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謀刊過程考

作者：蘭(lan) 秋陽

來源：《船山學刊》2019年第1期

摘要：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付梓的最初謀劃，始自曾國藩的兩(liang) 位幕僚歐陽兆熊與(yu) 趙烈文，而其謀刊過程及推進也曆經坎坷。自鹹豐(feng) 十一年(1861)秋冬歐陽兆熊與(yu) 趙烈文有重鋟之誌，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國荃允複出資，經過一年半時間的謀劃，重刻《船山遺書(shu) 》方才基本落實。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從(cong) 客觀條件來看，同治初年湘淮軍(jun) 平定江南各地，為(wei) 刻書(shu) 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從(cong) 主觀條件來看，又與(yu) 歐陽兆熊、趙烈文的積極謀劃以及曾國藩、曾國荃的重視支持分不開；此外更深層的原因，則在於(yu) 晚清理學複興(xing) 的推動，重刻《船山遺書(shu) 》是晚清理學複興(xing) 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於(yu) 晚清理學複興(xing) 的學術潮流，並推動了理學的進一步發展。

關(guan) 鍵詞：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歐陽兆熊；趙烈文；曾國藩；曾國荃

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付梓的最初謀劃，始自曾國藩的兩(liang) 位幕僚歐陽兆熊與(yu) 趙烈文，歐陽兆熊熱衷於(yu) 表彰鄉(xiang) 先賢，趙烈文對王夫之有仰慕之情，二人遂積極鼓動曾氏付之剞劂。①此說固然不錯，但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謀刊過程及推進詳情，仍存諸多疑點：歐陽兆熊本是曾國藩的資深幕僚，他為(wei) 何不親(qin) 自向曾國藩請求重刻，卻非要拉攏入幕不久的趙烈文進言曾氏?趙烈文本非湘籍人士，他對船山學說的情感與(yu) 體(ti) 驗是如何增進的，為(wei) 何願意參與(yu) 謀劃?在二人的謀劃行動中，誰是“主角”，誰又是“配角”，又是何時向曾國藩進言的?再者，後來曾國藩既已答應

二人所請，為(wei) 何又不願出麵倡首，最終拖至一年後方由曾國荃允複出資重刻呢?就刻書(shu) 一事，曾國藩與(yu) 曾國荃是否有過溝通，如何溝通的?關(guan) 於(yu) 這些問題，現有研究均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本文借助於(yu) 2013年新出版的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及曾國藩、曾國荃、歐陽兆熊等人的書(shu) 信、日記、文集、年譜等史料，對上述存疑之處作進一步探研。

一、歐陽兆熊欲重刻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明末清初傑出思想家。入清後隱居避世，雖著述宏富，卻流傳(chuan) 甚少，其名寂寂，其學不顯。船山撰述共一百餘(yu) 種、四百餘(yu) 卷，其整理出版乃具有曆史連續性之事業(ye) 。最早為(wei) 康熙年間，王夫之子王敔在衡陽湘西草堂刻十餘(yu) 種，世稱“湘西草堂本”。乾隆時，開《四庫全書(shu) 》館，因緣得上史館，立傳(chuan) 儒林，著述六種、存目二種入編《四庫全書(shu) 》。嘉慶中，又有“衡陽匯江書(shu) 室刊本”收十餘(yu) 種，而其書(shu) 仍湮滅不傳(chuan) ，至阮元編《皇清經解》仍未采入。道光之季，船山撰述刻印漸多，有“守遺經書(shu) 屋本”、“昭代叢(cong) 書(shu) (壬、癸集)本”、“聽雨軒本”、“衡陽學署本”等，所刻種數大多有限。其中聲譽較著者，為(wei) 王夫之七世孫王世全刻“湘潭王氏守遺經書(shu) 屋本”，收經部著述十八種、一百五十一卷，卷首並附船山著述總目五十二種，考其規模，實為(wei) 係統編印船山著述之嚆矢。③

“守遺經書(shu) 屋本”作序者善化唐鑒，為(wei) 道鹹年間著名理學家，參與(yu) 編審者新化鄧顯鶴、鄒漢勳、道州何紹基、湘陰左宗棠、長沙袁芳瑛等［1］415，均頗有聲名，故此本在湘籍士人中影響尤大。然鹹豐(feng) 四年(1854)，此本毀於(yu) 戰亂(luan) ，藏版焚毀無餘(yu) ，參與(yu) 此本編校工作的歐陽兆熊遂謀求重刻，因之方有同治初年安慶曾氏書(shu) 局之設與(yu) “湘鄉(xiang) 曾氏金陵節署本”的問世。

