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互補：孔子儒學在西部的傳(chuan) 承發展

作者：舒大剛 段博雅（四川大學 貴陽孔學堂）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1期

摘    要：“西部儒學”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長、傳(chuan) 承及發展的儒學，呈現出與(yu) 中原儒學、東(dong) 部儒學等同中有異、自具特色的儒學形態，是中國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學與(yu) 地域文化結合而形成的個(ge) 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現。目前學界對於(yu) 西部儒學的研究，逐漸形成地域儒學、絲(si) 路儒學、民族儒學等雛形，將儒學的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有機結合，昭示了儒學研究和發展的新視野和新範式。

關(guan) 鍵詞：西部儒學； 地域儒學； 民族儒學； 絲(si) 路儒學； 孔子儒學；

“西部”是地域性與(yu) 政策性一體(ti) 的概念，按照國家民委的解釋，東(dong) 部指華東(dong) 、華南沿海最早實行開放政策並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市；中部是指華中等經濟次發達地區；西部是指華西等經濟欠發達的廣大地區。“西部儒學”是一個(ge) 文化概念，基於(yu) 儒學在曆史上的地域性特征，是指在今雲(yun) 、貴、川、渝、陝、甘、寧、藏、疆、蒙、桂等地域所生長、傳(chuan) 承及發展的儒學，呈現出與(yu) 中原儒學、東(dong) 部儒學、江南儒學、嶺南儒學等不同的特色和形態，是中國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學的個(ge) 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現。

一、儒學的地域特征與(yu) 西部儒學

孔子於(yu) 魯國創立儒家學派，儒學產(chan) 生之初便是“周禮盡在魯”（《左傳(chuan) ·昭公二年》）的曆史傳(chuan) 統與(yu) “夷俗仁”（《說文解字注》卷四）的地域特征之結合，先天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周初建邦魯國，魯文化植根於(yu) 東(dong) 西方文化交匯的商、周之際，既是新型周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舊時商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延續。魯人因循重農(nong) 的固有傳(chuan) 統，又改造商周以來的禮樂(le) 習(xi) 俗，尤其是周公旦“製禮作樂(le) ”的成果，魯文化的定格帶有明顯的重禮印痕。《漢書(shu) ·地理誌》載:“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qin) 親(qin) 。”《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周公“變其俗，革其禮，喪(sang) 三年然後除之。”在推行孝道的同時，又驟變為(wei) 君臣之禮、庶民之俗。後周公使長子伯禽就封魯地，伯禽帶去大量禮器法物與(yu) 典冊(ce) 文籍。甚至，經王朝特許，魯國可以郊祀上帝、宗祀文王，魯君禮樂(le) 、冠服可采用天子之製。至春秋時期，魯國成為(wei) 保存“周禮”最多的諸侯國，齊大夫仲孫湫讚曰“魯猶秉周禮”（《左傳(chuan) ·閔公元年》），韓宣子聘魯稱道“周禮盡在魯”（《左傳(chuan) ·昭公二年》），吳公子季劄觀魯國禮樂(le) 歎為(wei) “觀止”（《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正是魯國“周禮”的文化氛，形成了儒家誕生的溫床。

如果說魯國的禮樂(le) 傳(chuan) 統催化了儒家的外在形式與(yu) 內(nei) 容，那麽(me) 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學則構築了“禮”的內(nei) 在根源，這又與(yu) “夷人”之俗甚有關(guan) 聯。東(dong) 漢許慎《說文解字》釋“夷”為(wei) :“東(dong) 方之人也。從(cong) 大從(cong) 弓。”清儒段玉裁為(wei) 之注曰:“淮東(dong) 夷，從(cong) 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山海經·海外東(dong) 經》記載:“君子國在其北……其人好讓不爭(zheng) 。”《後漢書(shu) ·東(dong) 夷列傳(chuan) 》亦說:“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wan) 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通禦，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可見，“夷俗仁”確有其實。孔子亦向往之，《論語》記“子欲居九夷”，範曄解說曰:“東(dong) 夷通以柔謹為(wei) 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yi) 存焉。仲尼懷憤，以為(wei) 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後漢書(shu) ·東(dong) 夷列傳(chuan) 》）”孔子懷有極其開放的欣賞心態，接納夷人之俗，造就了儒家初具之時的地域性與(yu) 包容性。

