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也沒有理性

作者：莫頓·霍伊·傑森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廿九日庚申

          耶穌2021年1月12日

阿爾貝·加繆清晰地麵對人生的條件。

阿爾貝·加繆(Kurt Hutton/Getty Images)

17歲時，我第一次閱讀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書(shu) 。我借了父親(qin) 的一本翻閱過很多遍的《局外人》，坐在從(cong) 丹麥的腓特烈鬆(Frederikssund）前往哥本哈根的火車上貪婪地閱讀。我深深地被它吸引了。怎麽(me) 不呢？小說中是阿爾及利亞(ya) 燦爛的陽光和波光粼粼的地中海，而我的窗外是丹麥單調乏味的天空－－－肉醬的顏色，永遠是預兆陰雨連綿的天氣。每看完一頁，我都更渴望看到阿爾及利亞(ya) 罕見的美景，想要感受加繆在其他地方描述的“像溫暖的石頭那種有味的生活”，他用抒情的文筆寫(xie) 出了那種生活似乎既簡單又豐(feng) 富多彩。在小說的盡頭，在監獄牢房裏，當監獄神父探望被判死刑的默爾索（Meursault）時，人家問他是否希望另外一個(ge) 人生，他的回答有些躲躲閃閃。在監獄神父要求知道更準確的人生願望時，默爾索最終喊了一句，“一個(ge) 我能記住這場人生的人生。”

默爾索的情感暴發令人動容，這也是作者的情感暴發。加繆比20世紀其他任何作家都更加艱難地確認他獲得的生活，並不求助於(yu) 宗教的或世俗的神祗。在其早期筆記中，他說到希望“把我的生命牢牢抓在手中”，說到繼續保持“這個(ge) 體(ti) 驗，帶著絕對的清晰卻毫不退縮”－－－這些詞匯因為(wei) 17歲時候就患上肺結核的“句子”而令人覺得酸楚，這種疾病一再威脅到他的生命。1930年的冬天，或許是在阿爾及利亞(ya) 的穆斯塔法醫院（Mustapha Hospital），加繆第一次感受到與(yu) 死神擦肩而過，感到人類渴望意義(yi) 與(yu) 宇宙神秘莫測的沉默之間的衝(chong) 突。

這個(ge) 喜愛在貝爾庫特（the Belcourt）街區破落的街道上閑逛的年輕人，更喜歡一連幾天遊泳和打網球，因而很早就認識到我們(men) 的生活對周圍的無聲世界來說沒有任何意義(yi) 。在得到診斷幾年之後，加繆請服裝設計師和業(ye) 餘(yu) 飛行員馬裏·維頓（Marie Viton）載上他飛往海岸邊的山村傑米拉（Djemila），那裏曾經是奎庫爾城（Cuicul）古羅馬遺址。他站在山頂上那已經消失的世界的石頭遺跡上，一陣冷風吹得他眼睛生疼，嘴唇幹裂，加繆再次受到震撼和自然界的冷漠無情。正如他在這次經曆啟發下寫(xie) 的文章“傑米拉的風”中說：

我告訴自己：我要死掉，但這並不意味著什麽(me) ，因為(wei) 我沒有辦法成功地相信死亡，我隻能經曆他人的死亡。我已經見識過他人的死亡了。首先，我見過狗死去，觸摸著它，我有些不知所措。接著我想到了鮮花、微笑、對女人的渴望，意識到我的整個(ge) 死亡恐懼在於(yu) 我對生命的焦慮。我嫉妒那些還要繼續活下去的人，嫉妒那些擁有鮮花和美女擁懷享受感官快樂(le) 和人生意義(yi) 的人。我嫉妒是因為(wei) 我太愛生活了而不是自私。永生對我意味著什麽(me) 呢？

對寫(xie) 出這些話的23歲作者來說，死亡不是老年的遙遠終點，而是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把我們(men) 從(cong) 地球上抹去的可怕否定。引人注目的是，對於(yu) 一個(ge) 那麽(me) 年輕卻處在死亡陰影下的人來說，他並沒有從(cong) 這個(ge) 遠見中退縮。他沒有興(xing) 趣簡單地減緩死亡的恐懼，正如斯多葛派哲學家安慰我們(men) 的那樣。伊璧鳩魯（Epictetus）在《手冊(ce) 》（the Enchiridion）中建議我們(men) 每天都想到死亡，為(wei) 的是減少死亡恐懼。相反，加繆決(jue) 心“用我充滿嫉妒和恐懼的全部經曆凝視我的死亡”，用絕對的清晰麵對人類生存條件的荒謬性。他寫(xie) 道“我不想撒謊，也不願意別人對我撒謊。”

