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實事求是”、湖湘文化與(yu) 嶽麓書(shu) 院

作者：鄭佳明

來源：《湖南日報》湘江周刊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廿五日丙辰

          耶穌2021年1月8日

芻議“實事求是”、湖湘文化與(yu) 嶽麓書(shu) 院

湖湘認識論

芻議“實事求是”、湖湘文化與(yu) 嶽麓書(shu) 院，這個(ge) 題目看起來有點散，其實有一條線索，把這三樣東(dong) 西連接起來、貫穿起來。這條線索就是“認識論”。湖湘文化也好，湘學也好，跟認識論有很大關(guan) 係。湘學的創始人周敦頤，重要代表人物胡安國、胡宏、張栻都對認識論有重要論述，王船山更是全麵總結了古代認識論，開辟了近代認識論的新天地。曆史大轉折時期，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都有認識論新實踐、新思想、新貢獻，創造了“湖湘經世理學”。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毛澤東(dong) 的《實踐論》和“實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國認識論達到了新的高峰。

毫不誇張地講，湖湘文化和湘學在認識論上有特色、有優(you) 勢，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和思想的奇葩。嶽麓書(shu) 院是湖湘文化的學術基地、湘學的大本營，湘學認識論的大家，幾乎都與(yu) 嶽麓書(shu) 院相關(guan) 聯，毛澤東(dong) 的“實事求是”是自古至今認識論的高度概括，充分吸收了嶽麓書(shu) 院和湖湘文化的營養(yang) 。

什麽(me) 是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黨(dang) 的思想路線，既是民主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也是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是毛澤東(dong) 思想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攻堅克難、開拓前進的“法寶”。

追根溯源，“實事求是”思想有三個(ge) 來源。一是毛澤東(dong) 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實踐；二是馬克思主義(yi) 的辯證唯物主義(yi) 認識論；三是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的知行觀。我們(men) 這裏主要講嶽麓書(shu) 院與(yu) 傳(chuan) 統的知行關(guan) 係。

實事求是匾額

什麽(me) 是實事求是？1941年在《改造我們(men) 的學習(xi) 》中，毛澤東(dong) 曾對實事求是作過經典闡述，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nei) 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men) 去研究。”“實事求是”表達雖然很簡潔，但是內(nei) 涵十分豐(feng) 富。“實事求是”屬於(yu) 知行關(guan) 係範疇，不僅(jin) 僅(jin) 是認識論，而且是方法論，而且其中蘊含著價(jia) 值觀。毛澤東(dong) 專(zhuan) 門寫(xie) 作了《實踐論》來闡述這個(ge) 問題。由於(yu) 他的深刻生動的闡釋，由於(yu) 他的大力倡導，“實事求是”深入黨(dang) 心、民心，包括中央黨(dang) 校在內(nei) 的許多著名學校，都把它作為(wei) 校訓。

作為(wei) 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大黨(dang) ，其思想路線的表達，如此重大的哲學命題，為(wei) 什麽(me) 從(cong) 嶽麓書(shu) 院的一塊匾額引申出來？

嶽麓書(shu) 院與(yu) 曆史風雲(yun)

嶽麓書(shu) 院是湖湘文化的象征，近代湖湘偉(wei) 人的搖籃。在曆史深遠的地方，嶽麓書(shu) 院雖然身處江南一隅，卻聯係著中國曆史變遷，中國思想潮流，中國變革風雲(yun) 。從(cong) 北宋到南宋，異族屢屢進犯，宋朝風雨如晦。滿懷憂患意識和家國關(guan) 切，胡安國胡宏來到湖南，創辦碧泉書(shu) 院、文定書(shu) 院。胡宏的弟子張栻開辟了嶽麓書(shu) 院新篇章；明清之際，天崩地陷，國破家亡，嶽麓書(shu) 院學子中，出了天地大儒王船山，他的哲學思想克服宋明以來官場學界思想上的虛空傾(qing) 向，主張回到客觀實際中來，從(cong) 實際出發認識和解決(jue) 國計民生問題，他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晚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培育了近代湘學學風和湖南的士林品格。

晚清鹹同年間，內(nei) 憂外患，列強環伺，中國麵臨(lin) 亡國滅種之禍，嶽麓書(shu) 院出身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jun) 集團人士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在甲午戰爭(zheng) 清軍(jun) 戰敗、割地賠款的時刻，譚嗣同痛呼“四萬(wan) 萬(wan) 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與(yu) 梁啟超等人辦起了“時務學堂”，時務學堂與(yu) 嶽麓書(shu) 院也有不解之緣。民國初期，嶽麓書(shu) 院學子楊昌濟等人，培養(yang) 出毛澤東(dong) 、蔡和森這樣的革命家。

