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的禮學思想及其社會(hui) 史意義(yi)

作者：徐道彬

來源：原刊於(yu) 《安徽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摘要：明清徽州之所以享有“東(dong) 南鄒魯”“賈而好儒”的美譽，多因傳(chuan) 統儒家禮製與(yu) 朱子《家禮》“在地化”的有效施行。歙縣金榜以翰林而居家治生，倡導敬宗睦族，恤黨(dang) 賙裏；其《禮箋》一書(shu) “以古禮證今俗”，振興(xing) 世風，化民成俗。據此可見清代以來徽州士紳在引領時代學風的地域發展、社會(hui) 倫(lun) 理的價(jia) 值取向，及禮儀(yi) 民俗的規範化諸方麵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清代乾隆壬辰科狀元金榜（1735—1801，字蘂中，號檠齋），出身於(yu) 徽商之家，以聰慧才智博得科舉(ju) 功名；憑扛鼎之作《禮箋》而成為(wei) 乾嘉漢學的中堅人物，奠定了在清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1]他以居鄉(xiang) 仕宦的行事作為(wei) 而振興(xing) 世風，化民成俗，使學風篤實，人心誠信；通過器物製度到思想文化的探求，以存亡繼絕的禮學著述，對禮樂(le) 兵刑之大、人倫(lun) 日用之常，皆能融會(hui) 新知，正本清源，借以重振人倫(lun) 綱紀，拯救世道人心，為(wei) 複興(xing) 傳(chuan) 統禮儀(yi) 秩序和導引民風漸趨良善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社會(hui) 背景與(yu) 個(ge) 人心誌

明清時期的徽州，雖“僻陋一隅，險阻四塞”，但鍾靈毓秀，儒風獨茂，故有“東(dong) 南鄒魯”之譽。作為(wei) 典範的宗法家族製基層社會(hui) ，鄉(xiang) 邦先賢的《朱子家禮》與(yu) 都圖村落的鄉(xiang) 規民約，使生活在徽州的民眾(zhong) 極其重視歲時祭祀、宗祠修葺、婚姻喪(sang) 葬等人倫(lun) 教化之事，鄉(xiang) 間的一切活動都籠罩在儒家淳風化俗的禮儀(yi) 之中。正如徽州世家譜牒所言：“吾等士庶家，自有士庶之禮，向來祖製所遺，皆本《文公家禮》而少為(wei) 之參訂。雖行之難雲(yun) 盡善，要亦行之可以無弊，故數百年來卒未有易之者。蓋禮不取乎文，貴取乎實，不重其末，而重其本。如祭祀以敬為(wei) 本，一切祭品祭器祭獻之節皆末也；喪(sang) 禮以哀為(wei) 本，一切喪(sang) 期喪(sang) 服喪(sang) 製之節皆末也；冠婚以揖讓為(wei) 本，一切送迎登降酬酢之節皆末也。”[2]新安為(wei) 朱子桑梓之邦，特定的風土人情與(yu) 禮儀(yi) 生態的文明程度，正是幾百年來儒家敦崇禮讓思想和冠婚喪(sang) 祭禮儀(yi) 教化的結果，以至於(yu) 此地“不學禮，無以立”，“冠昏喪(sang) 祭，多遵《文公家禮》”。如此光前裕後的濃鬱儒家禮儀(yi) 之風，使得山巒疊嶂的秀麗(li) 徽州，幾無禪林道觀的立足之地。

徽州歙縣

徽州的世家大族和士紳階層俱遵儒家禮製禮儀(yi) ，極少有受佛道影響者。唯近世稍有棚民小戶混合儒釋道的民間祭祀活動，或茹素誦經，或齋醮功德，大多是為(wei) 祈福消災或超度亡靈時的偶爾之用，但也遭到程朱闕裏之士的強烈不滿和抵抗。究其原因，乃在於(yu) “歙為(wei) 程朱闕裏，士大夫類能受孔子戒，衛道嚴(yan) 而信道篤，卓然不惑於(yu) 異端”。[3]民國歙儒許承堯對此現象解釋道：“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齋醮耳，無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過施湯茗之寮，奉香火之廟。求其崇宏壯麗(li) 所謂浮屠老子之宮，絕無有焉。於(yu) 以見文公道學之邦，有不為(wei) 歧途惑者，其教澤入人深哉。”[4]徽州作為(wei) “文公道學之邦”，自然以孔孟之道、儒家倫(lun) 理為(wei) 社會(hui) 綱常和民眾(zhong) 意識的核心內(nei) 容。在鄉(xiang) 村層麵上，“尊祖敬宗睦族”乃民眾(zhong) “終生以之”的為(wei) 生之本；“事業(ye) 從(cong) 五倫(lun) 做起，文章本六經得來”則是士子成長曆程中的堅定信念。作為(wei) 士紳學者的社會(hui) 精英，則深負著經世致用的職責與(yu) 使命，努力從(cong) 經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入手，“考經求禮”，“即器明禮”，體(ti) 國經野，開物成務，為(wei) 立功立德立言的經世思想注入了豐(feng) 富內(nei) 涵，並引領一個(ge) 時代的觀念變革與(yu) 民眾(zhong) 的價(jia) 值取向。金榜即是其一。

