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間祭奠到國家祀典,學者房偉:千年文廟祭祀背後的文化認同

欄目:意義理論、文化雜談
發布時間:2020-10-21 09:49:42
標簽:文廟祭祀
房偉

作者簡介:房偉(wei) ,男,西元1984年生,山東(dong) 曲阜人,曆史學博士,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著有《孔子祭祀》《文廟釋奠禮儀(yi) 研究》《孔府文化研究》等。

 

原標題:千年祭祀背後的文化認同

來源:大眾(zhong) 日報 2020-10-13

記者:於(yu) 國鵬


 

從(cong) 文廟祭祀(上圖)的曆史發展脈絡來觀察,文廟祭祀經曆了由民間祭奠到國家祀典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其血緣性因素淡化而文化屬性凸顯,孔子不再僅(jin) 僅(jin) 是孔氏一族的先祖,而成為(wei) 全民族共享的文化標識。

 

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孔子研究院禮樂(le) 文明中心副秘書(shu) 長房偉(wei) 認為(wei) ,文廟祭祀的存續並非僅(jin) 僅(jin) 係於(yu) 人君之私念與(yu) 朝廷之推崇,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yu) 孔子之道所蘊含的價(jia) 值理念與(yu) 行為(wei) 規範為(wei) 整個(ge) 中華民族所共同遵循,客觀上能夠起到鞏固政權合法性、凝聚社會(hui) 共識的作用。“在傳(chuan) 統中國,文廟祭祀主要通過教育引導、人文教化、價(jia) 值示範等方式,對文化認同的建構發揮影響,既強化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標識,又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文廟祭祀注重禮製的因革損益,著力於(yu) 深化文化共同體(ti) 意識,踐行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特質,這對於(yu) 當前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彰顯中華文化的影響力,無疑具有啟發意義(yi) 。”

 

以日常之“道”涵育精神境界

 

房偉(wei) 認為(wei)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孔子之道形塑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jia) 值理念,對於(yu) 秩序穩定、社會(hui) 和諧發揮著關(guan) 鍵作用,“作為(wei) 孔子之道的製度化表達,文廟祭祀以嚴(yan) 整的儀(yi) 軌、典雅的樂(le) 舞強化了孔子的文化象征意義(yi) 和儒學的文化主體(ti) 地位,在突出強調政治意蘊的諸多國家祀典中,它還發揮著獨特的文化整合功能,是傳(chuan) 統中國建構文化認同的重要方式。”

 

房偉(wei) 表示,孔子之道對社會(hui) 發展具有獨特的價(jia) 值。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文廟祭祀不僅(jin) 是孔氏家族追思先祖的家事,更是中國人在文化上慎終追遠的國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政權的介入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文廟祭祀的存續絕非係於(yu) 人君之私念與(yu) 朝廷之推崇,根本原因在於(yu) 孔子之道對社會(hui) 發展所具有的獨特價(jia) 值。

 

這種價(jia) 值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孔子之道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倫(lun) 理觀念的基石。明代《禦製重修孔子廟碑》記載:“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lun) 理明,萬(wan) 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lun) 理何自而明?天下萬(wan) 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luan) 關(guan) 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

 

由此可見,孔子之道猶如布帛菽粟,雖看似平常,卻早已融入到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是人們(men) 日常生活的準則,成為(wei) 民生日用不可缺少之物。天下有此“道”,就會(hui) 綱常正而倫(lun) 理明,自然萬(wan) 物都會(hui) 和諧有序。孔子之道對於(yu) 倫(lun) 理綱常為(wei) 何會(hui) 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正在於(yu) 它對人性的關(guan) 注,對人之價(jia) 值的思索。在儒家看來,人具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與(yu) 此同時,人也生活在社會(hui) 中,兼具社會(hui) 性,所以人不僅(jin) 有“情”,更要有“義(yi) ”。所謂“人義(yi) ”,其實就是處理人際關(guan) 係的準則,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yi)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也即《中庸》所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可見,儒家的思考方式其實就是把人放在社會(hui) 關(guan) 係中,尋求人與(yu) 人之間如何互相和睦、和諧地共同生活,其邏輯起點和推理過程始終未離開“人”。這種理念深刻影響了曆代中國人,中國社會(hui) 上及天子,下至庶人,“皆以修身為(wei) 本”的理念實基於(yu) 此。

