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cong) 梅光迪看中西會(hui) 通中的君子之學

作者：孫漢生（福建教育出版社總編輯、編審）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提要】梅光迪出身於(yu) 有君子之風的古老家族，一生以君子人格自勵。中庸之道是儒家君子與(yu) 新人文主義(yi) 會(hui) 通之處，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yi) 者非常符合中國的先秦貴族君子特征：節製、適度、平衡，少數人的、個(ge) 體(ti) 的完善，難以達到的境界。梅光迪留學美國，習(xi) 英文，教西學，以複興(xing) 先秦原始儒學、會(hui) 通中西文化為(wei) 己任，雖然並不顯赫，終不失為(wei) 一位實學君子和愛國君子。

【關(guan) 鍵詞】新人文主義(yi) 儒家 中庸 實學 愛國主義(yi)

梅光迪

一、梅光迪何以為(wei) 君子？

提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君子，人們(men) 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蔡元培、胡適等人，而梅光迪今人甚少提及，甚至對於(yu) 很多人是很陌生的。2019年有一本著作《君子儒梅光迪》問世，自然有人要問，梅光迪是誰？他何以被稱為(wei) “君子儒”？

梅光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保守陣營學衡派的代表人物，他堅守中華傳(chuan) 統價(jia) 值體(ti) 係，反對全盤西化，以此在“五四”後期頗為(wei) 知名；因為(wei) 反對白話文，被新派人士戲稱“梅光之迪”。

《君子儒梅光迪》這本書(shu) 慎終追遠，從(cong) 梅氏祖先說起，第一章就介紹了宣城梅氏的族源，並引用歐陽修文章《梅聖俞墓誌銘》：“聖俞為(wei) 人仁厚樂(le) 易，未嚐忤於(yu) 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yu) 詩，然用以為(wei) 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1]梅聖俞者，乃梅堯臣也，在文學史上有“宋詩之祖”的美譽。梅堯臣終身貧賤但詩名甚隆，文壇領袖、朝廷重臣歐陽修為(wei) 其蓋棺定論，稱之為(wei) “君子”。梅光迪是梅堯臣四弟梅禹臣的後裔，但君子之後，就一定是君子嗎？

確實不一定是君子，但是梅光迪終身以養(yang) 成君子作為(wei) 自己的人生目標，那是肯定的。家族血脈作為(wei) 遺傳(chuan) 基因，也許在精神文化傳(chuan) 承上更為(wei) 堅韌。家族榮光無疑令梅光迪十分自豪，並時時引以自勵。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1945）日記中還有表露：“宣城梅氏在中國族姓中實為(wei) 最光榮之一也。予考宣城梅氏所產(chan) 人物有兩(liang) 種，一為(wei) 文藝家，一為(wei) 數學家。梅氏家風，合文學、科學而為(wei) 一，在吾國尤絕無僅(jin) 有。”“聖俞之詩，予亦好之，每一開卷，如對一衝(chong) 和澹遠之高士。”他以繼承家風、振興(xing) 家族和鄉(xiang) 邦為(wei) 己任，日記又寫(xie) 道：“近數十年則更寥落無人。每念鄉(xiang) 賢，不覺神馳。”

即使遠渡重洋，負笈美國，梅光迪亦不忘自勵：“以《克省十八法》為(wei) 日課，以求有道君子之提誨，加意省身克己，勉力行之，務期於(yu) 寡過而進道，無負其初誌。”“十八法”多為(wei) 聖賢之教，有兩(liang) 條更見個(ge) 人特色：（四）立誌。必為(wei) 天下第一等人，文章、經史、政治、哲學，必須成家。（八）樂(le) 天。和平閑逸，有瀟灑出塵之致，不以世俗毀譽得失分其心。（《致胡適第十七函》[2]）

梅光迪留學期間在美國給胡適寫(xie) 信說：“吾國之文化乃“人學主義(yi) 的”（Humanistic），故重養(yang) 成個(ge) 人。吾國文化之目的，在養(yang) 成君子（即西方之Gentleman and scholar or humanist也，紳士、學者或人文主義(yi) 者）。養(yang) 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固有之私欲。”（《致胡適第三十九函》）身在異國他鄉(xiang) ，仍以中華文化來自我養(yang) 成，以期成為(wei) 君子。留洋本來是學習(xi) 西學，但他卻攜帶《十三經注疏》《十七史商榷》《十八家詩鈔》《明儒學案》等大量中文古籍到美國，“同儕(chai) 多目迪為(wei) 迂腐病狂者。迪稍有幾本中籍，國人見之詫為(wei) 異事，無不暗中笑罵者。書(shu) 癡、老學究之名詞蓋已數聞”。（《致胡適第十二函》）

