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漢儒學發展的製度分析

作者：李磊（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來源：《曆史教學》（上半月刊）2021年第2期

摘    要：兩(liang) 漢儒學發展的內(nei) 在動力源自王朝的製度建設。漢高祖任用叔孫通製定朝儀(yi) ，漢文帝在賈誼的倡導下“定製度”，漢武帝變更製度，均反映漢王朝在製度領域對儒家的專(zhuan) 業(ye) 性依賴。為(wei) 國製建設提供專(zhuan) 業(ye) 知識是兩(liang) 漢儒家製度化生存的基本前提。五經博士製度為(wei) 儒家發揮其智庫職能提供了製度空間，博士弟子製度為(wei) 儒生入仕提供了製度化途徑。察舉(ju) 標準的儒家化成為(wei) 促使地方豪強轉化為(wei) 儒學世家的製度動因。製度的儒家化與(yu) 儒家的製度化共同促成了社會(hui) 的儒家化，這成為(wei) 此後中國曆史展開的獨特社會(hui) 土壤。

關(guan) 鍵詞：獨尊儒術； 製度； 官僚； 儒家化；

如所周知，儒學在兩(liang) 漢的發展已不限於(yu) 思想領域，而是深刻地影響到漢朝的國製建構，進而影響到中國曆史道路的形成。因此，對漢代儒學的研究曆來是學界的重中之重。本文擬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梳理兩(liang) 漢儒學發展的製度性動因、儒家的製度性生存及其社會(hui) 影響，以期從(cong) 製度分析的角度對該問題的研究進行補充說明。

一、漢代儒家發展的製度取向

在中國政治史上，漢武帝是最重要的製度更張者之一。他接受儒家改製的政治主張，以“王道”緣飾“霸道”，取代漢初的“無為(wei) 之治”，這成為(wei) “漢家製度”的一大改變。[1]這一認識在宏觀上自無太大疑義(yi) ，然而細察儒術在漢初的蛇行灰線，便會(hui) 發現這一改弦更張乃是儒家思想長期影響體(ti) 製建構的結果。

陳寅恪曾對儒家的性質做出判斷：“儒者在古代本為(wei) 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zhuan) 家。”他認為(wei) “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麵”。[2]儒術影響漢朝體(ti) 製，首先便是遵循這一路徑。漢五年（前202年）劉邦稱帝時，廢除了秦朝的儀(yi) 法，群臣飲酒爭(zheng) 功，喝醉酒後有人妄自大呼，有人拔劍擊柱，這種無視上下尊卑的行為(wei) 引起劉邦的不快，於(yu) 是叔孫通采古代禮儀(yi) 與(yu) 秦朝禮儀(yi) ，建立了漢家“朝儀(yi) ”。《史記·禮書(shu) 》說：“至於(yu) 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3]這是“漢家製度”的最早儀(yi) 軌。

漢文帝時，儒家的政治學說一度產(chan) 生了影響，其代表人物是賈誼。賈誼提出“定製度，興(xing) 禮樂(le) ”的主張，認為(wei) 在“禮治”之下，百姓受到潛移默化，“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故而提出“以禮儀(yi) 治之”的王道觀。[4]這仍然延續了製度取向的儒家發展路徑。漢初儒生受荀子思想影響很大，以三代特別是西周為(wei) 法，凡論及製度，必定將三代與(yu) 秦對比，並以秦為(wei) 本末皆失。賈誼即漢初儒生的主要代表，他的名篇《過秦》集中體(ti) 現了漢儒對秦政的批評。賈誼認為(wei) 秦俗之失在於(yu) 法治，由於(yu) 法治隻能事後懲罰，不能正麵引導，故須定製度。賈誼對製度積極性的詮釋成為(wei) 後世製度解讀的經典範式。[5]