金榜少負偉(wei) 誌，博學深造而為(wei) 通儒，本不欲溺沒聰明於(yu) 科舉(ju) 之學。年三十一，乾隆南巡召試，以呈獻詩賦蒙恩，擢授內(nei) 閣中書(shu) ，在軍(jun) 機處行走。越七年，又以狀元及第而授翰林院修撰，供奉朝廷。稍後以丁外艱，歸鄉(xiang) 不出，“杜門養(yang) 屙二十一年”，“徜徉林下，著書(shu) 自娛”。對此，人們(men) 揣測和評判頗多，以為(wei) 其拋卻仕途利祿，不可思議。然縱觀金氏家族，大多為(wei) 行商在外者，尤以寓居杭州為(wei) 多，由科舉(ju) 走仕途者僅(jin) 三五人而已。故金榜退隱故土後，一直以操持家族商務、教育子弟和著述立說為(wei) 業(ye) ，以敬宗睦族的儒家禮儀(yi) 指導金氏家族及周邊民眾(zhong) 的日常行為(wei) 規範，使得尊祖必敘族譜，敬宗應修祠墓，睦族則理當賑濟貧困，將儒家仁與(yu) 禮的要旨貫徹到耕讀營商的事業(ye) 之中，使內(nei) 則“耕讀傳(chuan) 家”，外則“賈而好儒”，“一鄉(xiang) 之中，皆彬彬興(xing) 起於(yu) 學”，呈現出“世道今還古，人心欲歸仁”的穆穆儒風。

金榜的祖父輩皆為(wei) “賈而好儒”的儒商，雖然寄命於(yu) 商，但“動循理法”，對儒生文士極為(wei) 親(qin) 敬。其祖父金公著“自以托跡市廛，不獲讀書(shu) 為(wei) 憾，及見儒生文士則悚然心親(qin) 而貌敬之。於(yu) 是賢士大夫習(xi) 見其內(nei) 行無失，外應有餘(yu) ，皆樂(le) 與(yu) 之交遊。所居僻介叢(cong) 山，村人以樵牧為(wei) 務，而府君獨市典籍，延師儒課子孫以進士業(ye) 。其後子孫既貴顯，而一鄉(xiang) 之中，皆彬彬興(xing) 起於(yu) 學焉”。[5]其叔父金長洪“善持籌，而動循理法，取利必以義(yi) ，不欲競錐刀，以割剝愚懦。自處甚約，而多急人之難，尤厚於(yu) 族姻裏黨(dang) 。不治經生家言，而諸孫所習(xi) 文藝，輒能披覽其大略；有所指斥，必中其窽要。其於(yu) 天下之務、時事之利弊，較然明白，如自觀其掌。遇事之盤錯，其精神常鎮定，而卒能有剖決(jue) ，以解其紛。見人有爭(zheng) 訟，或手足骨肉相傷(shang) 殘，能以片言感悟之，使卒歸於(yu) 和好。蓋其理人之才又如此。惜其不得尺寸之柄，使施之家國天下也”。[6]由金氏祖孫三代的經曆可以看出，金氏家族雖“托跡市廛”，而“於(yu) 天下之務、時事之利弊”能夠“剖決(jue) 解紛”；尤重“延師儒課子”，賈而好儒，為(wei) 典型的徽商之家。金榜出生在如此家族，在經商盈利後，購置義(yi) 田、族田，救濟貧困，澤惠族黨(dang) ；並通過建祠堂、增祭田、修族譜等一係列物資和精神上的慈善，強化宗族血緣紐帶的凝聚力；又以其“理人之才”而施行於(yu) 世，以言傳(chuan) 身教影響周邊，以儒家道德禮儀(yi) 指導家族的日常行為(wei) 。