儒家形成後不斷發展、完善與(yu) 遠播，伴隨著孔子周遊列國形成不同風格的學派，一方麵，孔子隨處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另一方麵，與(yu) 各地文化因素結合引發了儒學在各地域的傳(chuan) 播和發展。春秋以降“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莊子·天下》），至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zheng) 鳴，儒盛齊魯，道盛蜀楚，法行三晉，這與(yu) 後世學人對“齊魯或海岱重仁義(yi) ，三晉或河洛重功利，荊楚或江漢重道德”的地域文化揭示，十分吻合。儒家與(yu) 各時各地文化如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吳越文化等交往熔合，實現了儒學傳(chuan) 承發展的地域性分化，同時促進了儒家學派從(cong) 一個(ge) 地域性的學派逐漸發展為(wei) 戰國時期博大精深的“顯學”。《莊子·天下》篇說:“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chuan) 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shu)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le) 》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yu) 天下而設於(yu) 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從(cong) “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描述，可知鄒魯儒者獨善《詩》《書(shu) 》《禮》《樂(le) 》的特技。孔子便成為(wei) 鄒魯地區的首位傳(chuan) 播者。後來由於(yu) 地域文化的作用，各地儒學有了分化，鄒魯儒學具有尊周崇禮、貴仁重孝、重人輕神的特點；齊地儒學以《公羊傳(chuan) 》為(wei) 代表，兼容匯通儒、法、墨各家思想，通權達變，重天命與(yu) 人事功利；三晉儒家以子夏、荀子為(wei) 代表，具有“重法”的思想傾(qing) 向。這與(yu) 蒙文通先生早年揭示的齊魯、三晉、江漢等文化區域一脈相承。儒學向西、向南傳(chuan) 播，巴蜀儒學與(yu) 荊楚儒學皆具“尊道貴德”的特點。巴蜀儒學注重儒道合一的治學風格，倡導“道德仁義(yi) 禮”的價(jia) 值結構；荊楚儒學傳(chuan) 習(xi) 《左氏春秋》，遵循“義(yi) 以為(wei) 上”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處世原則。可以說，儒家早期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地域性特征的學術，直至漢代官學化，儒學成為(wei) 全國意識形態，仍然保持著兩(liang) 條線路並行發展:一條是官方儒學的發展；一條是地域儒學的發展。兩(liang) 者相互交叉、互為(wei) 補充。

隻不過當我們(men) 追溯儒學的地域性特征時，卻發現儒家很多思想元素和經典源頭實在西部。作為(wei) 儒學之源的六經，多是產(chan) 生於(yu) 西部。如《易》源於(yu) 伏羲所畫八卦，神農(nong) 重六十四卦，夏後氏製作《連山》，形成首部易經；後周文王集夏商之易精華成《周易》。據學者研究，《易》的一些方位、卦爻辭與(yu) 陝西關(guan) 中有關(guan) 。後來收入《尚書(shu) 》的《洪範》，為(wei) 大禹治水、奠定製度等實踐的理論總結。因為(wei) 先周文化發源於(yu) 陝西關(guan) 中西部的豳，後遷至岐，再遷豐(feng) 、鎬。周公的采邑在周，即今陝西岐山。文王建都豐(feng) ，武王建都鎬，都在灃河的兩(liang) 岸。如《詩》三百五篇，有關(guan) 周、秦之地的詩篇約有153篇，其豳風、秦風是西周時的作品，其內(nei) 容也多是反映關(guan) 中的民風民情。據《呂氏春秋》記載，大禹妻塗山氏（在巴地）婢女歌唱“南音”，周公召公取以為(wei) 《周南》《召南》，故《詩經》二南多江漢上遊故事。

儒家真正形成於(yu) 東(dong) 部後，在儒學發展過程中，西部儒學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西部儒學是經學的重鎮，推動了儒學官方化的進程。秦火之後，儒學暫歇，但遠在巴蜀的“二酉藏書(shu) ”卻昭示了西部民間傳(chuan) 經的可能。漢文帝始置“一經博士”，經學已有官、私之分，《詩》《春秋》已立學官，此時儒學的中心轉移到西京。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肇啟學宮，傳(chuan) 授“七經”，開啟儒學官學化、蜀學化的先例，儒家思想與(yu) 巴蜀固有的道家思想結合，促成了“道德仁義(yi) 禮”核心價(jia) 值觀的形成。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建議，朝廷設“五經博士”，置太學，設“弟子員”，儒學正式經學化、全國化，推行“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之教。