孔子是梅光迪的偶像，他“以孔子與(yu) 他人較，益信孔子之大，以此老實古今中外第一人”。（《致胡適第八函》）他的文章《孔子之風度》描繪孔子形象：“在吾國文化勢力下所產(chan) 生之人品，自當以孔子為(wei) 極則矣”；“孔子除有最深之道德修養(yang) 外，更富於(yu) 藝術興(xing) 味，故其發於(yu) 外者，不為(wei) 矜嚴(yan) 跼蹐之道學家，而為(wei) 雍容大雅之君子”。梅光迪針對視禮教為(wei) 吃人文化的現象，將孔子塑造為(wei) 一個(ge) 平民主義(yi) 者；他認為(wei) 恰恰是那些號稱改良社會(hui) 的現代人脫離平民，高高在上。平民主義(yi) 的孔子，無疑是梅光迪理想中的人格範型，也是現代君子的標準形象。

二、儒家君子與(yu) 人文主義(yi) 的遇合

梅光迪1911年通過庚款公費留學考試，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留學。到美國初期的心態，可以用他的英文文章《人文主義(yi) 和現代中國》(莊婷譯)一段話表述：“中國正經曆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變革，現代中國人也正忍受著一種思想空白和精神領域的尷尬境況所帶來的煎熬。”留學生們(men) 自然想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但是梅光迪沒有找到，對美國十分失望：“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讓人，乃以無物質文明，不遠三萬(wan) 裏而來卑辭厚顏以請教於(yu) 彼，無聊極矣！其道德文明實有不如我之處，吾人試留心其社會(hui) 情形，其黑暗且甚於(yu) 吾。”（《致胡適第十二函》）留美幾年仍在彷徨，“當時（1914/1915年間），我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渴望在現代西方文學當中找尋到更具陽剛之氣，更為(wei) 冷靜、理智的因素，能與(yu) 古老的儒家傳(chuan) 統輝映成趣。”（《評<白璧德：人和師>》）又轉到美國西北大學就讀，在一次學術報告會(hui) 上聽到白璧德的學說，梅光迪得償(chang) 所願，感覺像是他鄉(xiang) 遇故知。於(yu) 是在1915年秋來到哈佛大學，師從(cong) 白璧德。他後來如此回憶其師：

優(you) 雅自信、才華橫溢、練達智慧，能讓人想起舊社會(hui) 關(guan) 注全人類命運的哲學家；他闡釋了文藝複興(xing) 以後成了西方文明的根基的基本思想。

他敏捷的思維和強烈的幽默感使他和孟子、約翰遜及卡萊爾等人一樣，首先是一位文人，盡管肩負著更高的使命，即喚醒人類的精神世界。他的理想就是成為(wei) 法國式的有教養(yang) 的人以及儒家的彬彬有禮的學者——既入世又出世之人。

他已對儒家及早期道家的思想有了全麵的了解，對儒家學說中純粹的人文主義(yi) 大家讚賞，看到早期的道家學者和現代西方自然主義(yi) 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儒家思想可能是除了佛教之外，對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一大因素。（《評<白璧德：人和師>》，莊婷譯[3]）

梅光迪心目中的白璧德是美國孔子，他幾乎是帶著一種頂禮膜拜的熱忱一遍又一遍讀著當時已麵世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崇拜、皈依白璧德，主要出於(yu) 心靈的共鳴，這共鳴來自白璧德對中華文化的推崇：

白璧德又最早將看似背道而馳的東(dong) 西方文化看作一個(ge) 整體(ti) 。他對孔子有著深刻的理解，並將孔子和亞(ya) 裏士多德進行了精辟的比較。孔子之後，中國人以其長期積累的個(ge) 人例證及經驗不斷豐(feng) 富和活躍儒家的人文主義(yi) 。白璧德對儒家人文主義(yi) 的評價(jia) ，向他的中國學生指明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為(wei) 他們(men) 在當今時形形色色的文化價(jia) 值觀和文化主張中指明了正確的道路。（《人文主義(yi) 和現代中國》）

梅光迪認為(wei) ，白璧德學說是一個(ge) 全新的世界，也是被賦予全新意義(yi) 的舊世界。過去二十年，我們(men) 對自己的文化基礎不分青紅皂白的進行無情的批判，造成新舊文化間的差距愈拉愈大，現在，跨越這種鴻溝，要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牢固樹立其曆史繼承感。這個(ge) 能夠樹立曆史繼承感的、全新世界的人文主義(yi) 到底是什麽(me) ？

“人文主義(yi) ”是一個(ge) 內(nei) 涵豐(feng) 富，但紛繁複雜、莫衷一是的概念。英國當代學者阿倫(lun) ·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就沒有定義(yi) ，董鼎山譯者導讀說，它指的是肇始於(yu) 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的西方思想傳(chuan) 統，在文藝複興(xing) 時期被人們(men) 重新發現，發揚光大；它指的是一種對人的珍視態度，以及一種對人類的經驗與(yu) 理性的信任。阿倫(lun) ·布洛克“不把人文主義(yi) 當作一種思想流派或者哲學學說，而是將其視為(wei) 一種寬泛的傾(qing) 向、一個(ge) 思想與(yu) 信念的維度，以及一場持續性的辯論”。[4]阿倫(lun) ·布洛克的這本書(shu) 沒有寫(xie) 到白璧德的人文主義(yi) ，說明在歐洲人眼裏，白璧德學說不在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學界將其稱為(wei) “新人文主義(yi) ”，是十分恰當的，姑且視作“一場持續性的辯論”的參與(yu) 。

