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與(yu) 羅馬：相似的基礎與(yu) 挑戰，為(wei) 何得出不同的結果？

作者：潘嶽

來源：《秦漢王朝與(yu) 羅馬帝國比較》序言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十九日壬子

          耶穌2020年9月6日

“國家人文曆史”微信公眾(zhong) 號編者按：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feng) 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中華文化學院）近年來設立一係列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課題，從(cong) 學理上探尋中西文明的本源，以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強化理論、製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黨(dang) 組書(shu) 記、第一副院長潘嶽同誌為(wei) 即將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漢王朝與(yu) 羅馬帝國比較”作序，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yu) 羅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義(yi) ”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與(yu) 誤判，呼籲中西文明應當在交流互鑒的基礎之上，既尋找各自的改進之途，更淬煉人類共同價(jia) 值，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

前言

《曆史的終結》作者福山近年來多次撰文指出，中國製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中國從(cong) 秦漢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先於(yu) 歐洲1800年[1]。“現代”是指一套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ti) 係。

與(yu) 秦漢同時是羅馬。無論是共和還是帝製，羅馬都是西方大規模政治體(ti) 在觀念、製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歐洲史上的大規模政治體(ti) ，無不以羅馬為(wei) 精神象征。從(cong) 查理曼大帝到神聖羅馬帝國，從(cong) 拿破侖(lun) 到第三帝國。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還被人視為(wei) “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詞源正是“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二者都建立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之上，都需要處理土地兼並和小農(nong) 破產(chan) 的關(guan) 係、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政權與(yu) 軍(jun) 權的關(guan) 係、上層與(yu) 基層的關(guan) 係，本土文化與(yu) 外來宗教的關(guan) 係。但兩(liang) 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後再無羅馬，隻有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封建列國。秦漢之後卻繼續興(xing) 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是本文的主題。

第一章 兩(liang) 大文明

（一）秦漢基層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脈湘西龍山裏耶鎮，考古學家們(men) 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廢井裏，發現了數萬(wan) 枚行政文書(shu) 竹簡(裏耶秦簡)。人們(men) 第一次能近距離觀看秦代基層政權。

裏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後設立的“遷陵縣”。城很小，隻有一個(ge) 大學操場那麽(me) 大。全縣戶籍人口不過三四千。秦朝在這裏居然設立了完整的一縣三鄉(xiang) 機構，在編官吏多達103人[3]。這些秦吏組織人民開墾荒地，但畢竟山高穀深，費了牛勁才達到戶均35古畝(mu) ，僅(jin) 為(wei) 當時“一夫百畝(mu) ”通製的三分之一。稅率隻有8.3%[4]，相當於(yu) 十二稅一，比周代的“十稅一”還少。一個(ge) 縣每年新增的稅收，隻相當於(yu) 6.5戶人家一年的口糧。從(cong) 經濟角度講，為(wei) 這樣一塊土地設置這麽(me) 多官吏很不值。

裏耶秦簡，2002年湘西龍山裏耶鎮出土，為(wei) 秦代縣府行政檔案，內(nei) 容包含中央政令、行政區劃、官吏任免、軍(jun) 事物資調度、百姓欠款等縣府大小瑣事，使人們(men) 能近距離了解秦代基層政權

但秦吏要的不是稅收。考古學家清理出一支竹簡，記錄了當地深山裏發現的一種並非豐(feng) 產(chan) 的植物“枝枸”（俗稱“拐棗”），但秦吏仍認真描述了它的性狀、位置、產(chan) 果情況，錄入了官方檔案。這體(ti) 現了一種不遺餘(yu) 力探明山川物產(chan) 的使命感。秦吏們(men) 一步步開發國土、編戶人民、畫出地圖交給上級的“郡”。“郡”再將下屬各縣的地圖合並成“輿地圖”，上報到朝廷歸檔閱存。秦吏們(men) 除了促進生產(chan) ，還要處理紛繁複雜的民政司法事務。秦法非常完備，小吏們(men) 必須嚴(yan) 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書(shu) 都要同時抄送多部門留底查驗；如輕事重判和重事輕判，都屬於(yu) “不直”之罪，如果法條互相抵牾時，還要層層上報等仲裁。在兩(liang) 千年前，就把基層行政搞到如此精細化世所僅(jin) 見。

在裏耶秦簡的傷(shang) 亡名冊(ce) 上，記載著多名小吏累死病死於(yu) 任上[5]。103人的編製，長期缺額49人。但也隻有這種玩命苦幹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裏實現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整治山川，修建路網。秦把自己驅使得很苦，也把天下驅使得同樣苦。這些使後麵幾十代人受益的基礎設施，成本卻由這一代人背負。人民犧牲之慘烈，心靈之痛苦，連天下一統的成就都不能撫平。曆史評價(jia) ，從(cong) 來不隻是道理，還有感情。秦滅亡時，天下沒有人愛它。

但西漢沿襲了秦製大一統。開國者劉邦是個(ge) 小吏，當過沛縣的亭長（相當於(yu) 派出所長）。他的骨幹集團大多也是小吏，蕭何是主吏，曹參是牢頭。他們(men) 最清楚帝國的基層與(yu) 上層如何結合；他們(men) 最熟悉郡縣製的運作；他們(men) 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們(men) 最洞悉維係大一統的奧秘。所以在攻入鹹陽時，蕭何不要金銀財寶，隻搶奪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圖和編戶冊(ce) 。漢朝正是依靠這些資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權郡縣製。

基層政權出天下。這是秦漢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現代國家的原因。

（二）羅馬國家之治

和秦漢同時，羅馬崛起為(wei) 地中海霸主。

秦漢與(yu) 羅馬，是歐亞(ya) 大陸東(dong) 西兩(liang) 頭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兩(liang) 者的人口與(yu) 地域規模也相似。羅馬帝國晚期，其囊括的環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萬(wan) [6]。秦漢的人口（西漢末年標準）也在5000-6000萬(wan) [7]。

很多人認為(wei) ，中國是黃色農(nong) 業(ye) 文明，希臘羅馬是藍色商貿文明，似乎從(cong) 源頭就有優(you) 劣之分。並非如此。自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古史學界的共識是，從(cong) 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後1000年的希臘羅馬都是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商貿隻是很小的補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社會(hui) 結構中家庭占據首位，幾乎所有人都以經濟自足為(wei) 目標。大多數財富來自土地的租金和稅收。貿易規模狹小，即便商人因貿易發財，也會(hui) 將所得投資於(yu) 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從(cong) 不曾超過總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為(wei) 消費中心而非生產(chan) 中心存在[8]。”這跟秦漢非常相似。