歐陽兆熊(1808—1876)，字曉岑，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舉(ju) 人。據《光緒湖南通誌·歐陽兆熊》載：“曾國藩會(hui) 試下第，時道病，勢危甚，兆熊知醫，為(wei) 留逆旅月餘(yu) 診治之，初不相識，後遂為(wei) 布衣交。”［2］26又據黎庶昌編《曾文正公年譜》記：道光十五年，曾國藩“會(hui) 試不售”，十六年，“會(hui) 試再報罷”，十八年，“公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3］9－10可知，歐陽兆熊與(yu) 曾國藩結交於(yu) 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間，此後，曾國藩入翰林，升侍講學士、禮部侍郎，歐陽兆熊則返湘參與(yu) 編校“守遺經書(shu) 屋本”。

在歐陽兆熊與(yu) 曾國藩的早期交往中，王夫之其人其書(shu) 是重要主題與(yu) 情感紐帶。對於(yu) “守遺經書(shu) 屋本”的編刻，曾國藩十分關(guan) 注與(yu) 期待，曾就校勘審訂之法與(yu) 鄒漢勳商榷，建議應遵從(cong) 原本，勿隨意改動，“節相言前刊《王船山書(shu) 》，中間從(cong) 《說文》之字皆鄒叔績所改，其文亦多改竄，非原本，曾致書(shu) 諍之，不聽”［4］84。曾國藩還贈書(shu) 僚友以傳(chuan) 播船山學說，如道光二十六年複函國子監學正劉傳(chuan) 瑩(1818—1848)，雲(yun) ：“王而農(nong) 先生著書(shu) 共三百餘(yu) 卷，近年刻經說百八十餘(yu) 卷，餘(yu) 尚未刻。茲(zi) 將《詩經稗疏》奉上，《方輿纂》首函亦奉上。”［5］30

歐陽兆熊與(yu) 曾國藩就船山學術也屢有研討切磋，道光二十七年歐陽兆熊寄書(shu) 曾國藩，雲(yun) ：“船山遺老續刻有《讀通鑒論》，融貫列代事跡，發為(wei) 傳(chuan) 論，深資治理，不似胡致堂之專(zhuan) 以坐談取快，而為(wei) 文浩博無涘、自成一子，不知其為(wei) 莊騷、為(wei) 史漢也。所著又有《夕堂八代文評》，其別裁略近昭明去其淫靡，亦不主宋人起衰之說，至嗬曾子固為(wei) 鄉(xiang) 約老叟聒語不休、蘇老泉為(wei) 訟魁、茅鹿門隻可三家村教童子應邑試，論議雖僻，要自有意，惜卷帙稍繁，未付剞劂。”［6］72曾國藩隨即請歐陽兆熊子歐陽勳為(wei) 其代購一部，“王船山《通鑒論》已刷出未?告為(wei) 代覓一部，行納價(jia) 付意城處也”。［5］40

歐陽兆熊對王夫之極為(wei) 仰慕，認為(wei) ：“船山先生，為(wei) 宋以後儒者之冠，同時如顧亭林、黃梨洲均弗能及。”［7］7鹹豐(feng) 元年，歐陽兆熊致信曾國藩，請曾氏以禮部侍郎的身份奏請王夫之從(cong) 祀孔廟，這是目前所知關(guan) 於(yu) 王夫之從(cong) 祀孔廟的較早提議。曾國藩回複歐陽兆熊，此事困難重重，若貿然陳請恐難成：“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說，忝廁禮官，豈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請，禮臣特核準焉，不於(yu) 部中發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爾，蓋前歲入謝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複繼之，則恐以數而見輕。且國史儒林之傳(chuan) 昆山顧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它日有請顧氏從(cong) 祀者，則王先生隨之矣。大儒有靈，此等遲速蓋有數存，未可率爾也。”［5］69曾國藩所慮非虛，光緒年間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儒從(cong) 祀孔廟數次被正式提請朝廷，每一次均引發了激烈的爭(zheng) 論，亦被接連駁回，至光緒三十四年才得聖諭允準。③而曾國藩終其一生，再也未有提議三儒從(cong) 祀之請。

