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與(yu) 學術史的融合互補：晚清“公羊學”研究百年回眸

作者：楊昭（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內(nei) 容提要：學界主流意見認為(wei) 《公羊》學即是“微言大義(yi) ”之學，晚清《公羊》學恰構成常州學派至龔自珍魏源，終於(yu) 康有為(wei) 的今文經學譜係。

但該意見經過了三個(ge) 時期：一、民國開創期。這一階段兩(liang) 派對立形成。錢穆、梁啟超立足思想史角度建構了影響至今的今文經學譜係。章太炎則站在學術史角度，批判常州學派及龔魏等人，而推崇淩曙、陳立的《公羊》學研究。

二、主流觀點形成期。這一時期今文經學譜係一家獨大。淩曙、陳立受到否定與(yu) 輕視。從(cong) 學術史角度出發，重視淩陳的錢基博、段熙仲等在思想史思維的影響下陷入矛盾掙紮。

三、新時期。蔡長林、曾亦等一些學者對今文經學思考模式進行反思，但其思考尚處初步。因此可知，今文經學譜係是一個(ge) 曆史結論，而非永恒真理。晚清《公羊》學未來的研究應超越這一譜係，更多關(guan) 注淩曙、陳立等非“義(yi) 理”公羊家。

關(guan) 鍵詞：淩曙；陳立；今文經學；晚清《公羊》學

一、引言

學界主流意見認為(wei) ，晚清以降，今文經學重新崛起，成為(wei) 清代最後一大思潮。參與(yu) 其中的主要代表是以莊氏家族為(wei) 主的常州學派，龔自珍、魏源續其後，康有為(wei) 、廖平集其大成。

這一譜係多大程度上呈現《公羊》學在晚清的全貌，並未得到充分檢視。如果我們(men) 把視角從(cong) 這一整齊譜係當中抽離出來，就會(hui) 發現，清代很多以治《公羊》著名的學者，或《公羊》學著作都被忽視了。惠棟《公羊古義(yi) 》，淩曙、陳立這樣的公羊學者，都未獲得應有的關(guan) 注。因此我們(men) 或可以說，晚清今文經學譜係是後來學者站在一定標準上的重構。

（惠棟）

楊向奎、陳其泰等學者曾對這一標準進行過討論，認為(wei) ：常州學者與(yu) 其他學者的區別在於(yu) ，常州學者重點在闡釋《公羊》義(yi) 理。淩曙、陳立等其他學者則不是。“劉氏是‘賢者識其大’，淩氏是‘不賢者識其小’。”

即便淩曙、陳立二人治《公羊》，惠棟亦有《公羊》學著作。這些成果也不能視作晚清《公羊》學成就。我們(men) 且不論其判斷是否符合曆史真實。這樣的擇取本身是無可厚非的，隻要他們(men) 言之有據，即為(wei) 合理。

但問題在於(yu) ，今文經學譜係已日益成為(wei) 學界的唯一聲音。很多學者的思維已完全籠罩在今文經學思維之下。他們(men) 認為(wei) 今文經學思潮就是晚清《公羊》學發展的真實曆史全部。

這一趨勢是有待挽回的。照此發展，學界也就失去了像楊向奎先生那樣，對今文經學思潮本身的反思能力。學界有些學者，如蔡長林、黃開國、曾亦、郭曉東(dong) 等，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他們(men) 的探討並未集中在今文經學這一思維構建本身上，因此並不深入徹底。

本文試圖通過對晚清《公羊》學研究曆程的梳理，考察今文經學譜係本身形成的曆程，探討其他譜係是否可能。

二、兩(liang) 種發展脈絡的構建

清末學者已經意識到他們(men) 深處學風大變的時代。因此對今文經學的研究是從(cong) 參與(yu) 其中的學者本身開始的。如梁啟超梳理清代學術的動機之一，即是作為(wei) 參與(yu) 者，講清楚晚清今文經學的情況。“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yu) 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yu) 其役者，宜有以紀之。”

開此學術先河的是章太炎、梁啟超以及錢穆先生。章太炎與(yu) 梁啟超、錢穆分別站立在各自立場，構建出截然對立的晚清《公羊》脈絡。錢穆、梁啟超更多站在思想史角度，構建了與(yu) 今天大體(ti) 一致的今文經學傳(chuan) 承譜係。章太炎則更多站在學術史角度，對常州學派等今文經學家持輕視態度。

“晚清今文經學思潮”這一名稱，其中即包含了兩(liang) 層含義(yi) ：一、側(ce) 重思想史層麵，講求義(yi) 理的經世致用學風興(xing) 起；二、側(ce) 重學術史層麵，以公羊學為(wei) 代表的今文經學興(xing) 起。

（一）立足思想史視角的脈絡

梁啟超、錢穆二人都認為(wei) 講求“微言大義(yi) ”，主張“通經致用”即是以《公羊》學為(wei) 中心的今文經學的家法。錢穆講：“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義(yi) ，而通於(yu) 天道、人事……其極必趨於(yu) 輕古經而重時政。”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於(yu) 論述之先，先著《論時代思潮》。全書(shu) 內(nei) 容都是圍繞思潮的變動論述的，謂“有清一代，可記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在前半期為(wei) ‘考證學’，在後半期為(wei) ‘今文學’。”他所說的今文學“專(zhuan) 求其微言大義(yi) ”。