金榜居鄉(xiang) 讀禮期間，曾前後邀約同邑吳定、武進張惠言等學者坐館家學，研覃學問。吳定“家本貧，屢試不售”，曰：“曩（金）先生嚐招餘(yu) 館於(yu) 其塾，訓其少子童孫，漏三下，往往猶相與(yu) 講學論文不輟，甚相得也。”[7]張惠言“少孤貧，年十四即為(wei) 童子師”，得寓金宅後，“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所居橙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間，每日將入，兩(liang) 生手一冊(ce) ，坐池上解說。風從(cong) 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餘(yu) 於(yu) 此時心最樂(le) ”。[8]在授徒之餘(yu) ，他們(men) 相與(yu) 研討經學，闡釋義(yi) 理，取長補短，相得甚歡。張氏前後居歙凡八年之久，得金氏“割宅以居，推食以食”，而能靜心“專(zhuan) 治《易》《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康成，微言奧義(yi) ，究極本源，於(yu) 古今天人之統紀，言之皆親(qin) 切有味”[9]。故“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cong) 受《易》《禮》者以十數”[10]。對於(yu) 金氏在學業(ye) 和經濟上的恩惠，張氏銘記終生，自道：“嘉慶之初，問鄭學於(yu) 歙金先生。三年，圖《儀(yi) 禮》十八卷，而《易義(yi) 》三十九卷亦成，粗以述其跡象，辟其戶牖，若乃微顯闡幽，開物成務。”[11]對於(yu) 金榜為(wei) 何在功成名就之後，能夠“浩然勇退，杜門深山”，張氏解釋為(wei) “古人著書(shu) ，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誌養(yang) 素”。對聰明蘊藉的金榜而言，“頤誌養(yang) 素”之說最為(wei) 合理。就儒家社會(hui) 而言，士子以“仁”為(wei) 修身之道，而以“禮”為(wei) 經世之法。正因為(wei) “禮”能夠“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左傳(chuan) 》語），故金氏擇取禮學為(wei) 終生為(wei) 學鵠的，矢誌不渝，卓然大家。故時人稱其“幼與(yu) 戴東(dong) 原從(cong) 事於(yu) 江布衣慎修之門，得其說《禮》之旨。著《禮箋》三卷，徽之士翕然從(cong) 之”[12]。李慈銘亦讚之曰：“閱金輔之《禮箋》，古義(yi) 湛深，研究不盡。國朝狀元通經學者，以輔之為(wei) 巨擘。”[13]金氏能夠拋棄仕途，退居林下，沉浸於(yu) 枯燥艱深的禮學研究，則其治學思想的源泉與(yu) 經世用意，自然與(yu) 其所生活的徽州社會(hui) 曆史背景以及家族的教育和影響，密不可分。

二、“聖人之道，一禮而已”

金榜一生僅(jin) 存《禮箋》一書(shu) ，該書(shu) 內(nei) 容遍及天文曆象、宮室建製、禮樂(le) 兵刑、賦役河工、政法文教、膳食車服、農(nong) 商醫卜等[14]，林林總總，無所不包，甚至如“周易占法”“三江”“漢水源”等涉及易學卦爻、山川水地之學也囊括其中，可謂自天地萬(wan) 物到宇宙人生，包羅萬(wan) 象，周納備至，一如淩廷堪所言“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充分體(ti) 現出儒者通經致用、關(guan) 注時政的曆史責任感。

清刻本《禮箋》書(shu) 影

金榜研治禮學始終堅守闡明製度，含攝風俗，一反宋明諸儒將禮學脫離人倫(lun) 日用而趨向內(nei) 省化及“舍事而言禮”的做法，自稱治《禮》宗鄭氏學，長而受學於(yu) 江永，“遂窺禮堂論讚之緒。其間采獲舊聞，或摭秘逸要，於(yu) 鄭氏治經家法不敢誣也”，“《禮箋》之名，蓋首其義(yi) ”[15]。此乃乾嘉時代學術風氣的典型表露，即厭棄主觀的臆想而尊崇客觀的考實，通經博古，經世致用，以此推動乾嘉以後禮學研究在經典文本考證和複興(xing) 禮學思想上的發展，確立學以載道，以文化人，“以古禮證今俗”的致用方向。如《周禮·天官》有論及賦稅之說，即“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guan) 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yu) 之賦”。金氏《禮箋》卷一《九賦九式》之“關(guan) 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條下曰：“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sang) 紀，即喪(sang) 荒也。賜予，即好用也。”[16]金氏承鄭玄之說而更為(wei) 之補充證實，以為(wei) 前六賦皆以遠近為(wei) 別，以征土地產(chan) 物。故稱“萬(wan) 民之貢，即九賦所斂者是也。九賦給九式之用，其藏中餘(yu) 見者，則職內(nei) 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若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倉(cang) 人掌粟入之藏，有餘(yu) 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皆其充府庫者也”。金氏以萬(wan) 民之貢以充府庫，不僅(jin) 涉及賦稅收入，也兼有分配、貯備和荒政，乃至於(yu) 還有“遺人”“倉(cang) 人”的職掌與(yu) “以待邦之移用”的問題，對於(yu) 關(guan) 市山澤幣餘(yu) 之賦和征諸商旅礦漁林業(ye) 稅賦，從(cong) 《周禮》的製度體(ti) 係出發，揭示賦入和賦出的民生實用。金氏精通量地均土分民之法，結合九賦九式之解，所言簡要賅括，頗為(wei) 孫詒讓《周禮正義(yi) 》認可。孫氏曰：“金榜雲(yun) ：九式者，塚(zhong) 宰以歲之上下製之，其式凡九……喪(sang) 荒，《大府》作喪(sang) 紀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預為(wei) 節度。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倉(cang) 人辨九穀之物，有餘(yu) 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yu) 九，耕九餘(yu) 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17]孫氏摘取金榜所引《周官》《墨子》和《國語》的文獻為(wei) 例證，以證明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wan) 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墨子》有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盡無祿，以為(wei) 上古之遺法。金氏精通《周官》，深知“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之意，故其《禮箋》也誌在以儒家積極入世的態度，追溯古禮，以“禮學經世”，將徽州諺語“九章大學終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財”蘊涵在經邦濟民的社會(hui) 實踐中。