白璧德另一中國弟子梁實秋文章《白璧德及其人文主義(yi) 》將新人文主義(yi) 的內(nei) 容概括為(wei) 八條，撮要言之：人性是完整的，需要各個(ge) 部分的涵養(yang) ，需要均衡發展，不要壓製任何部分；浪漫主義(yi) 重情感，人文主義(yi) 則信仰理性；但又異於(yu) 科學理性，除了理性之外，還要運用倫(lun) 理的想象；倫(lun) 理的基本原則是節製。[5]

湯一介先生如是闡釋白璧德學說：

他認為(wei) ，16世紀以來，培根創造的科學主義(yi) 發展成為(wei) 視人為(wei) 物、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yi) ；18世紀盧梭提倡的泛情主義(yi) 演變為(wei) 放縱不羈的浪漫主義(yi) 和不加選擇的人道主義(yi) ，這兩(liang) 種傾(qing) 向蔓延擴張使人類愈來愈失去自製能力和精神中心，隻知道追求物欲而無暇顧及內(nei) 心道德修養(yang) 。長此以往，人類將自真正的文明，下墜於(yu) 機械的野蠻。為(wei) 戰勝科學主義(yi) 導致的功利物欲，新人文主義(yi) 強調人類社會(hui) 除物質之律外，更重人事之律。[6]

梅光迪理解的白璧德人文主義(yi) 具體(ti) 內(nei) 涵是什麽(me) ？他帶著一種頂禮膜拜的熱忱一遍又一遍的讀著的，是哪三本著作？他在《學衡》第八期發表的文章《現今西洋人文主義(yi) 》提到白璧德兩(liang) 本著作《近世法國批評大家》和《文學與(yu) 美國大學教育》。從(cong) 梅光迪文字中常常批判盧梭與(yu) 浪漫主義(yi) 看，還有一冊(ce) 應該是《浪漫主義(yi) 與(yu) 盧梭》。此三書(shu) 現在皆有中文譯本，第二本今譯《文學與(yu) 美國的大學》（張沛、張源譯），我們(men) 概述本書(shu) 第一章《什麽(me) 是人文主義(yi) 》大體(ti) 可以理解白璧德的人文主義(yi) 思想：

關(guan) 於(yu) 人文主義(yi) ，白璧德回溯到拉丁詞語humanus，humanitas，此詞意味著信條與(yu) 紀律，是貴族式的。人們(men) 直到文藝複興(xing) 時期才開始使用人文主義(yi) 者一詞，人文主義(yi) 一詞則更晚才得到使用。文藝複興(xing) 的第一個(ge) 時期，占據主流的是一種解放運動——對感官的解放，對才智的解放；後期的主要趨勢轉向了更高程度的規束與(yu) 選擇的人文主義(yi) 。兩(liang) 者都把古代的人文主義(yi) 者看做自己的領路人，目標一致，要造就完善的人。後期希望通過精約的美德來達到目的，建立一種普遍的人文的信條與(yu) 紀律。

一個(ge) 人如果對全人類富有同情心，對全世界未來的進步充滿信心，也亟欲為(wei) 未來進步這一偉(wei) 大事業(ye) 貢獻力量，那麽(me) 他就不應該被稱作人文主義(yi) 者，而應被稱作人道主義(yi) 者。人文主義(yi) 者所關(guan) 懷的對象更具選擇性，是一種受過訓練的、有選擇的同情。他堅持同情必須用判斷來加以製約和調節。真正的人文主義(yi) 者在同情與(yu) 選擇之間保持著一種正當的平衡。

人文主義(yi) 者感興(xing) 趣的是個(ge) 體(ti) 的完善，而不是全人類都得到提高那種偉(wei) 大藍圖。而人道主義(yi) 者把愛與(yu) 同情提升為(wei) 至高無上的、能夠滿足一切的法則，不需要任何信條和紀律來加以補充，對自己同類的同情中往往夾雜著對異類的狂熱憎恨（以盧梭最為(wei) 典型）。

適度的法則乃是人生最高的法則。蘇格拉底在思想與(yu) 感覺之間獲得完美和諧。當然，即使是在希臘，也隻有少數人才會(hui) 實際洞見到適度的法則，調節好統一（unity）與(yu) 多樣（diversity）、絕對與(yu) 相對。佛祖說，極端的即是野蠻的。（以上4節據張沛、張源譯文綜述[7]）

湯一介先生所述之培根科學主義(yi) 和盧梭浪漫主義(yi) 內(nei) 容，則應在此書(shu) 第二章《兩(liang) 種類型的人道主義(yi) ——培根與(yu) 盧梭》。

