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福田殖】王龍溪與聶雙江——“致知議略”中的良知論爭

欄目:海外儒學
發布時間:2020-09-20 00:46:22
標簽:王龍溪、聶雙江、致知議略

王龍溪與(yu) 聶雙江

——“致知議略”中的良知論爭(zheng)

作者:(日)福田殖[1]

譯者:胡嘉明[2]、關(guan) 春紅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貴州文史叢(cong) 刊》2018年第三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八月初四日丙寅

          耶穌2020年9月20日

 

 

王龍溪[3](1498-1583)與(yu) 聶雙江[4](1487-1563)有關(guan) “致知”問題相互間進行的問答集“致知議略”[5],據說當時在士子間廣為(wei) 傳(chuan) 閱。作為(wei) 聶雙江的門生也與(yu) 王門諸子交往甚密的徐階[6](1494-1574)在“龍溪王先生傳(chuan) ”[7]中如下記述道:

 

公之著述有“大象義(yi) 述”、“麗(li) 澤錄”、“留都·峴山·東(dong) 遊·南遊的諸會(hui) 紀”、“水西·衝(chong) 玄·雲(yun) 門·天山·萬(wan) 鬆·華陽·鬥山·環璞的諸會(hui) 語”、“羅念庵冬遊·鬆原的諸晤語”、“聶雙江致知議略”、“別曾太常·趙浴陽的漫語”、“答王敬所論學書(shu) ”、“中鑒錄”凡數十種。士人皆傳(chuan) 誦之。

 

徐階是聶雙江的門人,信奉重靜中工夫的歸寂說[8],雙江死後在與(yu) 王門諸子的講學中深受王龍溪影響,據說這個(ge) “龍溪王先生傳(chuan)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xie) 成的[9]。王龍溪在嘉靖十一年三十五歲時進士及第,短暫為(wei) 官,到八十六歲去世前的四十餘(yu) 年間,一直在野為(wei) 陽明心學持續講學活動,是陽明的高徒中最長壽的,影響波及廣闊地域。黃宗羲指出,陽明學得以流行天下主要是由於(yu) 二王即王心齋和王龍溪[10]。王心齋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十九歲時去世,可以說在心齋死後長達四十二年的時間中,將陽明學發揚光大的中心人物是王龍溪這個(ge) 人。

 

王龍溪的“致知議略”載於(yu)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六。批判“致知議略”的是《雙江聶先生文集》卷十一的“答王龍溪書(shu) ”(即致知議略)。對此,龍溪加以批判的是“致知議辯”,載於(yu) 《全集》卷六,同時也作為(wei) “致知議辯”九則載於(yu) 《明儒學案》卷十二“浙中王門學案二”中。對“致知議辯”進行再次批判的是雙江的《文集》卷十一中的“答王龍溪書(shu) ”,如果以前述的書(shu) 簡(即致知議略)為(wei) 第一書(shu) ,此即相當於(yu) 第二書(shu) 。

 

王陽明所說的“此良知二字,的確是千古聖賢相傳(chuan) 的秘訣,理解了‘致知’,自能百世的俟聖人而不惑”[11],其中的“致知”正是“致良知”。朱子所謂“即物窮理”(《大學章句》格物補傳(chuan) )的格物說主張在事事物物上探求“定理”(《大學或問》),陽明批判此即用吾心在事事物物上求理,是故心與(yu) 理析分為(wei) 二[12]。他將“心即理”說置為(wei) 基底,提出“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yu) 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yu) 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yu) 理而為(wei) 一者也”[13],用《孟子》的“良知”(盡心上)來統合《大學》八條目中的“致知”。在陽明看來,關(guan) 於(yu) “格物致知”真正的解釋必須在心與(yu) 理之間難解的二元性上才能成立,必須是作為(wei) 把吾心之良知的天理運用於(yu) 事事物物上之生成的動之物,是一元性的。

 