希臘出哲學家，羅馬出農(nong) 民加戰士。羅馬大兵打遍地中海，隻求退役後有塊土地種橄欖與(yu) 葡萄。就像秦漢的大兵，打仗是為(wei) 了日後能“解甲歸田”。

羅馬公民看不起商業(ye) ，貿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幹的營生。在羅馬共和國黃金時代，商人不能進元老院。貴族征戰得來的財富都是購買(mai) 土地搞大莊園。農(nong) 業(ye) 不是謀生，而是田園生活之歌。秦漢更是如此，農(nong) 為(wei) 本，商為(wei) 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讀傳(chuan) 家”。

羅馬石棺浮雕，公元3世紀，描繪農(nong) 民采集豆類、擠羊奶的情形。希臘出哲學家，羅馬出農(nong) 民加戰士，羅馬大兵打遍地中海，隻求退役後有塊土地，回去種橄欖與(yu) 葡萄

羅馬人搞不出縝密的宗教和科學，所長是工程、戰爭(zheng) 和國家治理。希臘留下的遺跡是神廟、競技場和劇場，而羅馬留下的是凱旋門、鬥獸(shou) 場與(yu) 浴場。秦漢也一樣。關(guan) 注現實、經營國家、修築長城、發明火藥，但始終不以邏輯學與(yu) 科學見長。

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羅馬超越希臘城邦政治，建立了憲製官僚體(ti) 製與(yu) 私法體(ti) 係，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會(hui) 。英國革命時的“大洋國”藍圖有著羅馬共和國的影子；法國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們(men) 有著羅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國參議院與(yu) 總統製有著元老院和首席執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紀，美國右翼學界還在爭(zheng) 論，其建國原則到底遵循羅馬式古典共和，還是啟蒙運動的民主自然權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羅馬的魅影從(cong) 未消失過。

第二章 羅馬共和

（一）土地與(yu) 內(nei) 戰

大致與(yu) 楚漢相爭(zheng) 同時，羅馬用了50餘(yu) 年滅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馬其頓，成為(wei) 了地中海霸主。在稱霸過程中，羅馬始終維係著共和製。

羅馬的成功在於(yu) “混合政製”，融合了王權製、貴族製、民主製。執政官代表王權，執掌軍(jun) 事權；元老院代表貴族，執掌財權；公民大會(hui) 代表民主，執掌否決(jue) 權；三種力量互相製衡。羅馬人相信，各方利益衝(chong) 突是保證自由強大的“必要罪惡”[9]，且“衝(chong) 突”最終必能達成“團結”。羅馬早期的衝(chong) 突確是溫和可控的，平民戰士用“罷戰”與(yu) 貴族談判。貴族為(wei) 了獲得戰勝殖民的更大利益，也總願意做出妥協讓出部分權利。近200年時間裏，不論執政官、貴族和平民吵得多麽(me) 厲害，麵對外患時總能團結起來。

直到公元前一世紀，衝(chong) 突變得不易妥協了，羅馬進入軍(jun) 事巨頭相互爭(zheng) 鬥的“內(nei) 戰時期”。[10]在西漢成帝年間（公元前27年）[11]，羅馬最終轉變成帝製[12]。為(wei) 什麽(me) 過去150年內(nei) 軍(jun) 人從(cong) 不打內(nei) 戰，現在卻要刀口向內(nei) 你死我活呢？

因為(wei) 土地。

《迦太基廢墟中的馬略》，1807，約翰·範德林，布麵油畫，縱221厘米，橫174厘米，現藏舊金山美術博物館，描繪羅馬“內(nei) 戰時期”，軍(jun) 事巨頭馬略被蘇拉趕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個(ge) 半世紀的海外征服，羅馬的權貴們(men) 將巨量的奴隸和財寶帶回本土，產(chan) 生了大規模的“奴隸大莊園農(nong) 業(ye) ”。“大莊園”的效率技術遠超小農(nong) ，以致大批小農(nong) 破產(chan) ，並將土地賣給權貴富豪，加劇了土地兼並。羅馬平民，漸漸成了羅馬貧民，最終成了羅馬流民。

羅馬政治沒有調節土地兼並的能力。羅馬本有一條將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貴族與(yu) 平民間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從(cong) 未被執行過。凡是想執行的人都會(hui) 被刺殺，如格拉古兄弟。因為(wei) ，在王權、貴族、平民三種力量中，最強大的還是貴族。從(cong) 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間，羅馬共和國的200名執政官出自58個(ge) 貴族世家。這種可以“造王”的世襲貴族，在中國稱之為(wei) “門閥”。能對抗“門閥”的隻有“軍(jun) 閥”。因為(wei) 隻有軍(jun) 閥能夠從(cong) 對外戰爭(zheng) 中拿到土地，也隻有軍(jun) 閥能強迫元老院給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羅馬流民最終投奔了軍(jun) 閥，為(wei) 國家而戰的公民兵變成了將軍(jun) 們(men) 的雇傭(yong) 兵。

在政客無法取得共識的地方，軍(jun) 閥登場了。

（二）以自由的名義(yi)

羅馬擁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財富，為(wei) 什麽(me) 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決(jue) 貧富差距以防止國家分裂呢？史書(shu) 歸罪於(yu) 羅馬貴族生活奢侈天天辦宴會(hui) 。這不全麵。破產(chan) 農(nong) 民雖在羅馬城裏四處遊蕩，但他們(men) 畢竟有一張選票。羅馬執政官一年選一次，貴族爭(zheng) 相讚助大型節慶、角鬥與(yu) 宴會(hui) ，就是為(wei) 了爭(zheng) 取這張票。辦慶典總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貴族雖然富有，但年複一年的競選花銷仍然不夠用。很多貴族因搞政治而破產(chan) ，凱撒就曾欠下一身債(zhai) 。因此，各行省的包稅商、工程商、貿易商、高利貸商就開始紛紛出麵。財閥們(men) 往往兩(liang) 邊下注，不光投資元老，也投資軍(jun) 頭。前三頭後三頭之間的密約，沒有一次不是在財閥的牽線搭橋中完成的。財閥們(men) 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羅馬軍(jun) 團，烈火澆油，將黨(dang) 爭(zheng) 演化成內(nei) 戰。五十年中的四次大內(nei) 戰，將地中海變成了無政府狀態。混亂(luan) 絕望中，羅馬人民最終選擇投票支持屋大維將共和變成帝製（前27年）。[13]