加繆寫(xie) 道“我不想撒謊，也不願意別人對我撒謊。”

加繆在為(wei) “傑米拉的風”寫(xie) 的第一條注釋的同時，他設想了默爾索與(yu) 監獄神父的對話。那個(ge) 相近性非常說明問題。神父問到“你沒有任何希望嗎？當你死亡的時候，你真的生活在你死了，什麽(me) 也不留下的想法裏？”當默爾索給出了肯定的答複後，這位神父告訴他，這是人們(men) 無法忍受的東(dong) 西，但默爾索決(jue) 心下這樣的賭注。

這個(ge) 賭注也是加繆的。他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宣稱，“我想知道我能否依靠我知道的東(dong) 西活著，而且僅(jin) 僅(jin) 依靠它。”該文是他在寫(xie) 《局外人》的同時寫(xie) 的哲學論文，可以成為(wei) 伴隨著閱讀的東(dong) 西。加繆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或宇宙是否有超越它的意義(yi) ，但他知道他不可能知道這些事。這些超越了人類的認識能力，因此沒有意義(yi) 。“超出我的認識條件的意義(yi) 對我來說有什麽(me) 意義(yi) 呢？”他知道的是，人類對理性的需要不能依靠無理性的世界來解決(jue) 。來到這個(ge) 邊界之後，他決(jue) 定忍受這個(ge) 荒謬性，並生活在這樣的認識之中。“到達邊界之後，心靈必須做出判斷並選擇其結論。”

加繆的無神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wei) 它是從(cong) 不同角度走近的，即承認人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它完全沒有19世紀積極無神論的咄咄逼人（在這個(ge) 世紀被重新包裝成為(wei) “新無神論”，雖然沒有任何新東(dong) 西），因而正如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顯示的那樣，成為(wei) 無神論話語的“激進例外”。事實上，加繆常常被左右兩(liang) 派的批評家們(men) 指控為(wei) 戴著非宗教偽(wei) 裝的宗教思想家。當他在1935年加入共產(chan) 黨(dang) 時，他並沒有閱讀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他熱愛的同胞是非洲人奧古斯丁（Augustine）和羅馬帝國時代哲學家新柏拉圖主義(yi) 奠基人普羅提諾（Plotinus公元205-270年）。他甚至寫(xie) 信給朋友和同學克勞德·弗萊民維爾（Claude de Fréminville）批評共產(chan) 黨(dang) “缺乏對宗教的重視，馬克思主義(yi) 者假裝構建一種道德體(ti) 係，將人描述為(wei) 足以自立的存在。”

換句話說，遠非認為(wei) 宗教信仰隻是迷信和胡說八道，加繆認為(wei) 宗教滿足了真實的形而上學需要。就像尼采一樣，他認識到上帝之死不是從(cong) 黑暗的迷信中解脫進入理性的陽光下，而是要求世俗回應的缺失：“我感興(xing) 趣的是，當人們(men) 不相信上帝或者理性時，知道我們(men) 必須如何行動，更準確地說，如何行動。”

加繆人引人注目的不僅(jin) 僅(jin) 是他年紀輕輕就有了這些獨特的思想，而是他這樣做時的物質貧困狀況。他出生於(yu) 阿爾及利亞(ya) 貝爾庫特街區工人階級家庭，沒有法國同代人的任何優(you) 勢，與(yu) 他們(men) 不同，他並沒有進入巴黎的名牌大學讀書(shu) ，他和母親(qin) 、弟弟、外祖母和舅舅住在裏昂（Rue de Lyon）的破舊家庭公寓裏，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唯一的廁所位於(yu) 一樓，而且和其他兩(liang) 家共用。隻能用水桶從(cong) 街上的水龍頭那裏打水，然後在廚房裏洗澡。

但是，加繆物質上的貧困在阿爾及利亞(ya) 提供的豐(feng) 富物質印象中得到補償(chang) 。他曾經問朋友說“其他任何城市一年到頭能給我們(men) 提供如此豐(feng) 富多彩的景色嗎？大海、陽光、溫暖的沙灘、天竺葵、橄欖樹和桉樹。”在1950年出版的“夏天”一文中，他寫(xie) 到“本能地忠誠於(yu) 我出生地的陽光，那裏人在過去幾千年裏已經學會(hui) 了即便在痛苦中也積極擁抱人生。”

