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時”初義(yi) 考

——《周易》“時”觀念的知識線索

作者：吾淳（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yu) 法政學院教授）楊麗(li) 娟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4期

摘要：“時”是《易》觀念與(yu) 思想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是《易》的根本性源頭及範疇之一。諸多研究中關(guan) 注《易》“時”觀念形成的很少，關(guan) 注其中知識基礎的則更少。本文旨在對《易》“時”初義(yi) 的知識基礎加以考辨，主要考察曆代學者關(guan) 於(yu) 《易》“時”的理解；兩(liang) 儀(yi) 與(yu) 陰陽；四象與(yu) 四時；八卦與(yu) 節氣；太極與(yu) 回歸年長度；時、位關(guan) 係；卦圖與(yu) 時、位；三易說與(yu) 諸觀念。這些考察以知識之“時”作為(wei) 線索，對包括兩(liang) 儀(yi) 、八卦、太極、時位等重要問題都給予了某些新的解釋。通過這一考辨或考察，期望對於(yu) 《易》的解讀能夠回歸其更為(wei) 本初的涵義(yi) ，對於(yu) 《易》的解讀能更加關(guan) 注其中的知識因素與(yu) 根源。

關(guan) 鍵詞：《周易》；時；初義(yi) ；知識線索

“時”是《易》的根本性源頭及範疇之一，重要性毋庸置疑。作為(wei) 語詞，“時”主要見於(yu) 《易傳(chuan) 》的《彖傳(chuan) 》和《係辭》，行文中多處充溢著對“時”的論述和感歎，稱“時義(yi) 大矣哉”。也因此，曆代治易學者都十分重視這一語詞及其內(nei) 在蘊涵。

漢代“象數易”多從(cong) 季節、時令、物候解“時”，並發展出以孟喜、京房為(wei) 代表的“卦氣說”。“卦氣說”肇始於(yu) 西漢孟喜，其將坎、離、震、兌(dui) 作為(wei) 四正卦主四時，並將四正卦的二十四爻分別與(yu) 二十四節氣相對，進而又以六十卦配七十二候。之後，京房在孟喜基礎上加以闡發更改，以“通變”治易，然而每每與(yu) 讖緯、災異相勾連。東(dong) 漢荀爽不言卜筮，以爻位升降解卦爻辭，將爻看作是“位”，六爻隨時而動，提出“順時者成，逆時者敗”(《周易集解》)，“卦變說”由此而來。之後，虞翻以象數治易，以八卦與(yu) 天幹、五行、方位相配合，將“時”與(yu) 季節相配，言“艮為(wei) 時，震為(wei) 行，與(yu) 損同義(yi) ，故‘與(yu) 時偕行’也”(《周易集解》)。荀、虞釋“時”皆重時勢。

至魏晉，王弼掃象取義(yi) ，開“義(yi) 理易”之風。王弼提出“適時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周易略例》)以為(wei) 卦爻險易不同，因時而變，因時而異，強調君子要適時而動。朱伯崑先生認為(wei) ，王弼適時說，企圖“擺脫漢易中象數之學的框框，即不以互體(ti) 、卦氣、取象等論吉凶。他認為(wei) 卦爻之義(yi) 因時而變。所以人們(men) 的活動也應因其所處的時位而不同，所謂‘觀爻思變，變斯盡矣’。”1之後，韓康伯、孔穎達對“時”的認知都承襲王弼而來。

宋明時期學者釋“時”偏重“義(yi) 理易”。張載《橫渠易說》提出“隨時”命題。程頤特揭“時”之“隨時”一義(yi) ，稱“隨時變易以從(cong) 道也。”(《周易程氏傳(chuan) 》)並且程頤也更注重“時用”。而朱熹則解“時”為(wei) “當然也”，也即理之本然，由是“時”更成為(wei) 一個(ge) 不證自明的重要概念，這對後世產(chan) 生重要影響。明代蔡清明確指出:“《易》道隻是時。”(《易經蒙引》)方孔炤注《易》以“時”立論，提出“先儒謂學《易》在知時，時即學《易》極處，即時中也。”(《周易時論合編》)這些論述普遍強調“卦時”“時中”“時用”。之後，清儒李光地沿襲諸儒卦時、爻位之說，認為(wei) 卦時應該同位、數、體(ti) 、氣、象以及卦德互相關(guan) 聯來理解。

現當代學者對“時”的認識，在視角與(yu) 方法上皆有拓展，大抵包括:1、文字訓詁的解讀。如黃黎星分析了《周易》辭句中“時”的意蘊，指出象數易、義(yi) 理易對“時”的模擬與(yu) 思考；2連邵名則在解釋“時”基礎上擴展出“可”“中”“是”等引申義(yi) 。32、結合卦象爻、位理解。如黃壽祺、張善文認為(wei) “時”是指每卦征象的特定背景，六十四卦是“從(cong) 不同角度喻示自然界、人類社會(hui) 中某些具有典型意義(yi) 的事理。”43、針對具體(ti) 時間觀的思考。如台灣學者黃慶萱、林麗(li) 真把“時”分為(wei) 時間的知解和時間的運用，前者包括“觀天”“察時”“明時”，後者包括“待時”“趣時”“與(yu) 時偕行”；5王振複則將“時”看作是介於(yu) 神性時間和人性時間的巫性時間。64、抽象的哲學思考。如王新春認為(wei) “時”統攝空間又容納萬(wan) 象，是時、空、物三者統一的抽象概念。75、將“時”作為(wei) 行為(wei) 準則，趙士孝、董根洪、程建功、鄭萬(wan) 耕等多位學者對此作過討論和闡發。8