這樣到了鹹豐(feng) 年間，時曾國藩督師開府、湘軍(jun) 集團勢力崛起，而“守遺經書(shu) 屋本”《船山遺書(shu) 》也已毀於(yu) 戰亂(luan) ，歐陽兆熊自然就將重刻希望寄予曾國藩。其時歐陽兆熊已入曾國藩幕，任職湘軍(jun) 錢糧軍(jun) 需處，“乃命司後路軍(jun) 需”［8］706－707，但並不隨營委差，“及國藩督師，招之入營，不赴，偶客軍(jun) 中，去留聽自便”［2］26。此外，歐陽兆熊與(yu) 曾國藩的賓主關(guan) 係也頗有微妙之處，據費行簡(1871—1954)《近代名人小傳(chuan) ·歐陽兆熊》記：歐陽兆熊性情豪邁，“好方人，時以書(shu) 道諸將吏優(you) 劣，國藩厭之，禮意漸疏，乃舍去。……又有《劄記》記鹹同間事，於(yu) 國藩不能無微詞，蓋曠達勤謹，道不同也。”［8］706－707費行簡是曾國藩心腹幕僚王闓運(1833—1916)的弟子，此處所記恐並非空穴來風，當有一定可信度。也就是說，歐陽兆熊雖有意請曾國藩重刻《船山遺書(shu) 》，但他本人不便“直接說”，而要找一個(ge) 人“幫他說”，此人需對船山學說有所了解與(yu) 仰慕，最關(guan) 鍵的是能時時在曾國藩身邊委差，很受曾國藩重視與(yu) 信任。如此，歐陽兆熊便有意聯絡趙烈文，趙烈文是曾國藩的機要幕僚，又懷私慕船山之心，當是歐陽兆熊最合適的同謀人選。

二、趙烈文代為(wei) 請求

趙烈文(1832—1894)，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趙烈文對船山學說的情感與(yu) 體(ti) 驗，經曆了一段自陌生、知曉到仰慕的升華過程。

趙烈文出生於(yu) 清代漢學中心常州，浸染於(yu) 江南樸學之風，在他的生活年代，漢學已如桑榆暮景，但對士人的影響仍是根深蒂固。趙烈文對漢學不無微詞，“國朝樸學之士窮流造極，掇拾唾沈，安用為(wei) 學?”他認識到漢、宋學各有短長，反對一味揚宋薄漢，“況宋儒講性理而空談實多，漢學重訓詁而發明不少者乎。……至自宋儒之踐履為(wei) 實，漢學之記誦為(wei) 虛，然則朱、陸異同，陸子尊法性，朱子道問學，亦當左朱而右陸邪?若以禍亂(luan) 之來，責漢學之害風氣，尤為(wei) 語病。宋以前之天下，不必長衰，宋以後之天下，不必盡治，足征興(xing) 廢之故，不係是矣。”他與(yu) 同郡漢學名家宋翔鳳(1779—1860年)來往亦多，曾乞宋氏為(wei) 父作行狀，當宋氏於(yu) 鹹豐(feng) 十年卒後，趙烈文在日記中悼念：“聞宋於(yu) 庭先生逝世。……先生為(wei) 人，喜獎後進，烈輩往謁，輒劇談留食，亹亹不倦。先生卒，吾吳樸學遂幾無人矣。”［9］49

趙烈文對船山學說的了解與(yu) 認知，與(yu) 他在曾國藩幕中的經曆有關(guan) 。鹹豐(feng) 五年十二月，趙烈文於(yu) 江西南昌入曾幕［10］9，同在曾幕的江浙士人還有趙烈文的姐夫周騰虎(1816—1862)、族兄趙振祚(?—1860)、友人劉翰清(1824—1882)、金安清(1817—1880)、龔橙(1817—1870)等，趙振祚是常州經學大師劉逢祿(1776—1829)外甥，劉翰清是劉逢祿孫子，龔橙父親(qin) 龔自珍(1792—1841)又是劉逢祿弟子，龔橙與(yu) 劉翰清極交好，諸人因地緣、姻親(qin) 結成交遊圈，這成為(wei) 趙烈文認知船山學說的最初來源。鹹豐(feng) 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趙烈文在周騰虎處初次接觸到船山著作：“在弢甫處讀明王夫之而農(nong) 《讀通鑒論》，為(wei) 書(shu) 三十卷，沉雄博大，識超千古。王明季遺民，入清隱居而終。”當時，《船山遺書(shu) 》存本已十分珍稀，趙振祚、龔橙均向周騰虎借閱，“《王夫之全書(shu) 》在家伯厚兄處，弢甫自索不獲，何論其他。”鹹豐(feng) 九年八月至十一月，趙烈文又讀王夫之《讀通鑒論》，稱道“此書(shu) 議論精深，博大其中，切理厭心者不可勝錄”，讀之二過未終，複為(wei) 金安清借去。鹹豐(feng) 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趙烈文追憶早年求學情景，雲(yun) ：“癸醜(chou) 年遭亂(luan) ，吾時年二十二歲，遂輟舉(ju) 業(ye) ，稍探古學，常請益於(yu) 族兄伯厚先生(趙振祚)及諸友人周君弢甫(周騰虎)、劉君開孫(劉翰清)、龔君孝拱(龔橙)，至今稍有知識，二三子與(yu) 有力焉!”［9］42