這個(ge) 陽光和貧窮的世界對加繆來說具有關(guan) 鍵的重要性，1937年和1939年在阿爾及利亞(ya) 出版的在他年輕的文集中不斷地提及《背麵與(yu) 正麵》和《提帕薩的婚禮》。連同1954年在法國出版的後來的文集《夏天》，這些文章現在收錄在一本書(shu) 《個(ge) 人作品》中可供英語讀者閱讀，與(yu) 更薄的《政治作品》組成一個(ge) 係列，兩(liang) 書(shu) 都是加繆研究學者愛麗(li) 絲(si) ·卡普蘭(lan) （Alice Kaplan）編輯的。（第三卷《會(hui) 議和演講》將於(yu) 明年出版）。雖然《政治作品》是浪費的機會(hui) （加繆的很多政治作品中，隻收錄了五篇），《個(ge) 人作品》是受歡迎的回歸，卡普蘭(lan) 在非常有用的序言中說，這些是“他後來作品的基礎。”

在幾乎所有這些早期文章的任何一篇的土壤裏都有未來著作的種子。這裏有《局外人》的源頭：“隻是在葬禮那天，因為(wei) 眼淚的噴湧而出，他才哭泣，但他害怕的是不真誠或在死亡麵前撒謊。”（來自“諷刺”）；這是《西西弗斯神話》的源頭：“我能理解一個(ge) 人想死因為(wei) 沒有任何東(dong) 西比當他徹底看透生活更重要。”（來自“在是與(yu) 否之間”）；這是《反叛》的源頭，“我感到吃驚的是人們(men) 能夠在地中海的海岸發現確定性和生活原則，他們(men) 能在那裏滿足自己的理性，為(wei) 樂(le) 觀主義(yi) 和社會(hui) 責任辯護。”（來自“熱愛生活”）。

在這些文章中，我們(men) 遭遇到用感覺表達的哲學思想。

加繆曾經即將小說定義(yi) 為(wei) “用形象表達的哲學”。在這些文章中，我們(men) 遭遇了用感覺表達的哲學。在“是與(yu) 否之間”，“太長時間被封閉起來”的房間氣味激發人們(men) 反思生活的困難。在“沙漠”中，從(cong) 山頂看意大利佛羅倫(lun) 薩博博利花園（the Boboli gardens）提醒我們(men) “世界的美麗(li) 漂亮，世界之外沒有救贖。”在最好的文章“提帕薩的婚禮”（Nuptials at Tipasa）中，大海中遊泳讓加繆感受到生命具有的挑釁性的感官興(xing) 奮。

我愛這種放縱的生活，希望大膽地談論它：它讓我對自己的生存條件感到自豪。但是，人們(men) 常常告訴我：沒有什麽(me) 可驕傲的。不對，真的有：這個(ge) 太陽、這個(ge) 大海、年輕人跳躍的心、身上汗味、一望無際的風景、在綠色和黃色的交織中融合的嬌嫩和光榮。要控製這些，我需要力量和資源。這裏的一切都讓我不受幹擾地生活，我不需要壓製自己的任何想法，不需要任何偽(wei) 裝：耐心地刻苦地學習(xi) 如何生活在我看來已經足夠，足以值得所有生活藝術。

在加繆看來，浩瀚的大海、幹旱的沙漠、巍峨的群山---生活在這樣永恒不變的環境中就是看清這個(ge) 簡單的事實，即人類事務的動蕩不定令人絕望。這是重要的教訓，它教導他認識到後來所說的“人的尺度”（la mesure），即地中海人的謙卑和局限性價(jia) 值觀，體(ti) 現在太陽炫目的光亮。在1942年的筆記中，他觀察到“海神卡呂普索(Calypso）給尤利西斯（Ulysses）選擇的機會(hui) ，要麽(me) 長生不老要麽(me) 獲得出生地的管理權。尤利西斯拒絕了長生不老，這裏或許隱藏著《奧德賽》的整體(ti) 意義(yi) 。”在加繆看來，荷馬教導我們(men) 擁抱生命的局限性，一種我們(men) 必須不再渴望永生或來世的生活。我們(men) 對這個(ge) 地球的愛必然是短暫的，死亡是承認最終局限的代價(jia) 。加繆不相信上帝，所以他在“阿爾及利亞(ya) 的夏天”中說，相信上帝就是通過希望另外一種生活“犯下反生命的罪過”，“逃避了我們(men) 現有生活的所有光彩”。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後來成為(wei) 他人生最後幾年時，因為(wei) 阿爾及利亞(ya) 戰爭(zheng) ，加繆富有想象力地回到年輕時的風景中。對他來說，這個(ge) 風景已經不再像從(cong) 前一樣能夠有機會(hui) 觀賞了。1958年，他同意法語版的《背麵與(yu) 正麵》由伽裏瑪（Gallimard）出版社再版，選擇的時機非常有意義(yi) 。加繆在為(wei) 新版寫(xie) 的序言中說，“我仍然抱著這樣的觀念生活，即我的著作還沒有開始。”對於(yu) 一個(ge) 剛剛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來說，這種說法令人覺得怪異，但加繆獲獎令他更加擔憂而不是讓他覺得是無上光榮。故鄉(xiang) 阿爾及利亞(ya) 的戰爭(zheng) 令他非常痛苦，因為(wei) 他批評革命左派而遭到巴黎知識分子的嫌棄和回避，他擔憂作家生涯的終結，但諾貝爾獎隻會(hui) 加劇凸現這個(ge) 困境，因為(wei) 該獎往往授予上年紀作家的作品。在拒絕法國新聞周刊《快報》（L’Express）的采訪時，加繆解釋說他希望圍繞他得獎的喧囂和宣傳(chuan) 盡快消失。他說，“我想隱身一段時間”。他對朋友羅傑·奎諾克斯（Roger Quinox）說，“就像被活埋了的人”。

