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三民”主義(yi)

作者：齊義(yi) 虎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多維CN》第66期

相比西方的“民主”理論，儒家的政治學說常常被冠之以“民本”主義(yi) 。從(cong) 《詩經》的“民本邦本，本固邦寧”，到孟子的“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再到荀子的“天之生民非為(wei) 君也，天之立君以為(wei) 民也”，一以貫之的正是此“民本”之道。民主與(yu) 民本雖然都重民，但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卻又不一樣。民主主張人民自己當家做主，而民本主張居官者為(wei) 民做主。《尚書(shu) 》有言：“天惟時求民主。”這裏的“民主”一詞，其最初的本義(yi) 便是民之主，與(yu) 西方的democracy（人民自主）的意思剛好相反。就理論的徹底性而言，民主相比民本更為(wei) 強調人民的主體(ti) 性，為(wei) 民做主終究不如人民自主更加積極有為(wei) ，畢竟靠人不如靠己嘛。但細細思之又會(hui) 有所疑問，人民真的具有自主的能力嗎？民粹的非理性衝(chong) 動如何駕馭？群氓的數量優(you) 勢果真能替代精英的德行智力高度嗎？對於(yu) 未成年人而言，父母的監護是不可或缺的，在其心智品性尚不成熟的狀態下過早地給予其自主權，不惟不能成就他們(men) ，反而還會(hui) 帶來不必要的危險。

民主與(yu) 民本，孰優(you) 孰劣？

西方的有識之士如密爾也看到了這一點，於(yu) 是以代議製來對民主進行改造，對其內(nei) 在的係統漏洞加以彌補。代議製一方麵是為(wei) 了應對國家規模擴大之後直接民主不再可行的困境，另一方麵就是承認了精英與(yu) 大眾(zhong) 的區別，以選舉(ju) 的方式產(chan) 生少數精英來代替大眾(zhong) 管理國家。古希臘的民主實行的是輪流統治，公民之間是平等的關(guan) 係，所以公民大會(hui) 往往由抽簽來決(jue) 定。與(yu) 偏向於(yu) 平等原則的抽簽不同，選舉(ju) 本身就是一個(ge) 擇優(you) 錄取的過程，已經預含了人與(yu) 人之間德行才智上的不平等。經過選舉(ju) 的過濾，原來“人民之直接統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民主製變成了“基於(yu) 人民同意之間接統治”（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的代議製。代議製通過選舉(ju) 將少數人的統治與(yu) 多數人的同意結合了起來，它已經不是純粹的民主製，而是半民主半貴族體(ti) 製。隻不過這裏的“貴族”不再是世襲的而是選舉(ju) 產(chan) 生的，不再是終身製的而是有任期限製的，但他們(men) 的精英統治屬性依舊沒變。

孫中山先生在借鑒西方民主思想的時候也注意到了這種古今民主之間的差異。在其三民主義(yi) 之民權主義(yi) 部分，他創立了權能分立的理論，主張主權在人民而治權在政府，人民掌其權，專(zhuan) 家掌其能。人民選舉(ju) 產(chan) 生國民大會(hui) ，通過國民大會(hui) 享有選舉(ju) 、罷免、創製、複決(jue) 四項主權權力；政府則實行專(zhuan) 家治國，由總統領導下的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來執掌具體(ti) 之治權。

相對於(yu) 密爾和孫中山對於(yu) 民主製的製度改造和理論彌縫，儒家的民本學說顯得更加誠實可行。在儒家的政治觀裏，現代的人民古代被稱作子民，與(yu) 子民相對的則是父母官。民者冥也，懵懂無知之謂也。子民的不成熟性不是體(ti) 現在年齡的未成年上，而是體(ti) 現在其德行的不自覺上。儒家雖然秉持性善論，但也不否認人與(yu) 人之間的後天差異。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xi) 相遠”，其結果就是“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zhong) ，仁者希”。所以任何社會(hui) 都會(hui) 存在德行和智力的人群分化，這是一個(ge) 不可否認的自然事實。其在社會(hui) 分工結構上的體(ti) 現便是勞心者與(yu) 勞力者之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yu) 人。故人民既需要被組織，又需要被領導，更需要被教化。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隻是一盤散沙，沒有領導指引的人民隻是群眾(zhong) 的盲動，沒有教化啟蒙的人民隻是逐於(yu) 利的小人。政治本身就是一個(ge)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的過程，而且這個(ge) 過程會(hui) 在代際之間持續更替下去，永無止境，曆史從(cong) 來不會(hui) 終結於(yu) 某個(ge) 靜止的畫麵。所以儒家的曆史觀是治亂(luan) 往複、生生不息的，絕不會(hui) 相信什麽(me) 機械的曆史終結論。