但縱觀學者們(men) 對“時”義(yi) 的解讀，不難發現大多脫不開時勢、時遇套路或“時中”“時行”“時變”等概念窠臼，且倫(lun) 理化傾(qing) 向嚴(yan) 重，而其中的知識問題或“知識理性”問題普遍被忽視，而這正是本文的關(guan) 切所在。

一、兩(liang) 儀(yi) 與(yu) 陰陽

《易傳(chuan) ·係辭上》這段著名論斷為(wei) 世人所熟知:“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ye) 。”我們(men) 就由此進入考察。

首先，“兩(liang) 儀(yi) ”何謂?高亨《周易大傳(chuan) 今注》釋為(wei) 天地，9周振甫《周易譯注》亦釋為(wei) 天地，10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曰:“兩(liang) 儀(yi) ，天地，此處指陰陽二氣。”11而這些解釋均秉前人之說。據《係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傳(chuan) 》:“乾，天也，故稱為(wei) 父；坤，地也，故稱為(wei) 母。”可知“兩(liang) 儀(yi) ”釋為(wei) 天地、乾坤或陰陽都是可以的。而如若結合《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wan) 物。萬(wan) 物負陰而抱陽，衝(chong) 氣以為(wei) 和”，則《係辭傳(chuan)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論斷。明顯與(yu) 之存在著對應性，如《係辭傳(chuan) 》“《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與(yu) 《老子》“一生二”之間即存在著對應。由此，按《老子》“萬(wan) 物負陰而抱陽，衝(chong) 氣以為(wei) 和”及《易傳(chuan) 》“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兩(liang) 儀(yi) ”釋“陰陽”似更加合理，這反映或體(ti) 現了一種基本的宇宙觀念，也應當看作是當時一種普遍的認知或觀念，如果將《易傳(chuan) 》主要看作是儒家的著述，此則反映出儒家與(yu) 道家間的一種思想或觀念的交流。

當然，“陰陽”或“兩(liang) 儀(yi) ”都是高度概括的哲學概念，並且是中國觀念與(yu) 思想的獨特表達。而我們(men) 需要了解且必須清楚，這一概念或觀念其實並不深奧，它所代表或反映的是人類早期普遍形成的對立、對稱或二分觀念，並且，它也是人類早期一種十分重要的思維方式。從(cong) 已有人類學與(yu) 考古學研究來看，這樣一種觀念或思維早在采集和狩獵的年代就已經建立起來。在采集和狩獵活動中，原始人注意到在自然中普遍存在著對立或二分現象，且其中相當部分與(yu) “時”有關(guan) ，如太陽升降、月亮盈虧(kui) 、天氣冷暖、季節寒暑、草木枯榮，諸如此類，多是一種自發的感知。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就提供了這樣一個(ge) 事例:澳大利亞(ya) 孟金人所在地區一年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對立的季節，旱季和雨季:旱季是七個(ge) 月，異常幹燥；雨季是五個(ge) 月，豪雨滂沱。“這種劃分方式深刻影響了土著的思想和活動。”不僅(jin) 如此，“正像季節和風向按兩(liang) 半族劃分(雨季和西風、西北風屬杜亞(ya) 半族；而旱季和東(dong) 南風屬伊裏梯亞(ya) 半族)一樣，宏偉(wei) 的神話戲劇中角色蛇與(yu) 瓦拉維拉克姐妹，也分別與(yu) 雨季和旱季相聯係。”12久而久之，這些對立或二分現象就成為(wei) 了最基本的知識，進而又形成了最基本的觀念。

由此可見，作為(wei) 與(yu) “時”密切相關(guan) 的“陰陽”“兩(liang) 儀(yi) ”即對立觀念是人類所普遍具有的一種自然觀念，並且其早在采集與(yu) 狩獵的年代也即舊石器時期就已產(chan) 生並固定下來，其涉及人類早期生活中最日常的現象，包括一日之晝夜，一月之盈虧(kui) ，一年之寒暑，“兩(liang) 儀(yi) ”即“時”之兩(liang) 極。

二、四象與(yu) 四時

其次，“四象”何指?高亨《周易大傳(chuan) 今注》釋為(wei) 四時，“四時各有其象，故謂之四象。”並說“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四種爻乃象四時。”13周振甫《周易譯注》亦釋為(wei) 四時，14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曰:“四象，指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在時令上又象征春、夏、秋、冬。”15可見以上各注對於(yu) “四象”解釋並無分歧。不過，就自然知識而言，“四象”或“四時”實則指二至與(yu) 二分，二至即冬至與(yu) 夏至，二分即春分與(yu) 秋分。二至與(yu) 二分是人類進入農(nong) 耕文明之後因農(nong) 作即耕稼需要而必然產(chan) 生的知識，或必然要求的知識。當然，二至二分作為(wei) 確切知識的獲得應當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過程。需要指出的是，有別於(yu) 對立觀念的自發感知，對二至二分的探尋與(yu) 把握乃是一種自覺認識的結果，或是一個(ge) 由自發到自覺的認識過程。

