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與(yu) 明清哲學”青年學者工作坊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召開

來源：“宋元明清哲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五日丙午

          耶穌2020年12月29日

2020年12月26日，“黃宗羲與(yu) 明清哲學”青年學者工作坊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召開。來自山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上海市社會(hui) 科學院、首都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蘇州大學、杭州師範大學、華東(dong) 師範大學、同濟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複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按發表順序排序）的近40位專(zhuan) 家學者參加了本次會(hui) 議。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承前啟後的思想大家，在理學心性之學、經史之學、政治哲學、天文曆算等領域均有重要的理論貢獻，對後世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2020年為(wei) 黃宗羲誕辰410周年，為(wei) 了紀念這位百科全書(shu) 式的偉(wei) 大思想家，進一步推動黃宗羲思想研究及其當代轉化，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以“黃宗羲與(yu) 明清哲學”為(wei) 主題召開本次學術研討會(hui) 。

本次會(hui) 議開幕式由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陳暢副教授主持，人文學院黨(dang) 委書(shu) 記李建昌致歡迎辭。李建昌書(shu) 記代表學院對與(yu) 會(hui) 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並向參會(hui) 學者介紹了同濟人文學科尤其是哲學係的發展曆史與(yu) 當前的學科分布及人才培養(yang) 體(ti) 係。最後，李建昌書(shu) 記再次對與(yu) 會(hui) 學者表示感謝，祝願會(hui) 議取得圓滿成功。

開幕式結束後，會(hui) 議進入分組研討環節。本次會(hui) 議的分組研討共四場，第一場由同濟大學哲學係陳徽教授主持，蘇州大學朱光磊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顧家寧老師擔任評議人。

山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與(yu) 交流中心石永之研究員以《心外無理新解》為(wei) 題作了報告。石永之回顧了近現代科學主義(yi) 者對王陽明“心外無理”思想的嚴(yan) 厲批判，認為(wei) 陽明的“心外無理”實際上包含有元認識論的意義(yi) ，胡塞爾現象學表明，認識論的起點在於(yu) 純粹的自明性，客觀外在的理總是由主觀內(nei) 在的心所直觀到的，因此，“心外無理”不僅(jin) 不應該受到批判，而且更有利於(yu) 中國文化吸收胡塞爾現象學之後的西方認識論成果。評議人顧家寧認為(wei) 從(cong) 現象學角度去探討解讀陽明心學的理論問題十分具有啟發意義(yi) 。一方麵該文對以諸如唯物唯心等現代方式解讀定位陽明心學的缺陷進行了廓清；另一方麵，賦予了“心外無理”這一命題現代轉型的意義(yi) ，透過現象學的視角，試圖通過現象學本質直觀的特性來接納科學，從(cong) 而打通傳(chuan) 統心學與(yu) 現代科學的關(guan) 係。

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所張宏敏副研究員作了《黃宗羲的“經世實學”》的報告。張宏敏首先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浙江地區學者對黃宗羲的研究曆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召開的幾次以黃宗羲為(wei) 主題的學術會(hui) 議對於(yu) 黃宗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yi) 。正如清代學者湯斌所指出的，黃宗羲的學術的核心應在“經世實學”。黃宗羲的學術是合本體(ti) 與(yu) 工夫、仁義(yi) 與(yu) 事功、義(yi) 理與(yu) 考據為(wei) 一的“經世實學”，黃宗羲的學術思想一方麵繼承劉蕺山之傳(chuan) ，整理宋元明儒學術，為(wei) 理學心學之殿軍(jun) ，另一方麵又能切應於(yu) 時代，開清代實學之風。評議人顧家寧認為(wei) ，陽明學派從(cong) 王陽明到劉蕺山、黃宗羲一脈，具有本體(ti) 工夫逐漸合一的思維方式和路徑取向；該文從(cong) 這條脈絡深入挖掘出黃宗羲的心性之學、外王之學與(yu) 陽明心學之間的關(guan) 係，對深入研究黃宗羲“經世實學”的內(nei) 在理路具有重要意義(yi) 。顧家寧指出，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存在著內(nei) 在張力，是與(yu) 其麵對的時代背景和學術困境相關(guan) 的，這也使得對黃宗羲的研究可以開展出更多的麵向。