在我國西部之域，儒學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具體(ti) 地講，第一，西部儒學以經典教化為(wei) 本，積極推動經典淑世濟民和移風易俗。漢代蜀郡守文翁見蜀地僻陋，先於(yu) 中央倡導儒家“七經”教育，於(yu) 是大化蜀地蠻夷之風。漢代蜀地湧現了嚴(yan) 遵、王褒、落下閎、揚雄、何武等學人，在經學、文學、曆學、玄學等領域，皆導夫先路，史稱“蜀學比於(yu) 齊魯”（《華陽國誌·蜀誌》）。五代孟蜀刻石經，先於(yu) 中原形成“十三經”體(ti) 係。第二，西部儒學與(yu) 佛、道及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關(guan) 係密切，呈現出集雜成純的地域儒學特征。蜀地道學興(xing) 盛，蜀學表現出儒道和融的特點，嚴(yan) 遵、揚雄“道德仁義(yi) 禮”觀念是其代表。佛教於(yu) 兩(liang) 漢之際從(cong) 西域沿絲(si) 綢之路傳(chuan) 入中原，最初傳(chuan) 播主要是由西部逐漸東(dong) 移或南移，佛教傳(chuan) 入以翻譯佛經為(wei) 主，鳩摩羅什到長安之後傳(chuan) 譯大乘般若學，在長安、成都形成了較早的求法取經與(yu) 佛經傳(chuan) 譯和刊刻中心。第三，西部儒學與(yu) 少數民族哲學思想相互融合，加強了共同體(ti) 意識和民族融合與(yu) 國家統一。雲(yun) 南大理國時期，儒學與(yu) 白族哲學思想融合，形成了“釋儒”或“儒釋”的少數民族儒學理論形態；明代末期至清中葉，儒學與(yu) 以伊斯蘭(lan) 教哲理為(wei) 底蘊的哲學思想結合、貫徹宋明理學思想文化精蘊，闡釋、詮解伊斯蘭(lan) 教經典、教義(yi) 和哲學思想，形成了“回回附儒以行”或“以儒詮經”的儒伊形態；儒學傳(chuan) 入藏族聚居地，13世紀的《薩迦格言》汲取藏族世俗倫(lun) 理觀念、藏傳(chuan) 佛教義(yi) 理思想和中原儒學文化精神，融會(hui) 貫通而成為(wei) 藏族社會(hui) 和民眾(zhong) 的“格言”，等等。

西部儒學基於(yu) 儒家經典與(yu) 學術在西部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具有顯著的地域特征，厘清、梳理、探討這些特征及其過程，是西部儒學研究重要的內(nei) 容。近幾年，地域儒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步，產(chan) 生了不少成果。如四川大學作為(wei) 蜀學的研究重鎮，致力於(yu) 編撰《巴蜀全書(shu) 》及相關(guan) 蜀學代表人物揚雄、“三蘇”、楊慎、劉沅、廖平等學人的研究；貴州以陽明及其後學為(wei) 重心，積極掘發黔學的學術價(jia) 值；關(guan) 學以張載理學為(wei) 重心，《關(guan) 學文庫》的問世為(wei) 關(guan) 學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礎。作為(wei) 西部儒學的重要內(nei) 容，地域儒學聚焦於(yu) 西部各域，仍需繼續深入研討，更深入地掘發地域儒學資源，豐(feng) 富儒學研究。