朱子學抑製感情和欲望,要求應該遵循“定理”所律令自己的道德法則,故遠離個(ge) 人獨自的“生”的自覺,通過對理的順從(cong) ,全體(ti) 不得不向形式的同一性收斂。在這樣抽象的普遍性中,探求作為(wei) 教學的完結性的朱子學,依據“即物窮理”式的嚴(yan) 密的學問論證方法,能夠得到有價(jia) 之物[14],要求通過艱苦的工夫複歸正學。反抗這樣超越的“定理”所帶有的嚴(yan) 格主義(yi) ,將每個(ge) 人本來具備的道德感知力之“良知”作為(wei) 具體(ti) 的普遍進行提倡,即為(wei) 陽明的良知心學。“良知”不是如“定理”一樣的有一定規格的固定的靜之物,是不斷生成變化的動之物,要求各人在各式各樣的瞬間將吾心之天理的良知於(yu) 所有事物中實現出來。由於(yu) 這樣的“良知”不具有一定的規格,也不受由“定理”帶來的心的束縛,不能強加一定的價(jia) 值觀,就會(hui) 有產(chan) 生各種各樣的良知學說的可能性[15]

 

龍溪和雙江相互間關(guan) 於(yu) “致知”的問答,正是由以上這樣的“良知說”的性格出來的,因此作為(wei) 探究陽明的良知心學的根本所做的問答,就引起了當時士子們(men) 的關(guan) 心。這個(ge) 致知問答是一種教義(yi) 問答集,是足以探究良知心學本質的資料[16]。本論擬就“致知議略”的形成及其構成內(nei) 容做一些考察。

 

 

王龍溪“致知議略”前言中有如下記述:

 

徐生時舉(ju) ,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陽明先師遺像於(yu) 天真,因就予而問學,臨(lin) 別,出雙江、東(dong) 廓、念庵三公所書(shu) 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證所學。三公言若人殊,無非參互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yu) 此也[17]

 

此處提到的徐時舉(ju) 這個(ge) 人名[18],時舉(ju) 應該是徐應隆的字號吧。在王陽明的“年譜附錄二”的“嘉靖三十四年”的條文中,記錄有“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為(wei) 有司公祭”[19],根據此記錄,可以做出以上判斷。這一年這些人的年齡分別是,龍溪五十八、雙江六十九、東(dong) 廓六十五、念庵五十二,龍溪在野專(zhuan) 心進行講學活動,這一年雙江因反對嚴(yan) 嵩“開放海濱互市之禁”的政策而使龍顏大怒。王宗沐(1523-1591),字新浦,號敬所,是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師從(cong) 江右王門的歐陽南野,文學造詣也很高,與(yu) 李攀龍、王世貞親(qin) 交,明代後七子之一。除了文集外還有《宋元資治通鑒》等著作,官居江西提學副使後曆任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嘉靖三十四年,王宗沐三十三歲,正是其師歐陽南野沒後一年。宗沐認為(wei) “未發、已發”是聖學的主腦,然時下對此眾(zhong) 說紛紜無有定論,於(yu) 是通過生員徐時舉(ju) 向當時王門具有指導地位的龍溪問學[20]。由此機緣,龍溪與(yu) 雙江之間開始了致知問答。

 

緊接“致知議略”前言後的文章,按牟宗三的將其分為(wei) “綜綱”二條“條舉(ju) ”六條,較為(wei) 便利[21]。“綜綱”如下:

 

第一條:夫良知之與(yu) 知識,差若毫厘,究實千裏。同一知也,如是則為(wei) 良,如是則為(wei) 識;如是則為(wei) 德性之知,如是則為(wei) 見聞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

 

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yu) 多學億(yi) 中之助,而已入於(yu) 後天矣。

 

第二條: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guan) 第一義(yi) ,所謂無前後內(nei) 外、渾然一體(ti) 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wei) 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厘為(wei) 數條,用以就正於(yu) 三公,並質諸敬所君,且以答生來學之意。

 

第一條的前半部分是敘述“良知”和“知識”、“德性之知”與(yu) “見聞之知”的差異。陽明也嚴(yan) 格地區分了“良知”與(yu) “知識”,認為(wei) “德性之良知不來源於(yu) 見聞”[22],“知識愈多人欲愈滋”[23],不取朱子所言之“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24]的主知主義(yi) 的方法。雙江所做的評論是關(guan) 於(yu) “良知者本心自明”之後的文章[25]。就龍溪關(guan) 於(yu) “良知”是“先天之學”,“知識”是“後天習(xi) 得”這一點,雙江做了如下批判:

 

先天之學即養(yang) 於(yu) 未發之豫。豫則命由我出,道由我出,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故曰:“先於(yu) 天而勿違天。”感物而動,於(yu) 中動而七情出,若乘天時而行,人力不得而與(yu) 。與(yu) 則助,助則去天遠矣,故曰:“後天而奉天之時。”邵子雲(yun)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先天言其體(ti) ,後天言其用,蓋以體(ti) 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26]

 

