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名”思想的法理意涵

作者：周冰（吉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內(nei) 容提要：《論語》所記載的“正名”言論，是孔子就春秋末期衛國亂(luan) 政所闡發的為(wei) 政之道和致治之理，蘊含著深刻而豐(feng) 富的傳(chuan) 統法理。通過考察孔子“正名”言論的本義(yi) 和曆代思想家的解讀，可以揭示出蘊含其中的治世法理。

“正名”中的法理涉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是一種國家治理的法理；“正名”的法理涉及國家機關(guan) 和社會(hui) 組織的正常運行，是一種政府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的法理；“正名”的法理不單是作為(wei) 立法、釋法或裁判的依據，而是一種治國理政的思維和方略。

儒家“正名”思想中的法理，是由孔子提出並經後世不斷闡發的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國古人所特有的將事物的名稱與(yu) 製度規則緊密關(guan) 聯的政治法律思維，強調了名實一致對於(yu) 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性，體(ti) 現了對名實相攪亂(luan) 狀的警惕，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應當結合當代國情和實際加以繼承和發揚。

關(guan) 鍵詞：孔子；正名；法理；合法性；治理秩序；治國理政

一、孔子“正名”思想的曆史語境

中國人自古講究“名”。“名正言順”“名實相副”等觀念相沿兩(liang) 千餘(yu) 年，“名分”“名義(yi) ”“名譽”“名稱”等問題至今仍是中國人十分重視的問題。

在今天的漢語中，“名”的含義(yi) 非常豐(feng) 富，其中名稱、名聲、名分是最主要的用法。而且在今天的日常語用中，仍然保有“為(wei) 某人（某事、某物）正名”的表述，作為(wei) 糾正名分的含義(yi) 。

“正名”是與(yu) “名”相伴隨而發展的重要觀念，曆史上，“名”字出現早於(yu) “正名”；但在“正名”思想之後，“名”的內(nei) 涵和意義(yi) 得到了進一步的豐(feng) 富和深化。

“名”和“正名”都是中國古代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問題，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諸如“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申子·大體(ti) 》），“名者，聖人所以紀萬(wan) 物也”（《管子·心術上》），“治天下之要在於(yu) 正名”（《屍子·分》）等種種表述，先秦諸子中也有被後世稱為(wei) “名家”的學派。

（公孫龍）

關(guan) 於(yu) “名”的討論，起源是孔子關(guan) 於(yu) “正名”的論說，這也是《論語》中唯一一段包含“正名”一詞的內(nei) 容，不妨全文照錄如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wei) 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yu)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yu)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名”一詞，自孔子提出以來就有諸多論說，但史學家偏好辨析其時代背景和具體(ti) 語境，中外哲學家偏重闡發其邏輯學和倫(lun) 理學含義(yi) ，即使孔子明言“正名”關(guan) 乎“禮樂(le) ”“刑罰”，卻少有法學學者關(guan) 注於(yu) 此。

從(cong) 字麵上理解，“正名”至少有兩(liang) 重含義(yi) 。一是指對於(yu) “名”的糾正，這裏“正”作動詞，是一種行為(wei) ；二是指正確的或得到糾正的“名”，這裏“正”作形容詞，是一種狀態。所以，“正名”既是手段、方法、過程，又是評價(jia) 、判斷、描述。

在這一意義(yi) 上，當代西方美德法理學將中國古代儒家所講的“名”認定為(wei) 一種典型的“濁概念”，就是既包含描述性內(nei) 容，同時又表達評價(jia) 性態度的概念。不過，“正名”的內(nei) 涵不止於(yu) 哲學思辨，而是自成一係的政治理念和實踐方法，是中國古代儒家獨具特色的關(guan) 於(yu) 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和法律的價(jia) 值追求及運行方式的重要思想範疇。

雖然“正名”一詞在《論語》中僅(jin) 出現一次，但孔子之後，“正名”大都被理解為(wei) 具有普遍意義(yi) 的內(nei) 容，甚至被認為(wei) 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yi) 。可以說，孔子“正名”思想雖是針對特定事件所發，闡發的卻是一般道理。