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會(hui) 問兩(liang) 個(ge) 問題，一個(ge) 是：為(wei) 什麽(me) 中國社會(hui) 沒有產(chan) 生資本主義(yi) ？另一個(ge) 就是：為(wei) 什麽(me) 中國沒能產(chan) 生西方那樣的民主理論？前者問的是經濟基礎，後者問的是上層建築，實際上兩(liang) 個(ge) 問題是關(guan) 聯在一起的。在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的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曆史目的論：西方走在了人類曆史的前列，西方的曆史進程也就是人類的普遍模式，中國歧出於(yu) 西方的曆史模式，所以才導致落後挨打。於(yu) 是他們(men) 哀歎中國的政治文明隻停留在了民本的中間階段上，而不能更進一步地演化出更為(wei) 高級的民主理論。這其中的潛台詞就是西方的民主理論比儒家的民本理論更為(wei) 徹底、更為(wei) 先進、更為(wei) 高級。於(yu) 是沒能產(chan) 生民主與(yu) 資本主義(yi) 仿佛成了中國人的奇恥大辱，近代以來的中國人逐步失掉了文明的自信，一步步滑入文化自卑的曆史深淵。要麽(me) 打倒孔家店，要麽(me) 深挖民族的劣根性，自作自賤到了極點。但曆史的真相果真是這樣的嗎？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不敢反問西方：為(wei) 什麽(me) 西方沒有產(chan) 生中國的科舉(ju) 製？為(wei) 什麽(me) 西方們(men) 沒有實現中國的大一統？這是不是說明他們(men) 的政治文明要比中國落後呢？

民本=天有+君治+民享

如果我們(men) 用公式來簡單概括民主與(yu) 民本的話，民主=民有+民治+民享，民本=天有+君治+民享。有即所有權，治即使用權，享即受益權。按照現代的產(chan) 權理論，誰所有、誰使用、誰受益，故所有權、使用權、受益權必然是統一的，其在政治主權上的反映便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位一體(ti) ，這可以稱之為(wei) 西方的“三民”主義(yi) 。相比之下，儒家的政治邏輯不談主權歸屬於(yu) 誰的所有權問題，而是直接訴諸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原則。

首先，所謂天有也就是公有，主權不落實在任何個(ge) 人或群體(ti) 的身上，而是高懸於(yu) 天，為(wei) 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的天下人所共有之。主權在天而非主權在人，決(jue) 定了任何的人間統治者擁有的隻是代天牧民的治權，而不是至高無上的主權。老天爺好比董事長，皇帝隻是CEO，所謂天命就是董事長對CEO的任命。CEO幹得好自然可以續命，幹不好則可以撤職換人，這就是中國傳(chuan) 統的革命思想。所謂革命也就是變革天命，重新任命一個(ge) 掌握治權的代理人。故中國的皇帝隻是奉天承運來暫時治理國家，並沒有什麽(me) 君權神授之說。君權神授是上帝將主權永久地讓渡給君主，是所有權的轉移。中國的皇帝從(cong) 老天爺那裏得到的隻是委托代理權，而不是所有權。相比西方的君權神授，中國可稱之為(wei) 君職天命，這是中西方君主製在權力屬性上的根本分歧。

反觀近代的主權在民說，相對於(yu) 西方曆史上的君權神授說固然具有偉(wei) 大的進步性，但這種人民主權說到底還隻是建立在權利私有製基礎上的“共有製”，即在世者的共同所有，而無法上升到容納過去世和未來世的“公有製”。天賦人權導致的結果就是個(ge) 人權利的私有製，社會(hui) 契約論隻是對私有權利的股份化整合。故現代的民主理論隻涉及到了空間上的大眾(zhong) 共和，卻忽略了時間上的代際共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ge) 理論缺憾。在這一點上，天有比民有的立論層次要更高，這樣才能為(wei) 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體(ti) 係奠基。