經世致用是曆代學者為(wei) 人為(wei) 學的終極追求，除了少數人享有朝廷經筵之席而具治國理政的機會(hui) 外，更多的學者關(guan) 注點多在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問題上。如冠婚喪(sang) 祭、井田鄉(xiang) 遂、兵農(nong) 賦役，乃至於(yu) 一器一物，皆事關(guan) 民生。金榜研治禮學，隨處體(ti) 現出現實需求和人性關(guan) 懷。如《禮箋》卷一《周官軍(jun) 賦》，在引用《周官》本文，旁征《左傳(chuan) 》《司馬法》《荀子》和《刑法誌》後，指出《小司徒職》“九夫為(wei) 井，四井為(wei) 邑，四邑為(wei) 邱，四邱為(wei) 甸，四甸為(wei) 縣，四縣為(wei) 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為(wei) 《小司徒》與(yu) 《遂人》之聯事通職，不以鄉(xiang) 遂都鄙異製，可謂經史貫通，條分縷析，觀點新穎。金氏深知“濟民”之“用”，必先“通經”之“體(ti) ”，由質測通幾而至事功實用，認為(wei) 凡令賦以地與(yu) 民製之，其言用民之數與(yu) 《小司徒》上中下地，可任人數本相出入。即如《左傳(chuan) 》子產(chan) 所言：孔張有祿於(yu) 國，有賦於(yu) 軍(jun) 。則有祿田即有軍(jun) 賦。足見金氏論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為(wei) 江藩《漢學師承記》稱賞和節錄；後世胡培翬、黃以周、孫詒讓、曹元弼等禮學名家也競相采摘引用之，更為(wei) 當下研究禮學者所尊奉。事實上，《禮箋》名為(wei) 考古箋疏，但所涉獵皆為(wei) 國計民生之事，舉(ju) 凡禮樂(le) 銓政、賦役漕運、軍(jun) 伍屯田等富國強兵的舉(ju) 措方略，均可由此窺見其淵源脈絡，從(cong) 中可知作者的政治眼光和用心所在。譬如，張惠言坐館金榜家學之時，就曾秉承金氏論說《周官》之意，擬作鄉(xiang) 村規範條例，包括“儲(chu) 公費”“專(zhuan) 責成”“杜擾累”“謹編審”“謹巡更”諸事務，並作“十家牌式”以為(wei) 村民自治之法，即以十家為(wei) 一聯保門牌，共相親(qin) 睦，互相擅察，舉(ju) 不法者以告官究處，如若知情不報，則十家同罪。此法上承古製，變通施行，於(yu) 鄉(xiang) 村治理頗為(wei) 有效。故張氏曰：“（金）先生為(wei) 鄉(xiang) 裏，奮身創此良舉(ju) ，幸而撫軍(jun) 廉正主持於(yu) 上，又幸而郡縣之長皆臂指相使，搢紳之族皆同心俯首，相與(yu) 協力於(yu) 下”；“願先生條其利害，酌其便宜，更谘撫軍(jun) ，請劄飭到縣，遵照奉行，則可以必行而無弊。先生之功於(yu) 鄉(xiang) 裏，豈一時哉？”[18]金榜以翰林居鄉(xiang) ，在操持家務族事的同時，仍以國事為(wei) 重，急國家之所急，因地製宜地製定鄉(xiang) 村規則。同時，利用朝野人脈關(guan) 係以及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巧妙地與(yu) 地方官吏和諧溝通，“出死力為(wei) 鄉(xiang) 裏捍衛”。並針對“方今官吏憒憒，惟利私是騖，民生之計，視若越人之肥瘠”的現實境況，出謀劃策，“綢繆民政”以興(xing) 利除害，以成關(guan) 心民瘼、保境安民之效。

日本國立國會(hui) 圖書(shu) 館藏清嘉慶十年刻張惠言《儀(yi) 禮圖》書(shu) 影

金榜出身“東(dong) 南鄒魯”的徽州，深知社會(hui) 風尚的改觀、徽商立世的法則，需要具備比別處更為(wei) 凸顯的儒風民俗來為(wei) “禮儀(yi) 之邦”的形象做理論的支撐，故其治學不離天道人倫(lun) 與(yu) 儒家政治理念，而尤重禮儀(yi) 與(yu) 禮製的研究。如《禮箋》卷二《冠衰升數》就探討了喪(sang) 服“練後服製等差”的典製問題。金氏首先臚列《儀(yi) 禮》中的《喪(sang) 服》經文，認為(wei) “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緦麻一章，鹹未著其冠衰升數”。而“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義(yi) 服當之”。並且“《喪(sang) 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傳(chuan) 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義(yi) 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服、義(yi) 服為(wei) 差審矣”。又案：“傳(chuan) 者於(yu) 斬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為(wei) 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為(wei) 斬衰二等。”金榜所述，依據《儀(yi) 禮》所述由初死至練的冠衰升數之變，由此可以明了練後服製之等差。此說頗為(wei) 後學黃以周、曹元弼、陳壽祺等所稱道。黃氏《禮書(shu) 通故》曰：“金榜雲(yun) ：傳(chuan) 於(yu) ‘斬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為(wei) 布帶繩屨者言也。江筠雲(yun) ：三升有半之服，專(zhuan) 以公士大夫之臣言。益其衰之升數為(wei) 三升有半，以異於(yu) 三升之凡為(wei) 君者，正別嫌明微之意。又《經》不綴於(yu) 臣為(wei) 君之後而獨著之末條，則等殺亦從(cong) 可知矣。以周案：金、江說亦備一義(yi) 。”[19]父母之服製，於(yu) 喪(sang) 禮最重。《儀(yi) 禮》喪(sang) 服中之正尊降服等問題，曆來莫衷一是。明清學者多從(cong) 禮貴變通的角度對實踐禮學予以“權”與(yu) “變”的往複辯證，尋繹推闡，頗有發明。金榜囊括典製，堅守原典，遵循“禮時為(wei) 大”的基本原則，在固守大經大法的前提下，從(cong) 容踐履禮儀(yi) 過程中的經與(yu) 權，這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擺脫禮教綱紀的教條桎梏，也使得古禮能在現實生活中落到實處，且使禮學自身也具備了一定的文獻印證與(yu) 實證的活力。