這並非他們(men) 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給他們(men) 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論不能解決(jue) 人民的根本關(guan) 切。如羅馬的貧富分化問題；如士兵們(men) 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問題；如腐敗的外省總督與(yu) 包稅商勾結而得不到監督的問題。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cong) 未想過解決(jue) 的辦法。試圖解決(jue) 問題的反倒是軍(jun) 閥們(men) 。例如屋大維設立軍(jun) 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後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cong) 多頭依附中解脫出來；他還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製的行省級財務官替代包稅人。凱撒也曾計劃排幹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wei) 數以萬(wan) 計的貧農(nong) 提供耕種的土地；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ya) 洲商業(ye) 與(yu) 意大利經濟整合起來。如果真能完成，會(hui) 延緩日後的東(dong) 西羅馬分裂。但羅馬“共和之父”西塞羅滔滔不絕地批判說，這些工程與(yu) 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是專(zhuan) 製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誌[14]。

西塞羅半身像，西塞羅依靠雄辯術成為(wei) 大律師，最終以法律領袖的身份贏得競選，成為(wei) 第一個(ge) 非貴族出身的執政官，一度被尊稱為(wei) “羅馬國父”

不僅(jin) 雄辯家們(men) 濫用“自由”，軍(jun) 頭們(men) 也濫用“自由”。在軍(jun) 頭們(men) 眼中，“自由”的含義(yi) 就是不受任何政治製約。當某個(ge) 派係在元老院占了上風，反對派就宣稱其“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布馬略派是暴政，於(yu) 是招募了一支私人軍(jun) 隊，而私軍(jun) 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dang) 迫害了自由，於(yu) 是帶著高盧軍(jun) 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jun) 團是屬於(yu) 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成功後卻在鑄幣銘文中將自己刻成“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屋大維半身像，現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覽館，作為(wei) 愷撒的財產(chan) 繼承人，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製度建設，成為(wei) 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自由，成為(wei) 不同利益集團無限鬥爭(zheng) 的借口。

繪畫，描繪公元前43年，屋大維、安東(dong) 尼、雷必達結成的“後三頭”同盟在羅馬城對共和派進行大屠殺的情形，以西塞羅為(wei) 首的元老貴族幾乎被斬盡殺絕，西塞羅的頭顱被安東(dong) 尼的大兵們(men) 砍下，懸掛在他經常發表宏論的講壇之上

歸根結底，共和政治想要達成共識而不使用暴力，隻能在羅馬早期“中等衝(chong) 突”時管用。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製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衝(chong) 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票決(jue) 政治，隻能是政治家們(men) 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衛自由的，從(cong) 來不隻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漢王朝

（一）大一統：一體(ti) 多元

中國西漢王朝與(yu) 羅馬共和國同時。

《漢殿論功圖》，明，劉俊，絹本設色，縱165厘米，橫106.5厘米，現藏美國大都會(hui) 藝術博物館，繪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對追隨多年的臣子論功行賞的情形。劉邦與(yu) 項羽不同，後者滅了秦後希望恢複分封製，劉邦卻拒絕退回分封，反而沿襲了秦製大一統

西漢初期繼承了秦製又修改了秦製——繼承了直達縣鄉(xiang) 的基層官吏製度，但給宗族鄉(xiang) 紳留下自治空間；繼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條文，但去掉了肉刑；繼承了中央集權的框架，卻推行“無為(wei) 而治”而讓民間休養(yang) 生息。

短短四十年，漢朝從(cong) 天子湊不齊四匹同色之馬[15]，到糧食多得吃不完——“太倉(cang)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yu) 外，至腐敗不可食。”“文景之治”為(wei) 什麽(me) 會(hui) 突然變富？儒家經師們(men) 都解釋為(wei) “以儉(jian) 治天下”，似乎皇帝省著花錢就能讓民間富有。還是司馬遷有眼光，他說“海內(nei) 為(wei) 一，開關(guan) 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據的廣袤土地上，用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貨幣、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度量衡創造出一個(ge) 巨大市場，用商業(ye) 將幾大經濟區域地聯係起來。分工產(chan) 生的交易價(jia) 值讓社會(hui) 財富整體(ti) 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率的飛速提升。造就這個(ge) 統一基礎的是秦朝。隻是秦朝拿它來搞政治，漢朝拿它來搞經濟。

“文景之治”以黃老之道統攝“法家之術”[16]。道家思想最善於(yu) 將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脈絡。儒法之間，儒墨之間，得時而起，過時則退，不留名相。拋卻“名實之爭(zheng) ”成為(wei) 中華文明善於(yu) 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過，道家解決(jue) 了一些問題，又產(chan) 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賈周流天下，小農(nong) 卻大量破產(chan) [17]；民間有周急振窮的俠(xia) 義(yi) 之士，也多了武斷鄉(xiang) 曲的“兼並豪黨(dang) 之徒”[18]；諸侯王們(men) 孕育了《淮南子》這樣的人文經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據的“吳楚七王之亂(luan) ”[19]。

漢朝體(ti) 製最終定型於(yu) 漢武帝劉徹。他為(wei) 中國幹了兩(liang) 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眾(zhong) 建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層“郡縣化”，並在此基礎上奠定了“大一統”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國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其核心是大一統。從(cong) 哲學上說，是天人感應；從(cong) 政治上說，是中央集權；從(cong) 製度上說，是文官治國；從(cong) 倫(lun) 理上來說，是三綱五常。這套製度的難得之處，在於(yu) 既塑造了權力，又約束了權力。中國的“奉天承運”和西方的“君權神授”不同。羅馬的“皇帝神格化”是為(wei) 了論證其統治的神聖性，但“神意”和“民意”無關(guan) 。在古代中國，天意要通過民心來體(ti) 現。天子對人民好，“天”才認其為(wei) “子”，對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樂(le) 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20]。為(wei) 了確保皇權對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還加上了“災異”說。但凡有天災，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沒有做錯的地方。於(yu) 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構成了一個(ge) 三方製衡體(ti) 係，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強調“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責任”。有多大權就要盡多大責，不盡責就會(hui) 失去權力合法性。父母不盡責，子女絕親(qin) 不為(wei) 不孝；君主不盡責，民眾(zhong) 改朝換代不為(wei) 不忠[21]。“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22]。