其次，所謂的君治不是君主個(ge) 人的專(zhuan) 製獨裁，而是君子群體(ti) 的協作共治。這裏的君指的是君子這一群體(ti) ，而不是君主個(ge) 人，是複數格式而不是單數格式。西方的政體(ti) 分類依據統治人數的多少劃分為(wei) 一人統治之君主製、少數人統治之貴族製和多數人統治之民主製，此為(wei) 三種正態政體(ti) 。與(yu) 之相應還存在三種變態政體(ti) ，即一人統治之僭主製、少數人統治之寡頭製和多數人統治之暴民製。正態和變態政體(ti) 加在一起一共有六種之多，可謂豐(feng) 富多彩。於(yu) 是有人又會(hui) 自卑地反問，中國為(wei) 何沒有產(chan) 生這麽(me) 精致的政體(ti) 分類理論呢？是不是我們(men) 的政治文明理論粗糙落後的結果呀？實際上又是盲目自卑了。任何理論都是來自於(yu) 曆史實踐，中國之所以沒有產(chan) 生西方這種複雜的政體(ti) 分類理論，那是因為(wei) 我們(men) 在實踐上根本不需要。

西方的政體(ti) 分類學說是在古希臘城邦國家的規模基礎上產(chan) 生的，一個(ge) 小城邦不過幾萬(wan) 公民，當然可以實行一人統治或多數人統治。但中國早在夏商周的三代時期就已經是一個(ge) 超大規模的國家了，國土覆蓋黃河中下遊地區，有幾十萬(wan) 平方公裏；人口有幾百萬(wan) 甚至上千萬(wan) 之多。試問，如此超大規模的國家，可能靠一人統治嗎？可能實行多數人統治嗎？答案就是都不可能。所以中國的國家規模已經決(jue) 定了我們(men) 隻能實行少數人的統治，問題就在於(yu) 如何遴選統治者。所以我們(men) 根本不需要西方那樣的政體(ti) 分類理論，隻需要沿著少數人統治的賢能政治模式繼續思考下去就行了。這就是國情不一樣的產(chan) 物，跟政治文明的高低優(you) 劣無關(guan) 。就像大公司與(yu) 小公司的管理模式不可能一樣，超大規模的華夏國家與(yu) 西方那種超小規模的城邦國家在國家治理的模式上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本就不可進行比較。如果非要比較的話，那也肯定是大國比小國的治理模式更為(wei) 先進複雜。

現代西方政治有一個(ge) 深藏的邏輯悖論，一方麵致力於(yu) 追求政治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一方麵又不相信人性中的大公無私精神。於(yu) 是隻能在性惡論和私有製這兩(liang) 副鐐銬之下左支右絀，在權力製衡的精巧設計中追求一個(ge) 最不壞的結果。權力製衡的結構安排固然重要，但培養(yang) 掌握權力的大人君子更為(wei) 重要。儒家政治學說多談誠意修身之道，反被汙為(wei) 尚人治不尚法治，豈不是冤枉？對於(yu) 一個(ge) 好的政治而言，製度與(yu) 人事缺一不可。

最後，所謂的民享即人民是政治的最終受益者。民本與(yu) 民主在民享這一點上有其共性，但也有不同。現代國家好比一個(ge) 公司，每個(ge) 公民都是這個(ge) 公司的股東(dong) ，所謂的主權在民也就是股權在民。全體(ti) 股民選舉(ju) 產(chan) 生的董事會(hui) 相當於(yu) 議會(hui) ，作為(wei) 法人代表的董事長相當於(yu) 國家元首，職業(ye) CEO相當於(yu) 內(nei) 閣總理，國家福利相當於(yu) 股民分紅。所以民主製下的民享主要側(ce) 重於(yu) 物質上的享受，如從(cong) 搖籃到墳墓的國家福利等等。儒家公天下政治邏輯下的國家不是產(chan) 權明晰的公司，更像一所國有公立的學校。這所學校在所有權上既不屬於(yu) 校長，也不屬於(yu) 教師，更不屬於(yu) 學生，而是超脫於(yu) 三者之上的公有。就其治理結構而言，校長相當於(yu) 國家元首，教師相當於(yu) 即各級官員，學生相當於(yu) 普通百姓。學校的所有權是公有的，治理權屬於(yu) 校長和教師，但這都不妨礙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yang) 學生、一切為(wei) 了學生。民本製下的民享包括了生命保障、身體(ti) 滿足和心靈安頓三個(ge) 方麵，即保民、養(yang) 民與(yu) 教民，可以稱作是儒家版本的“三民”主義(yi) 。