以此為(wei) 標準，錢穆、梁啟超二人都認為(wei) 今文經學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人是龔自珍、魏源。梁啟超謂“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錢穆更是直接將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論述常州學派的部分命名為(wei) 《龔定庵》。龔、魏二人並不如常州諸賢以及後來的康、廖專(zhuan) 門。尤其龔自珍，其針砭時弊的政論及史論遠遠重要過他的今文經學著作。

而晚清其他以治《公羊》的學者，如淩曙、陳立等則並不在考察視野之內(nei) 。梁、錢兩(liang) 位先生如此推崇龔自珍已經能夠說明，其晚清今文經學譜係與(yu) 晚清《公羊》學發展過程之間的偏差。並非所有晚清治《公羊》者都納入其考察範圍。也並非所有納入其視野內(nei) 的學者均以治《公羊》聞名。

就具體(ti) 譜係構建而言，梁啟超梳理的晚清今文經學譜係開創者為(wei) 莊存與(yu) ，後經劉逢祿，興(xing) 盛於(yu) 龔自珍、魏源，至其師康有為(wei) 集大成，康有為(wei) 之後有包括他自己在內(nei) 的諸學生，另外還有廖平。

“今文學啟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yu) 也。……專(zhuan) 求所謂‘微言大義(yi) ’者，……其同縣後進劉逢祿繼之……凡何氏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次第發明。”“而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wei) 。然有為(wei) 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

錢穆在此基礎之上有所發展。所構建的基本就是今天的譜係。“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之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學，始於(yu) 武進莊存與(yu) ，字方耕。……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葆琛有甥曰劉逢祿申受、宋翔鳳於(yu) 庭，……常州之學，蓋至是始顯。又陽湖惲敬……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龔、魏。”

（清朝的貧苦民眾(zhong) ）

“為(wei) 常州公羊學後勁者，尚有戴望。”“砭時論世之風，頗有似於(yu) 定菴者，其人曰沈垚”“複有譏論時風可相參證者，曰山陽潘德輿。”“言士風積弊而推本於(yu) 漢學者……吳江張海珊……福州陳壽祺……”

他梳理的脈絡若以學派論，大體(ti) 可謂之常州學派。其中包括出身常州學派陣營的莊存與(yu) 、莊述祖以及劉逢祿、宋翔鳳，至龔自珍、魏源始大成，其後尚有戴望、潘德輿、沈垚、張海珊和陳壽祺等人。

（二）立足學術史視角的脈絡

一直以來，學界都視章太炎先生為(wei) 清末民初的古文學大師。其對晚清今文經學思潮的批判更多被看做是門戶之爭(zheng) 的一家之見。但我們(men) 認為(wei) ，太炎先生並非是反對今文經學，也並非認定所有治《公羊》者為(wei) 輕賤。

他是立足《公羊》學本身，以是否符合《公羊》學特征為(wei) 標準，對所有治《公羊》學者及著作進行重新評判。他的主要觀點有二：否定梁啟超、錢穆建立的譜係，對常州諸賢，尤其是龔魏均持批判輕視態度；大力推崇淩曙、陳立以及惠棟等在清代《公羊》學發展上的貢獻。學界更多關(guan) 注的是第一點，對第二點則很少論及。

章太炎在其《訄書(shu) 》中已展露他對今文經學譜係的基本態度。“文士既已熙蕩自喜，又恥不習(xi) 經典，於(yu) 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為(wei) 瑰意妙詞，以便文士。……始武進莊存與(yu) 與(yu) 戴震同時，獨喜治公羊氏，……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zhuan) 主董生、李育，為(wei) 《公羊釋例》，……及長洲宋翔鳳，最善附會(hui) ……

道光末，邵陽魏源，誇誕好言經世，……仁和龔自珍，……稍知書(shu) ，亦治《公羊》，與(yu) 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逸辰……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讚《論語》，為(wei) 有師法。而湘潭王闓運並注五經。闓運弟子，有井研廖平傳(chuan) 其學，時有新義(yi) ，以莊周為(wei) 儒術，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論類者。”

他認為(wei) 常州學派是如桐城派一樣的不治學問之文士變換而來的。因此常州諸賢著述隻為(wei) 圖慕虛名，顯得華彩，其實沒有根底，實在稱不上學問。其中宋翔鳳附會(hui) ，魏源浮誇。被批評最甚的是龔自珍，僅(jin) 僅(jin) 稍知書(shu) ，亦來治《公羊》。

太炎肯定的是戴望、王闓運以及廖平三人。這三人在章太炎看來與(yu) 常州學派區別在於(yu) ，其學有師法，有根底。這裏已能感受到章太炎以《公羊》學本身為(wei) 標準判定晚清《公羊》學著作高下。