賈誼死後，公孫臣、新垣平等繼續提倡定製度的主張。文帝十三年到十七年間（前167—前163年），漢文帝一度接納儒家的建議，任命公孫臣為(wei) 博士，與(yu) 諸生一同草改曆、服色事，又建立五帝廟，謀議巡狩封禪之事。今本《禮記·王製》即由漢文帝時代博士諸生刺六經所作《王製》發展而來。[6]

漢武帝即位伊始便重用儒生王臧、趙綰，“欲議古立明堂城南”，“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7]王臧、趙綰都是魯人申公之弟子。申公為(wei) 荀子再傳(chuan) 弟子，其學術以《魯詩》《穀梁傳(chuan) 》為(wei) 主，[8]申公一支是荀子後學中勢力最大的一支。在政治主張上，申公一派與(yu) 賈誼相同。漢武帝重用申公一係的舉(ju) 措，得到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的支持。但是在竇太後的幹預下，王臧、趙綰自殺，漢武帝的第一次改製失敗。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後死，漢武帝任用喜好儒術的田蚡為(wei) 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9]這一措施表明漢朝朝廷有意將意識形態變更公開化，並且以儒學為(wei) 唯一的官方之學。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舉(ju) 賢良，重申尊儒立場。董仲舒在策論中強調大一統是法度的統一，他說：“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統紀可一而法度自明，民知所從(cong) 矣”。[10]元光五年（前130年），漢武帝推行律令修訂，這在各項改革中是最早推進的。修訂律令由張湯、趙禹等熟悉律令的官吏主持，儒生公孫弘、董仲舒、吾丘壽王等也都參與(yu) 其中。[11]公孫弘“學春秋雜說”，“少時為(wei) 獄吏”。[12]董仲舒“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13]“於(yu) 是作春秋決(jue) 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14]可見儒家對漢武帝一朝律令修訂參與(yu) 之深。經過漢武帝時期的律令修訂，漢律令共有359章，其中大辟409條，1882事，死罪決(jue) 事比13472事，[15]增加非常多。

漢武帝的製度變更除了修訂律令外，還有建立太學、設立察舉(ju) 製度、改革兵製、設置刺史等政治製度的改革，統一貨幣、鹽鐵專(zhuan) 賣、平準、均輸、製算緡等經濟領域的改革。漢武帝推動改製，徹底放棄了漢高祖以來“無為(wei) 之治”的路線，這是由漢武帝給自己規定的曆史任務所決(jue) 定的。漢武帝曾對大將軍(jun) 衛青說道：“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wei) 此者不得不勞民。”[16]變更製度與(yu) 治夷狄是漢武帝自認為(wei) 必須完成的兩(liang) 項任務。其中，實現“內(nei) 而不外”之大一統是首位，變更製度是為(wei) 實現大一統做準備的。

公羊學為(wei) 漢武帝的大一統提供了理論論證。董仲舒將《公羊傳(chuan) 》中“三世異辭”之說改造為(wei) “三世異治”。衰亂(luan) 世，“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內(nei) 而不外”。對應於(yu) 漢朝政治，漢高祖、呂後時期以關(guan) 中製衡關(guan) 東(dong) 諸侯，對應於(yu) “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的衰亂(luan) 世。漢文帝、漢景帝時期，朝廷相對關(guan) 東(dong) 諸侯已經具有優(you) 勢，並平定了關(guan) 東(dong) 七國之亂(luan) ，但對匈奴的侵擾，隻能防守，這相當於(yu) “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的升平世。漢武帝時代正處於(yu) 向太平世演變的階段。[17]公羊學為(wei) 漢武帝理解漢朝的曆史道路及其本人的曆史任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可見儒家不僅(jin) 為(wei) 漢武帝製度變更提供知識性服務，還為(wei) 其政治動機、途徑方法提供了理論性的緣飾。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封禪，便是在這一政治話語中宣告製度變更與(yu) 出師征伐的成功。