我們(men) 知道，早期的農(nong) 業(ye) 活動往往是通過物候觀察以獲得相應的消息。原始人注意到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長、動物的習(xi) 性都與(yu) 特定季節相關(guan) ，由此種植及畜牧活動可以從(cong) 自然界中獲得消息。如《夏小正》:“啟蟄，雁北鄉(xiang) ，雉震呴，魚陟負冰”，“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nong) 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為(wei) 鳩”，而這些物候所提示的農(nong) 事活動是“農(nong) 率均田”。但是，對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來說，物候觀察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wei) 生物的生長和活動通常要受到許多複雜因素的影響，物候觀察所獲得的信息未必精準。

在經曆了較長時間的探索之後，原始先民發現天象觀察同樣可以提供季節變化的信息，而且比物候報時更為(wei) 準確，於(yu) 是他們(men) 便漸漸將目光投到天象上，位於(yu) 英國索爾茲(zi) 伯裏的斯通亨奇巨石陣就是一個(ge) 典型例證。巨石陣始建於(yu) 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2500年)，以後陸續增建，曆時1000多年於(yu) 青銅時代(約公元前1500年)最終完成。以往人們(men) 一直認為(wei) 該巨石陣與(yu) 宗教崇拜有關(guan) ，但自17世紀以來，人們(men) 開始注意到每年夏至時太陽正好在石圈出口處的標石上方升起。1963年，英國天文學家G.S.霍金斯利用電子計算機，把巨石陣中各石位置及其坐標數據與(yu) 公元前第2千年的天象加以對比測算，發現這一環狀列石的一些關(guan) 鍵性結構及連線和一年中太陽、月亮的運行路線相合處達24處之多。16

受此啟發，中國的天文與(yu) 考古工作者也用類似的方法來了解先民所獲得的知識，並已獲得相當豐(feng) 碩的成果。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東(dong) 莒縣淩陽河畔發掘出幾件屬於(yu) 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根據陶尊上符號的提示，人們(men) 發現在陶尊出土地點的東(dong) 麵山上有五座山峰，而陶尊出土地點附近有塊石頭，從(cong) 這塊石頭望向東(dong) 邊中央的山峰，當太陽在峰頂上出現時正是春分。171988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一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45號墓)。有學者對墓穴實際尺寸作了研究，計算表明，其蓋圖所表示的分至日晝夜關(guan) 係非常合理，特別是春分、秋分日道，其準確程度簡直不差分毫。182003年以來，山西襄汾陶寺夏文化遺址的發掘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研究者發現陶寺城址祭祀區建築IIFJT1很有可能是一所兼觀象授時和祭祀功能為(wei) 一體(ti) 的多功能建築，其中觀象主要是通過夯土柱縫隙、延長線及與(yu) 周邊山峰的關(guan) 係來進行。模擬觀測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相關(guan) 報告稱:2003年12月22日冬至日，確切時間是早8時17分至8時20分，在東(dong) 2號縫觀察到日出情況；2004年1月21日大寒，確切時間是早8時15分至8時21分，在東(dong) 3號縫觀察到日出情況。19

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發現《尚書(shu) ·堯典》中有對四仲中星及與(yu) 四時或分至日關(guan) 係的記載:“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簡單地說，就是春分鳥中，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冬至昴中。這裏分別指出了四時的中星及其與(yu) 二分二至的關(guan) 係。20關(guan) 於(yu) 《堯典》的成書(shu) 年代，一般認為(wei) 可能不會(hui) 早於(yu) 殷末，並且其中有不少是後人的增益。但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這並不意味著《堯典》所記全然沒有依據，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彼時情況的反映。王世舜在其《尚書(shu) 譯注》中就舉(ju) 例:“法國人卑奧根據馬融以前對《堯典》的四仲中星的解釋，推斷出那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二分二至的所在點，從(cong) 而證明《堯典》中的四仲中星確實是堯時的天文記錄。”21至春秋，二至二分語詞完全形成:“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wei)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一年》)

又據《周禮》對圭表和日晷測日的記載，我們(men) 可知古人“四時”知識是如何獲得的。如《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dong)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結合“四象”，即反映一年中白晝最長的夏至日投影線最短，其端點可以乾卦表示；一年中黑夜最長的冬至日投影線最長，其端點可以坤卦表示；白晝與(yu) 黑夜等長的春分、秋分則分別以離卦和坎卦來表示，其位於(yu) 表杆處，因正對太陽，故無投影。

三、八卦與(yu) 節氣

進而，我們(men) 考察一下《周易》“八卦”有何意蘊?按《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八卦”通常被認為(wei) 是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種事物。《周易乾鑿度》引孔子語:“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高亨《周易大傳(chuan) 今注》在《係辭上》《係辭下》《說卦》等篇對“八卦相蕩”“八卦成列”“八卦相錯”等的解釋中亦均持此說。但這裏有個(ge) 問題，就是“四象生八卦”。如按“四象”即“四時”，則意味著“四象生八卦”就是春、夏、秋、冬生出天、地、山、澤、雷、風、水、火，這何以可能?