鹹豐(feng) 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趙烈文由上海抵曾國藩駐東(dong) 流縣行營，八月二十三日隨營返安慶。在東(dong) 流、安慶兩(liang) 月期間，曾國藩屢留趙烈文隨營委差，“帥又問吾能留營否，因告以有湘、楚之行。帥意留吾，吾辭以楚行歸再至，約繕書(shu) 就成行”，“帥遣送程儀(yi) ，且囑曉老致意，欲吾返此專(zhuan) 辦夷務”，“帥複申夷意之說且雲(yun) 此事甚簡，可以遊行自適，意殊足感，遂允楚、湘遊返赴約”。［9］344在曾國藩幕府中，機要文秘與(yu) 曾國藩最為(wei) 接近，他們(men) 不僅(jin) 在軍(jun) 政辦事機構中居於(yu) 首要地位，而且是整個(ge) 幕府乃至曾係湘軍(jun) 的神經中樞，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豐(feng) ，升遷也最迅，與(yu) 曾國藩關(guan) 係密切而其後地位顯赫之人如左宗棠、李鴻章、錢應溥、劉蓉、郭嵩燾等，都曾擔任此職。④此時，雖然趙烈文尚未成為(wei) 曾國藩的機要文秘，但曾國藩屢次相邀，表明曾國藩很重視他，也意味著趙烈文在曾幕中的地位不日將大幅提升。不久之後，歐陽兆熊即與(yu) 趙烈文商議重刻之事，歐陽兆熊聯絡趙烈文，顯然就是看重趙烈文在曾幕的拔擢潛力。

在東(dong) 流、安慶兩(liang) 月期間，趙烈文與(yu) 歐陽兆熊接觸頗多，趙烈文在日記中記，歐陽兆熊“髭眉皓白，清標介然，客此皆無苟求，行止以禮，此誠今世不多見者”，兩(liang) 人相談甚歡，“曉老譚議甚美，失之殊寂寂”。冬，趙烈文遊曆湖南，十月十七日至湘潭，與(yu) 歐陽兆熊坐談終日，“相見殊歡，各告述別後事”。二十三日(1861年11月25日)，二人拜訪王世全，趙烈文於(yu) 日記：⑤

月底至長沙，晤吳敏樹、曹耀湘、郭崑燾、王闓運、羅汝懷、何紹基等湖湘名士。在湘近三月，趙烈文又陸續讀王夫之《書(shu) 經稗疏》《思問錄內(nei) 外篇》《宋論》《尚書(shu) 引義(yi) 》等卷，愈發感歎“其說皆精卓，不為(wei) 古所迷”，對船山學說及湖湘理學的理解日益深化。［9］351

更有意思的是，在與(yu) 趙烈文拜訪王世全數日之後，歐陽兆熊就給曾國藩寫(xie) 了一封信，並特意附寄王夫之《讀通鑒論》，“《通鑒論》一部奉呈。”［1］579曾國藩向歐陽兆熊覓求此書(shu) ，本是道光二十七年的故事，歐陽兆熊此時給曾國藩寄書(shu) ，其用意不言而喻。

這樣，當趙烈文結束湘地之遊、於(yu) 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自長沙返抵安慶、正式擔任曾國藩的機要文秘之後，即向曾國藩請求重刻《船山遺書(shu) 》。趙烈文向曾氏進言的具體(ti) 時間以及如何說動曾氏，已無法得知，但相關(guan) 重要史料有兩(liang) 則，據此可推知大概：

