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學術的純潔
——讀楊祖陶先生“學術人生回憶錄”有感 
作者：鄧安慶

 

    楊祖陶先生是我國著名哲學史家。這種“著名”是指在真正研究西方哲學的圈內而言的，與現今大眾傳媒“隆重推出”和“打造”的各類“學術明星”相比，像楊先生這樣高深的學問家，哲學史家非但一點也不“知名”，簡直就是“默默無聞”，像是被社會遺忘了一樣。

    但如果我們不是浮光掠影地學習和研究德國哲學，肯定就無法遺忘像楊先生這樣深沉的學者，因為即便他喜歡一輩子躲在書齋中，甚至因怕耽誤時間連一般的學術會議也不願參加，但他一輩子辛勤勞動的成果，他那深思熟慮並經時代的滄桑磨礪得越來越睿智的哲學思想還是會衝出他的窗外，在著述中留下智者堅實的足跡：

    他和陳修齋先生共同撰寫的《歐洲哲學史稿》在80年代曾是大多數試圖研究西方哲學的學子們不得不閱讀的著名教材；他陸續發表的係列著名論文《論德國唯心主義對法國唯物主義的勝利複辟》、《康德範疇先驗演繹構成初探》、《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主體性》等等，是我等當時的青年學子深入研讀康德黑格爾哲學的指路明燈；他在武大珞珈山以康德式的明晰和嚴格，以黑格爾辯證法的邏輯力量所做的西方哲學講演，曾經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學愛好者沉浸於艱深的哲學殿堂享受哲學思辨的樂趣，成為武大哲學係的風采。特別是1988年在湖北大學舉辦的《德國哲學中的主體性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張世英先生主持）上（來自德國、法國、瑞士、美國、日本和中國各高校研究德國哲學的著名專家濟濟一堂，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和國外同行麵對麵的直接交流和接觸），楊祖陶先生所做的《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主體性問題》展示了一個中國學者以德國式的思辨本真地理解和批判地重建黑格爾哲學的精深思想，讓國外同行驚訝不已。他們驚訝的是：在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這樣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卻有學者可以跟他們站在同一個水準上討論德國主體哲學問題！作為當時與會旁聽的研究生，我現在依然清晰地記得那22年前由楊師的精彩發言和沉著應對德國教授提問時所帶給我的激動和喜悅。

    最讓人忘懷不了的，除了他的專著《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國家教委高校出版社優秀學術著作獎）、《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楊祖陶、鄧曉芒著）（教育部優秀社科成果二等獎）外，就是他的係列譯著。除了他最心愛的康德三大批判全譯本《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這是他和他的學生鄧曉芒教授耗費7年多時間，共同翻譯，反複修改，最終完成並獲教育部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的譯作，被視為兩代學人合作的典範而在學界傳為佳話）和《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外，還有他自己精心翻譯的黑格爾《精神哲學》，這部重要的著作之前從未有人譯過。另外，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哲學史講演錄》等譯著中，也可見到楊先生辛勤勞動的結晶。

    之所以說這些專著和譯著無法讓人忘懷，是因為它們是我們學習和研究德國哲學的人不可或缺的東西，不可不看，一看就會被他那本真的德國式思辨所吸引而沉浸於其中。在“西南聯大”已經成為一個曆史的記憶和符號時，在金嶽霖、湯用彤、賀麟、鄭昕和洪謙等哲人已經成為哲學史研究對象的時候，作為在“西南聯大”時投身哲學，又在這些著名先生的門下獲得德國哲學的義蘊與方法的真傳，在80多歲的高齡依然能夠筆耕不止，能給學界留下一部部“爐火純青”之傑作的人，實在是非常屈指可數了。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這樣的人都應該是我國哲學領域的寶貴財富！但是，在越來越官僚化的大學，在越來越功利化的學術界，在越來越世俗化的精神領域，就像一般的社會領域一樣，低級價值已經在各種名義的“合法性”掩蓋下全麵造反，高級價值慘遭罷黜的局麵已經非常清晰可見了，而不求虛名、鄙視世俗，既不“張揚”也根本不會保護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極有可能得不到社會應有承認的這些“退休”的教授，被徹底邊緣化、甚至被遺忘就是他們“無言的結局”了。但這難道不是我們社會的悲哀，不是我們每個真正學者的悲哀嗎？因為這同樣也就將是我們每一個晚輩學者的“命運”！