龍溪認為(wei) 良知是不由學慮而得的本心之明的先天之學,且肯認作為(wei) 一念靈明、本體(ti) 之良知為(wei) 動之物[27]。這是直接繼承陽明的“良知即是易。‘其為(wei)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wei) 典要。惟變所適。’(《易經》係辭下傳(chuan) )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28]。“此知”即“良知”本來就是變動周流的。動的意味著無限地變化。因此,牢牢守住一念靈明處,龍溪不采作為(wei) 戒懼的工夫之立場。

 

雙江嘉靖二十六年六十一歲冬被逮捕入獄,此時牢中的證心記錄是《困辯錄》。《明儒學案》的傳(chuan) 中有此記錄:

 

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ti) ,光明瑩徹,萬(wan) 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cong) 此出矣。”[29]

 

據說雙江此時在獄中通過直觀已了悟心之真體(ti) 。把陽明的“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之本體(ti) ”之言奉為(wei) 正法眼藏的雙江,“良知”並不是通過嚴(yan) 密的論證就能得到的定義(yi) ,而隻能是由直觀來把握。豫養(yang) 雙江的未發之中的歸寂說,此時已然確立,此後再無變化。雙江把致“未發之中”作為(wei) 學之究極,是先天的,把致“中”與(yu) 出“和”看做後天的。

 

是故致“中”,為(wei) 學之至也。先於(yu) 天而不為(wei) 天也,致“中”出“和”後於(yu) 天而奉天時也[30]

 

雙江把“先天”、“後天”如斯把握為(wei) “本體(ti) ”、“作用”的實踐論,如果“純一未發之本體(ti) ”依靜中的工夫得以恢複,即優(you) 先了“萬(wan) 物皆備”與(yu) “立天下之大本”。用傳(chuan) 統的“體(ti) 用”理論來言說“先天”、“後天”的雙江,對龍溪依道德的價(jia) 值觀將“先天”、“後天”判為(wei) 美之“良知”、惡之“知識”是不滿的。

 

 

在第二條中,龍溪定義(yi) “良知”即“未發之中”,同時也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是“無前後內(nei) 外渾然一體(ti) 者”,批判於(yu) “良知”前另求“未發”為(wei) “二乘沉空之學”[31],“良知”之外別樣立個(ge) “已發”是“世儒依識之學”[32],“攝感以歸寂”立場與(yu) “緣寂以起感”立場皆不得良知的要旨。文中引號的二十七字[33]是龍溪的《全集》中遺漏的,記錄在雙江的《文集》中。有此二十七字,“無前後內(nei) 外渾然一體(ti) ”的龍溪之主張同“攝感以歸寂”與(yu) “緣寂以起感”之立場不得良知的宗旨的依據就清楚了。從(cong) 文脈上看,將此二十七字接在“此即千聖斬關(guan) 第一義(yi) ”之文句後麵,文意更加明了,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雙江對第二條中龍溪的發言做了如下批駁:若以陽明的“人隻要成就自家心體(ti) ,則用在其中。如養(yang) 得心體(ti) 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傳(chuan) 習(xi) 錄》卷之上67,陸元靜所錄)為(wei) 根據[34]就此斷言“良知亦即發而皆中節之和”,此言過於(yu) 操切。雙江認為(wei) “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卻是靜根”(《困辯錄》辯中)。如果按龍溪所說的“良知”是“未發之中”同時是“發而皆中節之和”,即可判此言過於(yu) 急迫,不能涵養(yang) “靜根”。換言之,也可以說是從(cong) 歸寂派衍生出的現成派批判。雙江認為(wei) 致“中”就會(hui) 自然生“和”,重視“致中”,“致和”即可理解為(wei) 其功效。進而關(guan) 於(yu) “內(nei) 外先後”說,指出“豈於(yu) 內(nei) 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乎”(“致知議略”)?其中暗含批判龍溪兼帶內(nei) 外之“幾”的思考方法。雙江站在“予所謂內(nei) 即是於(yu) 未發之中,發則斯於(yu) 外”[35]的立場上,提出《易》、《中庸》、《大學》中所言之“內(nei) 外”、“先後”是“此皆以統體(ti) 言功夫”,批判龍溪所說的“無內(nei) 外”、“無先後”是“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yu) 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yu) 培灌之積累”(“致和議略”),堅守優(you) 先根本培灌之歸寂派立場,毫不退讓。

 