《禮記·曾子問》有關(guan) “陰厭陽厭”的喪(sang) 禮問題，曆來也爭(zheng) 議不息。金榜《禮箋》卷二對此專(zhuan) 列一條加以辯證，認為(wei) 鄭玄之注以祭於(yu) 奧名陰厭，祭於(yu) 西北隅得戶明者名陽厭。即設奠於(yu) 奧，迎屍之前謂之陰厭；屍謖之後，改於(yu) 西北隅謂之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於(yu) 《特牲》屍謖之後，撤薦俎，敦設於(yu) 西北隅。金榜對於(yu) 鄭注“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屍未入之前為(wei) 陰厭”有案語曰：“《記》雲(yun) ‘是謂陰厭’‘是謂陽厭’，明陰厭、陽厭為(wei) 祭殤與(yu) 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於(yu) 成喪(sang) 之祭。《雜記》有父母之喪(sang) ，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yu) 殤，稱陽童某甫……《郊特牲》直祭祝於(yu) 主是也。案：《祭統》雲(yun) 屍亦餕鬼神之餘(yu) 也。明祝於(yu) 主者為(wei) 正祭。屍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於(yu) 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屍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屍謖後，則與(yu) 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金榜之論，取之經史，推於(yu) 情理，雖不能完全定讞，但後之淩廷堪《禮經釋例》、胡培翬《儀(yi) 禮正義(yi) 》、淩曙《禮論略鈔》、曹元弼《禮經學》等對此皆有補充論證，由此引起人們(men) 對於(yu) 古禮疑難問題的集中關(guan) 注。事實上，無論是金榜抑或曹元弼，清儒們(men) 在內(nei) 心深處皆有以禮學的複興(xing) 來恢複秦漢以前典章製度的願望，想通過對禮學普遍性問題的鉤稽考證，使千年疑惑漸次得以辨析清楚，即“禮學既明，聖道自著”，並由此整頓和條理社會(hui) 秩序，張揚古代禮儀(yi) 的社會(hui) 凝聚力及引導和治理功能。加之清代為(wei) 異族統治時代，有清一代的禮製已經被更替許多，需要他們(men) 來正本清源；同時，作為(wei) 封建後期的社會(hui) 大變革時期，整理和總結千年傳(chuan) 統文化也勢在必行，而這些純粹的學者自然會(hui) 固守傳(chuan) 統，本之於(yu) “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之教，大多能從(cong) 社會(hui) 秩序和人生修養(yang) 的角度，呼籲社會(hui) 對於(yu) 禮儀(yi) 民俗的重視與(yu) 踐履。如顏元曰：“治平之道，莫先於(yu) 禮。惟自牌頭教十家，保長教百家，鄉(xiang) 長數千家，舉(ju) 行冠婚喪(sang) 祭、朔望令節禮，天下可平也。”[20]他們(men) 認為(wei) 孔門習(xi) 行禮樂(le) 射禦之學，和人血氣，調人情性，長人仁義(yi) 。一時學行，受一時之福；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可以說，以顏元、金榜等為(wei) 代表的清儒，他們(men) 以治學為(wei) 經世，賦予古禮以新意，強化其在下層民間的推行和致用，使“聖人之道，一禮而已”逐步成為(wei) 民眾(zhong) 生活的準則與(yu) 信仰，引領了社會(hui) 倫(lun) 理的正確價(jia) 值取向。