    但讓我們震撼和感動的是，雖然他的白發越來越多，雖然他的身體越來越弱小，雖然他因嚴重的腰肌勞損腰板不像從前那麽挺直，雖然他嘔心瀝血地工作並取得輝煌的成果而得不到應有的回報，但他從來不讓我們在他的臉上看出他內心的悲涼，也從不在我們麵前流露出不滿，相反他總是帶著寬厚的微笑，怡然自得於德國古典哲學的玄奧之中，洋溢著哲人自足的幸福。所以我總想弄清楚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什麽精神支撐著他這樣的學者，無論世態炎涼，無論得意失意始終都挺直精神的脊梁，昂起高貴的頭顱，活得那麽純粹，純粹得就像康德的理性，不容任何世俗的汙泥和任性的情感沾染其內心道德律的高尚和純潔？ 
 

    平時我們見到楊先生時，他很少跟我們談論自己的治學之路，特別是自己的人生之路，但這卻是我特別期待看到的東西。因為楊先生經曆了西方哲學傳入中國後在賀麟先生領導下最早的係列譯介，解放後的傳播、文革時期的被批判，改革開放之後的曲折複興以及90年代之後的係統深入這一整個過程，可以不誇張地說，在他身上濃縮了西方哲學在中國傳播的一大部分時間的曆史及其成就。而這兩年，在楊先生完成了40年前賀麟先生交給的任務並因此而了結了他自己為學界提供原汁原味的德國經典哲學原著翻譯的心願，出版了黑格爾的《精神哲學》之後，終於在“天益網”（現在改為“愛思想”）上，發表了他的係列回憶：“譯事回眸”（6篇），回憶他從最初跟馮至先生學德語，到最初接受賀麟、鄭昕先生翻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任務，到他自己翻譯康德三大批判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人生曆程；“以黑格爾注黑格爾”（6篇），把散見於各處的黑格爾本人對其哲學範疇的說明、理解和使用集中起來加以分析和綜合而不摻人他人的觀點和說明，以這種“用黑格爾注解黑格爾”的方法達到原原本本地、地地道道地理解黑格爾哲學的目的；“求學為學”（7篇），回憶了他是如何走上哲學之路，與老師們的交往關係以及為何以闡釋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進程為己任，研究哲學史的方法等等；

    我懷著敬仰和感激如獲至寶地品讀著這一篇篇帶著豐富的人生體驗和哲理寫成的文字，這些文字不僅讓我進一步了解了楊先生自己求學為學的經曆，更讓我見證了從上世紀40年代直到今天70多年學術思想的演進和變遷，特別是知識分子精神境界和人心沉浮之間的極大變故；就像伽達默爾的《哲學生涯》以其學術之路的變遷講述他與德國哲學主要流派的關係，像《德國著名哲學家自述》作為“活的哲學”匯集各個流派的哲學主將們的人生曆程和哲學觀念之流變一樣，楊先生的這些回憶文字同樣以其飽含生命熱情的執著和對中國現實精神處境的冷靜反思，在點點滴滴的人生交往和具體哲學觀念的闡釋中，反映出西學研究的推進和社會人心演變之間的複雜關係。這真是楊先生在其專著、譯著之外留給學界的不可多得的寶貴文獻。

    其中特別讓我回味和陷入久久思索的是《為學求學之二：引領我進入理性哲學殿堂的恩師們》和《由邏輯學出發探討黑格爾哲學》。

    楊先生自己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了，他的許多學生現今都活躍在我國西方哲學隊伍之中，其中有不少是知名學者了，但一談起他自己的老師賀麟、鄭昕、湯用彤等先生時，卻依然保持著“學生身份”，對老師崇敬有加，把自己從事的工作，視為前輩老師交給的任務，把“恩師們的風範”當作自己事業的“精神力量”；盡管自己是“特立獨行”的思想者，但自己的成就與老師們是“一脈相承”的：

 