但戴王廖三人均已經處於(yu) 晚清今文經學的末期。晚清今文經學的中堅是常州學派——龔魏——康有為(wei) 這一主幹。章太炎對這一主幹是持批評態度的。因此《訄書(shu) 》中的這一論述可能會(hui) 造成讀者對章太炎的一大誤解：章太炎認同錢穆、梁啟超構建的即為(wei) 今文經學譜係。隻是他出於(yu) 自己的古文經學立場，對整個(ge) 今文經學譜係持否定態度。

章太炎在點評其弟子支偉(wei) 成大著《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中的表述則更為(wei) 清晰。“‘今文’之學，不專(zhuan) 在常州，其莊、劉、宋、戴諸家，執守‘今文’，深閉固拒，而附會(hui) 之詞亦眾(zhong) ，則常州之家法也。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若淩曙之說《公羊》，陳立之疏《白虎》，陳喬(qiao) 樅之輯三家《詩》，三家《尚書(shu) 》，祗以古書(shu) 難理，為(wei) 之徵明，本非定立一宗旨者，其學亦不出自常州。此種與(yu) 吳派專(zhuan) 主漢學者為(wei) 一類，而不當與(yu) 常州派並存也。”

所謂今文經學，即是治今文經之學。學人不應該陷於(yu) 晚清今文家自己的說法，以“微言大義(yi) ”之家法作為(wei) 評判標準。今文家所言的家法，在章太炎看來，隻是常州家法而已，而不是今文家法。

兩(liang) 相比較的話，章太炎更傾(qing) 向於(yu) 認同淩曙、陳立以及陳喬(qiao) 樅之今文經學。他們(men) 治經隻是著眼於(yu) 經書(shu) 本身，徵明疏證經書(shu) 。這樣所作才是以經解經，而不是以己意解經。

因此章太炎於(yu) 其《訄書(shu) 》中，除批判晚清今文經學譜係之外，也專(zhuan) 門記述了清代各經書(shu) 的注疏情況。在太炎先生看來，立足於(yu) 各經之學本身，對各經的研讀才能稱之為(wei) 經學。於(yu) 《公羊》而言，需著重推薦的是劉逢祿、淩曙和包慎言三人。

學術史的梳理更多是成果或學人的陳列，而不是如思想史角度般清晰地線性譜係。章太炎隻是肯定了淩曙、陳立等人的貢獻，並沒有將之處理為(wei) 一發展的譜係。

與(yu) 此相類似的是《清儒學案》中的處理。《清儒學案》中有《曉樓學案》，專(zhuan) 述淩曙與(yu) 陳立的《公羊》學成就。“曉樓蓋亦好劉氏學者，而溯其源於(yu) 董子。既為(wei) 《繁露》撰注，又別為(wei) 《公羊禮疏》、《禮說》、《問答》等書(shu) ，實為(wei) 何、徐功臣。卓人傳(chuan) 其師說，钜稽貫串，撰《義(yi) 疏》一書(shu) ，遂集《公羊》之大成矣。”

《清儒學案》中平鋪直敘的指出：以“禮”說《公羊》和撰注《公羊》新注疏是淩曙、陳立兩(liang) 大獨特貢獻。

三、思想史視角逐漸獨大

自學者分析晚清《公羊》學史起，思想史傾(qing) 向就在逐漸擴大，並形成今天幾乎壟斷整個(ge) 話語權的局麵。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在筆者看來，大致有二。

一方麵，近代以來，哲學思維模式的影響。晚清《公羊》的研究恰好與(yu) 近代學科轉型同步。樸學逐漸變為(wei) 曆史、哲學、文學三分。經學本身也逐漸消亡。言理層麵，思想哲學模式掌握話語權。從(cong) 學術本身出發的基礎工作顯得費時而貢獻小。

另一方麵，與(yu) 學者研究《公羊》學的動機有關(guan) 。一個(ge) 時代有一個(ge) 時代的學問。受哲學思維影響的現代學者去關(guan) 注《公羊傳(chuan) 》，更多是將之視作儒家政治哲學經典，以期以此為(wei) 根基，構建中國話語的政治哲學，典型如蔣慶等大陸新儒家的作為(wei) 。

而清代較多研讀《公羊傳(chuan) 》的學者受樸學思潮影響，更關(guan) 注於(yu) 對《公羊傳(chuan) 》本書(shu) 文本的梳理考證。因此這一部分清代公羊家會(hui) 被今人所忽視。

思想史傾(qing) 向的一家獨大主要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立足思想史視角的學者對於(yu) 淩曙、陳立等非“義(yi) 理”《公羊》學者的完全否定。另一方麵試圖從(cong) 《公羊》學本身出發構建譜係的學者，也麵臨(lin) 矛盾和掙紮。

（一）思想史視角的排異

對清代非“義(yi) 理”《公羊》學否定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學者是楊向奎和陳其泰。陳其泰的觀點又全盤接受於(yu) 楊向奎。他們(men) 兩(liang) 人的分析是目前為(wei) 止最完整，得到學界共識的觀點。絕大多數學者對這一觀點基本是未加反思的篤定。筆者此處細致討論楊陳二人的觀點，以作對這一認識的回應。