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所張錦枝副研究員發表了題為(wei) 《陽明良知教確立後意論的變與(yu) 不變》的報告。張錦枝認為(wei) ，在王陽明的良知教確立前後的兩(liang) 三年裏，隨著對良知體(ti) 認的純熟，陽明的意論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其變化的思想背景是陽明從(cong) 針對朱子向外探求的格物，轉向對自身主靜工夫的反思，並轉變知覺已發的看法，認為(wei) 良知是貫穿未發已發的。從(cong) 《大學》“心意知物”的次第到最終確立良知教，改為(wei) “心知意物”的論述序列，知由意顯變為(wei) 意由心定，最終的表述回避了未發無知覺的問題。不變的是，良知教確立後陽明仍然強調心動的一麵，工夫落在心之已發上，誠意作為(wei) 第一義(yi) 工夫被包蘊在致知之中。陽明良知學的發展和意論的滯後產(chan) 生了一係列問題：知與(yu) 意的區分會(hui) 導致知行不一，知的本體(ti) 地位提升導致意在“心意知物”序列中的凹陷，四句教中心與(yu) 意在有無善惡上產(chan) 生分裂。最終，意的涵義(yi) 須析出作為(wei) 第二層涵義(yi) 的無意之意，才能使這一係列問題得到解決(jue) 。評議人朱光磊認為(wei) 該文對於(yu) 探討王陽明良知教成立後對“意”的變動的問題很有意義(yi) ，並對王陽明理論中未發工夫與(yu) 已發工夫之間的關(guan) 係發表了看法。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盛珂副教授發表了《另一重意義(yi) 的“歸顯於(yu) 密”——讀劉宗周的“慎獨誠意”之學》的報告。劉宗周針對陽明學的流弊提出了“慎獨誠意”之學，牟宗三將其學問稱之為(wei) “歸顯於(yu) 密”，其中包括兩(liang) 步，第一步是將良知之顯教歸於(yu) “意根最微”之“密教”，第二步是“將心體(ti) 之顯教歸攝於(yu) 性體(ti) 之密教”。而這兩(liang) 步的歸顯於(yu) 密，慎獨和誠意之學有何理論意義(yi) ，又何以規避陽明學可能產(chan) 生的弊端？盛珂認為(wei) ，劉宗周的理論設計是從(cong) 兩(liang) 個(ge) 不同方向對陽明良知之學的修正，劉宗周針對陽明良知兩(liang) 種含義(yi) 混雜的狀況提出了慎獨誠意之學，分別用獨體(ti) 和意根來對治良知，以期解決(jue) 良知學的問題，但也因此導致了劉宗周工夫論中纏繞的弊病。評議人朱光磊認為(wei) 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值得令人深思，並針對劉宗周的慎獨誠意理論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第二場分組研討由同濟大學哲學係何心鵬副教授擔任主持人，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朱承教授、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所張錦枝副研究員分別擔任評議人。

清華大學哲學係高海波副教授發表了《晚明清初的師道運動：從(cong) 王艮到黃宗羲》的報告。高海波針對餘(yu) 英時提出的明代儒學從(cong) 王陽明開始由“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指出明代社會(hui) 政治改革存在著三種路向：一是泰州學派的下行路線，以師道自任，代表了平民階層社會(hui) 擔當意識的自覺；二是以管誌道、楊複所為(wei) 代表的上行路線，是一種“君師道合”，而在政治上是以張居正等人的尊君、禁講為(wei) 突出表現；三是從(cong) 東(dong) 林學派到黃宗羲的第三條路線，是以師道、士大夫全體(ti) 限製監督君權及其附屬的官僚係統，具有某種程度的精英民主色彩，但已不能等同於(yu) 宋代的“得君行道”路線。高海波指出，泰州學派的師道觀更多關(guan) 注“師”的道德感召力，“師”在泰州學派更多代表著道德主體(ti) ；而黃宗羲思想中的“師”更多具有政治主體(ti) 的意味。從(cong) 道德主體(ti) 向政治主體(ti) 的轉變代表了晚明清初師道觀發展的一種趨向，這一趨向的頂峰就是曾靜“皇帝應該由吾儒來做”的聖王觀。評議人張錦枝指出該報告縱向梳理了晚明清初的師道路向，其師道是尊師授業(ye) 與(yu) 道統自任的結合，具有教化意義(yi) 和現實意義(yi) 。