二、學官製度：儒家參政的製度保障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五經博士。[18]對設置五經博士的製度意義(yi) ，班固在《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讚言中給予了總結：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19]

五經博士、博士弟子為(wei) 兩(liang) 個(ge) 群體(ti) 。博士為(wei) 職官，秦朝曾設置該職，為(wei) 漢高祖劉邦建立“朝儀(yi) ”的叔孫通原來即為(wei) 秦朝博士。[20]博士弟子為(wei) 處士，射策合格後入仕。無論是作為(wei) 職官的博士，還是作為(wei) 預備官員的博士弟子，其個(ge) 人發展皆在“官祿”之上。亦言之，在班固看來，五經博士設立之後，儒家的發展方向在於(yu) 獲取以官職為(wei) 核心的政治資源，其發展動力源自儒生個(ge) 人的“祿利”追求。

由此，儒家諸經師法的存續與(yu) 發展便取決(jue) 於(yu) 能否被立於(yu) 學官。漢武帝所立五經博士為(wei) ：歐陽《尚書(shu) 》、後《禮》、楊《易》、公羊《春秋》。漢宣帝複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漢元帝時，複立《京氏易》。漢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19]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五經博士恢複王莽改製以前的製度。建武三年增設京氏《易》博士。建武四年增設《左傳(chuan) 》博士。不久廢黜《左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博士。最後形成穩定的十四太學博士製度。十四博士分別是：《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shu) 》有歐陽、夏侯勝、夏侯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yan) 彭祖、顏安樂(le) ；《禮》有戴德、戴勝。[21]

正因儒家學派的發展取決(jue) 於(yu) 政治資源，各派之間的競爭(zheng) 也絕非簡單的學術競爭(zheng) 。元光元年，漢武帝下詔舉(ju) 賢良，申明尊儒立場。公羊學家董仲舒對策，漢武帝初步了解到公羊學說。元光五年，漢武帝第三次下詔舉(ju) 賢良文學，公孫弘應征後六年內(nei) 被擢升為(wei) 丞相。在公孫弘任丞相期間，董仲舒與(yu) 治《穀梁春秋》的瑕丘江公進行了辯論，“江公呐於(yu) 口”，不如董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wei) 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漢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xing) 。[22]

漢武帝重視《公羊傳(chuan) 》，而衛太子偏好《穀梁傳(chuan) 》，漢武帝晚年誅殺衛太子的政治慘案，有學者認為(wei) 反映了儒學內(nei) 部派係的矛盾。[23]衛太子死後，其孫漢宣帝養(yang) 在外祖母許氏家。漢宣帝早年的學術教育受太子一係學術傳(chuan) 統的影響，即位後扶植《穀梁傳(chuan) 》。甘露三年（前51年），漢宣帝召開石渠閣會(hui) 議，“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cong) 穀梁”。裁定者漢宣帝、太子太傅蕭望之的學術立場偏向於(yu) 《穀梁》，班固《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認為(wei) 《穀梁》學後來的興(xing) 盛就是因為(wei) 石渠閣會(hui) 議。[19]

漢元帝相信古製，但是今文經學家卻無法梳理清楚先王禮製的具體(ti) 內(nei) 容，這是詳於(yu) 考釋的古文經學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劉向等穀梁學者兼治《左傳(chuan) 》，以彌補《穀梁傳(chuan) 》的疏漏。劉歆受其影響，進一步以公羊、穀梁二家的方式作《左傳(chuan) 》章句義(yi) 理，論說《春秋》為(wei) “製禮”之經。[24]從(cong)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之興(xing) 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因素對儒學學派地位升降的深刻影響。

五經博士設立後，進一步為(wei) 其配備博士弟子。元光元年，董仲舒上書(shu) 提議“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25]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漢武帝製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ju) 遺興(xing) 禮，以為(wei) 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xiang) 裏之化，以厲賢材焉。”[26]漢武帝將“勸學”的任務交代給禮官，令太常議，準予博士教授弟子。漢武帝製書(shu) 下行後，太常孔臧、博士平、公孫弘等議：“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yi)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ang) 裏，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yu) 計偕，詣太常，得受業(ye) 如弟子。”[27]