但若用“時”觀之則就不存在這個(ge) 問題。換言之，所謂“八卦”，就是在“四時”即二至二分也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基礎上，再加上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這也可以稱作“八時”，八卦最初應就是對這一“時”知識的反映。仍以圭表或日晷作為(wei) 工具。其中立春的投影位於(yu) 東(dong) 至與(yu) 春分之間，立夏的投影位於(yu) 春分與(yu) 夏至之間，立秋的投影位於(yu) 夏至與(yu) 秋分之間，立冬的投影位於(yu) 秋分與(yu) 冬至之間。就卦名而言，立春為(wei) “震”，春分為(wei) “離”，立夏為(wei) “兌(dui) ”，夏至為(wei) “乾”，立秋為(wei) “巽”，秋分為(wei) “坎”，立冬為(wei) “艮”，冬至為(wei) “坤”，如此也就有了八卦。對此，《說卦》中也有相應的解釋。

如此，《易傳(chuan) ·係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論斷在“時”觀念的視域下已經可以得到連續、完整的解釋。

更進一步，從(cong) 理論上講，當八卦位置確定後，六十四卦中其餘(yu) 各卦的位置也都大抵能夠得到確定。也就是說，六十四卦與(yu) 八卦是一樣的，其同樣反映了陰陽四時消息。那麽(me) ，六十四卦究竟是如何確定的?這裏說一個(ge) 現象。在新石器時代的一些陶器上已經有把圓分成等份的做法，最多至80等分。據《中華文明史》:“要相當均勻地分劃圓周為(wei) 80等分，可以先把一個(ge) 圓周分成2等分，再分成4等分，進一步分成8等分、16等分。然後把16等分的每1分再估分成5等分。”22這說明在當時圓盤與(yu) 刻度知識都已經具備。但《中華文明史》又說:“盡管我們(men) 現在還說不出來，當時究竟是如何完成這2等分的。”其實換個(ge) 思路，即如不單純地將割圓看作有關(guan) 數或幾何知識，而是看作天文曆法知識，則這一等分問題或許就能得到解決(jue) 。假設代入一年天數，則“八卦”或“八時”實際上是將一年360多天區隔成8個(ge) 時段，每個(ge) 時段約45天，二十四節氣實際就是以此為(wei) 基礎再將每45天三等分，也即15天為(wei) 一個(ge) 等分。而我們(men) 可以設想，六十四卦依據同樣的原理大致也能獲得，或許還可以這樣假設，在一定程度上，六十四卦的分割也是當時了解一年天數與(yu) 節氣的重要一環。

四、太極與(yu) 回歸年長度

但“時”知識的發展並未就此打住。事實上，“四時”知識與(yu) 太陽回歸年長度知識是同步進展的，並且，早期天文觀測的量化尤其體(ti) 現在太陽回歸年長度的確定中。回歸年長度確切生成於(yu) 何時已難詳考，但從(cong) 現有考古發現來看，這一探索同樣可以追溯至非常久遠的年代。如1972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鄭州大河村屬於(yu) 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繪有紋飾的彩陶片，先後兩(liang) 次碳14測定，顯示這些遺物的年代距今為(wei) 5040±100年和4500±100年。這些彩陶片上的紋飾有相當一部分與(yu) 天象觀察有關(guan) ，包括太陽紋、月亮紋、星座紋等。有意思的是，考古學者還根據陶器殘片的弧度複原出整圈曲麵，並驚奇地發現其實際是由十二個(ge) 太陽所組成；在天文學家看來，這是具有重要意義(yi) 的，因為(wei) 這意味著早在仰韶時期的古大河村人就很可能已經知道可以將太陽的一周路徑區隔成十二等分。這也包括如此假設，即古大河村人有將一年分成十二個(ge) 太陽月的知識，一個(ge) 太陽月為(wei) 30天。23

這裏也就涉及到太極圖的問題，自然，前提是我們(men) 切勿將太極圖看得過於(yu) 玄虛。據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在廟底溝類型彩陶紋飾中就有許多類似∽形的陰陽對應圖形，而至距今4500年左右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彩陶圖案上已出現十分規整的∽形“太極式”旋紋。24我們(men) 可以大膽地推測，屈家嶺文化彩陶紡輪上的∽形旋紋或許也與(yu) 天文觀測有關(guan) 。換言之，太極圖與(yu) 屈家嶺文化彩陶紡輪∽形旋紋之間也很可能存在著某種聯係。這裏仍涉及日晷，當然，日晷的圓盤應當是能夠旋轉的，因為(wei) 隻有這樣才能通過對每日或規定日數的觀測來記錄或標出∽形旋紋的拋物曲線。從(cong) 技術的角度來說這應當不存在問題。在當時，快輪製陶需要有圓盤，它是可以旋轉的。也就是說，製陶所用圓盤或許就有可能對日晷記錄或標出∽形旋紋產(chan) 生過某種啟發。假設根據長期的觀測，原始先民已經能夠以二分二至概念以及四季周期循環觀念作為(wei) 基礎，在圓盤上標出一年365或366天的刻度或大致刻度，則每日按順時針方向移動一個(ge) 刻度並標出投影點，或規定數日移動相應刻度並標出投影點，25然後連接起來，就可得到相應的拋物曲線，具體(ti) 如下:

如從(cong) 冬至日起觀測投影，直到春分日，其間經過立春，曆經90餘(yu) 日，將每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左旋的拋物曲線(圖1)。如從(cong) 夏至日起觀測投影，直到秋分日，其間經過立秋，將每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右旋的拋物曲線(圖2)。如再將上述兩(liang) 條拋物曲線合並，使冬至位於(yu) 正上方，夏至位於(yu) 正下方，且處於(yu) 垂直狀態，則成為(wei) 如下這樣一條拋物曲線(圖3)。

圖1

圖2

圖3

同理，如從(cong) 春分日起觀測投影，直到夏至日，其間經過立夏，曆經90餘(yu) 日，將每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左旋的拋物曲線。如從(cong) 秋分日起觀測投影，直到冬至日，其間經過立冬，將每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右旋的拋物曲線。如再將上述兩(liang) 條拋物曲線合並，可同樣獲得一條拋物曲線。26

有意義(yi) 的是，上述拋物曲線就正是屈家嶺文化彩陶紡輪上的∽形旋紋，我們(men) 也可以猜測這就是後世所謂太極圖顯示的圖形。而就哲學觀念來說，上述∽形旋紋或太極圖正反映出了陰陽兩(liang) 儀(yi) 的消息。因此，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太極圖很可能並非向壁虛造，有可能是天文觀測的結果，隻是後人解釋多偏於(yu) 玄奧和神秘並賦予其巫術色彩。

當然，太陽回歸年精確數值的獲得一定經曆了十分漫長的過程，其可能還包括更多的探索實踐，例如紀日法。研究表明，夏帝王中有以天幹命名的，陳夢家說，《夏本紀》的大康、中康、少康(康即庚)、孔甲、履癸等都以天幹為(wei) 名，27故天幹紀日之法當不會(hui) 晚於(yu) 夏代。之後，商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更為(wei) 完整的幹支紀日方法。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中列舉(ju) 了許多有關(guan) 殷代曆法的例證，如:“帝其及今十三月令。”(《乙》3282)這是年終十三月置閏的例證；又如:“月一正曰食麥，甲子至癸巳。”(《後編》下1.5)這是幹支紀日的例證。《中國思想通史》將殷人的天文知識成果大致概括為(wei) 以下五法，十分簡要明了:(1)紀日法、(2)紀旬法、(3)紀月法、(4)紀時法、(5)紀祀法。28幹支紀日的意義(yi) 不容小覷。天幹紀日是通過10天為(wei) 一個(ge) 單元紀日，也即日後一旬；幹支紀日則通過60天為(wei) 一個(ge) 單元紀日，其一拆為(wei) 二就是一個(ge) 太陽月，而6個(ge) 幹支單元則為(wei) 360日也即大抵一年。這些，都應是測算太陽回歸年長度的重要方式。由《尚書(shu) ·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可知已基本接近太陽回歸年實數。再之後，周人使用圭表測影方法以確定分至日的準確時間，再輔以相應的計算，就可以使回歸年長度的測算達到更高的準確度。春秋晚期，伴隨觀測水平的大幅提高，回歸年長度終於(yu) 確定為(wei) 3651/4日，這一回歸年數值比實際長度僅(jin) 多11分鍾，同時這一時期的曆法已經采用十九年七閏的置閏周期。

五、時、位關(guan) 係

現在我們(men) 來解讀《周易》中的“時”“位”關(guan) 係。《周易》中“時”“位”關(guan) 係中的“位”，通常理解是指爻位。這樣一種理解源自《易傳(chuan) 》，如《乾卦·彖傳(chuan) 》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說卦傳(chuan) 》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這裏的“六位”皆指“六爻”，亦即爻位，由此這也成為(wei) 人們(men) 理解或解釋《易》時、位關(guan) 係的一般共識。如台灣學者林麗(li) 真說:“若說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種時況或時段，每一卦中的六個(ge) 爻位，便代表此一時況或時段中的六個(ge) 時間質點的處所。換言之，由初、二、三、四、五、上，依序排列起來的六個(ge) 爻位，以及爻與(yu) 爻之間的聯係與(yu) 活動，就預示了一種時間狀況的動態意義(yi) 及其發展征象。”“這樣，藉著六個(ge) ‘爻位’所係聯而成的整體(ti) 狀況，便可看出這一卦的‘卦時’。可見在《周易》的係統中，‘位’與(yu) ‘時’的關(guan) 係，應是密切相聯的。”“位”不離“時”，“時”不離“位”；“時”需依“位”以顯其義(yi) ，“位”亦需依“時”而有其成。29這可以說是理解《易》時、位關(guan) 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認知。

然而，《易傳(chuan) 》中關(guan) 於(yu) 時、位關(guan) 係還有另一種理解。《說卦傳(chuan) 》言:“萬(wan) 物出乎震，震，東(dong) 方也。齊乎巽，巽，東(dong) 南也。……離也者，明也，萬(wan)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萬(wan) 物皆致養(yang) 焉……兌(dui) ，正秋也，萬(wan) 物之所說也，……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dong) 北之卦也，萬(wan) 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在這裏，《說卦》是將八卦與(yu) 季節(時)和方位(位)結合在一起論述的，也因此，“時”(季節)與(yu) “位”(方位)有了對應性。30