“漢並天下”瓦當，西漢，直徑17厘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大一統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會(hui) 道德與(yu) 個(ge) 人道德。例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3]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責於(yu) 外”[24]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親(qin) ，君臣上下之誼，耆老長幼之施”[25]的親(qin) 親(qin) 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過度。災異學說一過度就成了東(dong) 漢讖諱迷信；三綱五常一過度就成了束縛社會(hui) 活力的教條；親(qin) 親(qin) 尊尊一過度就沒有了法律意識。但在那個(ge) 摸著石頭過河的秦漢時代，建設一個(ge) 超大規模政治體(ti) 的過程，隻能是邊建設，邊批判，邊創造，邊完善。

劉徹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舉(ju) 孝廉，文官政治的察舉(ju) 製由此開啟。劉徹明白，治理如此廣闊的天下，不能僅(jin) 靠門閥富豪，而要把權力分配給基層中那些最識大體(ti) 、最有道德、最有知識、最有責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擴大執政基礎。從(cong) 他開始，官府從(cong) 民間尋找既懂得“當世之務”、又能夠盡孝守廉的寒門之儒[26]，讓儒生與(yu) 基層法吏並行，實現了“治理與(yu) 教化”合二為(wei) 一。他還創造了“刺史製度”以約束文官，這是中央監察製度的開端。

蒲輪征賢，18世紀《帝鑒圖說》彩繪插畫，描繪西漢武帝劉徹征聘名儒申培公的情形，聽說申公年老，劉徹恐其途中受勞，命人駕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不致過於(yu) 顛簸，坐得自在

說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wei) 誤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時，還用了法家張湯、商人桑弘羊、牧業(ye) 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27]。這些人，雖讀春秋，但並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國家太學有儒家經學的學官，民間則是法、墨、刑名、陰陽四處開花。西漢政治從(cong) 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為(wei) 何又要用儒家思想來作底？因為(wei) 沒有一體(ti) ，隻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終還會(hui) 分裂。而隻有“大一統”才能將多元的思想匯聚在一個(ge) 共同體(ti) 內(nei) 。

文化上便是如此。齊國早不存在，但齊國的“月令”成為(wei) 漢的“政治時間”，“蓬萊”神話正是出自齊地；楚國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頌過的楚神“太一”成為(wei) 漢的至高神，伏羲、女媧、神農(nong) 、顓頊、祝融，成為(wei) 漢人共同的祖先神；漢皇室是楚人血脈，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都是楚歌，可定音協律的卻是趙人，漢樂(le) 府之祖李延年出身於(yu) 趙國中山。

《“太一將行”圖》帛畫殘片，西漢，長43.5厘米，寬45厘米，1973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上部正中繪一個(ge) 頭戴鹿角的神祇，據其左側(ce) 題記推斷可能為(wei) “太一”神，“太一”為(wei) 屈原歌頌過的楚神，至漢代成為(wei) 至高神

大一統並沒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過原生的界限，在更大範圍內(nei) 傳(chuan) 播。隻要永遠保持開放，統一之上也能多元。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是因為(wei) 漢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製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wei) 一體(ti) 。

一體(ti) 多元，正是漢的精神。

（二）史官製：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責難中華文化產(chan) 生不出與(yu) “公權力”保持“絕對獨立”的西式知識分子。唯一有點接近的人物是司馬遷。他《史記》裏的刺客、遊俠(xia) 、商人享受著和王侯將相同等“列傳(chuan) ”待遇，他敢於(yu) 批評漢武帝[28]，還敢於(yu) 站出來為(wei) 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罰宮刑。

但司馬遷終究跟遺世獨立的希臘學者們(men) 不同。出於(yu) 君道，漢武仍任命已受宮刑的他為(wei) 中書(shu) 令，相當於(yu) 貼身秘書(shu) ；出於(yu) 臣道，他仍然秉筆直書(shu) 繼續發表意見。他雖不喜歡漢武帝的政治風格，但對其強化郡縣製之“推恩令”大加讚許，認為(wei) 是解決(jue) 動亂(luan) 根源的偉(wei) 大舉(ju) 措[29]；他一生清貧，但從(cong) 不仇富，認為(wei) 大部分商人的財富是靠把握經濟規律苦幹而來“椎埋去就，與(yu) 時俯仰，獲其贏利”[30]；他被酷吏折磨，也沒有記恨法家，還認為(wei) 法家政策如實行得好，也有“維萬(wan) 世之安”之效果[31]。

司馬遷從(cong) 沒有因個(ge) 人痛苦而發展出對體(ti) 製的係統性批判。因為(wei) “個(ge) 人”不是司馬遷的精神追求，他關(guan) 注的是整體(ti) ，是“天下”。他批評公權力，不是因為(wei) 刻意追求獨立，而是認為(wei) 對天下有害；他讚許公權力，也不是因為(wei) 屈服淫威，而是認為(wei) 對天下有益。在天下麵前，個(ge) 人得失全得放在後麵。自由之上，如何盡到家國天下之責任；責任之上，如何不失心靈之自由。不光破，還要立；不光提出差異，還應追求共同。個(ge) 體(ti) 自由和集體(ti) 責任的對立統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區別於(yu) 西方的鮮明特點。

《史記》中不光批評了漢武，還寫(xie) 了劉邦之猜忌、呂後之亂(luan) 政、各個(ge) 功臣名將之微處，將漢的開國說得毫無神聖可言。《史記》一共隻抄了兩(liang) 部，銷毀輕而易舉(ju) 。然而，從(cong) 昭宣兩(liang) 朝開始，這部“謗書(shu) ”竟成為(wei) 官方正式收藏的國典。《太史公書(shu) 》亦作為(wei) 西漢的國史代代相傳(chuan) 。沒有主動包容的意識，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漢將史官製原則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評價(jia) 皇帝的權力。這個(ge) 原則被曆代王朝所繼承。哪怕是元朝與(yu) 清朝，皇帝可以殺個(ge) 別史官，但從(cong) 來不敢撤銷史官製度。撤銷了，就不是華夏正統。

