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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秉元作者簡介:鄧秉元,原名鄧誌峰,男,西元一九七四年生,吉林農(nong) 安人。複旦大學曆史學係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中國經學、經學史、思想史,著有《新文化運動百年祭》《王學與(yu) 晚明師道複興(xing) 運動(增訂本)》等。 |
鄧秉元 主編《新經學》第六輯 出版暨編後記、稿約
書(shu) 名:《新經學》第六輯
主編:鄧秉元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10月
【目錄】
學術遺劄
朱光潛《詩論》審查意見書(shu) 丨吳宓 秦燕春附識
答戴鴻才研究生丨王蘧常 郭建中整理
經學曆史
孔子之前的儒家世界丨楊儒賓
朱熹之氣化論——從(cong) 易學的角度看丨吳寧
王學末流考論丨[日]山本正一撰 廖明飛譯
新輯毛奇齡佚文佚詩考釋丨胡春麗(li)
皮錫瑞駁杜預《集解》之非——圍繞五十凡例的理解丨黎漢基
“章句之儒”的“至情至性”——說黃侃,兼及“章黃之學”的另一向度丨秦燕春
古典新詮
古本《老子》校讀釋·《道經》一 ——四十五至五十一章丨劉誌榮
《孟子·萬(wan) 章上》講疏 丨鄧秉元
圓桌會(hui) 談
文明的法理丨陳強
身體(ti) 與(yu) 禮儀(yi) ——容禮學導論丨張德付
序跋
《薛學潛著作集》序丨張文江
編後記
稿約
【編後記】
就在不久前一個(ge) 新書(shu) 討論會(hui) 上,一位治西學的朋友,對中國學術可能有的經學視角頗不以為(wei) 然,“我的世界沒有經學”。這句話在上下文中容有誤解,譬如在針對時下所流行的某種把經學限定為(wei) 一種地方性立場,並同時要把中國文化局限於(yu) 這一立場,以自外於(yu) 人類總體(ti) 文明的意義(yi) 上,這種批評其實是合理的。借用海德格爾的話,這種“經學”雖然在世界中存在,但卻並不“在世界之中”。但在上麵的表述中,經學被視作一種有立場的學術,與(yu) 某種懸置立場的學術相對應,卻是顯然的。這種立場顯然被與(yu) 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立場等同了。
的確,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學界,總的來說已是西學的天下。作為(wei) 一種強勢文化,西方文明在近代幾百年中已經因其在自然科學方麵的成果,很快對世界各大文明產(chan) 生了某種建瓴之勢。盡管十九世紀以後,西學內(nei) 部對自然科學及其知性思維的反思愈形深入,但二十世紀以來物質文明的發展,依然處在十九世紀的延長線上,這是不爭(zheng) 的事實。所以盡管作為(wei) 一種普遍性思維,知性思維在人類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但似乎隻有在西方才達到了自身的某種純粹性,而西方文化也儼(yan) 然成為(wei) 這一思維的代表。在一些因致富圖強而導致科學主義(yi) 泛濫的國度,這一進路甚至被視作真理的唯一通道。這是後來以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形式具體(ti) 表達出來,但在十九世紀初(甚至更早)已由西方逐漸彌漫到整個(ge) 世界的一種精神取向,無論是拿破侖(lun) 、俾斯麥,還是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墨索裏尼都分有了這一取向。假如與(yu) 中國文化對觀,這種傾(qing) 向其實與(yu) 墨法合流的秦政在精神上彼此相應。隻不過總體(ti) 的西方文化極為(wei) 複雜,二十世紀的英美與(yu) 歐陸因此走了不同的道路。
於(yu) 是,在夾縫中生存的其他文化形態,便往往與(yu) 西洋現代對知性予以反思的學術“結盟”,以捍衛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這是一種略顯卑微的主體(ti) 性。而知性思維似乎也在“貓捉老鼠”的遊戲中樂(le) 此不疲,盡管對某些非理性或前理性思維的揭示(這種揭示主要也是通過知性完成的)已經極為(wei) 深入,但卻並不願意真正承認其他思維在知識建構領域的合理性。這種局麵甚至形成某種吊詭。一方麵,知性對自身的局限極為(wei) 了然,不僅(jin) 承認“物自身”或“無知之幕”的存在,並述說著自身的某種謙卑;但另一方麵,卻又對自己所難以承認的事物表現出“致命的自負”。盡管隨著後現代主義(yi) 思潮的興(xing) 起,這種自負稍有收斂;但又似乎進入一種“濫情”狀態,其末流則陷入“無差別的平等觀”。假如執著於(yu) 此,同樣使真理不複可能。
當然,經學並非簡單與(yu) 知性相異的思維,無論經學、佛學還是神學,其思維中都並不缺少知性思維的參與(yu) 。就像純粹的知性思維也隻是在反思中作為(wei) 對象存在,知性思維活動本身其實也不能沒有其他思維(譬如德性思維,或者波蘭(lan) 尼所謂“支持意識”)的參與(yu) 。這是人類的心性結構所決(jue) 定的。知性無疑是理解事物的利器,但把知性超然地懸置於(yu) 宇宙之外,也不過是知性的“自蔽”。能醫不自醫,能知者不自知。