人類學的研究顯然更支持這後一種“時”“位”關(guan) 係，其中的觀念可推向更為(wei) 久遠的年代，且具有普遍性。如列維-布留爾說:“4這個(ge) 基數和以4為(wei) 基數的計數法，其起源可能歸因於(yu) 在所考查的民族的集體(ti) 表象中，東(dong) 南西北四方、與(yu) 這四個(ge) 方位互滲的四個(ge) 方向的風、四種顏色、四種動物等等的‘數—總和’起了重要的作用。”31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對這一空間與(yu) 時間的對應性同樣有所記載，泡尼印第安人舉(ju) 行祭典的棚屋的柱子按其方向選自塗有不同顏色的四種樹木，這些顏色本身分別象征著一年四季的方向，具體(ti) 如下:白楊樹、白色、西南，美洲楓樹、紅色、東(dong) 南，以上空間上均歸於(yu) 南，時間上均歸於(yu) 夏；榆樹、黑色、東(dong) 北，柳樹、黃色、西北，以上空間上均歸於(yu) 北，時間上均歸於(yu) 冬。32

其實，中國自身的文獻如《山海經》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東(dong) 方曰折，來風曰俊。”(《大荒東(dong) 經》)“北方曰鵷，來之風曰。”(《大荒東(dong) 經》)“南方曰因乎，誇風曰乎民。”(《大荒南經》)西方“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大荒西經》)注意，這裏方位與(yu) 風神的關(guan) 係實際就是方位(位)與(yu) 季節(時)的關(guan) 係。之後，在殷人與(yu) 周人這裏，四方與(yu) 四時的關(guan) 係同樣緊密。丁山說:“殷商時代四方風名，確涵有四時節令的意義(yi) ；其四方神名，則全是天空上的歲次。”並說:“方帝，當然是禘於(yu) 四方神明，即甲骨文所謂‘東(dong) 方曰析，南方曰粦，西方曰彝，北方曰’這四方大神，至兩(liang) 周時則稱為(wei) ‘析木、鶉火、豕韋、實沈’，至《淮南子·天文篇》則謂之‘子、午、卯、酉為(wei) 二繩，鬥指子則冬至，指卯中繩故曰春分，指午則陽氣極而夏至，指酉中繩故曰秋分。’”33又常正光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四方是以定點為(wei) 中心，對空間的區分，四時是時間推移的特征，看來時空概念各異”，但根據“測四方知四時的實際，四方和四時，空間和時間又不能分割。”34

此外，近幾十年來大量考古學成果也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相關(guan) 信息。在中國西部、東(dong) 部、中部以及南部等地區出土的彩陶上都普遍繪有一些十字形、米字形圖案，如甘肅馬家窯文化包括石嶺下文化和馬廠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常有十字和米字形圖案；甘肅齊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有十字形圖案；山東(dong)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有八角星紋；湖北屈家嶺文化的陶器上有十字紋；南京北陰陽營文化的陶器上也有十字和米字形圖案；福建曇石山文化出土陶器上有十字紋。散布於(yu) 各處的十字形、米字形不能簡單理解為(wei) 是對圖案的喜愛與(yu) 傳(chuan) 播，早期思維首先是關(guan) 注實用性。以1987年安徽含山淩家灘發現的一處距今約4500年(一說距今5500年前後)新石器時期遺址為(wei) 例。該遺址發掘出一長方形玉片，玉片呈牙黃色，兩(liang) 麵精磨。玉片正麵中心位置刻有兩(liang) 個(ge) 大小相套的圓圈。在小圓圈裏，刻有八角星紋圖案。在大圓圈之外與(yu) 玉片的四角之間，各刻有一個(ge) 箭頭。而在小圓圈與(yu) 大圓圈之間有八條直線將圓分割為(wei) 八等分，在每一等分中各刻有一個(ge) 箭頭。可以這樣猜測，大圓圈外的四個(ge) 箭頭意味著“四方”，而大圓圈內(nei) 的八個(ge) 箭頭則意味著“八方”。35當然，其中同樣可能包含有“四時”或“八時”之意。36

凡此種種，都表明方位與(yu) “時”的對應具有普遍性，而爻位與(yu) “時”的對應則具有特殊性，考慮思維進程應當普遍性優(you) 先。

六、卦圖與(yu) 時、位

同樣，卦圖與(yu) “時”“位”也有著關(guan) 聯。曆史上包括民間有著各種各樣的八卦圖。據清華大學公布其所藏竹簡中有一篇題作《筮法》的文獻，其中附有一卦位圖，將八卦分置八方。依李學勤，這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八卦圖。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此圖實則是托卦圖之形來論述政治理念。其實，從(cong) 新石器時代彩陶圖紋上的米字或八角圖紋、安徽含山淩家灘玉片上八角星紋圖案，以及《山海經》和殷墟卜辭的相關(guan) 材料，再到後世所謂八卦圖，這之間應存在著邏輯的聯係，即方位和時間知識與(yu) 觀念的延續。換言之，後世所謂八卦圖同樣是與(yu) 方位和時間知識及觀念相關(guan) 聯的，其所要傳(chuan) 達的就是“時”“位”關(guan) 係。有所變化、發展或不同的是，八卦圖與(yu) 《周易》卦象或卦名相勾連。由此亦可見，八卦圖就其知識及觀念源頭而言，本無太多神秘性質。隻是後世八卦圖由於(yu) 受《周易》占筮活動及其解釋的影響，因此便被賦予了過多的神秘色彩。