華夏正統就是中華道統。大規模政治體(ti) 的長治久安不會(hui) 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ti) 各階層對道統的內(nei) 心認同。中華道統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體(ti) 現著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jia) 值。聖賢有聖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將有將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書(shu) 畫醫酒茶劍等人倫(lun) 日用方方麵麵，都有道。春秋大義(yi) ，深埋於(yu) 士民的骨子裏。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負擔

2017年盛夏，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杭愛山一處紅色石壁上，發現了一幅久遠的摩崖石刻。經學者仔細辨認後，確定這就是東(dong) 漢大破北匈奴後的“燕然山銘”。無數書(shu) 傳(chuan) 中都說到“燕然勒碑”，卻從(cong) 沒人找到準確的地方。作為(wei) 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們(men) 終於(yu) 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隊員在《燕然山銘》摩崖石刻旁工作。東(dong) 漢永元元年（89），竇憲在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銘》刻石記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ya) 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100年後，匈人、東(dong) 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

這塊碑文，對羅馬也很重要。正是因為(wei) 這一仗結束了漢與(yu) 匈奴兩(liang) 百年拉鋸戰，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ya) 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

匈奴為(wei) 什麽(me) 要西遷？氣候學家認為(wei) ，在公元二三世紀，蒙古高原經曆了長達100多年的嚴(yan) 重旱災，遊牧族群無法生存，要麽(me) 南下中國，要麽(me) 西遷歐洲。匈奴首選是南下，但與(yu) 兩(liang) 漢打了兩(liang) 百年後仍無法得手，南匈奴內(nei) 附，北匈奴西遷。西遷的北匈奴與(yu) 中亞(ya) 草原上同樣為(wei) 旱災所困的遊牧民族一起，衝(chong) 向另一個(ge) 繁榮的農(nong) 業(ye) 文明中心——羅馬。正好趕上西羅馬的“三世紀危機”。搖搖欲墜的奴隸製大莊園生產(chan) 被遊牧民族“踏上最後一隻腳”，西羅馬就此崩潰，再沒有統一過。

如果兩(liang) 漢沒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東(dong) 亞(ya) 史與(yu) 世界史都將重寫(xie) 。氣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農(nong) 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漢羅馬相隔萬(wan) 裏，都麵臨(lin) 著不可抗力的同樣考驗。兩(liang) 漢經住了考驗。

漢匈之爭(zheng) 了結於(yu) 東(dong) 漢，肇始於(yu) 西漢。西漢武帝時也出現了大規模水災、旱災與(yu) 饑荒，都靠舉(ju) 國體(ti) 製硬挺過來了。是以內(nei) 生力量消化天災，還是以侵掠遊走轉移天災，體(ti) 現著文明的可持續性。

漢武帝即位7年後（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續進犯，開始了十二年的漢匈戰爭(zheng) 。最終衛青取得河套地區，設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這兩(liang) 個(ge) 基地，日後東(dong) 漢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這個(ge) 勝利十分昂貴，文景兩(liang) 朝的存糧被一掃而空。誰能捐錢捐糧，誰就能做官。“入羊為(wei) 郎”的笑話就是這十二年裏發生的。

“馬踏匈奴”石刻，西漢，花崗岩，高168厘米，長190厘米，立於(yu) 霍去病墓前，現藏陝西茂陵博物館。石馬前蹄將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麵朝天，手中緊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掙紮

最大的尷尬發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後一戰。匈奴渾邪王率四萬(wan) 部眾(zhong) 投降，漢武帝決(jue) 定在邊郡劃出五個(ge) 屬國好好安頓。他詔令長安地區的商賈捐獻兩(liang) 萬(wan) 乘車馬給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費”。但沒有商人肯捐。劉徹怒極，要砍長安縣令和五百商人的腦袋[32]。

大臣抗諫說，匈奴連年搶掠，現既得了俘虜，就應當賜給死難戰士之家做奴仆以補償(chang) 。現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養(yang) ，讓良民去照顧，就像奉養(yang) 驕橫的兒(er) 子一樣，這是傷(shang) 害中國之根本[33]！

漢武帝默然半晌，沒有聽從(cong) ，依然出錢安頓好了這批匈奴部眾(zhong) 。隻不過錢不是由國家財政出，而是由皇室內(nei) 庫出。有人說，漢朝開邊與(yu) 其他帝國殖民沒什麽(me) 不同，但哪有不以戰敗者為(wei) 奴隸、還自掏腰包去供養(yang) 戰敗者的“殖民者”？與(yu) 漢匈戰爭(zheng) 前後腳發生的，是羅馬與(yu) 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戰爭(zheng) （公元前149-146年），羅馬將迦太基全城夷為(wei) 平地，將投降的5萬(wan) 老幼婦孺全部賣為(wei) 奴隸。

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zheng) 都能掙錢，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shu) 上批評其“虛耗海內(nei) ”。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匈奴部眾(zhong) 隻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yi) 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負擔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災，小農(nong) 出現了大規模破產(chan) ——“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小農(nong) 不能抗災又不能免債(zhai) ，隻好將田宅賣給巨商大賈，漢朝出現了與(yu) 羅馬類似的大商人主導的土地兼並。投機商和大地主們(men) 從(cong) 來“不急國家之事”，商人們(men) 的財力早已壓倒了各級政府[34]，但當朝廷要平七國之亂(luan) 而向富戶借錢時，富戶們(men) 覺得朝廷未必打得贏而不肯借（“關(guan) 東(dong) 成敗未決(jue) ，莫肯與(yu) ”）[35]。

從(cong) 文景開始，朝野就在爭(zheng) 論農(nong) 商矛盾的解決(jue) 辦法。一種是賈誼的“重本抑末”。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書(shu) 》裏對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稅、禁止貿易、把旗下夥(huo) 計都發配去修路等等，可商業(ye) 是西漢繁榮的基礎，豈能又回到秦製苛政？另一種辦法是晁錯的減免農(nong) 業(ye) 稅。這是典型的儒家，萬(wan) 般困難一招鮮。可減免了稅，中央財政又拿什麽(me) 去抗災打仗？文帝景帝都難以定奪，就這樣繼續熬下去。

最終解決(jue) 的還是漢武帝。有人為(wei) 他發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製，也不加小農(nong) 稅賦，還能增長國家財力的方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個(ge) 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個(ge) 商人。

（二）儒商的家國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後一年，洛陽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計”（心算）進入宮廷做“郎官”。這一年他才十三歲，進宮是為(wei) 了給16歲少年天子劉徹當伴讀。商人拒捐馬匹給匈奴這件事發生時，桑弘羊已經進宮二十年。