從(cong) 以上所述我們(men) 可以看出，中庸之道，也就是君子之道是儒家與(yu) 白璧德人文主義(yi) 會(hui) 通之處。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yi) 者非常符合中國的先秦貴族君子特征：製約、調節、適度、平衡，少數人的，個(ge) 體(ti) 的完善，難以達到的境界，都是孔子視為(wei) 最高境界的君子中庸之道。在白璧德和梅光迪看來，人道主義(yi) 無節製的感情（同情），不合中庸之道，將導致災難。

梅光迪全盤接受了白璧德新人文主義(yi) ，在美留學期間與(yu) 胡適的很多書(shu) 信都流露出，推崇抉擇、克己、內(nei) 修、約束、中庸；反對極端，反對自由主義(yi) ，還反對盧梭式的人道主義(yi) ：

弟之所惡於(yu) 今人者，非惡其“自由主義(yi) ”，惡其自由主義(yi) 行之太過之流弊也。凡世界上事，惟中庸則無弊。學術思想一尊之流弊，在狹隘而無發揚餘(yu) 地；學術思想自由極端之流弊，在如狂瀾決(jue) 堤而不可收拾，其禍與(yu) 學術一尊一也。吾國之晚周與(yu) 今日之歐美，受禍與(yu) 自由極端。吾國秦漢以來至今與(yu) 歐洲之中世紀受禍於(yu) 一尊，然能去中庸之道而行之者，人類史上實未之見，其難蓋如此。蓋中庸終不過為(wei) 一理想的，欲達此一理想，其惟天下之人皆聖賢乎！（《致胡適第三十五函》）

歐美近百年來食盧梭與(yu) Romantic movement之報，個(ge) 人主義(yi) 已趨極端，其流弊乃中流爭(zheng) 長，毫無真偽(wei) 美惡之別，而一般凡民尤任情使性，無省克與(yu) 內(nei) 修之功以為(wei) 之防範。（《致胡適第三十六函》）

治本之策在改變今人之人生觀，在改“人道主義(yi) ”與(yu) “人權主義(yi) ”為(wei) “人學主義(yi) ”，在使人為(wei) 君子，而不為(wei) 人道家與(yu) 強權家。今之人道家在趨感情，在世人彼此以同情相往來，故其禍在求諸人而不求諸己。求人之同情不得，則流於(yu) 仇恨殘殺，蓋感情之為(wei) 物最宜克製。盧梭一生隻有仇人無友人，他人道家亦多如之。在使人知人生幸福在內(nei) 修，而不在外張（outward expansion）。否則日日言和平，言減軍(jun) 備，言萬(wan) 國裁判公堂，有何益哉？（《致胡適第三十九函》）

回國以後，反對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派和自由派，即以此為(wei) 思想武器。

三、現代君子如何會(hui) 通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西方文化

梅光迪有一篇英文文章《人文主義(yi) 和現代中國》回顧白璧德新人文主義(yi) 在中國的影響，頗能反映其會(hui) 通中西文化的努力。他說：

現在中國人自認落後，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深的窘迫感之中，急切地想打破固有傳(chuan) 統並改革維新以求與(yu) 世界同步，喪(sang) 失自身文化的特性和獨立性，成為(wei) 歐美的翻版，從(cong) 而真正變得低人一等、滑稽可笑。中國隻經過一代人，便從(cong) 極端保守變成了極端激進。如今在中國的教育、政治和思想領域扮演著主角的知識分子們(men) 已經完全西化，對自己的精神家園缺乏起碼的理解和熱愛，因而在國內(nei) 他們(men) 反而成了外國人。

為(wei) 什麽(me) 就不能憑借傳(chuan) 統，保留一些屬於(yu) 自己的沉穩、超然和自信呢？

西方的確能夠為(wei) 建造一個(ge) 新中國提供各種理性和文化因素，我們(men) 對之也應該加以歡迎和吸收，隻要它們(men) 不會(hui) 與(yu) 中國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相違背。此類傳(chuan) 統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構成了中國民族精神的精粹。西方文明自身無疑也經曆過一個(ge) 緩慢而痛苦的積累過程，並不能單純地被看做是科學和民主在過去二百年裏創造的成果。

《學衡》的創辦者將捍衛中國的傳(chuan) 統作為(wei) 主要目標，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介紹並吸收西方哲學和文學的優(you) 秀作品及其思想；以合理、明智、批判的態度討論當今中國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思潮和教育現狀。

現代中國的激進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隻專(zhuan) 注於(yu) 傳(chuan) 統中的瑕疵，鼓吹低劣的“世界主義(yi) ”而不加選擇。《學衡》的作者們(men) 並非對自身民族傳(chuan) 統中的問題熟視無睹，但更著眼於(yu) 民族傳(chuan) 統中的精粹部分。

白璧德曾在中國學生的一次大型聚會(hui) 上作了以下的講話：我希望，假如在西方發起了這樣一次人文主義(yi) 運動，它也可以在中國的新儒家運動中得到呼應——這種儒家學說將能夠徹底掙脫幾百年來它背負著的、學究式、形式主義(yi) 的沉重抱負。（以上幾節據莊婷譯文綜述）

