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以真德秀與(yu) 徐元傑經筵進讀為(wei) 例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湖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內(nei) 容摘要：經筵原本是帝王經史教育之地，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逐漸成為(wei) 與(yu) 內(nei) 朝、外朝並重的政治空間？通過真德秀與(yu) 徐元傑的經筵講讀記錄，可知士大夫以君德聖治成就為(wei) 旨歸的經典詮釋、君臣經筵學問與(yu) 治道的切磋、經筵留身後的時政探討與(yu) 信息交流，不僅(jin) 拓展了士大夫參政議政的渠道與(yu) 帝王政治決(jue) 策的信息來源，而且為(wei) 君臣在價(jia) 值理念與(yu) 治國策略上達成共識提供了契機，從(cong) 而為(wei) 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礎，呈現了士大夫以經筵為(wei) 平台，以學術介入政治的動態過程。

關(guan) 鍵詞：經筵講讀；經筵留身；君臣共治；真德秀； 徐元傑

宋代建國後，出於(yu) “治道”需要而實施的文治治國策略，極大地促進士大夫主體(ti) 意識的崛起，逐漸形成了帝王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關(guan) 於(yu) 這種共治格局的形成，世人多關(guan) 注其與(yu) 科舉(ju) 取士、學校教育以及人才選拔製度等之間的關(guan) 係，卻忽略了因帝王“典學”需要而產(chan) 生的經筵製度的重要影響。[1]呂中《大事記講義(yi) 》曰：“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nei) 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 [2]“經筵”原本作為(wei) 帝王的經史教育之地，[3]為(wei) 什麽(me) 會(hui) 成為(wei) 與(yu) 內(nei) 朝、外朝並列的重要政治空間？它與(yu) 君臣共治理念的形成之間存在著什麽(me) 樣的關(guan) 係？學術與(yu) 政治之間如何貫通？宋代大儒真德秀與(yu) 其弟子徐元傑曾作為(wei) “帝王師”入侍經筵，不僅(jin) 留下了經筵講學的講稿《經筵講義(yi) 》，而且以經筵進讀日記的形式記錄了君臣在經筵的互動事跡，[4]為(wei) 我們(men) 研究宋代士大夫如何借助經筵講學中的經義(yi) 詮釋與(yu) 君臣互動問答，以及“經筵留身”後的時政探討，以學術介入政治，影響帝王的德性修養(yang) 與(yu) 政治決(jue) 策，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一、經筵講學：君臣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

由於(yu) 經筵講學的對象是貴為(wei) 一國之君的帝王，這就必然決(jue) 定了經筵官在講學時不能囿於(yu) “析章句，考異同，專(zhuan) 記誦，備應對”等字詞章句、訓詁名物等知識傳(chuan) 授，而是要引導帝王“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舉(ju) 而措之天下之民”，[5]通過對經典義(yi) 理的發揮，以“道”引君，成就君德聖治，使天下重歸於(yu) “治”。同時通過經筵中的君臣問答，彼此切磋交流，為(wei) 君臣在思想意識與(yu) 治國理念上達成共識提供了契機。[6]

1.士大夫經典義(yi) 理詮釋與(yu) 君德聖治成就之旨歸

宋初至仁宗前期，雖說受漢唐章句之學的影響，經筵講經仍以章句訓詁等方式為(wei) 主，[7] 但出於(yu) 帝王“學以求治”的需要，即使是在經筵任職長達27年之久，被人譏為(wei) “一以注疏為(wei) 主，無他發明”的楊安國，[8]也不乏以義(yi) 理解經的舉(ju) 動。如仁宗時講《易》“坤卦”之“上六，龍戰於(yu) 野”時，楊安國便聯係時政，引申經義(yi) 說：“譬之權臣擅命，作威作福，蔽君耳目，不得聰明，可移人心，可覆國家，苟辨之不早，必有龍戰之患也。”[9]勸誡仁宗明辨賢愚忠奸，確保國家政治穩定。類似的義(yi) 理發揮之言在《帝學》中多處可見。[10]神宗時，隨著王安石、陸佃、呂惠卿、曾布等“新學”人物入侍經筵，經筵講學逐漸形成了“發揮經旨義(yi) 理，感格君心；聯係帝王實際，語含勸誡；講說形式自由，語言通俗；建言朝廷時政，經世致用”等特點，[11]從(cong) 君主身心修養(yang) 與(yu) 政治實踐著手，進行經典詮釋與(yu) 義(yi) 理發揮，以啟迪君心，培養(yang) 君德，影響政治。[12]