憋了一肚子氣的劉徹，在桑弘羊的策劃下，於(yu) 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讓儒生們(men) 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鹽商東(dong) 郭鹹陽與(yu) 著名的大鐵商孔僅(jin) ，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伴讀郎官桑弘羊則以“計算用侍中”，在內(nei) 廷裏予以配合。

鹽鐵官營，是指將此前由民間經營的製鹽鑄鐵行業(ye) ，轉隸官方實行更大規模經營。鹽和鐵是古代社會(hui) 最大消費品，官方經營就是掌握了最大財源。很多人批評這是國家與(yu) 商民爭(zheng) 利，但幫國家搞壟斷鹽鐵的，竟是鹽鐵商家本人。這就奇了。羅馬商人用財力挾迫國家讓自己發財，漢朝商人卻幫國家搞宏觀調控。

東(dong) 漢製鹽畫像磚拓片，形象再現東(dong) 漢時蜀地井鹽生產(chan) 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漢武帝劉徹任用著名大鹽商東(dong) 郭鹹陽與(yu) 著名大鐵商孔僅(jin) ，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壟斷最大財源，東(dong) 漢時取消鹽鐵專(zhuan) 賣，實行征稅製

桑弘羊還發明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就是各地的“土貢”以當地最豐(feng) 饒之物品上交，再由官營網絡運往稀缺地區出售。平準法，就是以官營網絡解決(jue) 價(jia) 格波動。桑弘羊還統一了幣製，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銅錢都是用統一鑄造的“五銖錢”。而羅馬隻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銅錢仍歸各城市獨自鑄造。

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製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nong) 業(ye) 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士俸祿又賑濟了北方饑民。

初創的宏觀調控亦有缺陷。鹽鐵官營中，公營器物的規格經常不合私用；均輸平準中，官吏經常亂(luan) 征收物產(chan) [36]；告緡製度中，為(wei) 了征收高利貸和投機商的財產(chan) 稅，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運動。桑弘羊在晚年承認政策初衷與(yu) 官僚執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雖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還幹了兩(liang) 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nong) 中丞），就將從(cong) 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37]。羅馬也有公地製度，即從(cong) 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sang) 失了調節能力。

他幹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征發了六十萬(wan) 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以億(yi) 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yu) 裏，皆仰給大農(nong) 。”沒有這個(ge) 基礎，東(dong) 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si) 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

一個(ge) 巨商之子為(wei) 何如此執著地為(wei) 貧民分土地，為(wei) 朝廷開西域？因為(wei) 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shu) 》。老年之後，在鹽鐵會(hui) 議上舌戰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yi) 和儒家經典。自劉徹開始從(cong) 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後，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hui) 被樵夫舟子恥笑。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chan) 生不出這批發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men) 。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xi) 氣。他不認為(wei) 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誇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38]。他的子弟也曾因遊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yu) 山東(dong) 的水患，投入到了“經營天下”。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ti) 係，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ge) 永恒的話題——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ge) 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ye) 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中國的商道一開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倫(lun) 理和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men) 沒能早產(chan) 生西方式企業(ye) 家。然而，道德倫(lun) 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ye) 家們(men) 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hui) 共利？自由經濟能否徹底脫離國家主權？這些問題，中國兩(liang) 千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時，羅馬的頭號巨商是與(yu) 凱撒、龐培齊名的“前三頭”之一克拉蘇。

克拉蘇的致富方法是，利用羅馬沒有消防隊，自己成立了一個(ge) 500人的私人奴隸消防隊。誰家的房子著火了，他就帶人堵在門口要求廉價(jia) 收購房產(chan) 。如果房主答應，他就滅火。如果不答應，就任由其燒光。等房主不得已將房子低價(jia) 賣給他後，他再加以整修，高價(jia) 租給原來的苦主居住。就這樣，他空手套白狼，買(mai) 下了大半個(ge) 羅馬城。他還經營著羅馬最大的奴隸販賣生意，從(cong) 意大利的種植園，到西班牙的銀礦，到處都是他賣出去的奴隸。他死後的遺產(chan) ，相當於(yu) 羅馬國庫的全年收入。

他從(cong) 政後的慷慨同樣驚人。他拿出財產(chan) 的十分之一辦慶典，給每個(ge) 羅馬公民發三個(ge) 月生活費。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輕鬆競選成功，與(yu) 龐培一起任命為(wei) 聯合執政官。

《克拉蘇之死》，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與(yu) 愷撒、龐培並稱“前三頭”，他死於(yu) 率領羅馬軍(jun) 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鬥和死亡都十分英勇，但他打安息不是為(wei) 了國家，而是為(wei) 了先行搜刮那裏的財富

克拉蘇有一句名言：不能武裝一個(ge) 軍(jun) 團，就不配叫做富人。他死於(yu) 率領羅馬軍(jun) 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鬥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滿羅馬風範。但他打安息不是為(wei) 了國家，而是為(wei) 了自己——羅馬的潛規則是，誰打下新行省，誰就有權利先行搜刮那裏的財富。但他沒有成功，帕提亞(ya) 騎兵砍下了他的頭顱，向裏麵灌滿了黃金。

克拉蘇這類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其發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說當政治領袖。而在羅馬，隻要他的財富足以武裝起一支軍(jun) 隊，隻要他的財富足以搞定更多選票，都可以。

近代以來，總有人認為(wei) 明末才有資本主義(yi) 萌芽，商業(ye) 精神似乎是儒家農(nong) 業(ye) 文明主幹上的支流。實則不是。中國的商業(ye) 精神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鹽鐵會(hui) 議上提出的，商業(ye) 亦可立國（“富國何必本農(nong) ，足民何必井田”）。他認為(wei) ，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wan) 貨，讓農(nong) 、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還說，國家沒能讓人民富裕，不是因為(wei) 道德問題，而是因為(wei) 工商業(ye) 不發達。“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yu) 財者，商工不備也。”這些來源於(yu) 戰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財富，用貨幣塑造價(jia) 格，用利益機製來引導社會(hui) 行為(wei) ，反對以行政手段強製管束。這些思想是非常現代的。我們(men) 經常低估了先賢的價(jia) 值。中國最終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yi) 經濟，有很多原因，但並非沒有工商文明的種子。