學衡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目為(wei) 保守派，守舊色彩濃重。其實他們(men) 多是留洋歸來，接受的白璧德主義(yi) ，本是西學，在他們(men) 自己，無非是堅持認定的真理。梅光迪曾有一與(yu) 青年談話的文章《自覺與(yu) 盲從(cong) 》說：

愛吾國青年之覺悟，尤愛真理。特以真理有獨存之價(jia) 值，不以眾(zhong) 人之好惡為(wei) 是非。作者（梅自稱）隻認真理，其言論之趨時與(yu) 否，迎合當世之心理與(yu) 否，則所不計也。亦嚐負笈歐美，略聞世界思潮之趨勢。又嚐默察吾國舊文明與(yu) 社會(hui) 製度之病源，而以改造之業(ye) 自勉者。

留學西洋者，大率多年少而學未成之士，其於(yu) 西洋思想，能貫徹會(hui) 通者，有幾人耶？凡吾國人所盛稱之各種主義(yi) ，奉之為(wei) “世界潮流”者，不過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張。現在吾國所流行之各種主義(yi) ，果適用於(yu) 吾國今日之社會(hui) 乎？近世西洋各種主義(yi) 之發生，皆有其特殊之社會(hui) 製度為(wei) 之因，例如有資本主義(yi) 之弊害，而後能發生社會(hui) 主義(yi) 。

學問家無獨立精神，而惟他人或宗師之是賴，其弊將至。不肯吃苦，以自用其腦筋，於(yu) 學問上之造就，不期精深，終其身為(wei) 門外漢。

梅光迪有一文《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批評新派人士獨斷專(zhuan) 橫、不容異見，而潔身自好溫恭謙讓之君子，無立足之地，“而吾民族之真精神，亦且隨之而亡”。他提倡學習(xi) 法國學界的君子之風：

自十七八世紀法人提倡社交，以學者與(yu) 君子合一（scholar and gentleman），歐洲士氣，漸趨禮讓，再防之以法律，故今之歐美學術界，涉及作者本身者固無，即謾罵者亦絕跡也。而今之吾國提倡學術者，方以歐化相號召，奈何不以今之歐美學者與(yu) 君子合一者為(wei) 法乎？

他留美期間致胡適一函，談合中西為(wei) 一的治學方法，頗有可采：

吾人生於(yu) 今日之中國，學問之責獨重：於(yu) 國學則當洗盡二千年來之謬說；與(yu) 歐學則當探其文化之原與(yu) 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於(yu) 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鄙意讀中國古籍，當以讀西書(shu) 之法讀之而後有用。（《致胡適第六函》）

剛到美國時，梅光迪是不認可基督教的：“而彼教士與(yu) 吾國不學妄人猶曰，欲救中國，非耶教不可，真邪說也。”（《致胡適第八函》）

有一次參加青年大會(hui) ，感覺“耶教之精神已能窺見一斑，勝讀十年書(shu) 矣。蓋今後始知耶教之真可貴，始知耶教與(yu) 孔教真是一家”。認識了基督教之後，梅光迪對於(yu) 儒學未生鄙薄之心，反而對儒學更加自信，“於(yu) 是今後提倡孔教之心更覺不容已，此所謂千鈞重任者也”。因為(wei) 他認識到基督教對於(yu) 西方社會(hui) 發生了重要作用，他由此推知，孔教對於(yu) 中國也應發揮良好的教化作用，而實際沒有達到，是因為(wei) 我們(men) 做得不如西方人好。梅光迪進而批評對於(yu) 孔教和基督教兩(liang) 種極端態度：“一種主張廢棄孔教，奉耶教為(wei) 國教；一種又妄自尊大，以為(wei) 孔教以外皆邪教也。”他提倡“吾輩今日之責，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說，一麵使本國人消除仇視耶教之見，一麵使外國人消除仇視孔教之見，兩(liang) 教合一”。他相信“孔耶一家，孔教興(xing) 則耶教自興(xing) ；且孔耶亦各有缺點，必互相比較，截長補短而後能美滿無憾”。（《致胡適第十二函》）

梅光迪還闡明了宗教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宗教之於(yu) 一國，當使宗教因地製宜，以迎合於(yu) 人民之習(xi) 慣風俗，不當使人民變易其習(xi) 慣風俗，以迎合於(yu) 宗教。如吾國之敬祖、家族製，皆有數千年之曆史與(yu) 哲學為(wei) 之根，豈可以兒(er) 戲視之，隨意改置乎！”這些論述，對我國曆史和國情的認識，皆是相當平正、到位的。他以此推知，“以道德牖民，乃學校教師之責，吾國數千年來已然，故教師對於(yu) 學生之道德負完全之責任”。（《第二十六函》）梅光迪這些觀點，皆合新人文主義(yi) 和儒家的中庸之道。