孔臧等人的這一提議為(wei) 漢武帝所采納並以製的形式肯定下來。按製，博士弟子須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且須儀(yi) 狀端正。博士弟子入學後免除本人徭役。除正員弟子外，還有跟隨博士的“授業(ye) 如弟子”者若幹人，由郡國二千石長官向太常推薦。製書(shu) 還指出朝廷對博士弟子的考核與(yu) 敘錄：

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wei) 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28]

博士弟子按考核等第被敘錄，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wei) 郎中。太學生以郎中起家，與(yu) 任子、貲選待遇相同。[29]補文學掌故者則被廣泛置於(yu) 公卿府（“補中二千石屬”）、郡屬，在以文書(shu) 製度為(wei) 根基的官僚製度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30]

自此以後，博士弟子便成為(wei) 通經入仕的重要途徑。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漢武帝時博士弟子員額僅(jin) 五十人，漢昭帝增至百人，漢宣帝末年增長一倍，漢元帝增至千人，漢成帝再增至三千人。漢平帝時，王莽執政，他在正式員額之外增加元士之子受業(ye) 如弟子，沒有員額限製，“歲課甲科四十人為(wei) 郎中，乙科二十人為(wei)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31]東(dong) 漢以後，太學生規模仍舊很大，漢質帝本初元年（146年），太學生增至三萬(wan) 餘(yu) 人。[32]

除了立五經博士及招收博士弟子外，“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的舉(ju) 措還延續到地方上。漢元帝下令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史。[33]漢平帝元始三年（3年）建立了全國性的學校體(ti) 係。“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xiang) 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34]

三、察舉(ju) 製度與(yu) 豪強的儒家化

在元光元年舉(ju) 賢良的對策中，董仲舒除了提出“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的主張之外，還提出：

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yu)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35]

同年，漢武帝下令“郡國舉(ju) 孝廉各一人”。[36]元朔元年（前128年），有司奏議：“令二千石舉(ju) 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ju)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舉(ju) 廉，不勝任也，當免。”[37]這一奏議為(wei) 漢武帝所接受，舉(ju) 孝廉成為(wei) 二千石官吏的製度性責任。

在漢朝朝廷的考量中，“舉(ju) 孝廉”旨在“移風易俗”。西漢丞相曾以“四科”為(wei) 辟召標準，後來“四科”成為(wei) 察舉(ju) 的標準。[38]所謂“四科”，按《漢官儀(yi) 》所載東(dong) 漢章帝建初八年（83年）十二月己未詔書(shu) ，“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jue) 疑，能案章覆問，文任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jue) 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39]“四科”之中，“經明行修”鮮明地體(ti) 現了儒家的價(jia) 值追求。儒家觀念成為(wei) 察舉(ju) 標準，對入仕者是一種價(jia) 值引導。

西漢初年的士人所習(xi) 尚有法、道、儒、墨諸家，司馬談所撰《論六家要旨》實是對漢初思想界的歸納總結。自察舉(ju) 製度與(yu) 儒家價(jia) 值相結合以後，西漢後期至東(dong) 漢的士人，其文化麵貌基本都為(wei) 儒士。漢元帝、漢成帝之後，史傳(chuan) 所見官吏中的儒生比例已經相當高，[40]東(dong) 漢更是達到一半。《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了公孫弘置博士弟子的奏議後，斷言“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41]可見察舉(ju) 製度深刻影響了祿利之士的行為(wei) 取向。