    “如今，我來武漢大學已經是整整半個世紀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師們的是，我的為學的道路與求學的道路是一脈相承的。不論風雲變幻，不管險阻艱難，我始終不渝地以恩師們的風範為精神力量，幾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學的道路上，特行獨立，但求心安。”

 

    可以看出，一輩子研究西學的楊先生，骨子裏依然是我們傳統的情懷，因為這種對老師的崇敬和感激可以說是完全中國式的，“學生”的治學是對“老師”、更寬泛地說是對“傳統”之生命的傳承，盡管所延續的傳統是經過了“學生”創造性闡發、因而是推陳出新的。這種師生情感與西方的師生情感是不一樣的。世上廣為傳播的亞裏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名言，為“學生”批評“老師”找到了一個崇高的理由：“愛真理”，但略加分析就可發現，這句名言對老師是及其不公的，因為其背後的意思非常明顯地就把“老師”置於“真理”的對立麵，一個“更”字，讓對“老師”的愛一下子貶值了。就愛是有差等的而言，有比“愛老師”更高的愛，自然也不是什麽問題，但如果隨便把對老師的愛放置於“愛真理”的對立麵，對老師就不公了，因為“老師”同樣也是“愛真理”、追求真理的。我曾經跟同門學友魏敦友（廣西師大法學院教授）談到對這句名言的不滿，他不僅深有同感，而且告訴我，他早已寫了一篇文章批駁這一名言，而且他在文章中以楊老師和他的學生鄧曉芒教授曆時7個寒暑共同合作翻譯康德三大批判為例，說明師生之愛的典範就應該是他們這樣，以共同探索真理（或者學術或智慧）的方式傳承一種共同的學術精神。我在網上找到這篇文章看了，為敦友的高見所折服。

    楊先生以培養學生為天職，他一輩子除了自己的哲學研究，就是“手把手地”教育我們這些學生。我自己在楊老師門下所受到的那種德國古典哲學的嚴格訓練，確實是受用一輩子的。無論是對他自己還是對我們學生，他始終倡導的是以準確翻譯原著為基礎的學術研究，隻有這樣的研究才能做到“原汁原味”，才能“立得住腳”，才能遏製我們浮躁的聯想和憑靈感去發揮的衝動。楊老師後來把這種學術研究的理念概括為“務求其新，必得其真”八個字，也一直是作為“規範”和“訓練”我們學生的理念。我還完全清晰地記得當時為了寫作關於謝林的博士論文而日夜苦讀“花體版”德文《謝林全集》的日子。後來我在柏林參加一位教授的Seminar時，因完全可以閱讀花體版德文文獻而讓教授感到興奮，他說現在許多德國學生也不能閱讀了。我想這就像我們中國學生不大認識繁體字而某些國外的學者卻對此很在行一樣。這完全讓我感受到在楊師門下受到嚴格訓練所帶來的喜悅和收獲。同時，我們學生們在學業上每取得的一點收獲和進步，楊老師也都是充滿著喜悅，簡直比他自己所取得的都更加高興。

    我們同門學友隻要現在還是在從事德國哲學研究的，基本上也都是按照楊先生這樣的理念進行學術研究的，把翻譯德文原著視為研究的第一步，在翻譯基礎上的研究“務求其新”。所以，每當我自己在翻譯上有新作出版，在學術上有所進步時，總能想到楊先生教導學生的方法的有效性，心中充滿了對老師的無限感激。盡管我們的學識有限，盡管我們的譯文還無法達到老師那樣“爐火純青”，盡管我們平時對老師的看望不多，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做得不好，但我們每一位學生，可以肯定都與我的心情一樣，對老師的崇敬、崇拜、乃至像對自己父親般的那種愛戴，是深深地埋在心底的。

 