楊向奎說：“《清儒學案》編者椎埋無文，鮮通學術，不治《公羊》……劉申受始續邵公之業(ye) ，注意到《公羊》義(yi) 法而略於(yu) 典禮訓詁，此所謂‘賢者識其大’也。……（淩曙）喜好公羊，但改變了劉申受的學風而注意於(yu) 《公羊》的禮製，多卑微不足道，可謂‘不賢者識其小’。”

陳其泰的觀點全盤接受了楊向奎的觀點，並對之有所發展。陳其泰是嚴(yan) 格的以“微言大義(yi) ”衡量《公羊》學的學者。“治公羊學者，正應抓住這種關(guan) 鍵問題大加發揮，勇於(yu) 麵對社會(hui) 現實，作出大膽解釋，反映社會(hui) 變動的要求；或者作純義(yi) 理的解釋，作出哲學上的探索，給人有益的啟迪。”

因此他認為(wei) ：“《清儒學案》編撰者對於(yu) 學術源流實在隔膜，對於(yu) 公羊學說更是暗昧無知，淩曙學術風格與(yu) 劉逢祿迥然不同”。

楊陳兩(liang) 人的發論主要是針對《清儒學案》而發的。但二者與(yu) 《清儒學案》出發角度不同，對《公羊》學認知即不同。《清儒學案》編者還是有漢學背景，從(cong) 《公羊》學著作出發，詳細介紹每一涉及學人。

但楊陳卻與(yu) 之相異。他們(men) 是站在思想史角度，認為(wei) “公羊是一種曆史哲學”，“微言大義(yi) ”是其特征。他們(men) 對不講“微言大義(yi) ”的《公羊》學者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包括孔廣森、淩曙以及陳立。

以上是總論。我們(men) 再來逐條分析其認識。楊向奎提出的論據主要有兩(liang) 條：其一，淩曙、陳立對“義(yi) 理”的缺失。淩曙、陳立兩(liang) 人均不識《公羊》家法之“微言大義(yi) ”。

“《公羊》書(shu) 法中有‘實與(yu) 而文不與(yu) ’，《春秋繁露》中有‘誅意不誅辭’，都表明了在一個(ge) 變革的時代，政論家或者史學家對於(yu) 某些事物的看法和評論，……這都是公羊學中的關(guan) 鍵所在……

淩曙既不能使《公羊》和當時的社會(hui) 問題相結合進而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也不能脫離社會(hui) 問題而作純理論上的發揮，他隻是朦朧地研究《公羊》而不知所以，因而有時陷於(yu) 陋。”

因此淩曙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是忽視的。“他（淩曙）在《公羊禮疏》中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時說：‘萬(wan) 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

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為(wei) 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wei) 卿土，依然為(wei) 臣也。一統天下，鹹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既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shu) 天子之年而分係其事。……’

這是《公羊春秋》中的大事，因為(wei) 它涉及形式上的大一統問題……而他隻是說：“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為(wei) 什麽(me) “是也”，應有解釋，不能人雲(yun) 亦雲(yun) 。”

“大一統”是辨識今文經學的“三科九旨”。然而淩曙此處不僅(jin) 並未對“元年春王正月”含義(yi) 有所發揮，甚至他根本未對“元年春王正月”這句大義(yi) 進行解說。他的主要筆墨都隻是在羅列曆來尤其是漢代何休對這一句的解說為(wei) 何。

無獨有偶，楊向奎對淩曙解說“譏世卿”的不滿也主要集中在批評這些方麵上。“‘譏世卿’反映了社會(hui) 發展到一個(ge) 新階段的事實，在宗法貴族當權專(zhuan) 政時代，無卿不世，有祿皆世，當新的地主階級興(xing) 起，他們(men) 要取而代之，於(yu) 是提倡以賢代親(qin) ，於(yu) 是有‘譏世卿’，

雖然我們(men) 不能從(cong) 社會(hui) 發展史的角度來責備淩曙，但公羊學家應當有變的概念，有結合到政治上而發表自己見解的明確概念，否則也應當具有純義(yi) 理的今文學的發揮，如今他一引《左氏》，二引《漢書(shu) 》不倫(lun) 不類，純義(yi) 理無發揮，論考據不精辟，論材料不豐(feng) 富，唯唯諾諾，虛應故事，很難說他是及格的公羊學家。”

（“世卿製”示意圖）

我們(men) 且不論楊先生賦予了“譏世卿”一種現代話語色彩。他反對的也是淩曙未著力解說“譏世卿”的義(yi) 理，而又到處引《左傳(chuan) 》《漢書(shu) 》這種非《公羊》論述。

對於(yu) 第一點批評，如果我們(men) 立足“微言大義(yi) ”的今文經學家法，這一點是無可厚非的。以“微言大義(yi) ”來衡量仍然顯示的是單一思想史視角的遺落。對於(yu) 第二點的批評，已經涉及到楊向奎對淩曙、陳立在方法論上的指責。