接著,雙江又有如下批判:龍溪“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的言說,好似“渾沌未判之前語”,是有問題的,如果換成“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的話,良知之前與(yu) 外就會(hui) 成為(wei) 無心,言辭雖曰玄(妙),意思卻有舛(誤),從(cong) 這樣的舛誤的立場來看,是無法駁斥“沉空”、“依識”等的。

 

雙江在綜綱的結尾處作了以下的結論:

 

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隻從(cong) 混沌初生、無所汙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wei) 具足,不犯做手為(wei) 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依牟宗三所論,龍溪的“良知之前專(zhuan) 求未發是二乘沉空之學”之言很明顯是對雙江、念庵所說的,雙江在綜綱結尾處之論雖然駁斥了王龍溪,然實未解陽明之意,雙江提出異議王門中無人讚同之時,隻有羅念庵讚同雙江,這足以說明念庵對陽明的思路也不甚熟悉,王龍溪與(yu) 羅近溪遵從(cong) 王學,加以調適達至目的;江右的雙江與(yu) 念庵未得其門而入,擔憂其擾攘一番,身心疲頓[36]。如此,牟宗三認為(wei) 隻有王龍溪與(yu) 羅近溪才真正屬於(yu) 王學者,聶雙江與(yu) 羅念庵未能熟悉陽明的思路。進而牟氏在“致知議辯”疏解的最後說道:“致知議辯”是王門中重要的議論,因此詳細做了疏解。依此疏解我們(men) 可以了解王龍溪的造詣,還能了解聶雙江和羅念庵的異議,同時陽明學的本質也可以確定。的確,“致知議略”及其發展之“致知議辯”是王門中重要的議論。“未發”、“已發”問題在當時王門中紛紛然未有定論,故此“致知”問答就這樣既活躍且認真地在進行。本論中截取“致知議略”的宗綱二條的文章,對龍溪與(yu) 雙江之間來往的關(guan) 於(yu) 良知的問答辯論作了考察。條舉(ju) 六條與(yu) “致知議辯”因篇幅過長未加考察,但是牟宗三將龍溪、雙江的“致知議辯”以雙江難·龍溪答這樣的形式,從(cong) 第一辯到第九辯分別詳細作了論評[37]。在此,論述了“先天與(yu) 後天”、“良知與(yu) 中和”、“良知與(yu) 寂感”、“現成良知”、“乾知”、“獨知”、“幾”、“不學不慮”、“空空”、“格物工夫之有無”、“現成良知與(yu) 告子的性說”等諸問題,良知現成說的王龍溪與(yu) 良知歸寂說的聶雙江相互堅持自說,始終一如平行線一般,但是牟氏得出結論: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龍溪筆勝舌”之語,是指與(yu) 江右的論辯,雙江明顯不及龍溪[38]。陽明心學在其基底中有一種尊重心、生命的躍動性之東(dong) 西,牟氏以此為(wei) 前提,對王龍溪、聶雙江在王學中的定位做了分判。雙江的歸寂說若從(cong) 當時的潮流來看不受歡迎,被龍溪占去優(you) 勢,這也是必須承認的嚴(yan) 肅的事實。龍溪“雖萬(wan) 欲沸騰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嚐不明”[39]的良知現成說,未將“良知”作靜態把握,而是理解為(wei) 不斷變化著的生成之物。這可以說是,不動且溫潤虛寂的給予、返歸活潑潑的生動、動的肯定之立場。雙江“良知未發之中,備物敦化,不屬知覺……予之所謂內(nei) 者,未發之中,而發斯外也”[40]的良知歸寂說是將良知的自然性看成是靜態的,勉力豫養(yang) 純一未發之本體(ti) 。雙江在詔獄中,於(yu) 絕對的孤獨中深刻發掘自己的內(nei) 心,依此直觀宇宙與(yu) 自己的同一性。雙江歸寂說的特點,是以在自己自身之內(nei) 生發動之靜為(wei) 其關(guan) 鍵,強調隻有這個(ge) 靜的中心才是所有生發動的源泉,通過依靜坐而得的瞑想使一種宇宙論的方麵與(yu) 實踐倫(lun) 理之要求的方麵合而為(wei) 一。聶雙江、羅念庵的良知歸寂說也被王門內(nei) 部的人士批判,雖不能成為(wei) 明代思想的潮流,然在以下兩(liang) 點應給予評價(jia) 。第一點:明代王學雖是向以王龍溪為(wei) 中心的良知現成說的方向進展,但良知歸寂派與(yu) 良知修證派通過良知論爭(zheng) 對王學的盛行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第二點:力倡良知歸寂說的羅念庵對江右王門的人士產(chan) 生了強烈的影響,特別是成為(wei) 東(dong) 林一派非現成說的先導這一點[41],以及從(cong) 學於(yu) 王龍溪傳(chuan) 播良知心學的鄧定宇出來的王門嫡派[42]等,也得到了明末以及日本幕末維新的陽明學者的高度評價(jia) [43],這些是不能忽視的。