    《由邏輯學出發探討黑格爾哲學》帶給我的是另一番感觸。由於我以前不專門研究黑格爾，對由什麽路徑進入黑格爾的哲學大廈思考不多，甚至覺得是無所謂的事；而且由於我不太感興趣黑格爾《邏輯學》的那種“純概念”的推演，因此也不重視黑格爾的《邏輯學》。但這幾年一是由於自己在重新翻譯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二是在給研究生講授這本書，深深地感到像《法哲學》這些屬於黑格爾所謂“應用邏輯學”範圍內的著作，如果不從《邏輯學》這個黑格爾哲學的“靈魂”出發，是沒法得到真正準確理解和把握的。在讀了楊老師的文字之後，促使我思考的，不是急著把黑格爾的邏輯學作為惟一的入門而排斥其他進路的合理性，而是如何把握《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或《百科全書》）的關係問題。

    確實，我自己像許許多多讀過黑格爾著作的人一樣，喜歡從《精神現象學》進入黑格爾哲學，這在黑格爾那裏也是可以找到根據的，因為黑格爾自己曾把《精神現象學》當作是其整個哲學體係的“導論”，《邏輯學》隻是它的“後續部分”。但這一看法確實因後來黑格爾完成了《哲學科學百科全書》而改變：《邏輯學》不再是《精神現象學》的後續部分，它作為比《精神現象學》的篇幅大得多的獨立著作出版，反而《精神現象學》在《哲學科學百科全書》中最終隻落得一個比當初預想的要小得多的地位，僅僅是這個體係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學》中的篇章之一。就黑格爾《百科全書》所奠定的這個權威體係版本而言，自然《邏輯學》是其整個體係的“靈魂”，表達了其體係的“純思想的規定”，隻有這種規定所體現的正確方法“才能規範思想，指導思想去把握實質，並保存於實質中”[1]，因而它在黑格爾哲學體係中的地位就像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在其現象學中所具有的地位那樣。在這種地位上，胡塞爾把他的倫理學規定為“技藝學”(Kunstlehre),而黑格爾把邏輯學下屬的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精神現象學》現在隻是屬於“主觀精神”這一部分了）規定為“應用邏輯學”，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從邏輯學出發進入黑格爾的體係自然是非常必須的了。許多偉大的哲學家都是因從黑格爾的《邏輯學》出發，才真正地理解和超越黑格爾，不是沒有道理的。伽達默爾就曾高度讚揚尼古拉.哈特曼：“這大致表明，他對黑格爾的特別興趣，不在其《精神現象學》，而在其《邏輯學》。”[2]。但是，從《邏輯學》進入黑格爾的哲學體係，不僅僅需要純粹思辨的能力，而且要有一顆單純做哲學的耐心，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楊先生自己一生守護著德國古典哲學的學術純潔，以“黑格爾注解黑格爾”，總是力求“原汁原味”地理解和表達其思想，而且一直是以金嶽霖、賀麟、鄭昕等“恩師”的精神風範為楷模和力量的源泉，這種純學術的路徑自然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但就一般想了解黑格爾思想的非專業哲學人士而言，我倒覺得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入門更切實可行，其中的原因，美國學者Tom Rockmore說得很到位：“人們常說，為了理解黑格爾，我們必須領會《邏輯學》。但是這並不容易，事實上，理解這本著作比理解他的第一本大著（指《精神現象學》—引者）還要困難。《邏輯學》的難懂是傳奇性的。人們常說…一輩子的時間恐怕是不足以用來掌握德國哲學中的最艱深作品的，其中《邏輯學》代表了思想本身的絕對極限，因此最終沒有人能完全理解這本書”[3]。

    不過，這更加凸顯了楊先生堅守以黑格爾注黑格爾這種純粹學術的寶貴，所以，正如所有理解都要依賴於前理解傳統一樣，這種原汁原味地對黑格爾的解讀也必將構成黑格爾哲學體係思辨理解史的一部分，是我們不得不認真學習的題材，入門的路徑。

 

    （鄧安慶:哲學博士、複旦大學哲學係教授、 博士生導師。此文載楊祖陶著：《回眸----從西南聯大走來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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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格爾：《小邏輯》第二版序言，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頁。

[2] 伽達默爾：《價值倫理學和實踐哲學》，載於：《伽達默爾集》，鄧安慶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隨後收入《中國詮釋學》第五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湯姆.羅克摩爾：《黑格爾之前和之後》，柯小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這段評論是該書作者引證Hans Rademaker的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Wiesbaden,Fritz Steiner Verlag,1979年版前言中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