楊向奎認為(wei) 陳立“義(yi) 理”之缺的表現在於(yu) 其《公羊義(yi) 疏》的不合格。“既言《義(yi) 疏》，應當對義(yi) 理有疏，淩曙不足語此，陳立亦不足語此。”“公羊是一種曆史哲學，對於(yu) 這類書(shu) 的義(yi) 疏，必須是對義(yi) 理作疏，而不能側(ce) 重於(yu) 疏解典章製度。”

此處楊先生說的很明白，義(yi) 疏是對義(yi) 理之疏。淩曙或可於(yu) 義(yi) 理有失。陳立既然命名自己作品為(wei) 義(yi) 疏，若還是如他表現的那樣忽略義(yi) 理的重要性，就實在說不過去了。這一點其實還是涉及到楊先生對清代注疏的誤讀。

其二，淩曙、陳立考據上樜拾成說而無選擇。楊向奎認為(wei) 即便不論其對《公羊》家法的忽視，僅(jin) 從(cong) 方法論而言，他們(men) 兩(liang) 人也很難稱得上合格的考據學者。

“陳立雖然對於(yu) 《公羊》的義(yi) 理茫然，但……陳立在有關(guan) 材料的訓詁考據上，仍然做出了成績。淩曙則無論在材料上、訓詁上以至義(yi) 理的發揮上都少有成績可言。”

可以看出，楊向奎在這一點上對淩曙、陳立看法是不同的。淩曙其書(shu) 幾乎一無是處，不僅(jin) 不講“微言大義(yi) ”，算不上《公羊》學著作。而且即便僅(jin) 以考據學而論，淩曙也不合格。他的所謂注疏，占有材料不全，訓詁不清。其隻是集成成說，而不加判斷。

陳立卻與(yu) 之不同。他隻是未通《公羊》“大義(yi) ”，《義(yi) 疏》未能疏清“大義(yi) ”而已。但其作仍不失為(wei) 一合格的樸學著作。這樣看來，似乎陳立其疏在解說“大義(yi) ”與(yu) 訓詁上一成一敗。陳立與(yu) 淩曙在注疏之作上一成一敗。

這樣的兩(liang) 分看法其實更多是楊向奎對清代注疏演變的誤讀。陳立是淩曙的忠實學生，他完整繼承了淩曙的《公羊》學成就。其《義(yi) 疏》之作，也是充分吸收集成淩曙《公羊傳(chuan) 》諸疏的考據方法上之注疏。

《義(yi) 疏》與(yu) “大義(yi) ”有關(guan) ，卻非如楊向奎所言，是注解“大義(yi) ”的。現代學者張素卿指出：“曆代經學各有其解釋經典的重心，相應形成各種經解的解釋類型各有其特色和貢獻，自亦不免有其局限。……

從(cong) ‘古義(yi) ’發展為(wei) ‘新疏’，正是清代‘漢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宋儒標榜繼絕學而承孔孟，清儒相對地提出直承‘漢學’，循階而上以通經義(yi) ，並由訓詁的進路以闡明典章製度，並據以通經釋義(yi) ，開創了一代經學的新局麵。”

清代注疏發展經過了“古義(yi) ”到“新疏”的發展。清儒盡量將古訓匯集起來。先從(cong) 事輯佚的工作，以考據為(wei) 基礎，再闡述古訓以解釋經傳(chuan) ，於(yu) 是乎形成“古義(yi) ”的解釋類型。

如果漢儒的訓詁足以解釋明白，有時就單單揖存古訓，必要時再加補充，甚至疏釋、辨析。慢慢地，補充的說明越來越多，就逐漸趨向“疏”的體(ti) 例了。所謂“古義(yi) ”，即是對漢儒訓詁的輯佚，隻求還原，不辨真偽(wei) 。我們(men) 看惠棟《公羊古義(yi) 》即符合這一特點。

在這一變化進程中去看待淩曙、陳立，我們(men) 恰好能解釋淩曙注疏多述漢代各家說法，而不加別擇。同時在這一進程末期的陳立《公羊義(yi) 疏》之作，究竟是輯佚性質的“古義(yi) ”之“疏”，究竟與(yu) 魏晉之“義(yi) 疏”關(guan) 係幾何，似可再加討論。

晚清今文經學譜係主張者始終未能很好處理的一個(ge) 問題是：既然他們(men) 如此看低淩曙、陳立，基本完全否定二者。何必非要對之進行討論呢。如錢穆先生或是大多數學者那樣對之視而不見，並不意味著淩曙、陳立問題的解決(jue) 。如此做法隻是回避了問題而已。

思想史傾(qing) 向的學者最根本要回答的是淩曙、陳立為(wei) 什麽(me) 構不成一個(ge) 問題，甚或挑戰。這樣才算是對這一類非“義(yi) 理”《公羊》學者，在晚清公羊這一領域的完全拋棄。

