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孔子像豎立反映中國領導層的智慧
作者：劉國強（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尼山聖源書院副院長） 
來源：尼山聖源書院  
時間：2011-3-22 

 
 
     天安門廣場曆史博物館前豎立了9.5米高的孔子像，標誌著中華民族在人民百姓與政府的努力下，走出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因西方列強侵淩下中國人自信心逐漸喪失殆盡的陰霾，也反映了百多年來與列強交往周旋，當政者練曆了一種成熟的智慧，這種智慧使當政者離開了革命時期容或需要的一種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分法，走向實事求是，事事仔細研究了解，對他人他國優勝之處，都虛心學習，然後為己所用，是一種務實的可貴精神。三十多年開放改革所以取得如此大的發展與成就，使舉世矚目，背後就是鄧小平所強調實事求是的精神有以致之。
 
　　在社會上，一些仍然停留在文革思維的人，對豎立孔子像，提出反對，把孔子視為封建統治階級壓逼人民的象征。這是一種不符事實，不實事求是的二分法思維的錯誤觀點。孔子所主張的是「為政以德」，據《史記》記載，孔子五十歲前後在魯當政數年，使魯國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賓至如歸」，當時鄰國齊國怕魯在孔子治下不斷強大，因此贈送美女馬匹，使魯君及權臣季桓子沉迷其中，因此離間了魯君與孔子的關係。由此而孔子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十四年，目的是訪尋明君，遊說其為政以德。孔子十四年四處奔走，恓恓惶惶，席不暇暖，事實上是因為孔子心中都是想著人民百姓，是站在人民百姓的立場，希望有明君施行他的為政以德的主張，使人民能安居樂業，否則以孔子之聰敏，為個人自己求官爵求富貴，並不困難，何用恓恓惶惶如喪家狗。標簽孔子為貴族和統治階級服務，是不符事實的。
 
　　至於後來曆朝推崇孔子以利統治，則就算真的隻是利用孔子而非施行孔子主張的仁政，也不能作為孔子本人之罪過。相反的，現在人民政府的時代強調為人民服務，若真正以利民安民為本，為孔子豎像，是最合理不過。孔子是真正係心人民為人民服務的，孔子首開平民教育之風，使教育不限於王官貴族子弟。孔子以人為本為中國二千多年的人文精神為本的傳統文化建立根基。所以，毛澤東也說過從孔子到孫中山都要有所繼承。
 
　　如果僵化地標簽孔子，把他視為封建禮教的代表，必須打倒，這種二分法的邏輯是危險的，將使中國寸步難行。為什麽要跟資本主義的頭領美國做生意？為什麽要學習西方建立股份製的各種公司，進行股票買賣市場，以至使中國人能投資世界各地，增加中國人的財富，增加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實力，在世界事務上有更大發言權影響力？二分法的頭腦也可以把這些當成是罪過。二分法的思維，也可以因為近代科學的確起源於西方，而問：為什麽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科技？以至中國超越他們，使當今中國人坐在和諧號高速列車上能引以為傲，也可以成為罪過。
 
　　如果反省近代曆史，問滿清覆亡後，為什麽中國人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孔子所確立的儒家價值觀成為中國文化的要素使然。當代大儒唐君毅先生有很好的觀察：孔子及儒家傳統，總以天下為念，表現了一種世界主義的向往，不隻以一族一國的利益為終極，所以《禮記．禮運》篇即有一種天下一家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而共產主義所向往世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國家最終也要消失，這也就是一種大同世界的向往。所以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一開始就能吸引中國的讀書人，因為都向往一個終極大同世界的遠景。反觀基督教的一派，早在唐朝已經傳入中國，是為景教，一直在中國皆未成氣候，就是因為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與天國，與傳統儒家的一直追求不離棄現世樂土的向往有別。反而佛教於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傳入，到隋唐便大盛，發展出中國佛教，尤其是華嚴宗、天台宗、禪宗，三大宗派，是佛教的中國化，是佛教的落地生根。
 
　　如果隻看到中國傳統與共產主義的不同，而忽略其有相同相通處，則永遠是對立相礙，互相排斥鬥爭，而不是順其相同以融通互補，這是二分法的思維忘記了共產黨的革命先烈也是中國人，共產黨的產生與執政，也正是這些中國人為救國救民回應中國曆史發展的要求，抵禦西方列強的侵淩而向外尋求良方所致。
 
     文化是智慧與價值的積累，曆史中短暫出現沒有智慧與價值的東西，在曆史長河中可以被忘記和消失得不見蹤影。孔子在曆史中也不斷被打倒和重新再起來。若中國人再不重視自己的文化，韓國人可以說端午節、中秋節是源於韓國，中醫是源自韓醫，孔子本來韓國人，因他的祖先是高麗人。
 
     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本身也有不足處，不是不可以批評。其不足處也表現在現代中國人及共產黨人身上，比如不夠重視客觀知識的純粹真理意義，隻重知識的實效與應用意義，以及對客觀製度與架構的作用重視不夠。中國要長治久安，必須建立客觀的政治架構與製度，並在教育上加強人民的守法精神與實事求是的務實求真精神，或許可以先從官員身上要求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