四、實學君子與(yu) 愛國君子

梅光迪欲“洗盡二千年來之謬說”何指？乃漢學、宋學。他要回到先秦原始儒家，一如歐洲文藝複興(xing) ，從(cong) 中世紀回歸古希臘。“迪思吾國風俗其原始皆好，惟二千年來學校之製亡，民無教育，遂至誤會(hui) 太甚，流弊太深。吾輩改良之法，尚須求其原意。蓋原意皆深含哲理，無所不適用於(yu) 今也。吾人處孔教衰頹之日，須以複興(xing) 之責加諸身，善讀善解尤須善行。”（《致胡適第八函》）

梅光迪為(wei) 何要推翻漢學、宋學？因為(wei) 他認為(wei) 暴秦焚書(shu) 坑儒，打斷了先秦儒學傳(chuan) 統，焚毀了儒家的真實麵目——實學的儒家：

自暴秦坑儒，專(zhuan) 製體(ti) 成，誦經之士始以尊君為(wei) 學；西漢諸儒咬文嚼字，牽強附會(hui) ，務以求合時主心理，蓋不如是不足以進身取容也。宋儒出，倡為(wei) 心性之學（心性為(wei) 孔教之一部分而已），重於(yu) 誦讀講章而輕於(yu) 實用，又偏重三綱之說，於(yu) 是人道益苦，而讀書(shu) 之人均為(wei) 無用之人矣。（《致胡適第十二函》）

梅光迪推測，西漢儒生經暴秦坑火，虎口餘(yu) 生，憑記憶傳(chuan) 授先秦經典，是不準確的；飽嚐專(zhuan) 製之威，對經典更是多有曲解。

況鑒於(yu) 暴秦之禍，卑鄙小儒焉敢奉聖人遺經發明其中真理，昌言無忌，以再蹈前轍？故其師弟授受，隻以僥(jiao) 幸免禍為(wei) 要，其注解遺經以遠於(yu) 事情不切時用為(wei) 上。迪觀漢儒說經與(yu) 人情物理多不合；至宋儒則更加變本加厲矣。程朱以靜坐觀心為(wei) 正心誠意之學，虛無縹緲。孔孟倫(lun) 理政治學說，反對君主專(zhuan) 製者，皆不敢道一字。種種程朱之邪說，莫非以叛聖為(wei) 歸。故吾輩將來救國，以推到漢宋學說為(wei) 入手；不推倒漢宋學說，則孔孟真學說不出，而國必亡。（《致胡適第十二函》）

這些言論，皆發自五四運動之前，與(yu) 激進派、自由派觀點並無二致，差異在於(yu) 對原始儒家思想的理解。

除了崇拜孔子而外，梅光迪最為(wei) 推崇的人物是顏習(xi) 齋（顏元）。他認為(wei) 隻有顏李學派繼承了孔孟精髓，其實學思想與(yu) 西學相合，而程朱學派則是背離孔孟之道的，因為(wei) 朱子學說雜以佛學，所謂格物致知，隻是瞑目靜坐，在書(shu) 本裏格物，而不是在實事中格物。

即習(xi) 齋一生言行觀之，其不合於(yu) 聖人之徒者亦鮮矣。自程朱以誦讀章句為(wei) 儒，此種學問已視為(wei) 非儒者分內(nei) 事。習(xi) 齋痛誦讀章句之為(wei) 腐儒，不足為(wei) 世用。

晦庵（朱熹）實為(wei) 千古叛聖第一罪魁，其《綱目》尤剌謬不可思議，其知人論世尤荒謬絕倫(lun) 。吾謂自有晦庵而儒學範圍愈狹，如晦庵之於(yu) 管仲、晏子、張子房、孔明等，皆以雜霸之說或申韓之學抹殺之，不得與(yu) 於(yu) 儒者之列。吾人論古人當問其人之有功德於(yu) 吾民與(yu) 否，不當問其學術之純駁；其有功德於(yu) 吾民者，皆聖人之徒也。故孔子亦極推尊管晏。晦庵與(yu) 介甫（王安石）不合，非但痛抵介甫，並抵醜(chou) 其妻其子，造謠汙蔑，使介甫蒙冤。宋有理學，宋乃亡於(yu) 異族；有明有理學，有明亦如之。果使瞑目靜坐之學有用者，其結果當不至如今日。幸有顏李二先生者，推翻偽(wei) 學以複古為(wei) 學。（《致胡適第三函》）

幾年之後，梁啟超評論顏李學派，觀點大體(ti) 同於(yu) 梅光迪：

舉(ju) 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yu) 二千年來思想界，為(wei) 極猛極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複古，而其精神純為(wei) 現代的。[8]

其對於(yu) 舊思想之解放，最為(wei) 徹底。（顏元）為(wei) 做事故求學問，做事即是學問，舍做事外別無學問，此元之根本主義(yi) 也。[9]

梅光迪以Control of mind（意念控製）解釋正心誠意，正是白璧德人文主義(yi) 的“製約、調節和平衡”。梅光迪致胡適函表達的意思，應是他以白璧德人文主義(yi) 觀照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表現：