孔子關(guan) 於(yu) “正名”的言論，有其具體(ti) 語境和時代背景。這段對話發生的情境，即子路所言“衛君待子而為(wei) 政”，大約為(wei) 公元前485年。此處衛君為(wei) 衛靈公之孫衛出公輒，輒之父蒯聵正流亡國外。

《論語》沒有記載這段對話的背景，而《史記》中稱：“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wei) 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yu) 衛，衛君欲得孔子為(wei) 政。”“讓”即責備之意，作為(wei) 兒(er) 子的輒在國為(wei) 君，而作為(wei) 父親(qin) 的蒯聵在外流亡，這種父子爭(zheng) 國的狀態令他國多有非議。

子路在這一背景下向孔子詢問輔佐輒治理衛國的舉(ju) 措，孔子便做了“正名”的回答。所以，孔子講“正名”，直接原因可能就是要解決(jue) 這一局麵，使之“名正言順”。但孔子“正名”之論是否針對衛國蒯聵與(yu) 輒父子之間關(guan) 係所發，又該如何為(wei) 衛君父子“正名”，這一問題從(cong) 孔子以後便眾(zhong) 說紛紜。

兩(liang) 千餘(yu) 年來，圍繞衛君父子的種種觀點幾乎使“正名”問題成了無法論定的一樁公案，這種論辯固然於(yu) 史實方麵有所啟發，但也矮化、消解了“正名”的意義(yi) ，畢竟，孔子論述的重點是“名不正”會(hui) 導致禮樂(le) 不興(xing) 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是關(guan) 乎典章製度和民眾(zhong) 生活的根本。

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是“正名”之論的時代背景。周室東(dong) 遷之後，周天子權勢日益衰敗，三代以來的諸侯分封製正迅速崩潰，西周建立起來的以禮製為(wei) 核心的政治秩序及價(jia) 值體(ti) 係都受到巨大衝(chong) 擊。

當子路提出“衛君待子而為(wei) 政”，征詢孔子的施政舉(ju) 措時，孔子所思所想並言之於(yu) 外的也是周禮。因此，“正名”的最終目的也是建立禮製。孔子視之為(wei) “為(wei) 政之先”，說明在當時的衛國，“正名”不僅(jin) 具有一般意義(yi) 上的重要性，更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緊迫之處，應當正是曆代大儒反複論辯的衛君父子之名，孔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其義(yi) 恰與(yu) 此事相合。正君臣父子之名，是孔子“正名”的直接和具體(ti) 所指，但孔子言“正名”，當是“正百事之名”，“君臣父子”隻是“名”的一部分。

除卻疑古之風盛行的清代，自春秋戰國直至宋明，曆代大儒都普遍認可“正名”的一般性。荀子提出“民莫敢托為(wei) 奇辭以亂(luan) 正名”可致“跡長功成”，是“治之極也”。（《荀子·正名》）

漢代董仲舒針對子路的不解，專(zhuan) 門指出：“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xing) 五世，五傳(chuan) 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朱熹在《集注》中雖著力探討衛君父子之倫(lun) ，卻也旋即引謝良佐《論語說》言：“正名雖為(wei) 衛君而言，然為(wei) 政之道，皆當以此為(wei) 先。”

（董仲舒與(yu) 漢武帝）

其實在儒家學者之外，“正名”也普遍被視為(wei) 致治之理。成書(shu) 於(yu) 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中，“正名”被視作君王駕馭群臣的韁繩，“名正則治，名喪(sang) 則亂(luan) 。……凡亂(luan) 者，刑名不當也”。（《呂氏春秋·正名》）“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至治之務，在於(yu) 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呂氏春秋·審分》）

西晉魯勝注《墨子》，開篇即提出：“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yi) 之門，政化之準繩也。”（《晉書(shu) ·列傳(chuan) 第六十四》）

因此，孔子“正名”之語雖是因特定事由所發，卻不能被理解為(wei) 就事論事，而是對“為(wei) 政之道”的深刻闡述。錢穆注《論語》指出“讀者於(yu) 此等處，惟當存其理而置其事可矣”，正是此意。

隻有在認定“正名”所為(wei) 的是建構一般的、普遍的秩序之基礎上，孔子所提“正名”才不隻是一段言論、一個(ge) 問題，而可謂“正名”思想，是孔子思想體(ti) 係中至關(guan) 重要的組成部分。

