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精英承受更沉重的禮教

作者：李競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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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wei) 古代精英是驕奢淫逸的，禮教是用來壓迫社會(hui) 底層的，這個(ge) 想象其實很類似過去鄉(xiang) 下農(nong) 民想象的皇帝生活，是左手拿元寶，右手拿人參，元寶捏捏，人參嚼嚼，皇太後則每天吃三頓大饅頭，皇太子挑糞的扁擔都是黃金的。

《禮記·曲禮》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意味著沉重的禮教並不向庶民開放，庶民其實過得更隨意，不受禮教的束縛。至於(yu) 刑不上大夫，並不是說精英犯罪不受到懲罰，根據漢初賈誼的解釋，精英“大夫”犯罪，需要保住這些人最起碼的體(ti) 麵，比如貪汙的罪要叫“沒裝飾好自己的祭器”之類的委婉說法，犯了死罪的是讓他們(men) “盤水加劍”，回家飲劍自殺，而不是捆綁了公開處決(jue) （《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這麽(me) 做，恰恰是因為(wei) 精英肩負著沉重的禮教，哪怕死也需要保持最起碼的體(ti) 麵，如果精英和市井小民一樣滿地打滾，對整個(ge) 社會(hui) 來說都不是好事。

禮不下庶人，意味著精英才被控製在“禮”之中。杜維明先生指出：“這個(ge) 禮，用現代在英美的術語來說就是習(xi) 慣法，儒家大半的內(nei) 容就包含在禮裏麵。在這個(ge) 係統中，一般老百姓受到的約束比較少，主要是社會(hui) 精英。禮的影響力太大了，根本不能違背。其中，最不自由的就是皇帝”（河西：《自由的思想：海外學人訪談錄》，三聯書(shu) 店，2012年，第33頁）。《論語·裏仁》“人之過也，各於(yu) 其黨(dang) ”，孔安國注釋說“小人不能為(wei) 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意思就是庶民不需要承擔精英的禮教，對於(yu) 庶民應該寬鬆、寬鬆，不要用禮教的標準要求和責備。

實際上，在古代西方，禮教同樣約束的是精英，西方有“貴族義(yi) 務”（Noblesse oblige）一詞，“即位高任重，一個(ge) 人從(cong) 社會(hui) 得到越多的財富、越高的地位和聲譽，他就要對社會(hui) 負上更大的責任”（[英]厄恩利·布拉德福德：《大圍攻：馬耳他1565》，第100頁）。從(cong) 古代法律來看，其精神完全如此，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對於(yu) 士人精英給予更高禮儀(yi) 和榮譽的同時，對其犯罪的其懲罰也更重。劉宋時期議定，官長士人偷竊五匹絹就要殺，普通人偷四十匹殺，因為(wei) “至於(yu) 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qin) 犯科律，亂(luan) 法冒利，五匹乃已為(wei) 弘矣”（《宋書(shu) ·王弘傳(chuan) 》），就是說作為(wei) 士人精英，本來就該做好表率，但卻偷盜，哪怕是隻按照偷五匹標準殺，也已經很寬容了。又如唐律中普通平民盜竊五十匹絹，頂多不過加流刑，而士人作監主司受財枉法的話，受十五匹絹以上的就要判處絞刑，德性標準要求比平民高得多（徐道鄰：《中國法製史略》，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1頁）。