根據古人的知識與(yu) 觀念，“時”“位”對應的八卦圖大抵如下:

這說明，古人已知季節是循環的，那麽(me) ，由冬至到冬至或由夏至到夏至就構成一個(ge) 整圓，如前麵太極圖。由此，結合方位的知識，二至二分可以構成圓中的東(dong) 、南、西、北4個(ge) 刻度，四立又增加了東(dong) 北、東(dong) 南、西南、西北4個(ge) 刻度，合計共8個(ge) 刻度，其中每個(ge) 刻度之間約45天。若配上卦名，則是:夏至、南方、乾卦；立秋、西南、巽卦；秋分、西方、坎卦；立冬、西北、艮卦；冬至、北方、坤卦；立春、東(dong) 北、震卦；春分、東(dong) 方、離卦；立夏、東(dong) 南、兌(dui) 卦。這應當就是由原始季節(時間)和方位(空間)知識與(yu) 觀念而來並結合了《周易》宇宙觀念的八卦圖。

而考察易卦與(yu) 時、位的關(guan) 係，自然不能不提漢代孟喜。《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說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shu) ”。孟喜的重要理論是卦氣說，該說已經注意到了上述“時”“位”關(guan) 係，並試圖將其納入易卦來加以解釋，即“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複初。”又據《新唐書(shu) 》一行《卦議》，可知孟喜卦氣說主要包括四正卦和十二辟卦。其中“四正卦”是指坎、震、離、兌(dui) ，以“四時”配“四方”，又以易卦配候氣或節氣。其中坎為(wei) 北正，始於(yu) 冬至，極於(yu) 春分；震為(wei) 東(dong) 正，始於(yu) 春分，極於(yu) 夏至；離為(wei) 南正，始於(yu) 夏至，極於(yu) 秋分；兌(dui) 為(wei) 西正，始於(yu) 秋分，極於(yu) 冬至(《新唐書(shu) 》卷二十七上)。一般認為(wei) ，孟喜這一“四正卦”是本諸《易傳(chuan) ·說卦》“萬(wan) 物出乎震，震，東(dong) 方也……；離也者，明也，萬(wan)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兌(dui) ，正秋也，萬(wan) 物之所說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除了“四正卦”，孟喜還將其餘(yu) 六十卦分為(wei) 十二辟卦(也被稱作消息卦)、十二公卦、十二侯卦、十二卿卦、十二大夫卦；同時提出“十二月卦”說，用十二辟卦配十二月；使用“六日七分”法，用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合六又八十分之七日，以此使得一年歲實完全對應於(yu) 《周易》卦爻。

應當說，孟喜注意到易卦與(yu) “時”(季節)、“位”(方位)具有對應性，即易卦的源頭是在自然變化的知識之中，這一認識具有合理性，不應一概否定。但由於(yu) 曆法與(yu) 易數高度附和，看上去結合得如此巧妙的理論其實充滿了穿鑿附會(hui) 。以後京房更推衍此說，於(yu) 是有納甲、爻辰種種之說。唐明邦這樣評價(jia) 這套學說:“卦氣(無論正卦、辟卦)、納甲、爻辰，都是按象數推衍排列成整齊劃一的模式，用以套四季、十二月、節氣、物候、星辰，雖然它可能為(wei) 研究天文、曆象、物候提供某種啟示，具有原始係統方法的萌芽，但它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對以往感性的直觀現象，作一些形式上的排列，排斥嚴(yan) 密的科學觀測和實驗精神，它對古代科學的發展，很難作出實際貢獻。”37趙莊愚也有精辟分析:“至漢代神視易及易數，乃始以易數為(wei) 曆數之本。製曆與(yu) 易之象數學合為(wei) 一，此蓋有由玄入實之意，但其確定的數，不由自然之真，涉於(yu) 牽強附會(hui) 。”38而從(cong) 用易數來附會(hui) 曆數這個(ge) 例子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知識發展的曲折性，看到思想與(yu) 知識關(guan) 係的複雜性。

七、三易說與(yu) 諸觀念

眾(zhong) 所周知，《易》有所謂三義(yi) 之說，即簡易、變易、不易，亦稱“三易”。此歸納最初見於(yu) 《易緯·乾鑿度》。之後，鄭玄在《易論》中對此注道:“《易》一名而含三義(yi) :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的《周易正義(yi) 》專(zhuan) 設“論易之三名”，其在前說的基礎上更結合《係辭傳(chuan) 》作了引證疏解:“《係辭》雲(yun)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cong) 。’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雲(yun) :‘為(wei)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wei) 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雲(yun)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今天我們(men) 來解讀“三易”，剔除包括《易傳(chuan) 》在內(nei) 的某些時代特征及相應附會(hui) ，取其合理解釋，大致可以理解為(wei) :(1)宇宙萬(wan) 物皆可以乾坤、陰陽或兩(liang) 儀(yi) 範疇概括之，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簡易也，是對普遍對立現象的基本概括。(2)而萬(wan) 物皆有變化，就知識而言，其最原初最基本的，就是二至二分或四時變化。在《易傳(chuan) 》，即所謂“為(wei)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wei) 典要，唯變所適”，“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陰陽不測之謂神”，“變通莫大乎四時”，“變通者，趣時者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此變易也。(3)又萬(wan) 物皆有規律，亦即“道”，或即天道循環，就知識而言，其最原初最基本的，就是包括太陽回歸年等在內(nei) 的宇宙循環法則，之後也包括十二次與(yu) 五星周期。在《易傳(chuan) 》即所謂“《易》與(yu) 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易》之為(wei) 書(shu) 也，原始要終，以為(wei) 質也”，“《易》之為(wei) 書(shu) 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不易也。如此，“三易”之後的知識背景相當清晰。由此亦可見，“三易”隻有置入知識才能得到最合理的解讀。