正是這種超然物外的知性,喜歡把不同的精神形態看成無根的意識形態,而有待於(yu) 知性加以裁判。曆史上由不同思維方式所層層架構的知識體(ti) 係,便成為(wei) 一個(ge) 個(ge) “全牛”,在庖甲、庖乙、庖丙的解牛刀下骨肉橫飛。於(yu) 是,本來作為(wei) 傳(chuan) 統知識體(ti) 係基石的經學,便被等同於(yu) 某種意識形態,無論受到提倡還是滅棄,性質都是一樣的。在此似乎應當重申意識形態與(yu) 知識體(ti) 係的區別:意識形態首先是基於(yu) 某種知識體(ti) 係的意識形態。譬如自由主義(yi) 、存在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天主教、新教,等等,都是基於(yu) 哲學(古典意義(yi) 上的)或神學知識體(ti) 係的意識形態,本身卻非知識體(ti) 係。同樣具體(ti) 到經學,儒、道、墨、法、縱橫諸家,皆屬於(yu) 意識形態,而經學則是知識體(ti) 係。由人類的曆史可見,不同的意識形態也許在不同時期當令,但假如這種意識形態不能保持自身開放,並“落葉歸根”、反哺作為(wei) 根源的知識體(ti) 係,則文明便會(hui) 萎縮。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正是基於(yu) 這樣一種關(guan) 聯,盡管經學、神學等知識體(ti) 係在純粹知性看來已經隱含著某種價(jia) 值性的立場,但誠如許多人已經意識到的,即便真正的“價(jia) 值中立”(中國傳(chuan) 統所謂“鑒空衡平”),又何嚐不是一種價(jia) 值。何況即使在哲學這一知識體(ti) 係之下,除了真正的“價(jia) 值中立”者之外,也無不或明或暗地表現出自身的價(jia) 值立場,當然也無法擺脫某種“前理解結構”。是否具有立場,不應該是彼此拒斥的理由。
知性的“自蔽”反襯出知性思維下“客觀性”概念之局限。一般說來,“客觀”概念總是藴含著主體(ti) 或主觀。但主體(ti) 的傾(qing) 向本身便構成遮蔽,甚至連佛家的空性也同樣如此。凡有所向,必有所蔽。小程子所謂“有所向便是欲”。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作為(wei) 個(ge) 體(ti) ,固然仍可以根據自己的性情,對某種主體(ti) 境界表示認同,但卻同樣應該對自身存在的傾(qing) 向性具有反省能力。不是“以我觀物”,而是“以物觀物”;不僅(jin) “以物觀物”,而且“以心觀心”;不惟“以心觀心”,還要“以氣遊氣”。如此這般,神氣合一,物我兩(liang) 忘,或許才能真正符合《周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此,人類目前經學、哲學、佛學、神學的分歧其實已是第二義(yi) ,世界在“道心”的澄明中得到和解,達於(yu) 《尚書(shu) 》所言“賓於(yu) 四門,四門穆穆”之境。而對於(yu) 仍在第二義(yi) 徘徊的人類來說,這種反省,總是需要借助他者才可以完成,這也是人類必須對不同文明保持開放心態的根本原因。
庚子重陽於(yu) 滬上,渙齋謹識
【稿約】
本刊由若幹學術同仁發起,旨在賡續經學傳(chuan) 統,推動經學新變,重塑經學與(yu) 時代之聯係,並為(wei) 學界同仁提供一學術交流園地。真誠期待海內(nei) 外經學研究同仁不吝賜稿,以饗讀者。
孔門四科,堂廡甚廣。後生小子,竊有慕焉。故舉(ju) 凡義(yi) 理、考據、經濟、辭章,有關(guan) 經義(yi) 者,無論經典詮釋、儒學義(yi) 理,抑或學術濟時、經學史論,皆在歡迎之列。唯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於(yu) 短製長篇,專(zhuan) 論書(shu) 評,則可任意所之。九流十家,源初王官,各得經學之一脈。故有關(guan) 諸子之研究,皆所亟盼。及後佛教東(dong) 傳(chuan) ,西學東(dong) 漸,經學與(yu) 之相得益彰。故舉(ju) 凡研究諸家學術而與(yu) 經學相比較者,亦所企望。貞下起元,此後聖之將行;守先待後,乃學人之正理。倘有已故學者遺稿、函劄,而願發表本刊者,皆無任欣忭。如蒙賜稿,本刊將於(yu) 兩(liang) 月內(nei) 敬複來函,期間請勿一稿兩(liang) 投。如大作曾經發表,務請提前注明。稿件一經刊行,即寄贈樣書(shu) ,並略付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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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邯鄲路220號複旦大學曆史學係鄧誌峰收 郵編:200433
《新經學》編輯部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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