中山大學哲學係陳喬(qiao) 見教授發表了《拒斥形而上學實在論——黃宗羲<孟子師說>中的“性與(yu) 天道”》的報告。陳喬(qiao) 見針對學界質疑馮(feng) 友蘭(lan) 把朱子的“理”解釋為(wei) 如柏拉圖的“理想”為(wei) 一形而上的實體(ti) ，認為(wei) 馮(feng) 氏的解讀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抓住了朱子“理”概念的一些重要特征，但也並不盡然，而後朱子時代的學者如羅欽順、劉宗周、黃宗羲在某種程度上皆以各自的方式來消解朱子這一形而上的“理”與(yu) “性”，其共同做法是“氣一元論”，表現出了拒斥形而上學實在論的哲學傾(qing) 向。評議人朱承認為(wei) 該論文揭示了宋明理學中道德形上學的不同麵向，展現了作為(wei) 延續陽明心學基本思路的黃宗羲對於(yu) 朱子學說的批判意義(yi)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顧家寧老師發表了《師道、孝弟、心性：黃宗羲泰州批評發微》的報告。顧家寧認為(wei) ，陽明後學中，泰州學派集中體(ti) 現了心學由心性思辨向社會(hui) 政治的延伸，體(ti) 現出豐(feng) 富多元的經世意義(yi) 。而黃宗羲對泰州學派的批評，蘊含了晚明思想的諸多關(guan) 鍵問題。泰州學派的思想可概括為(wei) 師道論、孝弟論與(yu) 行動取向三方麵。對於(yu) 師道論，黃宗羲肯定其對士人政治意識的闡揚並以之作為(wei) 製度構造的基礎；對於(yu) 孝弟論，黃氏積極肯定其社會(hui) 教化意義(yi) 但不再將其作為(wei) 政治秩序構建的基本原則與(yu) 邏輯起點，體(ti) 現出家國分疏的思路，由此發現政治世界的獨立邏輯與(yu) 意義(yi) ，反思將政治問題化約為(wei) 社會(hui) 與(yu) 個(ge) 體(ti) 道德問題的思維模式；黃宗羲也繼承了泰州學派積極的行動意識，試圖將其納入德性軌道，由此引向政治結構的反思與(yu) 重建。顧家寧指出，如果說陽明與(yu) 泰州“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轉向是對宋儒“得君行道”的反題，那麽(me) 黃宗羲通過泰州批評凸顯的是一種包含社會(hui) 、政治取徑，在更高層麵重構儒家德性政治理念的思路。評議人張錦枝指出該報告從(cong) 師道、孝弟、心性三個(ge) 方麵橫向展開論述了黃宗羲對於(yu) 泰州學派的批評，並認為(wei) 此篇論文在邏輯上將黃宗羲心性學與(yu) 經世學的內(nei) 容自然地彌合了起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當前研究中的一些缺陷。

蘇州大學哲學係朱光磊教授的報告題目為(wei) 《黃宗羲的佛教觀》。朱光磊認為(wei) ，黃宗羲的佛教觀包括三個(ge) 方麵：其一，黃宗羲受到師門影響以及社會(hui) 上佛教的弊端而產(chan) 生辟佛之舉(ju) 動與(yu) 觀念；其二，黃宗羲從(cong) 其儒學理論體(ti) 係出發，反對佛教緣起理論、明心見性以及六道輪回；其三，黃宗羲認為(wei) 朱子學說以及部分陽明後學參雜了佛學而不純正。黃宗羲的佛學觀是從(cong) 其自身立場去理解佛學，盡管對於(yu) 佛學理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讀，但從(cong) 理論構建與(yu) 實踐維度上，黃宗羲的批評仍具有積極的意義(yi) 。朱光磊指出，黃宗羲以祖師禪批評陽明後學，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陽明後學“見成良知”的流弊，但又忽視了陽明後學的自我擔當的力量。正是這些“非複名教所能羈絡”的狂者，才能衝(chong) 破僵化的束縛，開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其實，陽明後學這種濃厚的淑世精神，遠非“作用見性”的祖師禪所能比擬。評議人朱承認為(wei) 該論文的選題具有啟發意義(yi) ，揭示了黃宗羲思想中不太為(wei) 人所注意到的麵貌。朱承同時也指出，黃宗羲的佛教觀在其厘清儒佛之辨的論述中，尤其是在辯護王陽明非禪學的問題時也有所體(ti) 現。