第五章 羅馬帝國

（一）上層與(yu) 基層

西漢王朝滅亡時（公元8年），羅馬帝國剛剛開始。創建羅馬帝國的屋大維，和劉徹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men) 都是天才少年。劉徹17歲即位，23歲同時開始立儒學打匈奴，49歲前兩(liang) 件事都完成。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製度建設[39]。

他們(men) 都是複雜的人。劉徹的曆史評價(jia) 在窮兵黷武和雄才大略之間擺動了2000年。說他是儒家，他行事卻像法家；說他是法家，他又沒有退回秦製；說他愛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國。

屋大維也充滿矛盾。他與(yu) 巨頭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與(yu) 元老殘黨(dang) 合作，消滅了巨頭。他保留共和國的形式，卻變更其內(nei) 在邏輯，雖稱元首，實為(wei) 皇帝。他身兼多個(ge) 文職，從(cong) 執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長，但18萬(wan) 羅馬軍(jun) 隊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沒有建立明確的繼承製度，但王朝最終還是在家族內(nei) 傳(chuan) 承。

《維吉爾對奧古斯都和屋大維婭朗誦〈埃涅阿斯紀〉》，1787，讓·約瑟夫·泰拉森，布麵油畫，縱147.2厘米，橫166.9厘米，現藏倫(lun) 敦國家美術館。《埃涅阿斯紀》是維吉爾在奧古斯都指示下撰寫(xie) 的羅馬史詩，構建了“羅馬民族”的認同

屋大維和劉徹之複雜，在於(yu) 羅馬與(yu) 秦漢都是超大規模政治體(ti) 。在草創之初，要整合這樣廣闊複雜的疆域，任何單一的理論、製度、安排都不足為(wei) 憑。

屋大維和劉徹的治國思路，也是英雄所見略同。除官僚、軍(jun) 隊、稅吏製度外，屋大維也很重視國家意識形態，強調對家庭、國家和本土神靈的忠誠與(yu) 責任。就像劉徹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維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維吉爾仿照希臘的荷馬史詩，創作了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構建了“羅馬民族”的認同；李維寫(xie) 了《羅馬自建城以來史》，批判分裂的派係主義(yi) ；賀拉斯的《諷喻詩》，號召社會(hui) 回歸對家國的責任感。

而兩(liang) 人的路徑與(yu) 結果大不一樣。

屋大維建立了文官係統。為(wei) 了克服財閥對政治的破壞性，他大膽吸納財閥進入文官體(ti) 係（稅務官），真正實現了西塞羅的“貴族與(yu) 財閥共天下”。與(yu) 之相比，漢朝的文官路線則是求取基層寒士。錢穆說，漢代是第一個(ge) “平民精神”王朝[40]。

羅馬帝國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沒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層政權。行省之下無官僚，下麵是一堆擁有自治權的王國、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製度運行。羅馬派遣一個(ge) 總督和若幹財務官，掌管稅收、軍(jun) 事與(yu) 司法，對於(yu) 行省下的公共服務和文化教育則一概不管，也不承擔公共經費。地方領袖對當地事務很有發言權，總督經常按照地方實力派的願望作決(jue) 斷。地方的城市建設和文化活動由本土富商誌願掏錢。在中央政權衰落之後，這些地方實力派就此轉化為(wei) 蠻族王國之下的封建地主，因為(wei) 他們(men) 本來就是獨立的，誰收稅都一樣。英國學者芬納將羅馬帝國稱為(wei) “由眾(zhong) 多自治市所組成的一個(ge) 龐大的控股公司”[41]。

歸根結底，羅馬的治國思路是隻管上層，不管基層。羅馬帝國，隻是環地中海的上層精英大聯合，基層群眾(zhong) 從(cong) 來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談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學者所言，羅馬帝國文明有著無比豐(feng) 富和複雜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卻是粗陋和簡樸的“奴隸製大莊園”[42]。文化基礎也如此。羅馬的行省中，隻有貴族、官僚能說拉丁語，基層群眾(zhong) 基本上不會(hui) 拉丁文。高盧和西班牙並入羅馬300年後，農(nong) 民們(men) 還在說自己的凱爾特語。屋大維苦心建構的“羅馬民族認同”，隨著拉丁語僅(jin) 停留在貴族圈裏，從(cong) 未抵達基層。一旦上層崩盤，基層人民就各自發展，把羅馬拋到九霄雲(yun) 外。

而秦漢則是打通了上層與(yu) 基層，創立了縣鄉(xiang) 兩(liang) 級的基層文官體(ti) 係。由官府從(cong) 基層征召人才，經過嚴(yan) 格考核後派遣到地方全麵管理稅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兩(liang) 漢的基層官吏不光管理社會(hui) ，還要負責公共文化生活[43]。郡守設學，縣官設校，配備經師，教授典籍，慢慢將不同地區的基層人民整合起來，聚合成一個(ge) 大文化共同體(ti) 。即便中央政權崩塌，基層的人民還能看懂同樣的文字，遵循同樣的道德，理解同樣的文化。唯有這樣的人民基礎，大一統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權與(yu) 軍(jun) 權

羅馬與(yu) 秦漢第二個(ge) 不同在於(yu) 軍(jun) 隊與(yu) 政權的關(guan) 係。

屋大維起於(yu) 軍(jun) 隊，他解決(jue) 政權與(yu) 軍(jun) 隊的關(guan) 係，仍然是軍(jun) 閥式的。他先將最富有的埃及財政收歸為(wei) “元首私庫”（fiscus），再用私庫之錢給軍(jun) 團發酬勞。這意味著：一方麵，軍(jun) 隊屬於(yu) 能發出最多軍(jun) 餉的那個(ge) 人；另一方麵，一旦皇帝發不出軍(jun) 餉，就得換一個(ge) 能發餉的人當皇帝。果然，這種規則下的和平，在屋大維之後隻維持了50年。

《第一門的奧古斯都像》，公元1世紀，高2.08米，現藏梵蒂岡(gang) 博物館。雕塑表現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神情冷峻，全身披掛，以演說家的姿態舉(ju) 起右手，似在向部隊講話的情形

