現人類行為(wei) 的基本邏輯,鑄造概念,構建命題。

 

以曆史為(wei) 基本方法,是有可能超越西方既有理論的。西方的普遍性理論通常是以“哲學的”或“演繹的”方法構建的,即以預設人的某種偏好為(wei) 出發點,具體(ti) 來說,以追求個(ge) 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子化個(ge) 體(ti) 為(wei) 基本預設,邏輯地構建出人的行為(wei) 模式。這一方法的優(you) 點是人的行為(wei) 確定、因果邏輯清晰,由此形成的理論也非常簡潔,並且可以數量化,美式學術的顯著特點就是高度發達的行為(wei) 主義(yi) 量化研究。然而,這套理論過濾了人類行為(wei) 的複雜性和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其理論的過度簡化實際上造成自命的普遍性之暴政;並且事實上,其人性預設是基於(yu) 西方的宗教和哲學的,個(ge) 人主義(yi) 方法論基於(yu) 個(ge) 人主義(yi) 價(jia) 值觀,因而其貌似科學的邏輯推導,實際上構造了西方的價(jia) 值霸權。

 

曆史方法則內(nei) 在地承認人類行為(wei) 的複雜性和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它不追求嚴(yan) 格的普遍性命題,而是納入盡可能多的事實,通過縱向、橫向比較,小心翼翼地探索經驗性規律,且對事實、對新的可能性、對未來永遠保持開放。經由曆史的方法所構建的普遍性理論不是強硬的律法(law)而是經驗性建議,給所有人保有自主選擇的空間,從(cong) 而實現各文明、國家的內(nei) 生性發展,而這是最有可能造福於(yu) 其人民的。可見,曆史方法與(yu) 世界人民普遍發展的價(jia) 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四、結語

 

曆史上,世界體(ti) 係中經濟、政治中心的轉移,必然帶來国际1946伟德中心的轉移,當然其間有明顯的遲滯。這可以解釋如下現象:中國在經濟、政治上已是世界上舉(ju) 足輕重的大國,但在價(jia) 值、思想、學術上卻是小國,很多學人仍自甘於(yu) 依附者位置。如此錯位,恐怕是今日中國的一大重要社會(hui) 矛盾。不過,五年前,筆者就曾指出,學界正在進行一輪大規模的代際更替,心智定型於(yu)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為(wei) 西方富強所震懾的一代學人正在退出,與(yu) 中國的快速發展同步成長、因而較為(wei) 自信的學人逐漸躋身舞台中心,並開始反思、超越西方現有理論,自主地進行国际1946伟德創發。(10)

 

因此,中國式大國學術已經起步,本文之作旨在喚起更多學人的政治和文明自覺,以積極構建與(yu) 中國的世界地位相稱的大國學術,並引領塑造新的世界性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這不是特權,而是責任。中國要變得更好,並讓世界因中國文明之複興(xing) 而變得更好,中國人就逃不脫這個(ge) 責任:苦幹之外,我們(men) 還得有致善之思;供應產(chan) 品之外,我們(men) 還得供應正義(yi) 的話語。觀念在任何時候都是至關(guan) 重要的,當秩序轉換之時尤為(wei) 重要。

 

本文注釋
 
(1)這兩本書的英文版分別出版於2011年和2014年,國內分別在2014年和2015年推出了中文譯本。
 
(2)參看《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專題《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筆者對這一命題的詳盡論述,可參看姚中秋:《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
 
(3)參看姚中秋:《中國之道與中國思想之創發》,《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3期。
 
(4)福山在發表於The Atlantic官方網站(2020年3月30日)上的一篇文章中說,抗疫成效不取決於政體類型,而取決於國家能力;在接受法國《觀點周刊》采訪(2020年4月16日)時,他把美國抗疫失敗的責任歸於特朗普個人的領導能力。中國的抗疫成功讓他焦慮,他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What Kind of Regime Does China Have”中說,在我們想著改變中國之前,我們需要先改變美國,努力恢複其全球自由民主價值觀燈塔的地位。在《外交事務》雙月刊2020年第4期發表文章“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It Takes a State”,他又樂觀地認為,大疫情或許可以促使自由民主製度的振興。他後來又在《達拉斯新聞早報》發表文章稱,未來幾年,美國民主體製所麵臨的一個最重要改革議題是如何重建其公共部門,尤其是如何改革聯邦官僚機構。關於這些言論的中文報道,均可見觀察者網。
 
(5)尼爾·弗格森在《星期日泰晤士報》(2020年4月5日)發表文章“Let’s Zoom Xi Jinping,He Has Questions to Answer About Coronavirus”,竟妄稱,中國政府在努力控製國內病毒蔓延的同時,有意允許(如果不是鼓勵的話)病毒擴散到西方的五個主要城市。他在彭博社(2020年8月9日)發表文章“Tik Tok Is Inane,China’s Imperial Is Not”,竟稱TikTok是電子鴉片,中國政府試圖以之贏得第二次冷戰的勝利,均可見其個人網站。
 
(6)[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係(第四卷)——中庸的自由主義的勝利:1789—1914》,吳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7頁。
 
(7)對這一事實的揭示和批判,可參看[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第3版,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8)英籍韓國經濟學家張夏準對西方經濟學如何誤導後發國家的邏輯,進行了一係列研究,參看其以下著作:《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嚴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孫建中譯,新華出版社2011年版;《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蔡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9)參看楊光斌:《巨變時代的中國政治學研究議程》,《學術月刊》2020年第9期。
 
(10)秋風:《五年之內,中國將會經曆一場代際“革命”》(2015年4月24日),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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