第三場分組研討由同濟大學方用副教授主持，由中山大學陳喬(qiao) 見教授與(yu) 清華大學高海波副教授擔任評議人。

杭州師範大學張天傑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黃宗羲年譜編纂的若幹思考》的報告。張天傑簡要回顧了黃宗羲研究的學術史，並闡發了編纂黃宗羲“年譜長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隨即敘述了編纂黃宗羲“年譜長編”的基本思路，並指出應將大思想家、大學者的思想世界與(yu) 曆史世界的研究結合起來，從(cong) 文獻、史實、著述三方麵把握黃宗羲相關(guan) 的哲學研究的構想。評議人陳喬(qiao) 見高度肯定了編纂黃宗羲年譜長編的重要意義(yi) ，認為(wei) 這是深入研究黃宗羲国际1946伟德的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並期待張天傑教授該項成果的問世。

華東(dong) 師範大學朱承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明夷待訪錄>講讀編寫(xie) 的若幹設想》的報告。朱承首先說明了編寫(xie) 《<明夷待訪錄>講讀》的緣由，並回顧了關(guan) 於(yu) 《明夷待訪錄》校釋、解讀、譯注的已有成果。朱承認為(wei) ，編寫(xie) 《<明夷待訪錄>講讀》應從(cong) 政論文維度出發，發掘其中的政治哲學思想，展現黃宗羲對於(yu) 儒家政治理想的闡釋及對古代政治製度與(yu) 政治文化的反思批判，並指出該《講讀》將按照《明夷待訪錄》的十三個(ge) 專(zhuan) 題順序進行文本的統合性、整體(ti) 性講解。評議人陳喬(qiao) 見肯定了編寫(xie) 《<明夷待訪錄>講讀》的必要性，期待朱承教授的成果與(yu) 新觀點的麵世，並對編寫(xie) 該書(shu) 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同濟大學哲學係穀繼明副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四端七情之辨：從(cong) 船山哲學的視域看》的報告。穀繼明認為(wei) ，王夫之對於(yu) 四端七情之辨這一問題的思考經曆了一個(ge) 過程：在其編寫(xie) 《尚書(shu) 引義(yi) 》時期王夫之還囿於(yu) 朱子學以“心統性情”解釋四端七情；及至重訂《讀四書(shu) 大全說》之時，又以孟子的四端之“心”為(wei) 介於(yu) 性、情之間的存在且偏於(yu) 性。通過區分，四端之心嚴(yan) 格地與(yu) 性理相一致，而七情即性，在與(yu) 外物相交感時有可能陷於(yu) 惡。四端之心既嚴(yan) 格地與(yu) 性理一致，就能保持其純善無惡，而它又因與(yu) 情、人心皆落在氣上，故能直接對七情產(chan) 生節製作用，因此“性其情”的工夫便有了落實處。評議人高海波認為(wei) ，在理學史上，有關(guan) “四端七情”的問題在朝鮮理學史上的論辯遠甚於(yu) 中國理學史，該文對王夫之“四端七情”理解的探討有助於(yu) 挖掘中國理學史上對該問題的論辯探討，以此與(yu) 朝鮮理學史相對照，或能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王茂林與(yu) 北京大學日語係博士後劉瑩發表了題為(wei) 《近代日本儒學史的成立——以井上哲次郎的“三部曲”為(wei) 中心》的報告。兩(liang) 位學者指出，現代學科意義(yi) 上的“日本儒學史”肇始於(yu)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日本古學派之哲學》與(yu) 《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三部曲”，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對井上所分學派是否合理及其倡導的國民道德論的批判，鮮有從(cong) 儒學近代轉型的視角觀察研究範式轉換的意義(yi) ，因此厘清井上建構“三部曲”的始終有助於(yu) 把握“日本儒學史”以至“東(dong) 洋哲學史”作為(wei) 現代意義(yi) 上學科的開端，為(wei) 儒學的近代轉型提供新思路。隨後，報告從(cong) 井上“三部曲”的書(shu) 寫(xie) 如何借助西方“哲學”的基本概念框架轉化“經學”的書(shu) 寫(xie) ，以及如何借鑒日本的儒史材料與(yu) 中國的“學案”體(ti) 等方麵展開論述。評議人高海波高度肯定了該論文的價(jia) 值，認為(wei) 日本儒學的近代轉型與(yu) 中國的傳(chuan) 統經學到近現代哲學的範式轉化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通過二者異同的研究可為(wei) 當下如何保持文化主體(ti) 性問題提供頗有價(jia) 值的思考。