三民主義(yi) ：保民-養(yang) 民-教民

提起三民主義(yi) ，估計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yi) 。孫氏的三民主義(yi) 主要是來自於(yu) 對中西方思想的兼容並蓄，但以現代西方思想為(wei) 主。其民族主義(yi) 對內(nei) 主張驅除韃虜，推翻滿清的異族統治；對外主張反對帝國主義(yi) ，維護國家民族的獨立尊嚴(yan) ；另外在文化上還要賡續道統，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的華夏文明。其民權主義(yi) 主張權能分立，五權憲政。其民生主義(yi) 主張節製資本、平均地權。除此之外，前文提到的“民有—民治—民享”也可以算作西方的三民主義(yi) ，即所有權、使用權和受益權的三位一體(ti) 。相比前麵這兩(liang) 種三民主義(yi) ，儒家也有一套植根於(yu) 本土文化傳(chuan) 統的三民主義(yi) ，那就是以民本為(wei) 指向的“保民—養(yang) 民—教民”學說。所謂保民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使之有免於(yu) 恐懼之自由；所謂養(yang) 民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之有免於(yu) 貧困之自由；所謂教民就是提升人民的道德精神，使之有免於(yu) 愚昧之自由。用孔子的話說，保民即“庶之”，使人口繁庶；養(yang) 民即“富之”，使衣食無憂；教民即“教之”，使富而好禮。此三者可謂之孔子的國家治理三步走戰略。孟子生逢戰國之亂(luan) 世，故著重強調“保民而王”，僅(jin) 是就第一步而言的。實際上保民隻是儒家的最低綱領，養(yang) 民教民、教養(yang) 兼備才是儒家的最高綱領。

儒家的三民主義(yi) 上與(yu) 三才之道相應，下與(yu) 人民的三種需求相關(guan) 。所謂三才乃是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相參。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時運化，生生不息；大地有厚載之恩，地材蕃育，滋養(yang) 眾(zhong) 生；君師有化育之功，人治和順，澤潤百姓。故天道在於(yu) 保民，地道在於(yu) 養(yang) 民，人道在於(yu) 教民。天地人三才之道共同指向的便是以民為(wei) 本。從(cong) 人民之需求來看，第一是活下來，第二是活得富足，第三是活得有意義(yi) 。保民使之活下來，養(yang) 民使之活得富足，教民使之活得有意義(yi) 。具體(ti) 而言，保民需要外禦敵宼、內(nei) 平治安、司法審判、維護正義(yi) ，使得人民免受國內(nei) 外的暴力威脅。養(yang) 民需要解決(jue) 人民生老病死之事，使男有分、女有歸，各司其職、安居樂(le) 業(ye) 。教民需要宣揚仁義(yi) 禮智、孝悌敦信等德性，使人民明禮知恥、反身而誠、文質彬彬、其樂(le) 融融。保民、養(yang) 民、教化反映了人民需求的三個(ge) 層次，即安全、財富、道德；同時也是政治舉(ju) 措的三個(ge) 步驟，即庶之、富之、教之。不僅(jin) 孔子的時代需要如此這般地依次施政，今天的政治依舊不得不如此按部就班才行，這才是超越時空的普世價(jia) 值。

證之以國史，可謂班班可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ge) 三十年，其主要任務是獨立建國、肅清內(nei) 外敵人，給人民營造一個(ge) 內(nei) 外和平安全的生存環境，毛澤東(dong) 時代基本上完成了“庶之”的任務，於(yu) 是全國人口翻番，由5億(yi) 增長到10億(yi) 。第二個(ge) 三十年，其主要任務是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讓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的改善和提升，鄧小平時代（包括江澤民和胡錦濤當政時期）基本上完成了“富之”的任務，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第三個(ge) 三十年，其主要任務是民族複興(xing) 、五位一體(ti) 之全麵發展，讓人民重新找回泱泱大國的文化自信，習(xi) 近平時代正在為(wei) 此而努力奮進。可以說，雖然我們(men) 在意識形態上沿用的還是來自於(yu) 西方的民主話語，但我們(men) 在政治實踐中落實的卻是儒家三民主義(yi) 的民本戰略。正是由於(yu) 名與(yu) 實的不相副，讓我們(men) 在解釋中國的成功之道時常常麵臨(lin) 話語體(ti) 係上的錯位與(yu) 矛盾。要想真正地建立起四個(ge) 自信，那就要先從(cong) 意識形態的話語體(ti) 係轉換開始：以中國解釋中國，而不再是以西方解釋中國。儒家的三民主義(yi) 學說比之西方的民主理論對中國的政治實踐無疑更具有解釋力和指導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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