 

第二,孔子之道是治國安邦不可缺少的理論資源。元朝天曆二年即1329年,曹元用代祀闕裏孔子廟,後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元文宗。《元朝天曆二年曹元用代祀闕裏孔子廟碑》記其所言,“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yu) 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既言明儒學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更表明儒學對社會(hui) 治理有重要價(jia) 值。儒家認為(wei) ,人們(men) 應該把“明明德”作為(wei) 人生大事,明確自己在社會(hui) 角色中的定位,盡職盡責做好分內(nei) 工作。這一理念用於(yu) 社會(hui) 管理上,就體(ti) 現為(wei) 儒家特別重視社會(hui) 教化,主張“為(wei) 政以德”“德主刑輔”,實行“仁政”“禮治”等。明永樂(le) 十五年即1417年,曾對曲阜孔廟進行維修,太宗朱棣禦製碑文稱,士子於(yu) 孔廟觀禮必能受到教化,從(cong) 而可以致力於(yu) 聖賢之學,敦本去末,成為(wei) 可用之材,從(cong) 而“佐大明於(yu) 萬(wan) 年”。《雍正實錄》卷五十九記載,清代雍正帝在宣諭禮部時亦言:“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製何以達?此孔子所以治萬(wan) 世天下,而為(wei) 生民以來所未有也。”

 

第三,孔子之道更是中國人價(jia) 值觀念的源泉。仁愛精神與(yu) 敬畏觀念是孔子之道最為(wei) 核心的內(nei) 容。仁愛與(yu) 敬畏不僅(jin) 是一種心態與(yu) 修養(yang) ,更是一種境界與(yu) 信仰,它們(men) 已經深深植根於(yu)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內(nei) 化於(yu) “止於(yu) 至善”的追求。

 

房偉(wei) 認為(wei)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居於(yu) 三代文明的高峰,集古聖先賢之大成,通過刪述六經而垂憲萬(wan) 世,繼承傳(chuan) 統而又在更高層次上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新篇章,其功績為(wei) 後人所敬仰。後世正是通過文廟祭祀的方式,表達國家對孔子功績的認可,以及對孔子之道的禮敬和遵循。也正是在政教彼此的互動中,孔子所代表的價(jia) 值體(ti) 係,漸為(wei) 全社會(hui) 所接受,維護了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

 

開放包容的中華文化

 

房偉(wei) 表示,曆史上,文廟祭祀主要通過教育引導、人文教化、價(jia) 值示範等方式,推動傳(chuan) 統中國文化認同。孔子之道既是政教的指導原則,也是社會(hui) 的凝聚力,因而,文廟祭祀才能夠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發揮著建構文化認同的作用。通過文廟祭祀建構文化認同,對於(yu) 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等都具有啟示意義(yi) 。

 

注重祭祀禮製的損益性。禮製的生命力就在於(yu) 其始終與(yu) 時偕行。當然,禮製所具有的這種時代性變化並非憑空產(chan) 生,而是有著內(nei) 在的可循依據。孔子弟子子張曾向孔子請教禮儀(yi) 製度的發展問題,詢問是否可以預知此後十代的禮儀(yi) 製度。對此,孔子提出了禮製的“損益”說。一方麵,孔子認為(wei) ,由於(yu) 世事變遷,每個(ge) 朝代的禮製其實都會(hui) 有相應的變化;另一方麵,孔子還看到這種禮製之“變”並非簡單的線性進化,而是變化中存在著不變。也就是說,禮製的外在表現雖然每代都有不同,但禮製的實質內(nei) 容卻會(hui) 代代傳(chuan) 承。所以,孔子講即使經曆此後一百個(ge) 朝代,其禮儀(yi) 製度也是可以知道的。

 