梁啟超曾言：“既有法係，則必有法理以為(wei) 之原。”相沿二千餘(yu) 年的中華法係自有其法理，而影響中華文明最為(wei) 深遠的儒家思想正是中國古代法理的主要來源。

“正名”是孔子針對衛國時弊闡發的致治之理，是儒家禮治思想的具體(ti) 體(ti) 現，蘊含著深刻而豐(feng) 富的法理：“正名”法理涉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是一種國家治理的法理；“正名”法理涉及國家機關(guan) 和社會(hui) 組織的正常運行，是一種政府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的法理；“正名”法理不單是作為(wei) 立法、釋法或裁判的依據，而是一種治國理政的思維和方略。

二、作為(wei) 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正名”法理

毛澤東(dong) 曾指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men) 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men) 是正革命秩序之名。”毛澤東(dong) 對“正名”的理解和使用，表明了“正名”法理作為(wei) 政權合法性來源的作用和價(jia) 值所在。在諸侯相互征伐的先秦，對於(yu) 政權合法性的論證是儒家重點關(guan) 注的法理問題，並就此提出了正名、天命等重要思想，成為(wei) 統治者建構秩序的法理基石。

在中國古代，君王享有一切最高權力，但其統治的合法性源自於(yu) 正當的“名”。一方麵，是“名分”往往直接決(jue) 定了君王取得統治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上古賢君堯舜禹之間以“禪讓”取得帝位，夏商周三代從(cong) “弟及為(wei) 主，子繼為(wei) 輔”逐漸過渡至嫡長子繼承製，都是對君王繼承者名分的確定方式。這種對長久以來“名”的堅持，導致了北宋英宗時期的“濮議”和明朝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中的君臣抗爭(zheng) 。

作為(wei) 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名”，表麵上，是中國古代父係氏族社會(hui) 晚期以來血緣家族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對於(yu) 血緣正統性的強調；實質上，則是一種對於(yu) 形式合法性和程序正當性的強調。在改朝換代時，創業(ye) 之君也會(hui) 尋求正當名分，隻不過這種“名”往往不是出於(yu) 身份或血統，而是對其征伐建國行為(wei) 的論證。

另一方麵，則是儒家思想對名實合一的追求，但“名”背後的“實”首先是責任，其次才是權力和權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就是不同名位之人應當承擔各自相應的義(yi) 務和責任。即使占據君位掌握君權，如果沒有盡到為(wei) 君的責任，那麽(me) 在儒家思想中，也是於(yu) 合法性有缺失的統治者。

衛君輒據君位已十年之久，而孔子為(wei) 政於(yu) 衛國以“正名”為(wei) 先務，原因即在於(yu) 此。儒家思想於(yu) 此表現出強烈的理想主義(yi) 色彩，比較而言，西方十六世紀的《君主論》中，新君王應重視的則隻是權術、武力以及詭計。

（馬基雅維裏：《君主論》，商務印書(shu) 館1985年版）

“正名”賦予君王統治以合法性，同時，“名”是天子之事，不僅(jin) 為(wei) 最高權力所掌握，而且為(wei) 最高權力所獨有。“惟器與(yu) 名，不可以假人”，名分之重，與(yu) 國家權力（器）相當，都必須由君王親(qin) 自掌控，“若以假人，與(yu) 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cong) 之，弗可止也已”，一旦假手於(yu) 人，便是將政權拱手相讓，甚至會(hui) 導致國家滅亡。

“名”之所以如此重要，在於(yu) “名”本質上是禮的延伸和體(ti) 現。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範疇，也是儒家理想中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共同遵循的製度和規則體(ti) 係。禮的核心要義(yi) 是區別，“名”是禮最基本的區別符號。

《資治通鑒》有言：“天子之職莫大於(yu) 禮，禮莫大於(yu) 分，分莫大於(yu) 名。”禮製的關(guan) 鍵在於(yu) 確定名分以行區別，而製定執掌禮製又是君王最重要的職責。禮製的本質是綱紀，表現為(wei) 細致入微的倫(lun) 常秩序、器物製度和行為(wei) 規範。