（二）學術史視角的掙紮

思想史傾(qing) 向的一統局麵局麵之下，仍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淩曙、陳立等非“義(yi) 理”《公羊》家的不容忽視，並嚐試對其進行處理。但這一類學者人數已經很少。就筆者所見隻有錢基博和段熙仲等老先生在努力。

而錢、段兩(liang) 位先生也始終擺脫不掉思想史傾(qing) 向的影響，他們(men) 的努力都是在嚐試如何和諧處理淩曙、陳立等與(yu) 常州學派的關(guan) 係。常州學派也是他們(men) 內(nei) 心中晚清今文經學的正統。兩(liang) 人的區別僅(jin) 在於(yu) ：錢基博看到了淩曙、陳立與(yu) 常州學派的不相容，將之單獨列為(wei) 一派；段熙仲則試圖將淩曙與(yu) 陳立列入思想史傾(qing) 向的晚清今文經學譜係當中。

1.“別子之祖”。錢基博稱淩曙為(wei) “別子之祖”。“江都淩曙曉樓初治鄭玄禮，嗣聞武進劉逢祿申受論何氏《春秋》而好之，轉而治《公羊》……句容陳立卓人最稱高第弟子，承其緒衍……遂旁開以《公羊》言禮一派。

近世湘潭王闓運壬秋、善化皮錫瑞鹿門之學，皆有此衍；……集其成於(yu) 井研廖平季平，繼別為(wei) 宗；而淵源所自，不得不推淩氏為(wei) 別子之祖也。”錢基博以為(wei) 淩曙是清代以禮解《公羊》的鼻祖，其後陳立、皮錫瑞、王闓運以及廖平皆受其影響，而自成一脈。

與(yu) 淩曙有親(qin) 戚關(guan) 係的儀(yi) 征劉氏傳(chuan) 人劉師培也持這一觀點。“治《公羊》者，以孔廣森《公羊通義(yi) 》為(wei) 嚆矢，會(hui) 通禮製，不墨守何氏之言。淩曙……亦以《禮》為(wei) 綱。弟子陳立廣其義(yi) ，作《公羊正義(yi) 》。

及莊存與(yu) ……宣究《公羊》大義(yi) ，其甥劉逢祿……並排斥《左傳(chuan) 》《轂梁》。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王闓運鹹以《公羊》義(yi) 說群經，是為(wei) 《公羊》之學。”

他的說“禮”一脈又上至孔廣森，至淩曙、陳立而成。這一脈恰好與(yu) 莊存與(yu) 開始中經劉逢祿，質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王闓運這一以《公羊》義(yi) 說群經一脈相並立。兩(liang) 位學者譜係人物雖有所差異，但以“禮”說《公羊》標識淩曙、陳立，自成一脈《公羊》傳(chuan) 承卻是一致的。

2.融一的譜係。段熙仲嚐試將常州學派及淩曙、陳立等人構建為(wei) 同一條《公羊》傳(chuan) 承譜係。“治《公羊》者，陽湖莊存與(yu) 、曲阜孔廣森並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武進劉逢祿承莊氏之傳(chuan) ……繼之者有龔自珍、宋翔鳳，頗好緯書(shu) ，特喜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世稱常州學派。

其後有阮元弟子淩曙、曙弟子陳立。曙說《禮》精審，足補徐疏時王之闕。立之《義(yi) 疏》旁搜博采，尤稱明備。兩(liang) 君複賈其餘(yu) 勇，注釋《繁露》及《白虎通》，觸類旁通，兩(liang) 漢師說，宗風複振。南海康有為(wei) 邵淩君之緒，輯《春秋董氏學》，而寢寢涉政治之革新，遂開數千年未有之新局。”這一努力可能帶來的兩(liang) 個(ge) 弊端：

其一，段熙仲並沒有成功構建起圓融的清代《公羊》譜係。其貌似統一的脈絡裏，常州學派與(yu) 淩曙、陳立仍然相異。段熙仲構建的譜係並不像他以為(wei) 的那樣一脈相承。

他所言的其實是三個(ge) 部分，即包括莊存與(yu) 、孔廣森、劉逢祿及後來的龔自珍、宋翔鳳的常州學派；包括淩曙、陳立的另外一派；以及晚清的康有為(wei) 獨為(wei) 一派。

（孔廣森）

其中常州學派的特征是講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淩曙、陳立的貢獻有二：解說《禮》可以彌補徐彥《疏》的不足；注釋《春秋繁露》及《白虎通》等書(shu) ，探究西漢師說。

而段熙仲這裏，康有為(wei) 雖名為(wei) “邵淩君之緒”，但實質講的是政治革新，仍然是“通經致用”之類。段熙仲這裏用了一個(ge) “亦”字。這三部分若按譜係而言的話，可視為(wei) 兩(liang) 類：常州學派以致康有為(wei) ，均為(wei) 講“微言大義(yi) ”，求“通經致用”的；淩曙、陳立卻是與(yu) 此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派。