嶽麓書(shu) 院大門

嶽麓書(shu) 院向世人證明，它的哲學理念，它培養(yang) 的學生能夠經世致用，麵對實際問題，解決(jue) 實際問題，能夠改變中國。正如書(shu) 院門口的對聯“納於(yu) 大麓，藏之名山”，書(shu) 院蘊藏著《尚書(shu) ·堯典》記載的“納於(yu)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的壯誌豪情。“實事求是”的思想源於(yu) 嶽麓書(shu) 院，並非偶然。小小的書(shu) 院出偉(wei) 大的思想，也並非不可能。

嶽麓書(shu) 院與(yu) 湘學

千年下來，嶽麓書(shu) 院在戰火中、風雨中屢仆屢起，傳(chuan) 承、記載、提升、變革著湖湘文化。湖湘曆史風雲(yun) ，蘊藉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凝結為(wei) 心憂天下、敢為(wei) 人先的探索精神。從(cong) 張栻開始，湘學與(yu) 嶽麓書(shu) 院結下不解之緣。張栻身處異族侵擾、國家危難的時代，父親(qin) 為(wei) 傑出的抗金名將，他辦書(shu) 院做學問傾(qing) 注滿腔情懷。他在嶽麓書(shu) 院整理吸收周敦頤、二程、張載等著名理學家的思想，撰寫(xie) 、刊行了《太極圖說》《張子太極解義(yi) 》《伊川粹言》等著作。編輯刊行《知言》《五峰集》等書(shu) 籍，傳(chuan) 授弟子，傳(chuan) 播胡氏之學。他與(yu) 同輩學者如朱熹、呂祖謙等展開學術交流，聚集理學學者群體(ti) ，來訪學者如過江之鯽。張栻摒棄科舉(ju) 之學、章句之學，提出“傳(chuan) 道濟民”的教學宗旨，鼓勵討論交流，師生學業(ye) 日精，不僅(jin) 湖湘子弟，其它地方學人也“以不得卒業(ye) 於(yu) 湖湘為(wei) 恨”。張栻於(yu) 嶽麓書(shu) 院研究學術，使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進一步的開拓和係統化，也使得嶽麓書(shu) 院的學術品質和學術地位大幅度提高。湘學的學統，湖湘文化的文脈，不僅(jin) 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宋真宗題賜書(shu) 院名匾，康熙、乾隆題賜匾額，曆代地方官也加以關(guan) 照，更重要的是曆代書(shu) 院的山長，以理學的精神，精心辦學，讓嶽麓書(shu) 院千年弦歌不絕，使湖湘關(guan) 心家國、經世致用的學風綿延不斷。

曆史轉折中的“實事求是”

從(cong) 晚清開始，中國人遇到“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認識客觀世界變成非常複雜和困難的事情，舊的思想武器一天天過時，一件件失靈。伴著堅船利炮從(cong) 域外傳(chuan) 來的思想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格格不入；国际1946伟德遇到了梁啟超所說的“學問饑荒”。認識論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曆史背景和新鮮課題。此時的思想界麵臨(lin) 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問題，一是如何堅守中國傳(chuan) 統的儒家思想，二是如何學習(xi) 西方先進的東(dong) 西。古今中外，攪在一起，知行體(ti) 用，眾(zhong) 說紛紜。從(cong) “師夷長技”到“中體(ti) 西用”，再到“全盤西化”，認識論的探索艱難崎嶇。湖湘士子堅守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同時，堅持經世致用，趨時更化，敢為(wei) 人先，大膽學習(xi) 西方先進的東(dong) 西，闖出了湖湘認識論的新路。

曾國藩

太平天國打進湖南，曾國藩以宋明理學為(wei) 價(jia) 值觀，取得朝廷和官學各界的支持，調動各種資源，又以經世致用創新變革，實事求是地解決(jue) 遇到的各種問題，竟然以少勝多，打敗太平軍(jun) ，挽救了大清王朝，同時發起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促成了“同治中興(xing) ”。此時的曾國藩發現，傳(chuan) 統的學問不夠用了，他繼魏源提出“師夷技”之後，提出“師夷智”，湘軍(jun) 重要成員郭嵩燾、他的兒(er) 子曾紀澤都是吸收西方先進思想的開明人士，他努力促成第一批學生到美國留學，培養(yang) 了大批對外開放人才。他是晚清中國向西方學習(xi) 的先行者和榜樣，帶動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曆史潮流。