三、禮以經世，化民成俗

金榜生活的時代，考據學已經成為(wei) 主流學術，學者研治禮學也一改前朝盛行的《書(shu) 儀(yi) 》和《家禮》之類的“私家儀(yi) 注”，而趨向以經典文本考證為(wei) 法式，輔以器數、儀(yi) 節等實體(ti) 物的直觀參證。作為(wei) “皖派”江、戴之學的中堅人物，金榜深知“禮之原於(yu) 性，所謂致知也”，必先習(xi) 其器數儀(yi) 節，然後“行之出於(yu) 誠，所謂誠意也”。金榜生於(yu) 禮義(yi) 之邦，深懷致用精神和經世情懷，以為(wei) 已為(wei) 人之學奉獻社會(hui) ，以求矯正人性偏弊，整飭社會(hui) 秩序，進而達到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hui) 的目的。這也是承平之世的清儒“事功”之學得以切實施行，禮儀(yi) 之道得以“人文化成”的具體(ti) 體(ti) 現和展示。如《禮箋》卷二《降其小宗》論及《儀(yi) 禮·喪(sang) 服·記》“為(wei) 人後者於(yu) 兄弟降一等，報；於(yu) 所為(wei) 後之兄弟之子，若子”這一問題時，金氏本著“夫禮，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以及“緣情製禮”的喪(sang) 服觀，注重個(ge) 人之情與(yu) 家族之誼。在經籍文獻考證上努力發掘上古宗法秩序，以新的情理觀與(yu) 落後的“存理滅欲”學說相抗衡，在反對過度欲望的同時，也引導人之情欲的正常訴求，成為(wei) 近代禮教批判的理論先河。金氏論之曰：“所為(wei) 後之子謂為(wei) 人後者，自所後之兄弟目之為(wei) 所為(wei) 後之子，其服之如子。今本作‘於(yu) 所為(wei) 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記》言小功以下為(wei) 兄弟，是兄弟為(wei) 小功以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唐石經誤與(yu) 今本同。茲(zi) 據賀循為(wei) 後服議校正。斯無疑於(yu) 小功以下為(wei) 兄弟之義(yi) 矣。”民國學者曹元弼深信金氏此說，曰：“為(wei) 人後之禮，言人人殊，惟金氏此說與(yu) 經傳(chuan) 吻合，確不可易。”[21]吳廷燮則從(cong) 石經校勘的角度，對金氏所言提出駁議，增進了學界對此問題的關(guan) 注，補充和豐(feng) 富了經文考證的內(nei) 涵，曰：“若所釋《儀(yi) 禮》‘為(wei) 人後者於(yu) 兄弟爭(zheng) 一等’一節，據賀循‘為(wei) 後服’議，作‘於(yu) 所為(wei) 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經文。胡氏《正義(yi) 》謂戴氏校《儀(yi) 禮集釋》，程氏《喪(sang) 服足征記》因之，說雖不同，皆以石經為(wei) 誤。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亦用金說。胡氏力引淩氏說辟是書(shu) 改經之非，謂《通典》刻易淆，未可據以改經，則是書(shu) 亦有可議者。”[22]君子秉禮以修己，先王製禮以治人。古人如此汲汲於(yu) 古禮字句的探研，看似與(yu) 國家興(xing) 亡無關(guan) ，實則可以窺見學者胸中誌向時刻記掛於(yu) 天下萬(wan) 世，揖讓進退之節中寄寓了繼絕學、開太平的深沉之思。

金榜之學以“六經皆禮”為(wei) 主導思想，秉持著禮以經世、含攝風俗的理念，潛移默化地引導學術思想、社會(hui) 風俗和道德綱常的和諧有序發展。故其研治禮學多溯本求源，從(cong) 經典文字的考證上探求聖賢本義(yi) ，既不昧於(yu) 係統思想的提煉，也不會(hui) 在器物製度的考釋上流於(yu) 空疏，二者相互證發，所言之意多為(wei) 後學者所承用。如《禮箋》卷二《君子子為(wei) 庶母慈己者》問題，金氏針對宋以後儒者競相“以理釋禮”，甚或篡亂(luan) 經籍的做法，十分反感，故倡言以漢唐箋疏為(wei) 本。認為(wei) “何有命為(wei) 母子為(wei) 之三年乎？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yu) 妾子也”。又因為(wei) “其使養(yang) 之，不命為(wei) 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與(yu) 《小功章》曰“君子子為(wei) 庶母之慈己者”，箋注皆謂：“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彼謂嫡妻，子備三母：有師母、慈母、保母。慈居中，服之則師母、保母服，可知是庶母為(wei) 慈母服，《小功》下雲(yun) 其不慈己則緦可也，是大夫之嫡妻子不命，為(wei) 母子慈己加服小功。若妾子為(wei) 父之妾，慈己加服小功可知。若不慈己，則緦麻矣。”金榜以鄭玄箋注為(wei) 準，分別師母、慈母、保母三種不同情形，將複雜的事情條分縷析，各得其所。並進而闡明了“《喪(sang) 服》小功章中，君子為(wei) 庶母慈己者，鄭玄注引《內(nei) 則》三母，而獨言慈母，舉(ju) 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為(wei) 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yang) 子亦當然也”。金榜所言“《禮箋》之名，蓋首其義(yi) ”於(yu) 此可見一斑。此論也多為(wei) 其後胡培翬、朱彬以及黃以周、孫詒讓等所采擇。雖然後出轉精，然金氏篳路藍縷之功亦不可忽視。如胡氏《儀(yi) 禮正義(yi) 》取金榜該書(shu) “嫡子妾子同”之說，而不取其君子專(zhuan) 指士之說。曰：“今案此庶母慈己之服本為(wei) 嫡妻子而製，故此注主嫡妻子言。但妾子養(yang) 於(yu) 他妾亦為(wei) 慈己，故齊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傳(chuan)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此妾子養(yang) 於(yu) 他妾者也。金氏謂嫡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書(shu) 多以稱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子而不及士子，與(yu) 金氏專(zhuan) 指士子言，皆偏也。《喪(sang) 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二條，蓋皆大夫士之禮，諸侯以上無之。《曾子問》‘子遊問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nei)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wei) 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雲(yun) ：士之嫡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為(wei) 之小功。知者，以士為(wei) 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是鄭亦兼士言之矣。”[23]胡培翬乃淩廷堪高弟子，於(yu) 學術輩分上可謂金榜之再傳(chuan) ，不僅(jin) 在學問上傳(chuan) 承“皖派”之脈絡，更在學術道理上秉承前賢“惟實學”“求真是”的精神風範，敢於(yu) 對前賢“所持論相抵牾”和“尚不敢附”，體(ti) 現了乾嘉漢學實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精神。金榜以《禮箋》獨立於(yu) 清代學術之林，雖然所言未必全是，仍有可商之處，也可因此而追溯原始，討論問題症結所在，以便後學者進一步的探究和提升。