就如同孔子對禮製的認識一樣,文廟祭祀禮製在形成以後,於(yu) 曆朝曆代都存在著繼承與(yu) 創新的問題。不同的朝代,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曆史時期,文廟祭祀的祀期、規格等儀(yi) 製規定都存在不同,但文廟祭祀作為(wei) 祭奠孔子的製度化,其光闡儒風、教化人心的內(nei) 質卻一直得以延續。以文廟從(cong) 祀製度為(wei) 例,曆史上,孔門弟子及後世儒家聖賢以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的形式附祭於(yu) 文廟,體(ti) 現著儒家道統的延續。但是文廟從(cong) 祀賢儒的人選卻非一成不變,而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從(cong) “傳(chuan) 經之儒”到“傳(chuan) 道之儒”再到“行道之儒”,展現的就是儒學自身傳(chuan) 統與(yu) 曆代中國相結合而產(chan) 生的思想觀念的轉變。但是,不論從(cong) 祀賢儒的構成如何改變,士大夫都會(hui) 由此受到感化,這對於(yu) 他們(men) 道德信仰有著顯著的塑造作用。

 

著力於(yu) 深化文化共同體(ti) 意識。有學者指出,文化共同體(ti) 是指基於(yu) 共同或者相似的價(jia) 值觀念、文化心理而形成的社會(hui) 群體(ti) ,是一種特定文化觀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組織層麵上的有機統一體(ti) 。與(yu) 西方民族多為(wei) 地域共同體(ti) 或者血統共同體(ti) 不同,中華民族從(cong) 本質上講是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判斷是否為(wei) 此文化共同體(ti) 之一員的標準,就在於(yu) 對中華文明的認同。孔子作《春秋》,是以“禮”作為(wei) 區分“中國”與(yu) “夷狄”的標準。在這裏,“禮”所指代的正是以中華文明為(wei) 代表的先進文明形態。凡是符合禮的,夷狄可視為(wei) 中國,反之,則中國亦可視為(wei) 夷狄。《韓愈傳(chuan) 》曾將此歸結為(wei)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可謂非常精到。可以說,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產(chan) 生並得以延續的精神基因,中國曆代以來皆以對中華文明的認同來建構文化共同體(ti) 。

 

在中國曆史上,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雖然在軍(jun) 事上戰勝了中原王朝,最終卻在文化上主動遵奉中華文明。這首先是源於(yu) 本民族自身發展的需要,通過吸納先進文明來保障民族生存,使得本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得到跨越式的發展。但更為(wei) 重要的是,少數民族政權可以借此深化整個(ge) 國家的文化共同體(ti) 意識,從(cong) 文化上強化政權的合法性。為(wei) 此,他們(men) 都將孔子奉為(wei) 文化正統的象征,建立文廟進行祭祀。《魏書(shu) ·高祖孝文帝紀》載,北魏時期,孝文帝拓跋宏為(wei) 了推行漢化政策,曾在京師修建文廟。親(qin) 政後,他又率領百官,行幸魯城,親(qin) 祀孔子廟。《遼史·宗世傳(chuan) 》載,遼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機時便已識“佛非中國教”,惟孔子乃大聖並為(wei) 萬(wan) 世所尊,始建文廟以釋奠。而清代帝王更是深諳其道,把“廣修廟”作為(wei) 一項基本國策,文廟數量及文廟祭祀規模都在此時達到極盛。可見,文廟祭祀是少數民族政權確立文化正統性的必然選擇。

 

踐行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特質。伴隨著儒家思想在海外的傳(chuan) 播,朝鮮、日本、越南等地也相繼建立文廟,文廟及其祭祀活動成為(wei) “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標識。文廟在海外的建立,體(ti) 現出當地人民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是他們(men) 尋求真知的見證。需要指出的是,海外文廟並非是對中國文廟的簡單照搬,而是在融合固有文化基礎上進行創新,無論製度形式還是文化價(jia) 值都發生了在地化的變遷,發展出了新的文化傳(chuan) 統。文廟祭祀在中國周邊地區的發展,不僅(jin) 有效傳(chuan) 播了中華文明,還與(yu) 當地文化傳(chuan) 統融為(wei) 一體(ti) ,促進了彼此間的互通互鑒,建立了跨區域的文化認同體(ti) 係。

 

  房偉(wei) 認為(wei)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離不開文化認同,它是凝結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思想根基。以儒家思想為(wei) 代表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對於(yu) 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無疑具有重要價(jia) 值,“為(wei) 此,我們(men) 既要從(cong) 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中汲取營養(yang) ,也要借鑒吸收傳(chuan) 統社會(hui) 建構文化認同的方式,二者有機結合才能使之具有更加鮮活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