第四場分組研討由同濟大學哲學係吳小鋒老師主持，山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石永之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盛珂副教授分別擔任評議人。

複旦大學哲學院徐波副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五峰-蕺山係的存有論意義(yi) 》的報告。該文指出，牟宗三在對宋明理學判教的具體(ti) 論述中先是肯定王龍溪“四無句”為(wei) 儒家究竟圓教，繼而又認為(wei) 按照天台圓教的判教方式，胡五峰之學才是真正的圓教，這種前後不一是牟宗三在融合天台圓教義(yi) 理係統過程中所遇到的理論張力。為(wei) 了解決(jue) 其中潛在的矛盾，除了回歸圓教義(yi) 理本身以及從(cong) 思想史的具體(ti) 發展上分析外，更要重視牟宗三晚年借用天台術語所提出的“縱貫縱講”，通過在縱觀係統內(nei) 部針對儒釋道各自特色而作出的有選擇性安排，牟宗三思想內(nei) 部因融合異質思想而帶來的巨大鴻溝最終被轉化為(wei) 其係統內(nei) 部的具體(ti) 問題。評議人盛珂認為(wei) 該文澄清了圓善論在牟宗三思想體(ti) 係中的地位，也對目前對於(yu) 牟宗三思想研究中有爭(zheng) 議的問題進行了一定的回應，並指出圓善論的提出旨在解決(jue) 的是德福一致和宣教的問題。

上海財經大學哲學係王格副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格物窮理”：晚明西洋哲學與(yu) 宋明理學之間的話語競爭(zheng) 》的報告。該文指出，晚明時期西洋哲學隨著天主傳(chuan) 教士進入中國，在傳(chuan) 教士“文化適應”與(yu) “尊古儒”的策略下，對西洋哲學的譯介一方麵大量采用了宋明理學的話語體(ti) 係，另一方麵卻並非與(yu) 之融合，而是形成一種話語競爭(zheng) ，從(cong) 哲學及其分支學科的名目到基本概念如“天”“理”“禮”等，西洋哲學均與(yu) 宋明理學展開了爭(zheng) 奪。這場爭(zheng) 奪由在華傳(chuan) 教士發起，雖未引起中國主流思想界的顯著反彈，但其細微影響亦時有潛入中國思想潮流之中，此餘(yu) 波在晚清得以延續壯大並影響至今。評議人石永之表示，目前學界關(guan) 於(yu) 明清時期中西文化早期的學術轉譯與(yu) 交流的研究尚較為(wei) 表層，該文以西方傳(chuan) 教士為(wei) 中心考察了宋明理學的概念術語對於(yu) 西方文化轉譯的影響，從(cong) 中透視中西文明在近代早期的互動，具有很高的學術價(jia) 值。