譚嗣同等維新派，一方麵堅守著中國的傳(chuan) 統，以“仁”為(wei) 根本，另一方麵學習(xi) 整合人類各種文明成果，為(wei) 我所用，譚嗣同開拓了包容古今中外思想資源的新境界，他是晚清重要的啟蒙思想家。黃興(xing) 蔡鍔宋教仁等湖湘民主派人士，除了主張實行西方政治製度之外，還興(xing) 起了“實業(ye) 救國”的熱潮。賓步程先生是同盟會(hui) 會(hui) 員，既是革命者又是學者專(zhuan) 家，他把古老的嶽麓書(shu) 院轉型為(wei) “湖南高等工業(ye) 專(zhuan) 科學校”，並以“實事求是”作為(wei) 校訓，親(qin) 自題匾高懸於(yu) 學校大門，是一個(ge) 合乎曆史邏輯的舉(ju) 動。

青年毛澤東(dong) 受到湘學學統的影響，而這又與(yu) 嶽麓書(shu) 院有一定關(guan) 係。青年毛澤東(dong) 就學的湖南第一師範，前身即張栻創辦的城南書(shu) 院；他還由楊昌濟介紹，多次寓居嶽麓書(shu) 院半學齋自學。傳(chuan) 統書(shu) 院教育的耳濡目染，加之老師楊昌濟對書(shu) 院教育的推崇，讓青年毛澤東(dong) 十分向往書(shu) 院教育的形式。1921年8月，毛澤東(dong) 等人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他認為(wei) 自修大學的特點就是“取古代書(shu) 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nei) 容，而為(wei) 適合人性”。嶽麓書(shu) 院和湘學學統對毛澤東(dong) 的思想和學問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人生和事業(ye) ，他的思想和學風，都像一個(ge) 湖南學子。他對認識論和“實事求是”思想的關(guan) 注和提升，理由十分充分。

“實事求是”源於(yu) 漢朝班固對河間獻王劉德的評價(jia) ，主要是說他對待古典文獻的態度。這是麵向學術的“實事求是”，說起來這還是一個(ge) “漢學”的命題，主要講治學態度；後來經世思潮中，湘學學者使用“實事求是”命題，講的是麵對現實的“實事求是”。毛澤東(dong) 麵對的是艱難曲折、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他麵臨(lin) 著社會(hui) 各種各樣脫離實際的思想潮流，麵臨(lin) 黨(dang) 內(nei) “左”的和右的巨大幹擾。他智慧地抽象湖湘文化的精髓，把“實事求是”升華為(wei) 黨(dang) 的思想路線，掌握了認識論的主動權，這是他對湖湘文化優(you) 勢的把握，也是他湘學根底的厚積薄發。

認識論總結：《實踐論》與(yu) “實事求是”

知行關(guan) 係，是中國學術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在遠古的時代，《尚書(shu) ·說命中》就講：“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chuan) 》和其他古文獻中都講到知行關(guan) 係。孔子說，“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是知也。”他還講君子“三達德”，“智仁勇”。作為(wei) 大教育家，他把知行作為(wei) 他一生的事業(ye) 。孟子荀子都講“知”、講“學”，荀子有著名的《勸學篇》。先秦貴族子弟教育，除了“六經”，還有“六藝”。那個(ge) 時候就提出了一個(ge) 問題，功夫論。功夫就是孔子講的，“踐仁”；“禮”不僅(jin) 要說，而且要能操作。儒家重視實踐，生產(chan) 生活是要有秩序的，國家是要治理的，所以踐行是儒學的基本品格。孔孟的“知”，主要是知“仁”，仁義(yi) 禮智信，“行”，主要是道德踐行。然而，知什麽(me) ？行什麽(me) ？知和行，孰先孰後，孰輕孰重，自古以來，莫衷一是。總體(ti) 來講，先秦的認識論還很龐雜、粗淺和模糊。