二、絲(si) 路儒學與(yu) 中外交流

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國》提出“絲(si) 綢之路”概念，指出“從(cong) 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yu) 中亞(ya) 、中國與(yu) 印度間以絲(si) 綢貿易為(wei) 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絲(si) 綢之路”始於(yu) 貿易，其歸宿應是文化交流融合。隨著絲(si) 綢之路考古的發展，我們(men) 得到越來越多的證據記載了這條路上的文化碰撞與(yu) 融合。域外獨特文化的輸入，譬如佛教，影響了儒學的發展與(yu) 變革；反之，儒學通過北絲(si) 路與(yu) 南絲(si) 路輸出境外，對沿線民族與(yu) 國家也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學在絲(si) 綢之路上的傳(chuan) 播和發展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儒學在絲(si) 綢之路西域段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二是“南絲(si) 路”中儒學所發揮的作用。儒學在絲(si) 綢之路的傳(chuan) 播始於(yu) 漢代，而戎夏交流中的儒家禮儀(yi) 傳(chuan) 播，早在秦穆公與(yu) 戎臣由餘(yu) 的對話中已經開始。《史記·秦本紀》穆公問由餘(yu) 曰:“中國以詩書(shu) 禮樂(le) 法度為(wei) 政，然尚時亂(luan) 。今戎夷無此，何以為(wei) 治?”由餘(yu) 對曰:“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體(ti) 現出禮樂(le) 文明與(yu) 原始城樸的初度交流。後來漢開西域，漢朝廷派駐官兵以及隨軍(jun) 家屬，漢文化深入到西域各地。曆北朝以迄隋唐，吐魯番、樓蘭(lan) 、高昌等地盛興(xing) 儒學，倡讀儒家經典，施行儒學教育。《周書(shu) ·異域傳(chuan) 下》載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shu) 。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吐魯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獻中載“義(yi) 學生”“私學生”，表明古代西州效仿漢人私塾，私家學習(xi) 儒家經義(yi) 。吐魯番人注重儒學教育還體(ti) 現在墓磚、蒙書(shu) 以及人名、地名方麵，《高昌延和三年（604）鞏孝感墓表》載:“故田曹司馬（鞏）孝感，稟貲溫雅，誌行貞廉……玩詩書(shu) 以潤身，研禮典以崇德”，《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隨藏衣物疏》:“《孝經》一卷，紙百張。”儒學在古代西域的廣泛傳(chuan) 播與(yu) 影響促進了漢文化與(yu) 西域各屬國文化的交流，西域各國主動學習(xi) 儒家經典，也是對漢文化、大一統的認可與(yu) 接受。

“南絲(si) 路”以成都為(wei) 起點，縱貫四川、雲(yun) 南，一直南下延伸到印度、緬甸等東(dong) 南亞(ya) 國家。最早始於(yu) 西漢時期，漢武帝得知四川與(yu) 印度之間有一條“宜徑”的古道，令張騫以蜀郡、犍為(wei) 郡為(wei) 據點，派遣密使兵分四路探索去往印度的古道。此後，中央政府大規模開鑿道路，設立郡縣治所。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南絲(si) 路”逐漸發展成型。據段渝先生考證，“南絲(si) 路”在境外的延續有東(dong) 、西兩(liang) 條路線。“西線即‘蜀身毒道’，從(cong) 成都平原出雲(yun) 南至緬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亞(ya) 、西亞(ya) ；東(dong) 線包括從(cong) 四川經雲(yun) 南元江下紅河至越南的紅河道，以及從(cong) 蜀經夜郎至番禺的牂柯道。”經由南絲(si) 路，儒學在境內(nei) 與(yu) 雲(yun) 南各少數民族思想文化碰撞，在境外與(yu) 緬甸、印度、占婆、越南、泰國等思想文化相互交流，是絲(si) 路儒學的重要內(nei) 容。譬如，隋唐時期，作為(wei) 越南屬國的占婆在婚俗中加入儒家禮義(yi) 和規範。《隋書(shu) 》記述林邑國時，稱:“其人深目鼻高，發卷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yu) 是擇日，夫家會(hui) 親(qin) 賓，歌舞相對，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隋書(shu) 》所記載的婚禮儀(yi) 式有提媒、下聘、迎親(qin) 、婚宴等形式，有媒人擔任信使，類似於(yu) 儒家婚禮禮儀(yi) 的“納征”；“婿盥手，因牽女授之”，則是簡化的“迎親(qin) ”之禮。可見，占婆人此時的婚禮習(xi) 俗已經去除了原始氏族婚配的色彩，體(ti) 現了與(yu) 儒家文化相融合的特征。