 

注釋:
 
基金項目:本譯文係2012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近現代哲學的轉換研究”(12XZX01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譯者)簡介:
 
[1]福田殖,1933年生,任教於久留米大學,現任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思想史,出版《陸象山傳略》等專著多部。
 
[2]胡嘉明:男,貴州貴陽人,碩士生導師,貴州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貴州大學-孔學堂中華傳統文化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日本哲學研究。
 
關春紅,女,河南駐馬店人,貴州大學中國史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陽明學。
 
[3]王龍溪: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明代浙江山陰(現在的紹興)人,和王陽明是同郡的宗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南京職方主事,任南京兵部武選郎中之職,短時間內辭職,在野四十餘年,畢生致力於王陽明的良知心學的宣揚與講學。王學左派(現成派)的代表人物。
 
[4]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明代永豐(現在的江西省)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曆任華亭知縣、禦史、蘇州知府、平陽知府,後升任陝西按察使副使,被當時的輔臣夏貴溪陷害,罷免還鄉,不久被逮捕下詔獄。嘉靖二十九年,因徐階的冤案而拜為右僉都禦史,不久擢拔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官至兵部尚書。後因反對嚴嵩的“開海濱互市禁”政策而被世宗下旨以忤逆罪罷免歸鄉。信奉王陽明的良知心學,陽明死後,稱為門人。王學右派(歸寂派)的代表人物。
 
[5]《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六(以下簡稱《全集》)。
 
[6]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明代鬆江華亭(現在的上海鬆江縣)人。嘉靖二年進士第三名。作為優秀的官員從翰林院編修一直晉升,作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要政務。不久晉升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封太子少傅。嘉靖四十一年,與嚴嵩爭權,雖然代嚴嵩而為首輔,但後被高拱排擠罷官。是聶雙江的門人,在《明儒學案》卷二十七“南中王門學案三”中有小傳和“存齋論學語”。黃宗羲批判徐階陷於霸術而不自覺,全無儒者之氣象。如果考慮到對王門的講學活動的貢獻等等,似乎有點過貶的評價。關於徐階有川勝守“徐階和張居正”(《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上卷所收,汲古書院,1990年)、中純夫“徐階研究”(“富山大學教養部紀要”第二十四卷一號——人文·社會科學編,1991年)等資料。
 
[7]徐階的“龍溪王先生傳”依據“和刻影印今世漢籍叢刊·思想續篇”所收的《龍溪王先生全集》(中文出版社出版,廣文書局印行)。清道光二年刻本影印,叢書匯編第一編之一《王龍溪全集》(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刊行)卷首的“龍溪王先生傳”是節略文,不能參考。這個莫晉校刻本比較粗糙,山下龍二氏已有指出。參照山下龍二的王龍溪的解說(陽明學大係第六卷“陽明門下”中所收,明德出版社)。
 
[8]《雙江聶先生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卷五“存齋記”是為徐階闡明隻有靜中的工夫才是存心的要訣之文。據文中所述為雙江七十四歲、徐階六十七歲時所寫。
 
[9]在王龍溪的《全集》卷六中有“與存齋徐子問答”一文。這是徐階七十九歲、龍溪七十五歲的隆慶六年(1572年)時相互間進行的問答。這一年是雙江沒後的第九年。在這個問答中,龍溪說“公(指徐階)之靜中所得,若有幸一一受教,定不違此行”,最後龍溪根據“功夫隻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之王陽明的日減法(《傳習錄》上,薛尚謙所錄),說“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會,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一念惺惺指靜悟。龍溪批判靜中所得不是究竟的功夫,徐階承認龍溪主張的日減法的功夫,說“此數語誠為究竟之義也,佩服佩服。”龍溪並未否定靜坐,但因為靜坐不免等待,認為不能成為究竟之法,將悟得次第分為解悟、證悟、徹悟,認靜中所得隻是證悟,判徹悟為最高。如此,徐階受龍溪的影響在“龍溪王先生傳”中寫道“予久與公同事於學。公之友東廓、緒山、南野、水洲、荊川、念庵等諸公及現在遊從的張陽和、鄧定宇、沈少林三太史的年輕有為,予皆所識。公過頃鬆舉武衛之事,雖老助予無有懈怠。予因之得訪陸宗伯、平泉的數君子開會講習。自己已然有幸得隨公,竊以公之嘉惠為德”,由此亦可得知。
 