認識論變得比較精致，比較理性，是在宋明時代。周敦頤在知行關(guan) 係上提出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東(dong) 西，把《中庸》裏“誠”的思想充分發揮，“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作為(wei) 本體(ti) ，溝通天人，指出了認識論的大方向。程朱強調《大學》裏邊的“八目”，“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誠”，講“知”，把個(ge) 人的“知”，當作必修課，這個(ge) 時候“知”不僅(jin) 僅(jin) 包括個(ge) 人修養(yang) 、修行，而且也包括對外部事物的認知，這就是朱熹講的，“格物窮理”。程朱講“格物致知”，“知”和“行”，割裂開來，被分成兩(liang) 截，先知後行，在知和行之間，有很長的距離，人要學習(xi) 很長的時間，曆經“十年寒窗苦”，然後才可以“行”，才能做官做事。特別是實行“八股取仕”之後，讀書(shu) 就完全變成了技術活兒(er) ，死記硬背，學的東(dong) 西沒有用，理論不聯係實際，“知”“行”脫節，晚明政風學風日下，王權終於(yu) 崩塌，與(yu) 此有關(guan) 。

陸王講“心學”，王陽明講“知行合一”，“知”和“行”之間聯係緊密些了，但仍然是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他隻是讓這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同時發生，認識過程中，當你良心發現，“致良知”的時刻，“起心動念”之時，你就在行了，他舉(ju) 了好色的例子，從(cong) 你看見美色那時候心一動，就已經在“行”了。做壞事，當你心裏起惡念的時候，你已經在“行”了。我們(men) 後來發明“狠鬥私字一閃念”，可能與(yu) 此有關(guan) 。所以他說知行合一，其實是合於(yu) 一個(ge) 主觀的意識。正由於(yu) 它是一個(ge) 主觀意識，缺乏客觀檢驗，難免被人隨意發揮，導致王學末流謬傳(chuan) 。有史學家認為(wei) ，這是明朝失敗的另外一個(ge) 原因。總而言之，程朱陸王都沒有跳出唯心主義(yi) 的窠臼。

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倡導實學，以古人實學自律；其弟子張栻視忽視經世致用者為(wei) “腐儒”。他說“夫所貴乎儒學者,以真可以經世而濟用也。若夫腐儒則不然”。空前的民族災難激起了王船山強烈的愛國主義(yi) 精神,使他更加關(guan) 注現實實際，他說“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王船山根據張載的見解，把“知”區分為(wei) “見聞之知”和“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比德性之知優(you) 先和重要，他還提出“力行第一”的觀點，強調“行”在先,知行互資。這些思想大大高於(yu) 傳(chuan) 統知行觀。在“道”“器”關(guan) 係上，他說“天下惟器而已矣”，主張“道隨器變”。

禦書(shu) 樓

毛澤東(dong) 《實踐論》提出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既繼承了王船山的“力行第一”的思想，又賦予“行”以“社會(hui) 實踐”的科學含義(yi) ，以區別以往個(ge) 別人道德踐履的“行”。毛澤東(dong) 把“社會(hui) 實踐”定義(yi) 為(wei) 生產(chan) 鬥爭(zheng) 、階級鬥爭(zheng) 和科學實驗三大社會(hui) 實踐，使得模糊了幾千年的“行”有了科學的含義(yi) 。參考王船山“見聞之知”與(yu) “德性之知”的區分，毛澤東(dong) 把認識區分為(wei)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他認為(wei) 感性認識解決(jue) 現象問題，理性認識解決(jue) 本質問題，二者互相聯係互相轉化，升華了王船山“見聞之知”與(yu) “德性之知”的思想。

毛澤東(dong) 在《實踐論》講到，實事求是就是理論與(yu) 實際相結合，主觀與(yu) 客觀相統一。他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深刻，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cong) 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cong) 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nei) 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dong) 的“兩(liang) 個(ge) 飛躍”與(yu) 王陽明的“知行互資”，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兩(liang) 個(ge) 飛躍”螺旋形式前進，又遠遠高於(yu) “知行互資”的簡單循環。社會(hui)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識論與(yu) 真理論統一，廓清了認識論的迷霧，為(wei) 社會(hui) 活動和社會(hui) 變革確立了真理的標準，努力的方向。

毛澤東(dong) 在他的《實踐論》標題下加了一行小字“論認識和實踐的關(guan) 係——知和行的關(guan) 係”，說明了毛澤東(dong) 在認識論上與(yu) 王船山和湖湘文化的繼承與(yu) 發展關(guan) 係。《實踐論》是毛澤東(dong) 認識論的全麵闡述，“實事求是”是毛澤東(dong) 認識論的高度概括，嶽麓書(shu) 院是湖湘認識論的淵藪。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