南宋大儒真德秀與(yu) 徐元傑在經筵講經，也恪守著“經筵非為(wei) 分章析句”，重在“裨聖德，究治體(ti) ”的風尚，[13]於(yu) 君德與(yu) 聖治成就處用力。如對《大學》傳(chuan) 之首章的詮釋，真德秀開篇即言“《康誥》《帝典》兩(liang) 語切要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wei) 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yu) 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揭示天理人性人人具備，明德之所以難以成就，就在於(yu) 許多人“自暴自棄而不肯為(wei) 耳。”進而指出帝王用工之要“專(zhuan) 在屏去物欲”，以“克”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14]真德秀解經先闡釋理學的一般原則與(yu) 常人做工夫的用力點，再進而指明帝王修身立德之要，使得經典詮釋貼切自然，生動可感。同樣，在詮釋“大學絜矩章”時，真德秀指出“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從(cong) 人倫(lun) 日用處著眼，具體(ti) 指出為(wei) 子、為(wei) 父、為(wei) 弟、為(wei) 兄、為(wei) 臣之不恕的表現，從(cong) 而引申至帝王“絜矩之道”，並聯係當時“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眾(zhong) ”的客觀社會(hui) 現實，希望理宗念及寒冬臘月戍邊將士及百姓寒苦，以己度人，“以惻怛之心，施惠恤之政”，讓黎民百姓免於(yu) 饑寒。[15]進而指出造成這種“兵民胥怨”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權臣大開賄賂之門”，監司郡守及將帥“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提出“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16]的解決(jue) 方案。可謂貼近帝王實際，具有可操作性。又如徐元傑在詮釋《論語》時，通過經典導讀與(yu) 義(yi) 理闡發，指出“求其放心”乃是“古帝王相傳(chuan) 為(wei) 學切要處”，並言其經筵講學“發明求心之旨”的目的在於(yu) “以助聖學端本行仁之萬(wan) 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wan) 民、四方遠近莫不一於(yu) 正。”[17]可謂有的放矢，目標明確。

由此可見，君主之“德”的養(yang) 成與(yu) 國家之“治”的實現，是宋代士大夫們(men) 最為(wei) 關(guan) 切的問題。這種從(cong) 帝王的角度出發，聯係其修身養(yang) 性與(yu) 政治生活實際闡發經義(yi) 的方式，比較容易引起帝王的情感共鳴，增強其內(nei) 心的認同，因而在真德秀《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與(yu) 徐元傑《進講日記》中，“仰瞻聖顏，大覺和悅”“上深以為(wei) 然，喜見玉色”“上然之”“上曰極是”“上意喜甚，玉齒粲然”“上首肯”“上曰甚善甚善”等記載比比皆是，[18]體(ti) 現了帝王對士大夫所詮釋的經旨要義(yi) 的肯定與(yu) 認同，從(cong) 而有利於(yu) 君臣在修己治人、治國理政等方麵達成共識。

2.君臣經筵學問與(yu) 治道的切磋交流

經筵為(wei) 君臣提供了一個(ge) 互動交流的平台。在講學中，經筵官對經典詮釋有著絕對的主導權，但這並非意味著帝王隻能被動地接受士大夫們(men) 的講授，而是可以通過君臣有問有答的互動方式，交換意見、交流思想。在講學時如果帝王不主動提問，就會(hui) 遭到經筵官的質疑。如英宗在經筵“未嚐發言有所詢問”，司馬光即上言曰：“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wei) 臣等疏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禆助聖性。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誌，成日新之益”。[19]可見，君臣間的互動問答與(yu) 交流乃是經筵講學中的重要環節。

徐元傑在《進講日記》中詳細地記載了他與(yu) 理宗間的交流切磋。如在“四月初五”晚講中，“讀《論語》發明學問之道，求放心須自源頭理會(hui) ”。理宗心有所感曰：“心為(wei) 萬(wan) 事之源。”讀《魯論》時，徐元傑指出其“心字隻有三處。”上發問曰：“三處如何？”徐元傑奏曰：“第一處‘夫子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踰矩’，此是聖人之心；第二處‘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是賢者之心；第三處‘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是愚不肖之心。蓋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wei) 矣。心無所用，反不若博奕猥褻(xie) 之事，聖人戒之深矣。”上曰：“正是，心不可無所用”，表示讚同。[20]這是君臣對學問之要在“求放心”等經義(yi) 上達成的共識，為(wei) 徐元傑通過經典詮釋，以儒家之“道”正君心做好了義(yi) 理鋪墊。