察舉(ju) 製度為(wei) 地方豪強打開了入仕通道。豪強即《史記》《漢書(shu) 》中的“大姓”“著姓”，他們(men) 以宗族為(wei) 紐帶，成為(wei) 地方上的強大勢力。對於(yu) 大一統國家而言，豪強是潛在的分裂勢力。秦漢以編戶齊民為(wei) 統治根基，豪強是其著力打擊的對象。[42]《漢書(shu) ·酷吏列傳(chuan) 》所載事跡中便有不少牽涉對豪強的鎮壓。漢武帝時刺史“六條問事”，第一條便是製裁“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zhong) 暴寡”，還有一條是監察地方官“阿附豪強”。[43]然而在小農(nong) 經濟之下，豪強的出現無法斷絕，一旦朝廷力量減弱，豪強勢力便會(hui) 發展。有學者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沒有像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歐洲那樣推行封建製，主要是因為(wei) 豪強轉化為(wei) 儒學世家。在接受了儒學的大一統觀念後，他們(men) 由潛在的分裂勢力轉變成大一統體(ti) 製的維護者。[44]比如漢元帝任太子時候的太子太傅蕭望之，“家世以田為(wei) 業(ye) ，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後倉(cang) 且十年”。[45]儒士在獲得官爵後轉向地方發展，也培育出地方上的儒學世家。如張禹以儒術入仕，“及富貴，多買(mai) 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46]

元帝以後，漢朝基本上放棄了抑製兼並、遷徙豪強的政策，豪強勢力由此快速發展。兩(liang) 漢之際，豪強已經成為(wei) 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東(dong) 漢王朝便是在他們(men) 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47]此時的豪強，不少已具有儒學的文化教養(yang) ，清代曆史學家趙翼專(zhuan) 門論述“東(dong) 漢功臣多近儒”。[48]東(dong) 漢時，不少豪強家族累世專(zhuan) 攻一經，由“近儒”成為(wei) 儒學宗師，弟子動輒數百人、數千人。在察舉(ju) 、征辟製度下，這些家族通過經學入仕，累世公卿。如傳(chuan) 歐陽《尚書(shu) 》的弘農(nong) 楊氏，自楊震以後，四世皆為(wei) 三公。汝南袁氏，“諸袁事漢，四世五公”。[49]豪強由社會(hui) 經濟勢力成長為(wei) 文化勢力，再發展成政治勢力。

按照漢代製度，刺史、太守隻能從(cong) 本地人中辟舉(ju) 僚佐。由於(yu) 世家大族較之寒庶擁有更多的文化優(you) 勢與(yu) 社會(hui) 資源，他們(men) 便壟斷了州郡僚佐的職位，進而控製了地方政權。每個(ge) 郡的郡姓，即指地方上的世家大族。[50]察舉(ju) 、征辟製度的具體(ti) 實行實際上由世家大族掌握。東(dong) 漢風俗要求門生、故吏以君臣、父子之禮對待舉(ju) 主、府主。凡舉(ju) 主、府主死，須服三年喪(sang) 。雙方恩義(yi) 關(guan) 係一旦形成，則是終身的。世家大族通過舉(ju) 薦子弟、門生而聚集成政治勢力。在中央為(wei) 官的世家大族辟舉(ju) 地方儒士，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也向中央舉(ju) 薦地方儒士。借由通經入仕這條途徑，世家大族成長為(wei) 全國性的社會(hui) 政治勢力。東(dong) 漢王朝的統治穩定便是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礎之上。

四、結論

兩(liang) 漢的儒學發展並非是單純的學術發展，其內(nei) 在發展動力源自漢王朝自身的製度建設。無論是漢高祖任用叔孫通製定朝儀(yi) ，還是漢文帝在賈誼的倡導下“定製度”，或是漢武帝變更製度，均反映漢王朝在製度建設領域對儒家專(zhuan) 業(ye) 知識的依賴。正是緣於(yu) 這種需求，儒家才得以進入漢王朝的政治體(ti) 製。五經博士製度為(wei) 儒家發揮其智庫職能提供了製度空間，博士弟子製度為(wei) 儒生提供了製度化的入仕途徑。察舉(ju) 標準的儒家化成為(wei) 促使地方豪強轉化為(wei) 儒學世家的製度動因。可以說，為(wei) 國製建設提供專(zhuan) 業(ye) 知識是兩(liang) 漢儒家製度化生存的基本前提，而儒家的製度化則進一步促進了社會(hui) 精英的儒家化，這又為(wei) 魏晉南北朝門閥體(ti) 製提供了社會(hui) 土壤。