正心誠意之學，即證之西人學說，亦若合符節。然正心誠意在致知格物，非瞑目靜坐之謂也。即如足下（胡適）治農(nong) 學，日在試驗場中較量種植之品，考查肥料之功用，是足下之致知格物也，即足下之正心誠意也。蓋心中不能無事，時時有正當之事牽掛，一切邪念妄念自不得而生。西人正心誠意之學多主此說。正心誠意以西文Control of mind譯之甚切。恕穀（李塨）專(zhuan) 以孟子“必有事焉”一語為(wei) 正心誠意工夫，與(yu) 西人之說正合。程朱之正心誠意與(yu) 《大學》不合者亦在此。必循程朱之法靜坐觀心，是以心中無事為(wei) 主，何以解致知格物？迪以為(wei) 平天下不徒在政治，如工人製器利民，商賈通有無，農(nong) 人植五穀，皆平天下之道也。顏李學說獨得先聖精髓而與(yu) 西人合，其所常稱道者，如視思明、聽思聰等語，今日西人之所以強盛者，豈有外乎此哉？至於(yu) 黎洲之民權，亭林之禮教，皆孔孟嫡傳(chuan) ，三代後絕無僅(jin) 有之人物。然兩(liang) 先生於(yu) 聖學工夫終不如顏李之鞭辟入裏，語語痛快，而顏李之於(yu) 民族、民權、禮教亦三致意焉。（《致胡適第五函》）

基於(yu) 實學思想，梅光迪特別推崇曆史事功顯著的人物：“吾國近世人物當推湘鄉(xiang) 曾氏為(wei) 第一，稍古之人物王陽明、王介甫、諸葛武侯、子產(chan) ，乃其選也。”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出於(yu) 他對中國社會(hui) 衰敗的認識和對對濟世之才的盼望：“吾國今日需一種堅忍耐苦愷切誠摯之人才，又須深懂祖國文明。”（《致胡適第八函》）

基於(yu) 實學思想，他希望自己也能夠成為(wei) 改造社會(hui) 的有實用的人才，而不是空頭文學家：“兩(liang) 年來，總想練兩(liang) 支好筆（一中一西）。生平之大願，在以文學改造社會(hui) ，決(jue) 不想作官發財（此亦係先君望迪之意，臨(lin) 歿時猶以為(wei) 言。）”（《致胡適第二十五函》）“吾願為(wei) 能言能行、文以載道之文學家，不願為(wei) 吟風弄月、修辭綴句之文學家。仿之古今文人，吾願為(wei) 王介甫、曾滌生，不願為(wei) 歸熙甫、方望溪。”（《致胡適第二十六函》）此亦是其父遺訓：“《第二十函》先君詔迪之語：宜練習(xi) 辦事手段，而尤以為(wei) 生為(wei) 第一要義(yi) 。”（《致胡適第二十函》）

梅光迪終其一生沒有成就大的事功，不如他的青年時代摯友、同鄉(xiang) 胡適那樣成為(wei) 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的思想家和青年導師，也沒能像胡適那樣成為(wei) 外交家為(wei) 抗戰大業(ye) 馳騁於(yu) 國際外交舞台為(wei) 國爭(zheng) 利。直到逝世前半年（1945年2月），他還有一係列著作計劃，擬以中英雙語撰寫(xie) 《明季士風》《洛下風裁》《正始遺音》《韓文公評述》《歐陽公評述》《袁隨園評述》《曾文公評述》，還擬作《近代西洋思想述要》《近代西洋文學趨勢》，可謂齎誌以歿。他在東(dong) 南大學、浙江大學兢兢業(ye) 業(ye) 教書(shu) 二十年，抗戰期間隨浙大西遷，艱難備嚐；抗戰勝利才一個(ge) 月，未及東(dong) 歸，病逝於(yu) 貴陽。他為(wei) 中國的外語教育和外國文學學科建設作了巨大貢獻，不失為(wei) 一個(ge) 有為(wei) 君子。

梅光迪還曾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漢文教師多年，為(wei) 弘揚中華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又不失為(wei) 以為(wei) 愛國君子。早在留學時期，他致胡適函，就表達了文化自信和向西方世界推廣、弘揚祖國文化的宏大誌願：

我輩莫大責任在傳(chuan) 播祖國學術於(yu) 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讀我之書(shu) ，知我有如此偉(wei) 大燦爛之學術，其輕我之心當一變而為(wei) 重我之心，而我數千年來之聖哲亦當與(yu) 彼皙種名人並著於(yu) 世，祖國之大光榮莫過於(yu) 是。（1911年11月25日）（《致胡適第四函》）

國家危亡之秋，實學更多地體(ti) 現於(yu) 救亡圖存。抗戰期間，梅光迪著文多篇，力斥漢奸教育和投降主義(yi) 。他認為(wei) 正人君子都是不妥協的愛國者。