此外，在經筵講學中君臣還會(hui) 就時政等問題進行交流與(yu) 探討，除經筵官經常會(hui) 借闡發經義(yi) 之際影射或言及時政問題外，帝王也會(hui) 主動就其關(guan) 心的問題向經筵官提問或谘詢。如一次晚講中，理宗連續向徐元傑發問：“一向雨少，連日得雨沾足否？”“外道諸郡多得雨，聞淮間亦得雨，敵人亦漸退，果否？”“比來米價(jia) 與(yu) 外方如何？”“此間楮價(jia) 與(yu) 外方如何？”“近來監司郡守得人否？”“史岩之奏減和買(mai) 濟事否？”[21]內(nei) 容涉及到天時、軍(jun) 事、經濟、人事等國計民生、軍(jun) 事戰備、人事任免等問題。理宗希望通過向經筵官的訪問谘詢，一是暢通信息渠道，多方位了解朝政之得失，黎民之生計，監司郡守是否得人；二是聽取經筵官對時政的建議與(yu) 看法，從(cong) 而為(wei) 其政治決(jue) 策及國家政令製定提供參考意見。[22]徐元傑依次作答後，理宗也回應道：“須嚴(yan) 備禦”，“隻要民便”，“是”等，[23]體(ti) 現了經筵官對帝王政治選擇與(yu) 決(jue) 策的影響。所以真德秀常與(yu) 理宗言：“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yu) 身心，關(guan) 於(yu) 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 [24]經筵君臣討論交流，必以“聖心洞然無疑”為(wei) 旨歸，為(wei) 經筵官較充分地表達意見提供了條件。

可見，在經筵講學中，經筵官通過對經典義(yi) 理的詮釋與(yu) 君臣間的互動交流，為(wei) 士大夫們(men) 以學術切入政治，通過對經典中所蘊含的儒家之“道”教化帝王，影響其德性修養(yang) 、思想觀念、治國理念及政治實踐提供了可能性。

二、經筵留身：經筵政治功能的拓展

隨著仁宗朝經筵製度的逐漸完善，經筵官的選擇與(yu) 任命、講讀時間與(yu) 地點、進講篇目與(yu) 內(nei) 容、經筵儀(yi) 式儀(yi) 規等均已基本完備。[25]尤其是宋神宗時，因變法需要，於(yu) 經筵講學之後，“群臣退，帝留安石坐”，常與(yu) 其“從(cong) 容議論”國事，[26]從(cong) 而進一步拓展了經筵的政治功能。“經筵留身”為(wei) 帝王與(yu) 經筵官討論時政、谘詢訪問提供了更為(wei) 私密與(yu) 從(cong) 容的空間。[27]元豐(feng) 時，“侍讀官於(yu) 所讀書(shu) 內(nei) 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28]又從(cong) 製度上為(wei) 經筵官詳細奏陳意見提供了保障。

在真德秀與(yu) 徐元傑的手記或日記中，記載了其經筵留身後，理宗所谘詢問題之廣泛，涉及到雨、雪、雷、電等天時問題；蠶桑、農(nong) 麥等農(nong) 事問題；楮幣、會(hui) 價(jia) 、鹽價(jia) 、米價(jia) 、經界、賦稅、和買(mai) 等財政經濟問題；史嵩之起複等人才任用等問題；邊備、北使朝見、核軍(jun) 籍等軍(jun) 事外交問題，還有朝廷事體(ti) 、士人議論等等，[29]真德秀與(yu) 徐元傑在回應這些問題時，均從(cong) 儒家士大夫的立場出發，力圖將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運用到帝王修身立德、治國理政的實際。