上海圖書(shu) 館藏清鹹豐(feng) 二年木犀香館刻胡培翬《儀(yi) 禮正義(yi) 》書(shu) 影

金氏《禮箋》一書(shu) 長於(yu) 質疑，本於(yu) 求是，雖忠於(yu) 鄭注，間有辟宋之緒，但無過激之弊，每一篇每一說皆足以承前啟後，而乾嘉禮學之精詣亦匯聚於(yu) 此，故其影響後學也在在可見。淩曙在《禮論略鈔》的三十餘(yu) 篇中，較多地選取了徐乾學、金榜、程瑤田諸儒的論文，其中金氏竟占三篇（“小功章君子子為(wei) 庶母慈己者”“陰厭陽厭”“喪(sang) 服小記附於(yu) 其妻”），對金氏所論匯輯羅列，鉤沉闡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民國張錫恭《喪(sang) 服鄭氏學》就直接引用金榜之說達二十餘(yu) 處，文中多見“金氏此說至為(wei) 精確”“金說為(wei) 是”，間或也有“誤說，不可從(cong) ”之語。金氏之後的禮學家如金鶚、淩廷堪、胡培翬、張惠言以及朱彬、黃以周、孫詒讓等，對金榜之說尤為(wei) 推崇，針對疑難問題，前說而後證，證偽(wei) 或存真，促成了清代三禮學研究的蔚為(wei) 大觀。至於(yu) 金氏禮學成就如何，可以姚鼐之言作為(wei) 歸納，當是恰如其分。姚氏曰：“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shu) 。其於(yu) 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yu) 鄭義(yi) 所未衷，糾舉(ju) 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誌也哉。鼐取其書(shu) 讀之，有竊幸於(yu) 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俯首悅懌，以為(wei) 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為(wei) 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於(yu) 是書(shu) 足以信之矣。”[24]可以說《禮箋》的學術價(jia) 值及其社會(hui) 史意義(yi) 正在於(yu) 此。正如錢大昕所論學術之用道：“為(wei) 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chuan) 之天下後世。”[25]明道經世，闡幽正俗，也正是金榜之輩作為(wei) 富有良知和責任感的居鄉(xiang) 紳衿的使命所在。他們(men) 著眼於(yu) 宗法重建，依憑儒家文化傳(chuan) 統所形成的威權與(yu) 信念，固持修齊治平之理，灌輸為(wei) 善之心，以此“振興(xing) 久廢之禮，提撕彬彬之儀(yi) ”，在其周圍逐漸形成一個(ge) 具有自治性質的“彬彬有禮”的士紳社會(hui) ，其自身也成為(wei) 雄踞一地的文化世族和鄉(xiang) 邦楨幹，國人於(yu) 此觀禮，四方於(yu) 此問俗。對此現象，王汎森曾有過描述：“士”的階層靠著儒家的“禮”與(yu) 僧、道區別開來，他們(men) 為(wei) 了與(yu) 僧、道在思想及生活禮儀(yi) 方麵競爭(zheng) ，在猛烈地批判佛、道及深受佛道浸染的思想及生活文化的同時，致力於(yu) 建立“真正的”先秦儒家傳(chuan) 統。但是因為(wei) 魏晉以來佛、道之說已漸漸滲入儒家，為(wei) 了與(yu) 它們(men) 作更深刻的區分，他們(men) 發掘甚至創造更為(wei) 純粹的傳(chuan) 統，以確立自己的獨特性。“士”階層這種追求純粹的、好古的、強調儒家獨特性的傾(qing) 向亦日益趨古，行為(wei) 方麵則要求回到古代儒家禮儀(yi) ，他們(men) 以嚴(yan) 謹的文字訓詁、文獻考證來建立一個(ge) 更忠於(yu) 原始本義(yi) 的儒家傳(chuan) 統及生命禮儀(yi) ，以之與(yu) 佛、道或流俗思想文化與(yu) 生命禮儀(yi) 相競爭(zheng) ，甚至企圖加以取代[26]。金榜之輩如此全力為(wei) 儒家經典和正統文化“循名責實”，以此“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對抗流俗，弘揚正氣。同時將“皖派”禮學傳(chuan) 承下去，因此而博得鄉(xiang) 邦後學的極力稱揚：“吾鄉(xiang) 鏗鏘說禮經，曰若慎修江先生。山林肇辟起南國，提唱後學經昌明。同時高弟海陽戴，羽翼先生功亦宏。吾生也晚未及見，徒爾仰企心怦怦。傳(chuan) 經幸賴有耆宿，依歸得侍夫子程。柘田殿撰共探討，時聆奧詣開昏冥。後來繼起淩進士，群經紛綸莫與(yu) 京。”[27]由此可見乾嘉漢學得以興(xing) 盛，徽州禮學與(yu) 有功焉，其中金榜禮學的“奧詣開昏冥”也功不可沒。