[10]《明儒學案》卷三十二,在“泰州學案”一的序中有“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的記載。
 
[11]《傳習錄》卷之下“陳九川所錄”。
 
[12]《傳習錄》卷之中“答顧東橋書”。
 
[13]同上。
 
[14]在朱子《大學章句》的“格物補傳”中,“致知格物”是經過“即物而窮其理”之嚴密論證,才得以達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的。
 
[15]參見荒木見悟的“近世儒學的發展——從朱子學到陽明學”(《朱子·王陽明》世界名著19所收,中央公論社,1978年)
 
[16]參照拙稿“陽明學派中聶雙江、羅念庵的位置”(“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四十七集,1995年)。
 
[17]《全集》卷六,“語錄”。
 
[18]參照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四章“致知議辯”疏解(學生書局,1979年)以及佐藤仁譯注的“聶雙江、雙江聶先生文集抄”(“陽明學大係”第五卷“陽明門下”上所收,明德出版社,1973年)325頁。
 
[19]參照《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年譜附錄二”、《王陽明全集》第九卷“年譜”226頁(明德出版社,1991年修訂版)。
 
[20]根據《明儒學案》卷十五“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篇所記,宗沐是王門陳明水、雙江、龍溪及鄒東廊的門人,與李見羅等相交。在給雙江的書簡中批判“近來從事於道者,更相瞞誑,誤己誤人”,闡述了隻有“戒慎、位育”(中庸)才能使“不息之體”完滿。雖站在鄒東廊、歐陽南野的修證派立場,但好像也對雙江和念庵的江右王門派抱有親近感。
 
[21]與(17)注同。
 
[22]《傳習錄》卷之中“答顧東橋書”。
 
[23]同上,卷之上“薛尚謙所錄”。
 
[24]在《大學章句》經一章的“致知在格物”之朱子的注中有“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如陳灃所言,雖將“知”解為“見識”,然未出即客觀界存在的事物而窮其理的主知主義的方法論之範圍。
 
[25]“良知者本心之明”在雙江的《文集》中變為了“良知者本心自明”。
 
[26]《文集》卷之十一“書四”,“答王龍溪即致知議略”。
 
[27]《全集》卷之一“衝元會紀”中有“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為典要。雖終日變化雲為,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28]《傳習錄》卷之下“錢德洪等所錄”。
 
[29]《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二”。
 
[30]《文集》卷四“送王惟中歸泉州序”。
 
[31]“二乘”非大乘、小乘,而指“聲聞”、“緣覺”這二乘。大乘不能說沉空之學。主張“靜無”的老莊也包含在沉空之學中。
 
[32]依據“知識”、“見識”而趣向博學多識的世間一般的儒學。推測為當時的朱子學者。
 
[33]“未應非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
 
[34]在雙江的《文集》中有“自家一個心體”,還遺漏了“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十一個字。
 
[35]《文集》卷四“送王惟中歸泉州序”。
 
[36]參照《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三章“王學之分化與發展”。
 
[37]同上,參照第四章“致知議辯”疏解。
 
[38]在上章的章末有“又,黃宗羲明儒學案述羅近溪處有雲《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所謂《筆勝舌》即是與江右辯也。此非徒以文筆勝。必義理明,而後文辯可暢。聶江顯不及龍溪也”。隻有王龍溪才精熟王學,是陽明後真正的王學者,這是牟氏的立場。
 
[39]《全集》卷九“答茅治卿書”。
 
[40]《文集》卷四“送王惟中歸泉州序”。
 
[41]參照楠木正繼《宋明時代儒學思想的研究》第四章“明學中期”,“羅念庵”(廣池學園出版部,1962年)。
 
[42]參照《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三,“羅念庵”本傳。
 
[43]楠本正繼在“日本儒學的一斷麵”(《楠本正繼先生中國哲學研究》所收,國士館大學附屬圖書館,1975年)中指出,吉村秋陽、池田草庵、林良齋等以及秋月的中島操存齋都共同認為雙江、念庵二人是陽明的嫡派。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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