以理宗與(yu) 徐元傑多次討論的“天時”問題為(wei) 例。在四月十二日的進講中，理宗問：“此數日又闕雨，農(nong) 事不知如何？”徐元傑馬上用儒家修德以應天的思想勸誡理宗道：“恐懼修省以為(wei) 格天之本”，以至“心與(yu) 天一”，感動上天而降時雨。[30]又如在“十月內(nei) 進講”中，理宗為(wei) “連日雷聲甚厲”以及“邊事既急”而憂心，問徐元傑當如何消除“天變”、解除外患？徐元傑“因以時事而參之《易》”，以“《乾》健九五之君，不可無《坤》順六二大臣之助”為(wei) 喻，[31]認為(wei) 之所以出現天變，是因為(wei) 理宗前不久起複丞相史嵩之之命不合禮製，[32]導致士人議論紛紛，國家綱常不立，因此“天以非時之雷警告陛下”，“欲吾國之君臣上下，痛自刻厲，交修人事”，“上下講求克己複禮之複”，遠小人，進君子，“號召天下之賢俊，培養(yang) 萃聚於(yu) 本朝，以為(wei) 內(nei) 治強盛尊安之道”，“以悅人心而解天意”，立綱紀以“致泰”，應天變而消外患。[33]未幾，理宗“夜降禦筆黜四不才台諫，起複之命遂寢。”[34]體(ti) 現了經筵官們(men) 借助“天”的權威約束、勸誡帝王，將儒家重德行、修人事、任賢才、立綱紀的價(jia) 值信仰與(yu) 治國理念運用到朝政中的努力，並通過君臣間的深入切磋交流，對現實政治決(jue) 策與(yu) 運行產(chan) 生了積極的影響。

又如北使朝見與(yu) 邊備是理宗端平元年極為(wei) 關(guan) 注的問題。真德秀在《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中多次記載了理宗關(guan) 於(yu) 這類問題的詢問。如十月十四日進講後，理宗問“北使來議和”之事如何應對？真德秀指出對待來使“猶當禮接”，但邊備仍需不懈；[35]十二月十三日，理宗問真德秀是否見到丞相鄭清之關(guan) 於(yu) “北使朝見事”的劄子，德秀告知理宗自己雖未見劄子，但已於(yu) 昨天與(yu) 同僚“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韃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其區處似已穩當。”而問及使者朝見用“臨(lin) 軒”之禮是否合適時，真德秀言“極當”。至於(yu) “徐僑(qiao) 以為(wei) 不當引見（北使）”的問題，真德秀指出“大抵朝廷行事，最不可惡人異論”，勸誡理宗作為(wei) 一國之君，應當允許臣下發表不同意見，否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利害非細。”而“見與(yu) 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jue) 不可恃”，建議理宗“親(qin) 禦宸翰，諭三邊製帥”。[36]在禮接北使的同時加強邊備，做好一文一武兩(liang) 手準備。其間剛好“有禦封文字下本所”，麵對不同的意見，真德秀訖請過國史院與(yu) 眾(zhong) 官商量，於(yu) 是理宗召諸官集議。[37]通過真德秀與(yu) 理宗對話的記載，我們(men) 發現，經筵是帝王進行政治谘詢決(jue) 策、辨析朝廷信息真偽(wei) 、了解臣僚意見、知曉朝政得失的重要渠道，其間所碰撞出來的思想火花與(yu) 朝政共識會(hui) 影響到帝王的政治決(jue) 策與(yu) 政策製定。

經筵留身時，除了帝王主動向士大夫詢問政事外，士大夫也會(hui) 主動向帝王奏事，以表達自己對朝廷政事等看法。如孝宗時周必大有《講筵留身劄子三首》，內(nei) 容涉及《論久任邊帥》《論安定郡王襲封人》《乞考初元之政》等。[38]朱熹在寧宗時曾上《經筵留身麵陳四事劄子》，涉及“修葺舊日東(dong) 宮”之計、“壽康定省之禮”、“朝廷綱紀”之議，孝宗“山陵之卜”等，直指帝王之家事與(yu) 國事。[39]端平元年十月十九日，真德秀進讀《大學章句》後，“又奏邊事，已見《端平廟議申聖語狀》”。[40]十一月十六日進講，“因言及財用窘匱，奏曰：“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隻有撙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陛下諭大臣速如所請施行”等。[41]徐元傑十二月十八日進講有注曰：“十一月有一講口奏，上始決(jue) 於(yu) 言，下且喜而稱鄭清之、趙與(yu) 權。又問相臣才徳之辯。至二十八日又問才徳，始為(wei) 之極力奏陳，聖意覺愈堅。”[42]可見，經筵拓展了士大夫參政議政，發表政見的渠道。