《資治通鑒·周紀一》載：“夫禮，辨貴賤，序親(qin) 疏，裁群物，製庶事”，這就需要通過對事物的命名以及對名實一致的強調得以實現。可以說，禮為(wei) “名”之實，“名”為(wei) 禮之表。

為(wei) 君王掌控的“名”，主要指的是對“名”的製定和確認。《尚書(shu) 》記述三代聖王的事跡，就包括堯舜禹對天時、人倫(lun) 及地理的命名。《尚書(shu) ·呂刑》載：“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禮記》記載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唐代孔穎達注疏稱：“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為(wei) 物作名，正名其體(ti) 也。”

命名是君王建構秩序尤其是禮製秩序的起點和基礎，但是“名”的功能不僅(jin) 僅(jin) 是命名，在給予名稱、稱謂的同時，也相對應的確定下了其實質性內(nei) 容，對物而言，就是明確其形狀、規格和功能，對人而言，就是明確其身份、權力及責任，對事而言，就是明確其性質及關(guan) 係。這就是名實合一的“名”。

《管子·心術上》載：“名者，聖人所以紀萬(wan) 物也。”君王獨掌“名”，用以統禦四方，就在於(yu) 通過命名的方式，製定製度和規則，賦予臣民義(yi) 務和責任，也給予評價(jia) 。這恰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講：“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禮記·中庸》亦載：“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名”是禮、度、文的基礎，隻有君王享有議定禮樂(le) 、創製法度和考定文字的權力。對於(yu) 違犯法製者，“正名”即是予以懲罰。

三、作為(wei) 秩序和規範基礎的“正名”法理

“名”是中國古代先哲們(men) 共同關(guan) 注的重要問題，先秦諸子公認“正名”為(wei) 治國之要，圍繞建構安定有序的社會(hui) 生活這一共同目標，循著各自的理想圖景和思維方式發展出豐(feng) 富的理論。

孔子從(cong) 製度和規則的層麵強調“正名”的意義(yi) ，在“名不正”導致禮樂(le) 不興(xing) 刑罰不中的邏輯中，“名”作為(wei) 禮製的表達，是禮樂(le) 刑罰等製度得以運行的基礎。

《荀子·正名》繼承了這一思想：“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luan) ，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luan) 也。”即認為(wei) “名”的散亂(luan) 會(hui) 導致遵守法製的官吏和述說禮數的儒生都陷於(yu) 混亂(luan) ，也就是法律和禮製的混亂(luan) 。

（荀子）

儒家推重禮樂(le) 教化，但也從(cong) 未忽視或否定法律的作用。盡管禮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的行為(wei) 規範，法也被視為(wei) 不可或缺的並行規則。禮與(yu) 法在內(nei) 容上存在一係列差別，但都通過“名”進行確定，因而“名”在禮與(yu) 法中都是首要之事。

儒家將“名”與(yu) 製度規則相聯係，這一思想為(wei) 先秦法家所承續，不過法家把製度和規則限定到法、律、刑的範圍，而且更加豐(feng) 富論證了“名”與(yu) 法、律、刑的聯係。

《管子·白心》載：“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的正當能使法製齊備，讓君王的治理更加平順。《韓非子·揚權》載：“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君王通過掌控“名”，使臣下依循“名”來履行職責，讓臣下能夠建立與(yu) “名”相稱的功業(ye) ，這便是良好的治理。

《商君書(shu) ·定分》載：“故聖人必為(wei) 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wei) 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法家在認可君王定“名”權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設置官吏的目的在於(yu) 使天下臣民都知曉君王所定的名分。

“正名”作為(wei) 維係政治秩序的法理，在於(yu) 其對象不僅(jin) 包括人倫(lun) 綱常，也包括物的權屬。在儒家思想中，作為(wei) 名分的“名”主要用以指稱人，強調人因為(wei) 名分而應當承擔的義(yi) 務和責任，法家發展了這一觀點，將名分之“名”擴大到了物。

《商君書(shu) ·定分》有言：“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通過確定名分，法令能夠明晰“兔”這種物的權屬，使民眾(zhong) 因為(wei) 遵循法令而服從(cong) 君王的治理。