“絲(si) 路儒學”研究以儒學在絲(si) 路沿線的傳(chuan) 播與(yu) 融合為(wei) 核心，探究其形成與(yu) 發展及其內(nei) 在動因和客觀效果。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絲(si) 路儒學”是今天我們(men) 重建絲(si) 綢之路，架起中外緊密聯係、文化交流的橋梁，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寶貴資源。

三、民族儒學與(yu)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由於(yu) 社會(hui) 發展和文化演變等曆史原因，儒學創始於(yu) 齊魯，最早流動於(yu) 中原地區，並且經曆了由私學到顯學，再到作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全麵推廣，進而影響國人生活方式、文化類型。我國悠久的曆史文化生態和多樣的民族地理構成，提供了儒學與(yu) 我國少數民族哲學和文化相互眷顧和培壅發展的機緣，我國少數民族哲學和文化由於(yu) 儒學的傳(chuan) 播影響而得到充足的浸潤和滋養(yang) ，儒學也因我國少數民族哲學和文化的基因合成而更加綺麗(li) 多姿。從(cong) 實際來看，儒學主要與(yu) 我國曆史上的壯族、白族、彝族、納西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滿族、朝鮮族、瑤族、苗族、布依族、黎族先民，以及鮮卑、黨(dang) 項、女真等等少數民族哲學思想觀念和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交融互動、轉化創新的關(guan) 係。從(cong) 地域形態上看，少數民族儒學主要表現為(wei) 與(yu) 我國曆史上周邊四夷民族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相結合或融合的民族儒學，如我國南方少數民族儒學，以壯族、瑤族、黎族等為(wei) 代表以吸收、轉化儒家忠信友善孝悌等倫(lun) 理精神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釋儒和融為(wei) 主要理論特色的西南少數民族儒學，南詔、大理等少數民族政權主導，白族、彝族、納西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先民的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形成與(yu) 構成等為(wei) 典型；儒學與(yu) 我國西部藏族、羌族傳(chuan) 統思想觀念的融合形成了會(hui) 通笨教、佛教、儒學的藏族儒學與(yu) 以宇宙觀人格化的轉變為(wei) 典型的羌族儒學；以伊儒會(hui) 通為(wei) 主要理論特色的我國回族、維吾爾族儒學的麵貌與(yu) 特質；我國北方東(dong) 北蒙古族、滿族、朝鮮族哲學觀念的儒學構成，等等。如果從(cong) 當今我國東(dong) 中西地域劃分的概念來看，那麽(me) ，曆史上我國的少數民族儒學大多或基本上形成和發展於(yu) 我國的西部之域。

在雲(yun) 南少數民族聚居地，秦漢時期儒學已傳(chuan) 至諸少數民族中，唐宋以後雲(yun) 南大理地區的白族先民已逐漸形成既信仰佛教又崇奉儒學的文化風氣，並產(chan) 生了所謂“儒釋”“釋儒”或“師僧”，即《南詔圖傳(chuan) ·文字卷》所謂“儒釋耆老之輩，通古辨今之流”。至元代，郭鬆年《大理行記》亦稱:“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shu) ，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明朝阮元聲的《南詔野史》對此也有明確的記錄:“段氏有國，亦開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讀儒書(shu) 者。”經楊翰卿等先生研究，“釋儒”哲學是我國白族在民族形成和觀念探索中凝結的基本思想形態，其理論成長中幾乎無障礙地營造了佛儒融合的關(guan) 係，與(yu) 理學批判消化佛老明顯不同的是它以佛儒道等量齊觀的眼光來完成其理論創造。明代的白族宿儒李元陽最有代表性。李元陽儒學滲透著王學精蘊、佛道思想，充分體(ti) 現著“釋儒”的理論品格，探索了繼理學儒學之後又異於(yu) 理學的儒佛道融合之路。