注釋
 
1韓星：《“霸王道雜之”：秦漢政治文化模式考論》，《哲學研究》2009年第2期。
 
2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83頁。
 
3《史記》卷23《禮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59頁。
 
4陳蘇鎮：《“以禮為治”和“以德化民”———漢儒的兩種政治學說》,《〈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33~204頁。
 
5吳承學：《〈過秦論〉：一個文學經典的形成》，《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
 
6《漢書》卷25上《郊祀誌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14頁。
 
7《漢書》卷6《武帝紀》，第157頁。《漢書》卷25上《郊祀誌第五上》，第1215頁。
 
8《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第3120~3122頁。
 
9《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第3118頁。
 
10《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23頁。
 
11陳蘇鎮：《“霸王道雜之”———〈公羊〉學對西漢中期政治的影響》，《〈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207~306頁。
 
12《漢書》卷58《公孫弘傳》，第2613頁。
 
13《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25頁。
 
14《後漢書》卷48《應劭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12頁。
 
15《漢書》卷23《刑法誌》，第1101頁。
 
16《資治通鑒》卷22《漢紀十四》“漢武帝征和二年”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26頁。
 
17陳蘇鎮：《“霸王道雜之”———〈公羊〉學對西漢中期政治的影響》，《〈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207~306頁。
 
18《漢書》卷6《武帝紀》，第159頁。《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6頁。
 
19《漢書》卷88《儒林傳》，第3620~3621、3620~3621、3618頁。
 
20《史記》卷99《叔孫通傳》，第2720頁。
 
21《後漢書》卷79上《儒林傳上》，第2545頁。
 
22《漢書》卷88《儒林傳》，第3617頁。
 
23田餘慶：《論輪台詔》，《曆史研究》1984年第2期。閻步克：《漢武帝時“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
 
24陳蘇鎮：《“純任德教，用周政”———西漢後期和王莽時期的改製運動》，《〈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307~377頁。
 
25《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12頁。
 
26《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3頁。
 
27該製為公孫弘奏疏引丞相、禦史之言所引。《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4頁。
28《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4頁。
 
29安作璋：《漢代的選官製度（續完）》，《山東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
 
30冨穀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國：木簡·漢簡の時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03頁。
 
31《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6頁。
 
32《後漢書》卷67《黨錮傳》，第2186頁。
 
33《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6頁。
 
34 《漢書》卷12《平帝紀》，第355頁。
 
35《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12頁。
 
36《漢書》卷6《武帝紀》，第160頁。
 
37《漢書》卷6《武帝紀》，第167頁。
 
38閻步克：《漢代選官之“四科”標準的性質》，《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5期。
 
39《後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注引，第176頁。
 
40劉厚琴：《儒學與漢代社會》，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第37、39頁。
 
41《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6頁。
 
42李磊：《編戶齊民製與傳統中國的國家能力》，《文化縱橫》2019年第2期。
 
43《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頁。
 
44川勝義雄：《六朝貴族製社會研究》，徐穀梵、李濟滄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31頁。
 
45 《漢書》卷78《蕭望之傳》，第3271頁。
 
46《漢書》卷81《張禹傳》，第3347、3349頁。
 
47餘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7~286頁。
 
48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90~91頁。
 
49《後漢書》卷58《臧洪傳》，第1891頁。
 
50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5頁。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製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