如果說經筵講學主要是以“學”為(wei) 主，重在經義(yi) 闡釋與(yu) 發揮，並兼及政治問題，那麽(me) 經筵留身探討的問題則主要以“治”為(wei) 主，君臣間交流時政的廣度與(yu) 深度進一步增強，從(cong) 而使得“經筵”不僅(jin) 隻是帝王經史教育之地，而且成為(wei) 了帝王向士大夫谘詢顧問、探討時政、收集信息的重要政治空間。所以宋人說：“朝廷自宰相以及群司，率以職事進對，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於(yu) 景晷，不得詳盡其理。唯邇英閣者，陛下燕閑之所也。侍於(yu) 側(ce) 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yu) 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曆代之史也。禦燕閑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谘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yi) 之道、禍敗之原。鑒而行之，則上可以為(wei) 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為(wei) 漢高、光武、唐太宗也。”[43]經筵在正常的行政奏對之外，為(wei) 帝王與(yu) 士大夫提供了相對從(cong) 容探討與(yu) 交流空間。

三、結語

經筵作為(wei) 兼具文化教育與(yu) 政治探討功能的空間，一方麵為(wei) 士大夫借助經筵經義(yi) 詮釋與(yu) 問答互動，經筵留身時君臣的議論交流，以學術切入政治，引導帝王“學”以成“德”出“治”提供了有效途徑，拓展了士大夫參政議政的渠道；另一方麵經筵活動的開展，既彰顯帝王以文治國、崇儒重道形象，又為(wei) 其谘詢時政、收集信息、政治決(jue) 策拓展了空間，進而為(wei) 帝王與(yu) 士大夫在價(jia) 值理念與(yu) 治國策略上達成共識提供了契機，奠定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基礎。

從(cong) 宋代政治實際考察可知，經筵往往也是朝中各派掌控朝局的必爭(zheng) 之地。如神宗熙寧時，圍繞著法之“變”與(yu) “不變”，司馬光與(yu) 呂惠卿在經筵展開了激烈的辯論。[44]王安石為(wei) 確保變法的順利推行，大力引介其姻親(qin) 與(yu) 學生呂惠卿、沈季長、王雱、陸佃、曾布等入經筵，防範不同政見對新法有可能造成的衝(chong) 擊，堅定神宗變法的決(jue) 心與(yu) 政治決(jue) 策。所以《續資治通鑒長編》說王安石：“常欲置其黨(dang) 一二人於(yu) 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sang) ，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45]南宋時秦檜專(zhuan) 權的重要舉(ju) 措之一，就是控製“經筵”。據《宋大事記講義(yi) 》記載：“獨經筵之地，乃人主親(qin) 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於(yu) 是以熺兼侍講，又以巫伋為(wei) 說書(shu) ，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講官之進說，而臣無複天子之臣矣。”[46]秦檜的這種通過操縱參預經筵人選來控製言論，以把握帝王的動向的方法，也為(wei) 南宋後期的許多權相所模仿。[47] 體(ti) 現了經筵在政治中的重大影響。

此外，成為(wei) “帝王師”的經筵官大多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因而在宋朝曾經以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崇政殿說書(shu) 等身份入侍經筵的士大夫，最終位至宰執的大有人在。如章得象、賈昌朝、曾公亮、晏殊、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劉摯、蘇頌、周必大、真德秀等。當有機會(hui) 得君行道時，他們(men) 堯舜其君，積極參政議政，力圖有所作為(wei) ，實現道濟天下的理想；當貶官閑居時，他們(men) 便著書(shu) 立說，授徒講學，堯舜其民，教化世道人心，從(cong) 而促進了儒學的官學化、社會(hui) 化，形成了宋代鮮明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因而研究宋代君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經筵是其不可忽視與(yu) 回避的重要環節。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琦（1976-），女，湖南邵陽人，哲學博士，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宋明理學研究。
 
[1] 《宋史·文苑一》：“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 經筵製度正是順應帝王“典學”及以文治國策略的產物。見脫脫等：《宋史》卷43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997頁。
 
[2]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四月辛醜條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529頁。
 