在廣西壯族聚居地，兩(liang) 漢時期廣信陳欽、陳元、陳堅卿祖孫三人，傳(chuan) 習(xi) 儒家經典、古文經學，影響深遠。父陳欽（字子佚）治《左氏春秋》作《陳氏春秋》，與(yu) 劉歆並列，後成為(wei) 王莽之師。《後漢書(shu) 》專(zhuan) 有《陳欽傳(chuan) 》以載其人其事，東(dong) 漢經學家趙岐在《三輔決(jue) 錄》中稱:“《左氏春秋》，遠在蒼梧”。陳欽之子陳元（字長孫）承父誌，奏疏請立《左氏春秋》博士，亦成為(wei) 壯族先民第一位古文經學家及左氏傳(chuan) 博士。陳元之子亦承先誌，工文章，有名於(yu) 當世。清嘉慶年間所修《廣西通誌》說:“漢時陳君父子崛起蒼梧，傳(chuan) 左氏經學。南方州郡經學之盛，未有先於(yu) 粵西者……陳君以經師抗疏朝右，鄒魯之士，未能或先。”可見漢時儒家經學在廣信這個(ge) 壯族先民居住地形成學術中心，“三陳”堪與(yu) 儒學故鄉(xiang) 鄒魯之士抗衡，推動了儒學在嶺南地區壯族先民中的傳(chuan) 播，是經學在粵西發展的導路先鋒。

以上述兩(liang) 地民族儒學為(wei) 例，西部民族儒學是西部儒學的一個(ge) 突出特色。我國西部民族眾(zhong) 多，混合雜居，促成了儒學與(yu) 諸少數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與(yu) 交融。西部民族儒學孕育形成於(yu) 儒學與(yu) 我國西部各少數民族思想文化的雙向交流交融之中，展現了儒學在西部少數民族哲學文化中的傳(chuan) 播、激蕩、滲透和影響。同時西部民族儒學呈現出儒學新的精神生命，也為(wei) 儒學發展提供了新的條件和契機。

四、共性與(yu) 個(ge) 性的交輝互補

儒學在形成後的兩(liang) 千多年間發生了相當複雜的曆史演變，學界儒學史的書(shu) 寫(xie) 集中描述了宏觀的演變過程:先秦原始儒學以孔孟荀為(wei) 代表，注重人的道德性，是“德性儒學”；漢代儒學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既重視儒家經典體(ti) 係的建構，又與(yu) 天人感應結合，趨向神學化儒學；宋明以理學為(wei) 主導，注重儒學的形而上建設，乃哲理化儒學；清代儒學總結式歸納儒學，注重儒家典籍與(yu) 儒學史的整修，是文獻性儒學；現代新儒學高舉(ju) 文化複興(xing) 旗幟，借鑒西學發展儒學哲理，強調儒學的民族性，是民族性儒學。諸如此類的勾勒，儒學的框架、共性得以全覽，而儒學的個(ge) 性、特色卻被掩蓋了。以往著重通過縱向地與(yu) 佛、道、西學比較，來提取儒學的特質，卻忽略了儒學內(nei) 部的理論差異與(yu) 地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儒學的存在是一個(ge) 變化的過程，儒學的變化在中央，也在地方；在殿堂，也在書(shu) 院；有共性，也有個(ge) 性。如果僅(jin) 以某一時代、某一地區、某一理論形態，甚至某個(ge) 人的儒學作為(wei) 全部儒學的標本，儒學的麵貌肯定是不完整的。

近現代儒學複興(xing) 之路，探索了不同的範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統治，建立了共和製的新國家。政治的變遷也改變了儒學的生存狀態:儒學從(cong) 國家意識形態中剝離出來，並在新式教育體(ti) 製中被解構。儒學的信仰者們(men) 堅守中華文化的複古思潮，積極探索儒學的轉型。康有為(wei) 把儒學（孔教、儒教）作為(wei) 一種宗教，章炳麟詮釋儒學為(wei) 一種哲學，梁漱溟將儒學定位為(wei) 一種生活。20世紀中葉以來，批判與(yu) 複興(xing) 成為(wei) 兩(liang) 大議題，五六十年代在港台興(xing) 起新儒家思潮，八十年代以來在大陸興(xing) 起了“國學熱”。21世紀過去的這20年，複興(xing) 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時代最強音。當下儒學的複興(xing) ，不再是考證儒學是否存在或勾勒儒學發展框架了事，而是要探索儒學存在、發展與(yu) 變化的多種可能。既重視儒學之源，又重視儒學之流；既明晰儒學的共性，又厘清儒學的個(ge) 性。力求在具體(ti) 的時代中、在曆史的進程中把握儒學的源與(yu) 流，通過“考鏡源流”來理解、闡釋儒學，又要通過“辨章學術”來衡論和發展儒學。