因此可見其所謂單一譜係的努力，其實仍是在思想史脈絡下，為(wei) 淩曙、陳立找尋合適位置而已。實證性的純客觀學術史回顧，和帶目的論傾(qing) 向的思想史梳理，是完全不同的兩(liang) 個(ge) 視角。學術史的回顧與(yu) 思想史的回顧呈現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學術風貌。

其二，造成原有譜係的混亂(luan) 。同一譜係的構建應該是在同一視角之下，尋求同一標準的嚐試。將不同特征的人物，構建為(wei) 同一譜係的努力。這其實是標準的混亂(luan) ，帶來的隻能是譜係的混亂(luan) 。

且單論常州學派這一部分而言，段熙仲這裏仍然是三分的。莊存與(yu) 、孔廣森始開專(zhuan) 門之學；劉逢祿繼承莊存與(yu) 遺脈；龔自珍、宋翔鳳繼其後，好緯書(shu) ，講非常異議可怪之論。

專(zhuan) 門之學是從(cong) 學術史角度，講的是《公羊》學。這本身與(yu) 思想史角度的今文經學譜係已經不同。如果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而言的話，則孔廣森列入其中是值得商榷的。

陳其泰即認為(wei) “（孔廣森）在清代學術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今文學說是非其所長。”錢穆、梁啟超兩(liang) 位先生也都未將孔廣森列入其晚清今文經學譜係當中。將與(yu) 常州幾乎無關(guan) 的龔自珍列入常州係譜中，是今文經學譜係的常有操作，但還未見將與(yu) 常州無關(guan) 的孔廣森列入常州學派的嚐試。

四、對思想史脈絡的反思

思想史角度的晚清今文經學譜係仍然是學界認知的主流。如學術史等其他角度的考察，其實更多是對晚清今文經學譜係不滿的潛意識表達。

近些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反思今文經學思維模式本身，探究今文經學思維的合理性。這一類的學者包括蔡長林、曾亦、郭曉東(dong) 和黃開國。其中，隻有蔡長林對單純思想史角度的考察最具警惕性。

（一）對今文經學思維模式的反思

對今文經學譜係最先進行反思的是蔡長林。“我們(men) 對曆史的解釋，或者我們(men) 麵對曆史的視角，卻總是單一的。……而單一視角在帶來清楚敘事的同時，也讓我們(men) 很容易疏忽了古人學術身份多重性這一事實；甚至學術門徑與(yu) 方法的排他性特征，也讓學者在不經意間，忽略了許多值得關(guan) 注的學術內(nei) 容。”

他是立足在思考角度這樣的高度來思考的，因此他得以發現思想史角度之外的他者，以及單一思想史角度的不足。“經學不止是被史學解構，經學的主體(ti) 性，同時也消解在思想史的大敘事中。”

但蔡長林是研究常州學派出身的。他到目前為(wei) 止對清代《公羊》學這一議題的思考仍然是以常州學派為(wei) 中心向外拓展的。因此他的思考更多是對常州學派這一晚清今文經學譜係的反思。破多於(yu) 立。

（二）學術史與(yu) 思想史相異的省察

關(guan) 注到清代《公羊》學中思想史與(yu) 學術史相異的是黃開國和曾亦、郭曉東(dong) 。黃開國認為(wei) ，整個(ge) 清代《公羊》學自劉逢祿以後，就是有兩(liang) 條發展路徑。“劉逢祿的春秋公羊學，對清代後來經學的發展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以漢學的方法來整理《公羊傳(chuan) 》，這主要是將《公羊傳(chuan) 》作為(wei) 一門曆史存在過的學術來研究整理，這屬於(yu) 漢學的範疇；

另一方麵，若將春秋公羊學的微言作為(wei) 理論形式，在其中關(guan) 注現實社會(hui) 需要的內(nei) 容……從(cong) 前一方麵發展劉逢祿學說的是淩曙與(yu) 陳立，從(cong) 後一方麵發展劉逢祿學說的是廖平與(yu) 康有為(wei) 。”

因此單從(cong) 今文經學角度而論，淩曙、陳立應該是被排除在外的。“淩曙隻是將守家法作為(wei) 治《公羊傳(chuan) 》與(yu) 春秋公羊學的法則，但從(cong) 學術的本質說，他還不是一位今文經學家，甚至談不上是真正懂得春秋公羊學的經學家，……淩曙並沒有像劉逢祿那樣把握到春秋公羊學的實質，他的《春秋繁露注》並沒有得董子的精髓。”

黃開國的對於(yu) 清代《公羊》的認識是二分的，在他那裏思想史譜係和學術史譜係是兩(liang) 條不相幹的平行線。二者幾乎不相互影響。我們(men) 比較黃開國的兩(liang) 部清代《公羊》學著作的話，會(hui) 發現：他的《公羊學發展史》涉及到了常州學派以及淩曙陳立等其他學派；等到《清代今文經學新論》時，淩曙陳立即不在考察範圍之中。