同濟大學哲學係陳暢副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理學與(yu) 三代之治——論黃宗羲思想形上學、道統與(yu) 政教的開展》的報告。陳暢指出，學術界當前的研究往往把黃宗羲的理學與(yu) 政治思想視為(wei) 相互割裂的兩(liang) 塊，黃氏猶如“一人分飾兩(liang) 角”般在中國思想史出場。這恰恰與(yu) 黃宗羲本人的學術自覺相背離。陳暢認為(wei) ，宋明理學本身應被理解為(wei) 理學家回向“三代之治”的政教理想的產(chan) 物，其中有“生意論”形上學與(yu) 政教學的張力，陽明學很好地體(ti) 現了這一特征，陽明以“情”為(wei) 核心的感應形上學論證了“個(ge) 體(ti) ”的公共性生成結構，但沒有發展出克服“情”之流弊的思想結構，這是黃宗羲思想所麵對的基本問題。黃宗羲雖然認為(wei) 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原始狀態，但在性善論的基礎上，構想了一種通過禮樂(le) 製度過渡到三代之治的政教理論。黃宗羲吸收了其師劉宗周心性論中將“欲”視為(wei) “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的獨特思想以及對陽明學流弊的揭示，進而提出了一套以“事”為(wei) 核心的公共性哲學。黃宗羲在中晚明心學內(nei) 部獲得思想創新的動力與(yu) 資源，其思想代表著明清之際哲學轉向的心學路徑。評議人石永之高度評價(jia) 該文的學術價(jia) 值，為(wei) 黃宗羲學術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個(ge) 全新的視角，並就宋明理學中的道德形上學與(yu) 外王之學的關(guan) 係問題發表了看法。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係博士生高思達發表了題為(wei) 《文序重塑與(yu) 思想發軔的互動——基於(yu) 全祖望“經學即理學”的考察》的報告。高思達指出，清代初期向中期的學術過渡是基於(yu) 政教關(guan) 係變遷中的義(yi) 理相革。顧炎武之“理學，經學也”在對朱子學作義(yi) 理校正之餘(yu) 以“道問學”的方式承載“致中庸”的經世向往。全祖望“經學即理學”刻意模糊了“理學”的概念定義(yi) ，在“為(wei) 新朝存倫(lun) 常”的忠義(yi) 觀倡導下，以“求其是”的態度會(hui) 通朱陸，強調“道以躬行重，人從(cong) 述作論”。通過全祖望對顧炎武思想的文序重塑可知，文本傳(chuan) 承不單是純粹意義(yi) 上的辨章學統，還意味著義(yi) 理價(jia) 值的自我革新。評議人盛珂認為(wei) ，曆史的書(shu) 寫(xie) 一定程度上是某種理念的呈現，一種學術思想的理論的改寫(xie) 或推進不應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其學術內(nei) 部的發展，而是由多種的曆史處境造成的，故而須將其置於(yu) 思想史的背景下觀察。該文通過細致的文本分析呈現了許多有價(jia) 值的學術問題，尤其是通過對於(yu) 全祖望的觀察透視學術思想的變遷與(yu) 側(ce) 重點的變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jia) 值

分組討論結束，會(hui) 議進入圓桌討論環節，由同濟大學哲學係曾亦教授擔任主持人，同濟大學哲學係張文江教授擔任引言人。曾亦教授認為(wei) ，在明清之際的三大思想家中，大體(ti) 而言，王夫之承上但不啟下，顧炎武啟下但不承上，黃宗羲最為(wei) 特別，不僅(jin) 與(yu) 占主流學術地位的宋明理學家關(guan) 係密切，同時也在經史之學、政治思想等方麵對後世有著突出的貢獻，因此黃宗羲可謂是明清之際一個(ge) 承上啟下的關(guan) 鍵性人物。