呂思勉認為(wei) ：“大凡封建及宗法社會(hui) 中人，嚴(yan) 上之精神，最為(wei) 誠摯；而其自視之矜重，亦異尋常。此皆社會(hui) 等級之製，有以養(yang) 成之也。人之知識不高，而性情篤厚者，於(yu) 社會(hui) 公認之風俗，守之必極嚴(yan) ”（《先秦學術概論》，東(dong) 方出版社，2008年，第54頁）。就是說先秦封建時代以及後世重建宗法社會(hui) 中的精英，其自我嚴(yan) 格要求的意識，必然遠高於(yu) 普通庶民，並通過習(xi) 慣以形成社會(hui) 等級。發展到儒學時期，則對精英和普通大眾(zhong) 采取不同的標準：“原始儒教在理論上承認‘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或‘塗之人皆可以為(wei) 禹’，但是絕不要求人人都成聖成賢。因此，在‘治民’的程序上，它的主張隻是‘寬製以容眾(zhong) ’，‘先富而後加教’”（餘(yu) 英時：《士與(yu) 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就是說，對待普通民眾(zhong) 采取寬和的標準，成為(wei) 賢人甚至聖人的追求，這種沉重的努力與(yu) 踐行，實際上屬於(yu) 精英圈子文化。

陳來先生也對儒家精英修身的觀點有過分析：“早期儒家對道德和修身的要求，主要是針對各級治民者所提出來的，而不是對民人提出來的。其基本觀點認為(wei) ，領導者要順利展開公共職責，並得到民人的信任，必須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加強修身”（陳來：《竹帛〈五行〉與(yu) 簡帛研究》，三聯書(shu) 店，2009年，第45頁）。類似的，宋儒強調的“存天理滅人欲”，也正是這一思路下的產(chan) 物，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用來“壓迫”庶民的“吃人禮教”。“存天理滅人欲”所針對的對象，首先第一個(ge) 是皇帝，接下來便是士大夫階層。朱熹在給皇帝上的劄子說：“臣聞人主所以製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辛醜(chou) 延和殿奏劄二》）。很明顯，他強調存天理滅人欲，是一種限製皇權的行為(wei) ，反對皇帝放縱欲望。另一方麵，他對士大夫要求：“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朱子語類》卷十三）。宋明以來儒家學者，對此認真踐行，其流風所及甚至影響到民國，如蔡元培便是“以最寬容的態度處理眾(zhong) 人欲望之事，但以嚴(yan) 格的鍛煉對待自己”（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yu) 學術的係譜》，吉林出版集團，第137頁）。

《漢書(shu) ·張敞傳(chuan) 》中有句話“尊貴所以自斂製，不從(cong) 恣之義(yi) 也”，意思是精英就必須自我收斂、控製，不放飛自我。有禮教自我節製的共同體(ti) ，自然不需要秦始皇酷吏的皮鞭幹預。《後漢書(shu) ·劉般傳(chuan) 》記載，舊製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之喪(sang) 禮，儒者劉愷指出：“今刺史一州之長，二千石千裏之師，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儀(yi) ，以身先之”。就是說三年之喪(sang) 這種沉重的禮教儀(yi) 式，首先應該是精英治理者來親(qin) 身踐行，然後才可能移風易俗，影響平民。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思是精英通過表率，平民會(hui) 加以模仿。清華楚簡《治政之道》說“上風，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就是說，庶民其實潛意識很喜歡模仿精英。又雲(yun) “上施教，必身服之；上不施教，則亦無責於(yu) 民”，也是說精英要親(qin) 身踐行禮教，才可能影響庶民。自己都做不到，就不要對庶民說三道四。《韓非子·外儲(chu) 說左上》說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一國盡服紫”；楚文王喜歡戴獬冠，“楚國效之”（《淮南子·主術》）；東(dong) 晉宰相王導穿布衣上朝，全社會(hui) 紛紛效仿，國庫布匹很快賣盡解了財政危機；東(dong) 漢名士郭林宗遇到下雨，頭巾不小心折下一角，但時人紛紛模仿，號稱“林宗巾”（《後漢書(shu) ·郭太傳(chuan) 》），這些例子都可見普通人熱衷模仿精英的品位趣向，但前提是精英必須先提供好的表率。《顏氏家訓·治家》說：“夫風化者，自上行於(yu) 下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都是要求身份更高的父兄，首先做出更高表率，才能讓身份更低的子弟來模仿好榜樣。如果當一個(ge) 社會(hui) 的精英都變得比普通人更加敗壞的時代，那麽(me) 也就意味著整個(ge) 社會(hui) 的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