其一，同治元年六、七月間，歐陽兆熊與(yu) 曾國藩的往來信劄中，有“前惠甫書(shu) 來，雲(yun) 節相慨允倡刻船山遺書(shu) ”［1］579、“夕堂老人遺書(shu) ，惠甫曾商及重刻”［11］441之語。

其二，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曾國藩日記》記：“涉閱廣東(dong) 新刻叢(cong) 書(shu) 兩(liang) 種，一曰《海山仙館叢(cong) 書(shu) 》，凡五十六種，潘仕成輯刻；一曰《粵雅堂叢(cong) 書(shu) 》，凡一百廿一種，伍崇曜輯刻。二者皆馮(feng) 竹漁新贈也。又涉閱《正誼堂叢(cong) 書(shu) 》，凡五十六種，張清恪公輯刻，吳竹莊所贈也。”［12］279

據上述兩(liang) 則史料推知，趙烈文向曾氏進言的時間，大約在同治元年(1862)正月至五月期間，為(wei) 此，曾國藩還特意翻閱了幾部新刻叢(cong) 書(shu) ，很可能就是為(wei) 重刻《船山遺書(shu) 》作參考。

三、曾國藩拒絕倡首

曾國藩允複重刻之後，便讓歐陽兆熊與(yu) 趙烈文的同鄉(xiang) 、時任湘鄉(xiang) 知縣劉達善(?—1875年，字子迎)商議。但歐陽兆熊並不滿意這一安排，覺得劉氏非湘籍人士，地位又不高，不足以主持其事，還是希望能由曾國藩這樣位高望隆的大人物出麵。同治元年六月十九日，歐陽兆熊致信曾國藩，雲(yun) ：“前惠甫書(shu) 來，雲(yun) 節相慨允倡刻船山遺書(shu) ，沅帥亦有此意，囑兆熊與(yu) 劉子迎商之。子迎將往澧州，不名一錢，而鄉(xiang) 人之意，以為(wei) 湖南之書(shu) 須湖南人捐刊為(wei) 是，其言亦頗近理。敝同年趙玉班已允出貲，因數及彭雪琴、李希庵、左季高、劉蔭渠、劉霞仙、唐義(yi) 渠及帶勇諸君

之識字者，均可助成此事。其書(shu) 欲求精美，非四千金不能。若能醵貲開雕於(yu) 安省，則易成矣。”［1］579－580歐陽兆熊明確告訴曾國藩，他已聯

絡了一班湘籍要人，現隻待曾國藩出麵振臂一呼，則事成矣。

但是，歐陽兆熊的請求遭到了曾國藩的拒絕。七月二十四日(1862年8月19日)，曾國藩明確回複歐陽兆熊：⑥

那麽(me) ，曾國藩既已允複重刻，為(wei) 何又不願出麵倡議，這一允、一拒，有何原因呢?

其實，曾國藩允複重刻應當是有誠意的，他隻是不願把動靜鬧得太大，像歐陽兆熊那般弄得人盡皆知，便是違背了曾國藩的心意。這與(yu) 曾國藩低調、謹慎的性格有關(guan) 。原來半年之前，曾國藩剛被清廷受命節製四省軍(jun) 務，位高權重，令他日日如履薄冰，這一時期他在日記中屢屢寫(xie) 道：“飭餘(yu) 兼辦浙江軍(jun) 務，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皆歸節製。權太重，位太高，虛望太隆，悚惶之至。……餘(yu) 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日內(nei) 思家運太隆，虛名太大，物極必衰，理有固然，為(wei) 之悚皇無已。”［12］226－227、234同一時期，他在多封家書(shu) 中也一再告誡諸弟要小心謹慎：“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yu) 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yu) 大戾。”［13］33

另一個(ge) 重要原因，在於(yu) 當時軍(jun) 情日益緊張，使得曾國藩暫無精力考慮刻書(shu) 之事。同治元年夏秋，清軍(jun) 與(yu) 太平軍(jun) 作戰進入了最緊張的關(guan) 鍵時期，金陵及皖南各防處處告警，金陵久攻不下，軍(jun) 中大疫遍行，曾國藩在給諸多同僚的信劄中屢屢訴苦