張文江教授指出，黃宗羲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有為(wei) 在回顧清代學術時就認為(wei) 黃宗羲是宋學之終，顧炎武是清學之始，理解宋學的整體(ti) 學術可以從(cong) 黃宗羲入。如今學者研究古典學術不能脫離對自身現實處境的考量，而對21世紀的中國學人而言不得不至少麵對三個(ge) 問題：何為(wei) 中國？何為(wei) 美國？何為(wei) 世界？其中最核心的是何為(wei) 中國的問題，這對中國學人極具挑戰，因為(wei) 最犀利的並非答案而是問題本身，此問題將會(hui) 在21世紀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ei) 保持其尖銳性。何為(wei) 中國的問題核心必然牽涉到中國的傳(chuan) 統與(yu) 思想，在當前國際競爭(zheng) 的舞台上如何更新建立中國人的價(jia) 值體(ti) 係，在安頓中國人身心的同時實現對世界的反哺，達到“近者悅，遠者來”的狀態，這無疑是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者指出的治學方向。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序》中，言其“明夷”始於(yu) 周敬王時代，其甲子在公元前477年，此為(wei) 春秋戰國之交。周敬王初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奔楚，西周以來的文化崩潰，西周以至三代在精神上的滅亡應始於(yu) 此，而此後皆為(wei) “明夷”，故黃宗羲認為(wei) 三代之終在於(yu) 周敬王之時。而此時亦是孔子、老子活動的時期，孔子以傳(chuan) 周文自任，故可謂孔子為(wei) “明夷”之下傳(chuan) 道之第一人。“待訪”是黃宗羲以箕子自比，曰：“吾雖老矣，如箕子之間訪，或庶幾焉。”取《洪範》之意，而《洪範》作成則須在周敬王之時上推500年，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為(wei) 周公製禮作樂(le) 之時，儒學之始即於(yu) 此間周公至孔子時期。因此黃宗羲以此名書(shu) ，可見其在當時對未來前景依然充滿信心。張文江教授指出，黃宗羲有句名言：“讀書(shu) 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之心則為(wei) 俗學。”若將其放置於(yu) 當今時代而稍作引申，可謂“如果不了解世界各大文明之學問則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以中國學問為(wei) 印證並求之於(yu) 心則為(wei) 俗學”。黃宗羲學問的核心在於(yu) 整理過去，麵向未來，經史相參，有浙東(dong) 之學的一脈之傳(chuan) ，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依然有其經世意義(yi) 。

盛珂副教授認為(wei) ，黃宗羲是站在中國古代文化傳(chuan) 統的末端往回看的一名偉(wei) 大思想家，是利用中國傳(chuan) 統儒家資源來解決(jue) 國家、民族與(yu) 文化的現實問題的最後一位大師，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到黃宗羲為(wei) 止，其可能性都已盡然展現。對於(yu) 現代性的問題，西方選擇了以自由民主為(wei) 核心的一套解決(jue) 方案，但黃宗羲從(cong) 中國儒家傳(chuan) 統出發提出了相對於(yu) 自由民主更為(wei) 克製的一種可能性，其不僅(jin) 有理論設想，更有現實製度的考量，因此研究反思黃宗羲的學術，也許可以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之外找到一條既能解決(jue) 現代性問題又更符合中國傳(chuan) 統的路徑。由此也出現了另一個(ge) 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即中國並非在1840年之後才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國傳(chuan) 統的資源解決(jue) 現代性的問題，而是從(cong) 黃宗羲開始，就已經從(cong) 中國儒家內(nei) 部的心學理路去思考探索現代性問題的解決(jue) 辦法，因此是否可以將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提前到黃宗羲的時代，這個(ge) 問題同樣值得深入思考。

之後，與(yu) 會(hui) 學者就經學與(yu) 理學、經學與(yu) 子學，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yi) ，文明的現代轉型等問題展開了探討。會(hui) 場討論熱烈，思想激蕩，與(yu) 會(hui) 學者各抒己見，碰撞出睿智的思想火花。

最後，同濟大學陳暢副教授為(wei) 本次會(hui) 議作了總結陳辭，對各位參會(hui) 學者表達了衷心的感謝，認為(wei) 此次會(hui) 議各位學者提交的論文與(yu) 展開的討論，對於(yu) 突破當前黃宗羲研究瓶頸，打開未來研究的新局麵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也對在現代社會(hui) 曆史條件下重新激活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具有前瞻性意義(yi) 。會(hui) 議在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本次“黃宗羲與(yu) 明清哲學”青年學者工作坊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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