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史料中的子產(chan) 鑄刑書(shu)

作者：王沛（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甲、金、簡牘法製史料匯纂通考及數據庫建設”首席專(zhuan) 家、華東(dong) 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正月十三日癸卯

          耶穌2021年2月24日

發生於(yu) 春秋後期的子產(chan) 鑄刑書(shu) 事件是中國立法史上的大事。直至今天，主流的中國通史、中國法製史著作都將此事看作中國曆史上的首次成文法公布活動。這種觀點以《左傳(chuan) ·昭公六年》中的相關(guan) 記載為(wei) 依據，經唐代孔穎達闡釋（孔疏）後幾成定論。近百年來的法學家更是將其作為(wei) 世界法律演進共同規律之典型例證，代表觀點可見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的《法律進化論》及曆史學家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yu) 中國社會(hui) 》。但是上述論著均有不少疑點，近來公布的清華簡《子產(chan) 》篇又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版本。如將《左傳(chuan) 》、孔疏、清華簡臚列比較，會(hui) 得到諸多具有啟發性的新認識。

《左傳(chuan) 》並未言明“首次公布”

《左傳(chuan) 》關(guan) 於(yu) 鑄刑書(shu) 的細節描述，源自晉國貴族叔向寫(xie) 給子產(chan) 的一封反對信，這封信正是子產(chan) 鑄刑書(shu) 為(wei) 中國首次公布成文法之觀點的主要證據。不過這封信既未言明“首次”，也未譴責“公布”，而是在指責子產(chan) 不該為(wei) 鄭國立法。

在叔向看來，子產(chan) 之立法是古代數次立法活動的延續，但那些古代的立法活動都是反麵教材。叔向說：“夏有亂(luan)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luan)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luan)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xing) ，皆叔世也”。叔向提醒子產(chan) ，夏、商、西周晚期，都曾經製定過法律，用這種末法治民，是難以成功的。

叔向信中還提到，“昔先王議事以製，不為(wei) 刑辟”。一般認為(wei) ，這句話是說先王衡量事情的輕重來斷罪，而不去製定法律（據楊伯峻注及沈玉成譯文），主張子產(chan) “首次公布法律”的觀點通常會(hui) 以此為(wei) 證。但需要注意，叔向原話是“不製定”（不為(wei) ）而非“不公布”法律。顯然，此語和叔向自己所言古來就有《禹刑》《湯刑》《九刑》之說不符。《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中說周公所製的誓命曾引用《九刑》。依此說，《九刑》在周初就存在，且地位崇高，非叔世亂(luan) 政之產(chan) 物。《左傳(chuan) 》本書(shu) 與(yu) 叔向本人的表述都存在自相矛盾之處，那麽(me) 僅(jin) 僅(jin) 擇取叔向的隻言片語作為(wei) 論據，就不妥當了。後世學者為(wei) 了論證叔向的言論是前後一致的，發揮出很多新解，其成果以唐初之孔疏最具影響力。接下來我們(men) 對孔疏相關(guan) 內(nei) 容進行分析。

孔疏的兩(liang) 個(ge) 解釋

孔疏很清楚叔向言論中的矛盾之處，並直引《尚書(shu) 》之《伊訓》及《呂刑》篇中的相關(guan) 記載闡述上古先王並非“不豫設法”，而是“皆是豫製刑矣”。但為(wei) 了彌合叔向表述的漏洞，孔疏從(cong) 兩(liang) 方麵進行解釋。

第一，先王立法疏闊，子產(chan) 立法具體(ti) 。孔疏說“聖王雖製刑法，舉(ju) 其大綱”，因為(wei) 法律是綱要性的，所以覆蓋麵大，可以無所不包；而子產(chan) 鑄刑書(shu) 內(nei) 容具體(ti) ，內(nei) 容有限，會(hui) 導致罪犯漏網，即“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wei) 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從(cong) 考古資料來看，青銅器銘文篇幅的確不長，目前所見最長篇的銘文也不過497字（毛公鼎），不及嶽麓秦簡中的一條長令。若子產(chan) 鑄刑書(shu) 時果真確立“罪刑法定”的原則，那遺漏諸罪的現象基本無法避免。且不說“罪刑法定”原則是否可能存在於(yu) 子產(chan) 時代，僅(jin) 就法律的疏闊與(yu) 法律公布而言，兩(liang) 者並無必然聯係，所以不能以此作為(wei) 法律公布與(yu) 否的依據。

第二，先王司法靈活，子產(chan) 司法嚴(yan) 格。依照孔疏的解讀，盡管古代聖王“皆是豫製刑矣”，但其“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的做法就是“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與(yu) 之相應，子產(chan) “民有所犯，依法而斷”的做法就是“法即豫定，民皆先知”。從(cong) 表麵來看，孔疏的解釋是矛盾的——先王既然“豫製刑矣”，為(wei) 何又“不豫設定法”了呢？究其實質，孔疏不是在講立法問題，而是在講司法問題，即審判官能否嚴(yan) 格地依照條文判決(jue) 。這個(ge) 解釋既不涉及立法，也與(yu) 法律公布無關(guan) 。