當時慘狀：“去歲春夏以前，事機較順，秋後變患迭生。金陵一軍(jun) 及皖南各防，處處告警，危險萬(wan) 狀”［14］359－360，“自辛酉秋至壬戌夏，軍(jun) 事頗順，論者以為(wei) 廓清有期。逮六月間，秦中回變，多軍(jun) 西行。七月以後，大疫遍作，士卒十喪(sang) 四五。自是賊氛彌熾，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14］488－489。

同治元年七月，當曾國藩受製於(yu) 當時處境拒絕倡首後，重刻《船山遺書(shu) 》之議遂暫罷。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曾國藩的幼弟曾國葆戰死金陵，刻書(shu) 之事更是無法再提。又過了半年，隨著軍(jun) 情的改善，刻書(shu) 之事方有了轉機。

四、曾國荃慨允出資

至同治二年五月，曾國藩“包圍天京”的戰略推進頗順，湘軍(jun) 已克複金陵外圍大多地區，金陵幾近一座孤城，“此間軍(jun) 事，頗有順機。巢、和、含山均已克複，下遊自攻克福、太、昆、新以後，水陸三路規取蘇州，偽(wei) 忠王回顧不暇。現檄鮑、彭諸軍(jun) 進剿，二浦、九洑或易得手。舍沅弟昨將雨花台石壘及金陵南門外各賊壘一律踹平。南岸徽境肅清，我軍(jun) 並萃饒、景一帶，必能驅賊東(dong) 還，江右當可安謐，附以告慰。”［14］611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趙烈文應曾國荃之招至金陵隨營差委，刻書(shu) 之事遂被重提。在趙烈文動身之前，曾國藩還於(yu) 五月初七特意給國荃寫(xie) 信，囑善待之：“趙惠甫今日來辭行，訂八月回皖一次，或久局，或暫局，弟與(yu) 之相處一月便可定奪。其人識高學博，文筆俊雅，誌趣不在富貴溫飽，是其所長；藐視一切，語少誠實，是其所短。弟坦白待之，而不忘一敬字，則可久矣。”［13］161

趙烈文赴金陵前後，歐陽兆熊與(yu) 他應該有過再次謀劃，但其詳情也無法得知。我們(men) 能知道的是，這一次趙烈文終於(yu) 不負所托，很快就說動了曾國荃，六月初七日(1863年7月22日)趙烈文在日記中寫(xie) 道：⑦

曾國荃慨允出資重刻《船山遺書(shu) 》，除了此一時期軍(jun) 情的改善，再就是曾國荃喜功貪名且愛好文事的性格。曾國荃此時年方四十，年輕氣盛，與(yu) 其兄相比，這個(ge) 弟弟的性格要高調很多，曾國藩也常常批評、提醒他，“餘(yu) 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詒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liang) 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13］24－25。最典型的一個(ge) 例子，就是在會(hui) 剿金陵前夕，曾國荃為(wei) 了獨占克複美名，竟不欲讓江蘇巡撫李鴻章來支援，為(wei) 此曾國藩於(yu) 五月十六日寫(xie) 信勸導他：“何必全克而後為(wei) 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13］288另一方麵，曾國荃出身行伍，腹中文墨不多，但一生對刻書(shu) 、修誌等文事活動尤其喜好。同治年間，曾國荃出資刊刻王夫之《船山遺書(shu) 》、李善蘭(lan) 《則古昔齋算學》，在湖北巡撫任上積極籌辦崇文書(shu) 局；光緒年間，在山西巡撫任上創辦濬文書(shu) 局，在兩(liang) 江總督任上經理江南書(shu) 局，並任《光緒湖南通誌》總纂、《光緒山西通誌》總裁，複捐資助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

自鹹豐(feng) 十一年(1861)秋冬歐陽兆熊與(yu) 趙烈文有“重鋟之誌”，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國荃允複出資，經過一年半時間的謀劃，重刻《船山遺書(shu) 》方才基本落實。回顧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謀刊過程，總結兩(liang) 點如下：

其一，重刻《船山遺書(shu) 》是多方合力促成。從(cong) 客觀條件來看，同治初年湘淮軍(jun) 平定江南各地，戰事初定，為(wei) 刻書(shu) 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從(cong) 主觀條件來看，又與(yu) 歐陽兆熊、趙烈文的積極謀劃以及曾國藩、曾國荃的重視支持分不開，特別是歐陽