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並存了兩(liang) 條單一角度的譜係而已。思想史與(yu) 學術史誠然相互獨立，各自呈現不同的敘述麵貌。但兩(liang) 條視角不應相互獨立，也不該相融成一。兩(liang) 種做法都隻能造成單一視角的出現。單一視角或是混雜視角的選取，都造成淩曙陳立與(yu) 常州學派在晚清今文經學思潮下的疏離。淩曙陳立無法展現其全部意義(yi) 。

（曾亦郭曉東(dong) ：《春秋公羊學史》，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曾亦、郭曉東(dong) 的分析也是隻見其分，未見其動。他們(men) 的分析有些類似於(yu) 《清儒學案》這樣學術史著作中各家的平鋪。

首先，他們(men) 也指出了主流譜係的流行源於(yu) 思想史角度的一家獨大。“上述批評多以常州學派為(wei) 標準來衡斷淩、陳之學術，其背後多出於(yu) 某種進步史觀也。”

其次，他並沒有像黃開國那樣，在某一個(ge) 體(ti) 係當中，將淩曙、陳立剔除出來。他同時注意到了淩曙、陳立與(yu) 常州學派的重要。“然就事實而論，劉宋以下，至於(yu) 龔魏廖康一脈，確屬晚清《公羊》學之大宗，其特色則在借《公羊》以論世。不過，若就《公羊》本身之經學研究而言，亦有其內(nei) 在之學術要求，卓人以漢學手段治《公羊》，此卻為(wei) 經生治經之一途也。”

誠然他們(men) 的分析，未如黃開國那樣，造成思想史與(yu) 學術史角度二分。但他們(men) 的分析其實是對學術史單一角度的回歸。這樣的做法又不能看到常州學派與(yu) 淩曙、陳立之間的互動，淩曙、陳立如何受到思潮的影響。

五、結語

學界對晚清《公羊》的研究更多仍立足思想史角度的考察。這一考察會(hui) 帶來兩(liang) 個(ge) 問題：

其一，思想史角度。這樣的研讀造成講求“微言大義(yi) ”不顯著的清代《公羊》學者長期被遺忘。從(cong) 清代《公羊》學角度而言，晚清治《公羊》的學者淩曙、陳立、蘇輿、皮錫瑞，甚至乾嘉學派內(nei) 部的惠棟、褚寅亮、張惠言、洪亮吉等治《公羊》經的作品都被忽視。

這些學者與(yu) 常州學派的區別何在，為(wei) 什麽(me) 學界沒有選取這些學者進行梳理，這些學者對於(yu) 清代《公羊》學以及晚清學術的意義(yi) 何在？這些問題在現有考察角度下是無法得到關(guan) 照的。

其二，學術史角度。這種看法隻見其學，不見學史，造成一種斷裂式的錯覺。考據學似乎自此即戛然而止，完全變成微言大義(yi) 的天下，注重的經典及研讀的方法都陡然而變，漢宋之爭(zheng) 不明覺厲的變成今古之爭(zheng) 。

這樣的處理未免顯得簡略，今文經學對當時學術界造成怎樣的衝(chong) 擊、是否造成學子關(guan) 注重心的轉變，尤其是對漢學陣營內(nei) 部是否造成衝(chong) 擊，漢學陣營如何回應都未充分解決(jue) ，這樣就頗顯得今文經學思潮像是學界主觀的臆測，與(yu) 其時實際情況無涉。

我們(men) 未來對晚清《公羊》的考察，似可更多關(guan) 注對淩曙、陳立這樣的常州學派之他者的考察。淩曙、陳立身上攜帶有多重基因，是傳(chuan) 統重視之常州學派的他者。

淩曙、陳立的出現恰好伴隨著晚清今文經學思潮的興(xing) 盛。淩曙出身揚州，而揚州恰好是吳皖兩(liang) 派的融匯之地。淩曙曾長期作阮元幕僚，隨其走南闖北；同時他又與(yu) 常州學術群有深厚友誼，師事李兆洛，交友臧庸；又曾請教《公羊》於(yu) 劉逢祿。

（阮元）

這些背景造成淩曙治學的多次變化。他早年治《四書(shu) 》，後又轉而治禮，然後又轉治《公羊》及《春秋繁露》。他自己嫡傳(chuan) 的學生陳立治《公羊》，劉文淇治《左傳(chuan) 》，一為(wei) 今文一為(wei) 古文。

淩曙陳立的研究可以彌補晚清今文經學線性化譜係帶來的單一化，展現晚清今文經學思潮衝(chong) 擊下各學派的激蕩，以及更豐(feng) 富的晚清學術麵貌。

同時，學界疏漏的原因在於(yu) 視角選取的失誤。單一視角或是混雜視角的選取，都造成淩曙陳立與(yu) 常州學派在晚清今文經學思潮下的疏離。淩曙陳立無法展現其全部意義(yi) ，晚清學術的全貌也無法得到全麵展示。

單一視角之失應該在他的對立麵去補救，站在其中或者站在他者均無法得到解決(jue) 。思想史與(yu) 學術史是互為(wei) 他者的對立統一。但我們(men) 采取的卻不能是二者的混雜。二者互相影響，互相反思，是為(wei) 之間。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