在儒學傳(chuan) 承發展史上，西部的地位尤顯特別。以陝西、四川為(wei) 核心的蜀學、關(guan) 學，自先秦、漢唐、兩(liang) 宋，其群經並修、尤善易玄、諸子互動、儒道合流、三教並行、兼容並包、集雜成純、三才合一、民胞物與(yu) 等風格，一直處於(yu) 全國引領地位，影響主流學術數千年；西部各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儒學在各個(ge) 民族地區的傳(chuan) 播與(yu) 融合，形成“佛儒”“伊儒”或“儒釋”“儒伊”等模式，更是加強文化認同、祖國認同、民族團結、邊防鞏固的亮麗(li) 風景。而學界已流行的中國儒學史或中國哲學史等類著作中，孔子儒學在西部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的曆史及其麵貌卻鮮有載述，是為(wei) 缺憾。西部儒學因其獨特性、地域性而有別於(yu) 其他地域儒學的儒學形態，關(guan) 注儒學在西部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梳理西部儒學的曆史，掘發西部儒學的理論資源與(yu) 現實價(jia) 值，探討西部儒學的發展前景等等，都是必要的。

同時，西部儒學的研究既基於(yu) 儒學的地域性特征，又置於(yu) 儒學普適性的視域下，厘清儒學在西部的生長、發展與(yu) 傳(chuan) 播的史實，以此更清晰地認識中國儒學的個(ge) 性與(yu) 多元性，在共性與(yu) 個(ge) 性的張力與(yu) 互補中推動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前進。儒學的創立與(yu) 傳(chuan) 播皆帶有顯著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性超越形成了“家國天下”觀念，又使儒學具有普適的理論體(ti) 係，具有了超地域性甚至超時代性特征。儒學發於(yu) 鄒魯，而影響及於(yu) 天下。孔子生於(yu) 魯國，熔合夷俗，創立儒家，是堯舜三代文明與(yu) 地域思想文化結合的產(chan) 物，成為(wei) 適應天下的禮樂(le) 文明、仁義(yi) 道德等體(ti) 係。漢代巴蜀儒學，將道家熔入，構建的“道德仁義(yi) 禮”的係統觀念，對道教倫(lun) 理建設影響至深；“五經”《論語》《孝經》並重形成“七經”，《蜀石經》進而收錄《孟子》形成“十三經”，對全國儒學的經典體(ti) 係構建，具有重要推動。及至宋明理學，被認為(wei) 是儒學地域性發展最為(wei) 興(xing) 盛的時期。全祖望認為(wei) “慶曆之際，學統四起”（《宋元學案·士劉請儒學案》），地域性學派如齊魯、浙西、湖湘、閩中、關(guan) 中、蜀地均已具有明顯的“學統”性質和規模，《考亭淵源錄》《道南源委》《閩學源流》《閩中理學淵源考》《關(guan) 學編》《蜀學編》等著作，則自覺地、有目的地把學說思想進行了地域化記錄和劃分，形成以地域劃分、學史結合的編纂和研究模式，豐(feng) 富了中國儒學史的寶庫。因此，地域儒學既具有儒學的一般性、綱領性思想，也具有其自身的地域個(ge) 性。前者判斷了是否為(wei) 儒學，是“同質”；後者昭示了是怎樣的儒學，是“異趨”。在某個(ge) 特定的地域儒學中，後者又是該地域儒學內(nei) 部的同質。那麽(me) ，地域儒學應突出勾勒其異趨，方能顯示地域性特征，正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要求的:“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就異趨而言，西部儒學是儒學共性與(yu) 時代性、地域性與(yu) 民族性有機結合的儒學形態，包括了蜀學、關(guan) 學、黔學、滇學、桂學、朔方儒學等地域學術特征，也勾勒了南北絲(si) 綢之路儒學傳(chuan) 播與(yu) 發展的外向擴展特征，承載了儒學與(yu) 少數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與(yu) 交流曆史。可以說，西部儒學是儒學的共性在更廣泛地域的思想延伸和學術拓展，彰顯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ti) ”與(yu) “博大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