兆熊，他不僅(jin) 是重刻的“主謀”，此後也主持了校勘及後續刻印諸事，對於(yu) 《船山遺書(shu) 》在同治初年的問世居功甚偉(wei) ；此外更深層的原因，則在於(yu) 晚清理學複興(xing) 的推動，重刻《船山遺書(shu) 》是晚清理學複興(xing) 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於(yu) 晚清理學複興(xing) 的學術潮流，並推動了理學的進一步發展。

其二，整個(ge) 過程唯一僅(jin) 存的疑點在於(yu) ：就刻書(shu) 一事，曾國荃與(yu) 曾國藩是否有過溝通?單從(cong) 邏輯上推測，兩(liang) 人不僅(jin) 應該溝通過，而且曾國荃答應出資很可能也是授意於(yu) 乃兄。但這一推測苦無任何直接史料支撐，考二人此一時期的日記、信劄等史料，竟未有一語提及此事，這的確令人感到迷惑不解。雖然朱孔彰《題江南曾文正公祠百詠》、徐珂《清稗類鈔·莫子偲好古槧》等文均記載二曾就重刻之事有過商議⑧，但這些史料隻是間接證據，不是直接證據。這一疑點，唯有待於(yu) 今後挖掘新史料予以解答。

【注釋】
 
①參見李誌茗：《從倡節義到興文教———曾國藩幕府刻書考論》，《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第139頁。
 
②關於船山著作的刊印曆史，參考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校編《船山全書·序例》第1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25－26頁。
 
③關於三儒從祀孔廟，可參考段誌強《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始末新考》(《史學月刊》2011年第3期，第63－71頁)、段誌強《孔廟與憲政：政治視野中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事件》(《近代史研究》2011年
 
第4期，第120－133頁)。
 
④參見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第二章“軍政辦事機構”第一節“秘書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1頁。
 
⑤出城訪王君半溪，而農先生族孫也。而農先生，明之遺臣，革鼎之初，語多憤激，屬子孫藏其書，言二百年後乃可出，故文字之禍不及焉。半溪既刊其書，而燹於甲寅之亂，今複有重鋟之誌，此騖學者所樂聞也。
 
⑥夕堂老人遺書，惠甫曾商及重刻，屬鄙人為之倡。弟以達官刻書，強作解事，譬如貧兒暴富，初學著靴，舉止終覺生澀。然亦不可以已，若雲慨然倡首，則誣也。
 
⑦中丞來談良久，允出資全刻王船山遺書。寫歐陽曉岑信，告知中丞刻書之說。緣此事須費四千金，曉岑屬餘慫恿中丞為之倡，乃中丞不獨能獨力舉辦，並許多出千金，為加工精刻之費，其好學樂善者如此。
 
⑧朱孔彰《題江南曾文正公祠百詠》記：“公捐廉奉三萬金，設書局，重刊經史，先在安慶，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遺書》”(朱孔彰：《題江南曾文正公祠百詠》，《曾國藩全集·詩文》第14冊，第529頁)；徐珂《清稗類鈔·莫
 
子偲好古槧》記：“鹹豐辛酉八月，文正既克複安慶，部署粗定，乃從子偲之言，命其采訪遺書，商之其弟忠襄，刻《王船山遺書》”(徐珂：《清稗類鈔·鑒賞類二》第9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281頁)。
 
【參考文獻】
 
［1］王夫之．船山全書(雜錄之部)：第16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
 
［2］李瀚章等修、曾國荃等纂：光緒湖南通誌：卷179．刻本．1885(清光緒十一年)．
 
［3］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譜：卷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2冊．台北：台灣文海出版社。
 
［4］張文虎．張文虎日記．陳大康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5］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書信)：第22冊．長沙：嶽麓書社，2006．
 
［6］歐陽兆熊．六月與曾滌生講學//寥天一齋文稿．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2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歐陽兆熊．王船山先生軼事//水窗春囈：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4．
 
［8］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清代傳記叢刊：第202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
 
［9］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1冊．廖承良整理．長沙：嶽麓書社，2006．
 
［10］陳乃乾．陽湖趙惠甫先生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85冊．台北：台灣文海出版社．
 
［11］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書信)：第25冊．長沙：嶽麓書社，2006．
 
［12］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第17冊．長沙：嶽麓書社，2006．
 
［13］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第21冊．長沙：嶽麓書社，2006．
 
［14］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書信)：第26冊．長沙：嶽麓書社，2006．
 
［15］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2冊．廖承良，整理．長沙：嶽麓書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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