“傳(chuan) 家禮教敦三物，華國文章本六經。”金榜出身於(yu) 徽商之家，拋卻功名，退隱居鄉(xiang) ，在操持家族的繁雜事務之餘(yu) ，又以研治禮學作為(wei) 完善自身、治理社會(hui) 的重要手段。其《禮箋》一書(shu) 意在“存古”而誌在“開新”，更新於(yu) 汲古、自振於(yu) 流俗，引領當時周圍學者把目光由內(nei) 在禮學思想和倫(lun) 理道德的爭(zheng) 論，逐漸轉向對外在社會(hui) 製度和人性優(you) 劣的密切關(guan) 注，為(wei) 近代以來的社會(hui) 變革提供了思想準備和理論支持。金氏在闡釋建邦立極、治國理政之類大問題的同時，也時刻不忘關(guan) 注基層社會(hui) 治理中的深層文化根基，解決(jue) 民眾(zhong) 的現實生存和精神信仰問題。皖南的徽州也正因為(wei) 有了如金榜一般居鄉(xiang) 之士為(wei) 人為(wei) 學的模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潛移默化中給予了這塊宗法製度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以指示和引導，使之成為(wei) 敬宗睦族、恤黨(dang) 賙裏而文質彬彬的禮儀(yi) 社會(hui) 。

註釋：
 
[1]關於金榜的生平，可參閱《清史列傳》《碑傳集》等人物傳記史料。其家世淵源與著述真偽問題，可參見拙文《徽州學者金榜三論》（《安徽史學》2014年第5期）及《金榜著述與佚文輯考》（《周口師院學報》2017年第3期）等。
 
[2]汪菊如等纂修：宣統《古歙義成朱氏宗譜》卷首《祖訓十二則》，宣統二年存仁堂活字本。
 
[3]劉汝驥：《陶甓公牘》卷12，清宣統三年安徽書局鉛印本。
 
[4]許承堯：《歙事閑譚》卷18《歙風俗禮教考》，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第607頁。
 
[5]劉大櫆：《金府君墓表》，《劉大櫆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4頁。
 
[6]劉大櫆：《鄉飲大賓金君傳》，《劉大櫆集》卷5，第177頁。
 
[7]吳定：《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銘》，《碑傳集》卷50，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423頁。
 
[8]張惠言：《茗柯文編》三編《記江安甫所抄易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4頁。
 
[9]張季易：《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6，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影印，第134頁。
 
[10]阮元：《張惠言傳》，《碑傳集》卷135，第4037頁。
 
[11]張惠言：《茗柯文編》三編《文稿自序》，第121頁。
 
[12]李鬥：《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44頁。
 
[13]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第65頁。
 
[14]關於《禮箋》的卷帙，學界說法混亂，可參見乾隆五十九年遊文齋刊本，有金榜弟子方起泰識語：“金檠齋先生所著《禮箋》，凡十卷，其書未寫定，秘不以示人。癸醜冬，以髀痛臥床褥間，因刺取其犖犖大者數十事，錄寄大興朱大中丞。大中丞既為之敘，泰等竊見遠近承學之士，願睹先生書者眾矣，輒不揆檮昧，將此帙依經敘錄，厘為三卷校刊之，資省覽焉。”今本《禮箋》為三卷，凡五十篇，附圖四幅。
 
[15]金榜：《禮箋》卷首《自序》，遊文齋藏版，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16]本文所用《禮箋》為乾隆五十九年遊文齋刊本，今《續修四庫全書》第109冊經部禮類所載《禮箋》即以此為底本。以下涉及該文本的引用文字，恕不一一注出。
 
[17]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00~101頁。
 
[18]張惠言：《與金先生論保甲事例書》，《茗柯文編》“補編”卷上，第185~188頁。
 
[19]黃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04頁。
 
[20]鍾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陳山榜等主編：《顏元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69~590頁。
 
[21]曹元弼：《降其小宗解》，《禮經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47頁。
 
[22]《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54頁。
 
[23]胡培翬：《儀禮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43頁。關於“庶母慈己”條的辯證，張錫恭《喪服鄭氏學》與金榜之說有異義，可參見吳飛點校本（上海書店2017年版）。
 
[24]見金榜《禮箋》卷首之姚鼐序，遊文齋藏版，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25]錢大昕：《與友人書》，《潛研堂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75頁。
 
[26]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7頁。
 
[27]參見拙文《淩廷堪與〈校禮圖〉》中所引汪應鏞讚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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