孔疏在解讀子產(chan) 鑄刑書(shu) 時，已暗示往昔的法律都是秘而不宣的，隻是此處尚未完全點明。子產(chan) 鑄刑書(shu) 後過了23年，晉國鑄造了一件刑鼎。當孔疏述及該事時，不但直言此前晉國立法都“未曾宣示下民”，而且還將此事與(yu) 子產(chan) 鑄刑書(shu) 互相參證、相提並論。遺憾的是，孔疏依舊沒有舉(ju) 出支持這些觀點的文獻證據來。從(cong) 論證邏輯來看，孔疏彌合叔向表述漏洞的努力並不成功。

清華簡中的新信息

清華簡《子產(chan) 》的抄寫(xie) 時代與(yu) 《左傳(chuan) 》的最終成書(shu) 時代大致相當，都是戰國中後期。清華簡《子產(chan) 》既沒有表明子產(chan) 首次公布成文法，也沒有說這部法律鑄造在青銅器上。不過，清華簡《子產(chan) 》又為(wei) 這樁曆史事件提供了三處前所未知的珍貴信息：

第一，子產(chan) 是在學習(xi) “三邦”法律的基礎上來立法的。整理者認為(wei) 所謂“三邦”，就是夏商周三代，如果結合《左傳(chuan) 》所說的“三辟”來看，此意見非常有說服力。《子產(chan) 》進一步佐證在東(dong) 周觀念中子產(chan) 立法與(yu) 三代立法並無本質差異，而《子產(chan) 》和《左傳(chuan) 》不同的地方在於(yu) 評價(jia) ：《子產(chan) 》對學習(xi) 三代法律持肯定態度，《左傳(chuan) 》對學習(xi) 三代法律持否定態度。

第二，子產(chan) 所立之法有四部分，分別是“鄭令”“野令”“鄭刑”“野刑”，此信息非常符合周代的政治架構。周代社會(hui) 本有國、野之別。簡單來說，周代武裝拓殖時，常築城以衛之，城中征服者為(wei) 國人，城外土著為(wei) 野人。《左傳(chuan) ·襄公三十年》說子產(chan) 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其都鄙即國野。國野分治，史籍中已有線索，但國野法律各異，則是《子產(chan) 》的新發現。這迫使我們(men) 必須重新思考某些古文獻的深層含義(yi) 。比如《逸周書(shu) ·嚐麥》在提到西周推行刑書(shu) 時，便是分都邑和野鄙兩(liang) 個(ge) 區域開展的，此情形與(yu) 《子產(chan) 》相扣合。“令”的本意是命令，“刑”的本意是型範。子產(chan) 立法“令”“刑”之別，或與(yu) 秦漢令律之別相近。

第三，子產(chan) 立法的理論依據是“天地、逆順、強柔”，這是東(dong) 周出現的新思潮，此思潮與(yu) 西周法律觀有很大的差異。西周時代立法理論的核心是“天命”觀：上天將統治天下的大權交付給文王武王，那麽(me) 文武所發布之政令就是合符天命的，後王所做的事情隻是效仿文武，沿用其法度。與(yu) 其不同的是，《子產(chan) 》所言之立法理論已與(yu) 天命、先王無關(guan) ，《子產(chan) 》提出要根據天地運行之規律、事物發展之形勢來審時度勢地製定法律，這正是東(dong) 周流行的“天道”觀之反映。

如果把《子產(chan) 》和《左傳(chuan) 》對比不難發現，盡管態度不同，二者在述及立法之悠久曆史時卻相當一致。在《左傳(chuan) 》中，叔向反對子產(chan) 立法、進而將曆史上的立法都斥之為(wei) 亂(luan) 世產(chan) 物，其文辭固然精彩，其用語著實過激。不僅(jin) 如此，學者早已指出，《左傳(chuan) 》之成書(shu) 乃是層累的過程，書(shu) 中名人言論尤多後人附益，其言論中的矛盾現象或與(yu) 後世之附益有關(guan) 。若將這些言論都奉為(wei) 史實，就可能出現認識錯誤。

《子產(chan) 》在提供新線索的同時，還將研究者的注意力重新轉移到曾被忽視的史料上來。這些史料表明，子產(chan) 鑄刑書(shu) 是中國源遠流長之立法史中的一個(ge) 關(guan) 鍵環節，此環節既保留了諸如國野有別的傳(chuan) 統形式，又衍生出禮崩樂(le) 壞後的立法新理論，同時，此環節並不涉及法律公布問題。既然諸種資料都未提供中國曾有秘密法傳(chuan) 統的堅實證據，那麽(me) 對相關(guan) 舊說的重新審視與(yu) 討論就非常有必要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