吾國聖哲精神，與(yu) 武力侵略者之行為(wei) ，恰如水火之不容。吾國素以和平稱於(yu) 世界，春秋晉楚之弭兵運動，孟子墨子之非戰，以及窮兵黷武之為(wei) 深戒，亦為(wei) 人所樂(le) 道。豈知對外抗戰，早已成為(wei) 神聖信條。正人君子無一不主戰者。吾國數千年立國根本，在先哲言行之見諸記載者，而經籍尤要。吾民族最高精神，可謂之不妥協不苟且之精神。（《斥偽(wei) 教育》）

梅光迪認為(wei) ，要取得抗戰的勝利，須賴我民族精神：

此次抗戰，一鳴驚人，開甲午以還之新紀元。吾人若歸功於(yu) 執政當局之國防準備，毋寧歸功於(yu) 其利用吾民族之固有美德，為(wei) 之闡揚光大。近年之尊孔，及敬禮曆史上之民族英雄，實皆可謂此次抗戰之精神總動員。此次民族之複興(xing) 乃先王之澤。世界有史以來，偉(wei) 大民族與(yu) 其文明，由盛而衰而亡，早成陳跡。中華民族，不但其精神生命，其內(nei) 體(ti) 生命，猶健在也。西人常謂，“今之希臘人非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之後裔，今之意大利人非凱撒時代羅馬人之後裔，獨今之中國人，猶是孔子時代中國人之後裔。”故中國文化數千年之中，未嚐失其本來麵目，更未嚐中斷也。中國民族巍然獨存者，豈徒偶然，特因中國民族魄力之雄厚，遠過他族。有好祖宗，乃有好子孫。（《言論界之新使命》）

對於(yu) 民族精神，梅光迪有自己的學理闡釋。他認為(wei) ，愛國主義(yi) 之含義(yi) ，亦有古今之別。梅光迪是一位具備現代國家觀念、兼容多民族的愛國君子，而不是舊式的、愚忠於(yu) 一家一姓的遺老遺少。他說：

民族精神（The Spirit of Nationality）為(wei) 近代產(chan) 物，西洋古代亦無之。以近代列國並峙，競爭(zheng) 結果，優(you) 勝劣敗，為(wei) 迎拒之所取資，則以民族為(wei) 中心，否則易被摧殘侵略，安能存在乎？

中國舊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國家，君臣列為(wei) 五倫(lun) 之首，故君主亦稱君父，儒家崇尚備至。今則君臣之倫(lun) 已廢，然揆之人情，則愛國者，愛父母之邦也。昔者家天下，庶民不聞政治，今則不然，有公民職權，保護國家，非但是國民責任，更為(wei) 國民權利。公羊“內(nei) 諸夏而外諸夷”，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昔日為(wei) 唯一獨尊國家，今日為(wei) 多數並尊國家，而華夷之辨，失其效力矣。

國家為(wei) 理想，民族為(wei) 宗教，此亦近世之經義(yi) 。國家應為(wei) 身心性命事業(ye) 及個(ge) 人靈魂之所寄托之寄托。危亡之秋，發揚國光國魂，尤不可緩。試觀本國錦繡河山，為(wei) 人曆史，文藝哲學，有不動於(yu) 中者乎！吾之祖國，即此類人與(yu) 物所積累擴充而成，安得不使我感慨流涕，一往情深乎！（《愛國主義(yi) 之今昔》）

梅光迪認為(wei) ，培養(yang) 愛國心，須從(cong) 曆史和文化開始：

古典文學是真正的民族性（true nationgality），中國人所信的，是一種曆史的不朽（Historical immortality），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這個(ge) 意思。如果要得大家都有愛國心，第一必得大家先要曉得我們(men) 的過去，然後同一的感情才會(hui) 產(chan) 生出來。（《中國古典文學之重要》）

直到逝世前幾個(ge) 月，他的日記還寫(xie) 著家國之愛：“予常謂愛人類必先愛國，愛國必先愛家，愛家必先愛身。由小及大，由近及遠，而後乃有所著手。”（1945年3月14日）

新人文主義(yi) 並不是梅光迪思想的全部，實學和愛國，白璧徳主義(yi) 似乎沒有，

而梅光迪有。這說明梅光迪是具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的，實學和愛國主義(yi) 精神是其中國特色和時代要求。

習(xi) 主席說，愛國主義(yi) 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梅光迪可謂深得中華民族核心精神之君子。

【注釋】
 
[1]書同：《君子儒梅光迪》，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頁
 
[2]梅光迪：《致胡適第十七函》，《梅光迪文存》，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引梅光迪語，皆出此書，僅隨文注篇名
 
[3]另有周俐玲譯為《緬懷一個人之師表》，見段懷清編《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
 
[4]阿倫•布洛克著，董鼎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5]段懷清編：《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頁
 
[6]段懷清編：《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湯一介序言
 
[7]白璧德著，張沛、張源譯：《文學與美國的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5—17頁
 
[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32頁
 
[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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