綜上所述，我們(men) 可以看到，《易》“時”觀念就初義(yi) 而言，或者在其背後有一條十分清晰的知識線索；並且也隻有從(cong) 知識線索或鏈條加以考察，“時”觀念才能夠完整和自洽。這包括:從(cong) 兩(liang) 儀(yi) 即陰陽到四象即四時；從(cong) 四象即四時到八卦即節氣；從(cong) 八卦即節氣到太極即回歸年長度；四時即季節知識或觀念又與(yu) 四方即方位知識或觀念有關(guan) ，如此便有時、位關(guan) 係；而時、位關(guan) 係同樣也體(ti) 現於(yu) 卦圖；最終，日後經歸納概括的三易說其實正恰恰反映了以上諸知識及其觀念。可見，置入知識的解讀十分順暢。當然，我們(men) 又務須清楚，《易經》就其基本性質與(yu) 功能是占卜，這並不會(hui) 因“時”知識或觀念而改變。因此，盡管“時”觀念作為(wei) 初義(yi) 有鮮明的知識特征，但一經納入占卜體(ti) 係，其知識特性便會(hui) 大大削減，而神秘性質則會(hui) 大大增加，這樣一個(ge) 基本判斷是不應否認的。且即便是在理性色彩十分明顯的《易傳(chuan) 》，這種神秘性質同樣不會(hui) 徹底改變，不僅(jin) 如此，還會(hui) 因戰國末年的某種神秘化傾(qing) 向而有所增強，這是我們(men) 所必須正視的。

注釋：
 
1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一)》，昆侖出版社，2009年，第308頁。
 
2黃黎星:《與時偕行趣時變通——〈周易〉“時”之觀念析》，《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
 
3連劭名:《〈周易〉中的“時”及相關問題》，《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4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7頁。
 
5黃慶萱:《周易縱橫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3頁；林麗真:《〈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周易研究》1993年第4期。
 
6王振複:《〈周易〉時間問題的現象學探問》，《學術月刊》2007年第11期。
 
7王新春:《〈周易〉時的哲學發微》，《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8趙士孝:《〈易傳〉的時間觀及其現實意義》，《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董根洪:《“亨行時中”，“保合太和”——論《易傳》的中和哲學》，《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程建功:《〈周易〉與儒家“時中”觀的淵源》，《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鄭萬耕:《〈易傳〉時觀溯源》，《周易研究》2008年第5期。
 
9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第538頁。
 
10周振甫:《周易譯注》，中華書局，1991年，第248頁。
 
11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第522頁。
 
12[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06、107頁。
 
13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538頁。
 
14周振甫:《周易譯注》，第248頁。
 
15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第522頁。
 
16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相關內容，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484頁。
 
17彭林等:《中華文明史》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14頁。
 
18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19分別見《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遺址發現陶寺文化大型建築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祭祀區大型建築基址2003年發掘簡報》，《考古》2004年第7期。
 
20丁山指出:以考正四季標準的四中星，在甲骨文裏也有不成篇段的發現。參見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142頁。
 
21王世舜:《尚書譯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頁。
 
22彭林等:《中華文明史》第1卷，第225頁。
 
23彭林等:《中華文明史》第1卷，第215、216頁。其他如在甘肅永靖蓮花台辛店文化遺址陶器上也有光芒四射的太陽紋。
 
24詳見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4、188頁。
 
25從獲得太陽投影的大致拋物曲線來說，其實並不需要精確到每日，隻需數日記錄一次，但應當確定，如5天記錄一次，或10天記錄一次。
 
26以上詳見吾淳:《中國哲學起源的知識線索——從遠古到老子:自然觀念及自然哲學的發展與成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3、134頁。
 
27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405頁。
 
28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7頁。
 
29林麗真:《〈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周易研究》1993年第4期。
 
30當然，《說卦》上述將八卦與季節(時)和方位(位)相結合的論說無疑也應當受到春秋以來五行觀念的影響，因此未必正確。
 
31[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00頁。
 
32[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第159頁。
 
33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第95頁、163頁。
 
34常正光:《陰陽五行學說與殷代方術》，艾蘭、汪濤、範毓周主編:《中國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五行說探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6頁。
 
35於錦繡、楊淑榮:《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考古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61、362頁。
 
36與此相關，當時涉及“八”的觀念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都與八方或八風即八時有關。例如《國語·鄭語》中雲“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丁山以為這個八姓，當然是隱射八風。見《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329頁。類似的在《左傳》中還有八人、八愷、八元等。
 
37唐明邦:《漢代〈周易〉象數學的思維模式剖析》，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頁。
 
38趙莊愚:《論易數與古天文曆法學》，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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