[3] 經筵又稱經幄、經帷、講席、講筵。廣義的經筵指的是漢代以降,皇帝親自參加的學術活動；狹義的經筵指北宋確立的,有專門法規保障,在專門機構組織操作下,由任專門官職的儒生在固定時間、固定場所向皇帝傳授儒家經典和曆史知識的禦前學術講座。其中，太宗、真宗時可視為經筵發軔期，至仁宗時經筵製度正式確立。參見：鄒賀、陳峰：《中國古代經筵製度沿革考論》，《求索》2009年第9期；陳東：《中國古代經筵概論》，《齊魯學刊》2008年第1期；薑鵬：《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60頁。
 
[4] 真德秀於端平元（1234）年除翰林學士知製誥兼侍讀，為宋理宗進講朱熹的《大學章句》，撰有《（大學）經筵講義》與《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詳見《宋史》卷437《真德秀傳》，第12957-12965頁；林日波：《真德秀年譜》，華中師範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2頁；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徐元傑曾在理宗朝任崇政殿說書，進讀《論語》，撰有《（論語）經筵講義》與《進講日記》，詳見《宋史》卷424《徐元傑傳》，第12660-12662頁；徐元傑：《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5] 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4頁。
 
[6] 王琦、朱漢民：《論宋代儒家新帝學的興起》，《鵝湖月刊》第45卷第6期（總號第534）。
 
[7] 薑鵬：《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34頁。
 
[8] 脫脫等：《楊安國傳》，《宋史》卷294，第9828頁。
 
[9] 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14頁。
 
[10] 楊安國曾多次為仁宗講解《詩經》《論語》《周易》《尚書》等經義，多有義理發揮之言。具體可參看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3-131頁。
 
[11] 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12] 王琦：《以道學建構帝學——朱熹詮釋<大學< span="">>的另一種理路》，《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13] 脫脫等：《周必大傳》，《宋史》卷391，第11965 頁。
 
[14] 真德秀：《進讀大學卷子（十月十九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 真德秀：《講筵卷子（二十七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二十七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 徐元傑：《經筵講義》，《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 真德秀：《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徐元傑：《進講日記》，《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19] 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9頁。
 
[20] 徐元傑：《進講日記（四月初五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21] 徐元傑：《進講日記（十一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22] 鄧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從宋代 “言路”看製度文化》，《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3] 徐元傑：《進講日記（十一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24] 真德秀：《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 鄒賀、陳峰：《中國古代經筵製度沿革考論》，《求索》2009年第9期。
 
[26] 陳邦瞻：《王安石變法》，《宋史紀事本末》卷37，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25-326頁。
 
[27] 平田茂樹認為經筵官的職務是給皇帝教授學問,有時講經結束之後,經筵官會被留下來與皇帝交談政治問題,即所謂“經筵留身”。參見平田茂樹：《宋代的政治空間:皇帝與臣僚交流方式的變化》，《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8]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侍讀侍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193頁。
 
[29] 真德秀：《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徐元傑：《進講日記》，《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0] 徐元傑：《進講日記（四月十二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1] 徐元傑：《進講日記》，《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2] 據《宋史》卷424《徐元傑傳》記載：理宗時“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複”，導致“學校叩閽力爭”，士論紛紛。因而在端平元年甲辰九月十六日進講後，理宗問徐元傑對史嵩之起複的意見，徐元傑認為“端憂居家，禮之常也；狥國赴急，禮之變也；禮須要度宜，隻緣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啟人之疑，惟在陛下優容之”，勸誡理宗作為帝王出命不可不慎，當“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詳見脫脫等：《宋史》卷424，第12661-12662頁；徐元傑：《進講日記（甲辰九月十六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3] 徐元傑：《進講日記（十月內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4] 脫脫等：《徐元傑傳》，《宋史》卷424，第12661-12662頁。
 
[35] 真德秀：《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十四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6]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二月十三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二月十三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8] 周必大：《文忠集》卷137、142、14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 朱熹：《經筵留身麵陳四事劄子》，《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683頁。
 
[40]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九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六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2] 徐元傑：《進講日記（十二月十八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43] 韓維：《上英宗禦邇英詢問講讀臣僚》，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50，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42頁。
 
[44] 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49-152頁。
 
[45]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15“熙寧三年九月癸巳條”，北京：中華書局， 2004年，第5236頁。
 
[46]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四月辛醜條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529-2530頁。
 
[47] 董文靜：《南宋台諫“必預經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為線索的考察》，《浙江學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