當最終加繆從(cong) 他描述的抑鬱和作家的靈感阻塞的雙重折磨中擺脫出來時，他似乎謹慎地在其著作中開啟了前途光明的另一條道路---沉入內(nei) 心，這最終讓他覺得配得上這種沉默和陽光，他認為(wei) 的創造力源泉。他在1958年的時候寫(xie) 道，“一個(ge) 人的作品不過是緩慢的長途跋涉過程，通過藝術的迂回曲折重新發現兩(liang) 三個(ge) 最偉(wei) 大和簡單的形象，這些形象最初是在他的心裏出現的。”同年，他開始了非常認真的自傳(chuan) 體(ti) 小說《第一個(ge) 人》，他希望的開頭是普魯斯特那種風格的長長的自傳(chuan) 體(ti) 小說。在注釋中，加繆強調就像早期的抒情隨筆那樣，那將是“對客體(ti) 和生理特征的濃墨重彩”。在幸存的手稿中臨(lin) 近結尾的特別具有挑釁性的段落中，加繆小說中的人物雅克·高麥利（Jacques Cormery）想到他身邊的物質世界“強大的、無法描述的情感”和他對“身體(ti) 的愛”，這種愛在他身上激發“活下去的渴望，要活得更長久，沉浸在這個(ge) 世界能為(wei) 他提供的最偉(wei) 大和溫暖的懷抱。”

這種渴望在1960年１月3日突然中斷，米歇爾·伽利馬（Michel Gallimard）的豪華轎車法賽·維嘉（Facel-Vega）在巴黎西南郊桑斯（Sens）15公裏處衝(chong) 出五號國道，撞上一顆樹。伽利馬的夫人和女兒(er) 做在後排，沒有受傷(shang) ，加繆當場死亡，在前排開車的米歇爾受傷(shang) 不治後也死去。第二天，加繆的哥哥和兩(liang) 個(ge) 女兒(er) 來到位於(yu) 裏昂的家庭公寓，他們(men) 的母親(qin) 凱瑟琳·加繆（Catherine Camus）還住那裏。當他們(men) 告訴她最小的兒(er) 子死亡的噩耗，她隻說了一句“死得太年輕了。”

他太年輕了，太熱愛生活了，肯定也是有太多的東(dong) 西還沒有說出來。但是，正如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加繆的訃告中說，“當生命之門對他關(guan) 上時，他已經在這邊寫(xie) 出了人生的印記，這是每個(ge) 藝術家隨身攜帶的對死亡的先見之明和仇恨，也是希望做的事情：我在世界上走了一遭。”不僅(jin) 如此，加繆留下了一係列的著作，至今仍然吸引著我們(men) ，帶著清晰和勇敢地接受人生的荒謬性，擁抱我們(men) 這個(ge) 容易消逝的生命。福克納注意到，在他撞上樹的“光亮瞬間”，加繆仍然在“尋找和挑戰自己。”

對於(yu) 我們(men) 仍然在尋找生命意義(yi) 的來說，他仍然是我們(men) 的要求苛刻的、不可或缺的導遊。

作者簡介:

莫頓·霍伊·傑森(Morten Høi Jensen)，著有《困難的死亡：傑斯·彼得·雅各布森的生平與(yu) 著作》（2017）。文章曾發表在《紐約書(shu) 評》、《新共和》、《要點》、《美國利益》等刊物上。

譯自：Without God or Reason　By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