《尹文子·大道上》載：“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人往往有利己之心，對有利事物容易發生爭(zheng) 搶，這種本性和行為(wei) 難以根本消除，但通過法令明確事物的名分，能夠起到限製的作用。

《商君書(shu) ·定分》載：“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願愨，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luan) 之道也。……故聖人為(wei) 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事物名分是否明確直接關(guan) 係到君王的治理，因此君王製定法令的要務，就是要讓民眾(zhong) 能夠清楚知曉事物的名分。

（商鞅變法）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載：“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yu) 是非也，猶繩之審於(yu) 曲直也。”及時將名作為(wei) 審查判斷是非曲直的標準。《荀子·正名》即認為(wei) 讓民眾(zhong) 不敢假借奇辭擾亂(luan) “正名”，就能使之一心遵行禮法並謹慎的循守法令。

“名”對於(yu) 治理的重要性，固然首先在於(yu) 其作為(wei) 表現形式的方麵，但就實質看，大的變故往往起於(yu) 細微之處，洞察“名”的正亂(luan) 對於(yu) 防治政治和社會(hui) 危機有防微杜漸之效。“誠以名器既亂(luan) ，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yu) 微而成於(yu) 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zhong) 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資治通鑒·周紀一》）

孔子“正名”思想的背後，是對於(yu) 君臣上下各安其位各守其職的理想，是一種風行草偃、無為(wei) 而治的美好政治景象。這與(yu) 法家、道家也有暗合之處。不過，道家的“無為(wei) ”是順應自然，法家的“無為(wei) ”靠的是權謀和刑殺，而儒家的“無為(wei) ”是憑借德性和教化。

於(yu) 自身，遵循正當之“名”修養(yang) 德性，約束自己；於(yu) 身外，設定正當之“名”，製定並實施相應的製度和規則，治理國家和社會(hui) 。“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內(nei) 聖和外王兩(liang) 道，通過“名”統一起來。

所以，“正名”作為(wei) 維護國家社會(hui) 秩序正常運行的法理，就是通過確立禮、樂(le) 、刑、罰等種種典章製度和法律規範，使君王設定的正當名分通過製度和規則得以公布和運行，從(cong) 而維持有序運行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對違犯製度規則的行為(wei) 可以進行懲罰以糾正名分。

胡適曾提出：“孔子的正名主義(yi) 已含有後來法理學的種子，看他說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可見名與(yu) 法的關(guan) 係。”孔子“正名”思想所蘊含名與(yu) 法的內(nei) 在關(guan) 聯，正是貫串中國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的獨特法理。

四、作為(wei) 治理思維和方略的“正名”法理

“正名”為(wei) 先既是孔子對為(wei) 政於(yu) 衛國的政治舉(ju) 措的謀劃，更是一種對治國理念和方式的表達。“正名”法理，是中國古代儒家率先提出的建構秩序的手段。

《論語·陽貨》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施行周禮的禮樂(le) 之邦，是孔子的理想國。然而在禮崩樂(le) 壞的春秋時期，恢複天子與(yu) 諸侯之間的政治秩序以及各國內(nei) 部的社會(hui) 秩序，才是一切施政方略的首要問題。

先秦諸子都將“名”視為(wei) 製度和規則的基礎，但孔子率先提出了通過“正名”來恢複秩序。孔子就是要通過“正名”使民眾(zhong) 得以遵循禮製和法度，恢複平和的社會(hui) 生活。

孔子論“名”，不同於(yu) 後世墨家和名家將“名”視為(wei) 邏輯學、語言學問題的名辯，而是一種經世致用的實踐方法，是一種用以建構政治秩序、製定社會(hui) 規範、約束人際關(guan) 係的有效力量，這也是荀子在《正名》篇專(zhuan) 門駁斥專(zhuan) 注語言邏輯的墨、名兩(liang) 家的原因。

作為(wei) 語言符號的“名”隻是一個(ge) 方麵，孔子通過“正名”豐(feng) 富了其實踐麵向。孔子在“正名”最後講“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名”的目的是使禮樂(le) 興(xing) 、刑罰中，論“名”的目的是為(wei) 了“言”和“行”。

通過“名”而“言”“行”，語言符號構成了言談和行動的基礎。對於(yu) 概念、文字和語言的實用意義(yi) 和價(jia) 值，是以孔子為(wei) 首的先秦儒家重視實用性的體(ti) 現。

“正名”是孔子提出的一種治理思維和施政方略，對名實一致的追求是這一思想的根本。用“名”來設定製度和規則，從(cong) 而指導民眾(zhong) 的行為(wei) 和生活，並通過對名實一致性的追求進行約束和規製。從(cong) 實踐角度講求名實一致，是為(wei) 後世儒家所繼承的精髓。

《禮記·中庸》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le) 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le) 焉。”位與(yu) 德的實質就是名與(yu) 實，二者缺一即不足以為(wei) 君，作為(wei) 臣民亦是如此。

北宋王安石曾作《名實論》三篇，專(zhuan) 論有名無實、以名亂(luan) 實的危害，反複強調用人必須名實一致。“欲為(wei) 治則以得人為(wei) 先，用人則以名實為(wei) 本”，“自古亂(luan) 國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luan) 。”

（王安石）

從(cong) 孔子講“正名”，到唐代韓愈講“原道”，再到明末黃宗羲講“原君”“原臣”“原法”，形成了諸如“非道之道”“非禮之禮”“非義(yi) 之義(yi) ”“非法之法”“不君之君”“不臣之臣”一係列概念，都是對名同而實異的辨正。

“正名”要求一套完整的價(jia) 值體(ti) 係和秩序結構作為(wei) “名”的標準和“正名”的依據，也要求一套完備的規則體(ti) 係和命名方法，作為(wei) “名”的表現形式和“正名”的操作程序。

孔子以周公為(wei) 楷模，以周禮為(wei) 模板，其“正名”思想也必定以周禮為(wei) 根本。不過也應當看到，孔子崇古但不泥古，推重周禮卻不拘泥舊製。《禮記·中庸》載：“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荀子》講“名無固宜”，當現實發生變化，“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yu) 舊名，有作於(yu) 新名”。

這種思想在先秦諸子中普遍存在，“執今之道，以禦今之有道。”《商君書(shu) ·更法》載：“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名”“禮”“法”都應當隨時而定。

五、儒家“正名”法理的現代價(jia) 值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曆史來由的一個(ge) 重要途徑。”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家，為(wei) 國家和社會(hui) 的治理做出了諸多富有見地的思考。

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建設的過程中，也應當積極發掘中國傳(chuan) 統法律文化中的智慧和精華，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實際加以繼承和發揚。

孔子“正名”思想中的法理，是由孔子提出並經後世不斷闡發的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國古人所特有的將事物的名稱與(yu) 製度規則緊密關(guan) 聯的政治法律思維。

盡管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的局限，但孔子“正名”思想直指名實一致對於(yu) 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注重對名實相攪亂(luan) 狀的極力糾治，依然具有相當重要的現代意義(yi) 和價(jia) 值。

進言之，在孔子的時代，“名”的主要載體(ti) 和表現形式是禮樂(le) 政刑，而在現代社會(hui) ，“名”的表現形式是豐(feng) 富多元的規範體(ti) 係，包括道德規範、法律規範、職業(ye) 規範、技術規範等，以憲法為(wei) 核心的法律體(ti) 係無疑是法治社會(hui) 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規範體(ti) 係。

“正名”的方法和程序，就是以憲法為(wei) 核心的法律體(ti) 係的製定、修改、解釋及廢止的方法和程序。經過法定程序以法律規範的形式予以確認的“名”，就是“正名”。

因此，將“私有財產(chan) ”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chan) 不受侵犯”的表述方式寫(xie) 入《憲法》、將“人權”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表述方式寫(xie) 入《憲法》也都是正名。此外，“正名”對於(yu) 名實一致的內(nei) 在要求，尤其是對“名”背後義(yi) 務和責任的強調，是在權利本位的法治時代對中國傳(chuan) 統義(yi) 務本位的合理堅守。

最後，孔子將一切寄望於(yu) 統治者，因而講“正名”也是以君王為(wei) 起點，期待君王能從(cong) 自身出發自上而下正世間一切事物之名，但“聖人”畢竟於(yu) 現實世界不可得，正如“哲學王”也不可得一樣，我們(men) 隻應當篤信法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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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吉林大學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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