從(cong) 公元68-69年的內(nei) 戰開始，軍(jun) 人開始大規模幹政。專(zhuan) 家統計，“從(cong) 屋大維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發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於(yu) 近衛軍(jun) 和軍(jun) 隊之手，占總數70%；隻有12位皇帝屬於(yu) 自然死亡，不足20%。”先是中央禁衛軍(jun) 操控皇帝，在軍(jun) 營前“拍賣”皇位，出價(jia) 高者當皇帝。然後是邊疆軍(jun) 閥入主中央，軍(jun) 餉翻倍，但依然暗殺不斷。50年內(nei) 出現了23個(ge) 皇帝。最後，帝國晚期經濟崩潰，發不起賞金，羅馬人不願當兵，隻能雇傭(yong) 日耳曼蠻族看家護院。攻陷羅馬的阿拉裏克、奧多亞(ya) 克、狄奧多裏克，都是蠻族雇傭(yong) 軍(jun) 首領。羅馬興(xing) 也軍(jun) 隊，亡也軍(jun) 隊。塔西佗說，“羅馬帝國的秘密，就在於(yu) 皇帝的命運實際上把握在軍(jun) 隊手中。”

羅馬為(wei) 什麽(me) 無法控製軍(jun) 人幹政？第一個(ge) 重要原因是，羅馬沒有基層政權，因而軍(jun) 隊代行著治安、稅收許多政權職能。收上來的稅又變成了軍(jun) 餉。行省軍(jun) 隊和稅賦激增成為(wei) 惡性循環。如此，本應代表中央的總督，變成了代表地方的軍(jun) 閥。秦漢的軍(jun) 隊不能收稅，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製度保障下，軍(jun) 隊都是小農(nong) ，戰時征召為(wei) 兵，戰後複耕為(wei) 農(nong) 。邊疆部隊也是屯田為(wei) 生，兵農(nong) 一體(ti) ，沒有變成羅馬軍(jun) 隊那樣固化的利益群體(ti) 。

塞維魯凱旋門（局部），位於(yu) 古羅馬廣場西北端，公元203年為(wei) 紀念塞維魯皇帝和他的兒(er) 子卡拉卡拉及蓋塔在羅馬—帕提亞(ya) 戰爭(zheng) 中的勝利而建造，發家於(yu) 邊疆行省總督的塞維魯王朝最終滅亡於(yu) 自己軍(jun) 隊的暗殺

第二個(ge) 重要原因是羅馬軍(jun) 人的“國家意識”有問題。孟德斯鳩說，因為(wei) 軍(jun) 團距離羅馬太遙遠，便忘記了羅馬。“當軍(jun) 團越過了阿爾卑斯山和大海的時候,戰士們(men) 不得不留駐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漸地喪(sang) 失了公民們(men) 應有的精種,而在手中掌握著軍(jun) 隊和王國的將領們(men) 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聽命於(yu) 別人了。”[44]。

漢朝大不同。漢將班超僅(jin) 靠千把散兵，在西域諸國數十萬(wan) 軍(jun) 隊包圍中，為(wei) 東(dong) 漢重建了西域都護府，打通了絲(si) 綢之路。漢朝與(yu) 西域距萬(wan) 裏之遙，中間隔著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班超完全可以割據自重。但他沒有。在為(wei) 漢朝苦心經管西域30年後，他隻提出一個(ge) 要求，就是歸葬故土，不帶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兩(liang) 漢像班超這樣的將軍(jun) 還有很多，如衛青、霍去病、馬援、竇融等等。

有人說，羅馬軍(jun) 人能夠幹政，是因為(wei) 羅馬皇權是“相對專(zhuan) 製”，而漢朝皇權是“絕對專(zhuan) 製”。似乎軍(jun) 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強力管製。更非如此。東(dong) 漢黃巾之亂(luan) ，名將皇甫嵩出師剿滅，威震天下。當時弱主奸臣當道，有人勸皇甫嵩擁兵自重，否則功高震主後更會(hui) 性命不保。皇甫嵩卻說，“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雖雲(yun) 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長安，放下兵權。

《封“狼居胥”》，田崴，油畫，縱225厘米，橫450厘米。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率部進軍(jun) 漠北兩(liang) 千多裏尋殲匈奴主力，一路奏凱，到達“狼居胥”山舉(ju) 行了祭天儀(yi) 式，後兵鋒逼至翰海。經此一役，“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

在皇權沒有強製之力時，軍(jun) 人為(wei) 什麽(me) 還要遵守規則？這並非畏懼皇權專(zhuan) 製，而是主動服從(cong) 國家秩序。中國雖然也出現過藩鎮割據與(yu) 軍(jun) 閥混戰，但從(cong) 來沒成為(wei) 主流。中華文明大一統精神產(chan) 生了“儒將”傳(chuan) 統。在法家體(ti) 製與(yu) 儒家意識雙向發力下，中國古代最終實現了由文官控製軍(jun) 隊，保證了長久穩定。雖時有反複，但總算漸成體(ti) 製。海外漢學家們(men) 公認，“文官控製軍(jun) 隊”是中華文明又一重要特征。

第六章 基督國教

（一）“上帝之城”與(yu) “人間之城”

西羅馬帝國最後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羅馬帝國晚期，由於(yu) 本土多神教沒有嚴(yan) 肅的道德規範，羅馬社會(hui) 的享樂(le) 之風毫無節製。婚姻家庭製度瓦解，國家居然要靠立法來對獨身施以重罰，要靠公務員升職來對婚內(nei) 生子予以獎勵。多神教從(cong) 宗教變成了娛樂(le) [45]。富人花錢祭神，民眾(zhong) 參會(hui) 取樂(le) ，有事求神，無事享受。

原始基督教源於(yu) 中東(dong) 巴勒斯坦，是“漁夫和農(nong) 人”的樸素宗教。當羅馬國家對底層貧民、孤兒(er) 寡母、殘疾病人不聞不問時，隻有基督徒們(men) 竭盡全力去養(yang) 老存孤，去訪貧問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後，不光是平民，有點理想追求的精英都開始信基督。許多貴族與(yu) 富豪不惜辭官去職、散盡家財去追隨教會(hui) 、救濟苦難[46]。

多神教以宗教寬鬆為(wei) 傲，萬(wan) 神殿裏供奉著一萬(wan) 個(ge) 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wei) 政，多元缺一體(ti) ；基督教卻紀律嚴(yan) 明，在邊遠城市和蠻族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在軍(jun) 隊與(yu) 宮廷中也發展了大批信徒。他們(men) 是上帝之國的兄弟，不是塵世之國的公民。他們(men) 拒絕服兵役，拒絕任公職，在羅馬的軀體(ti) 內(nei) 形成一個(ge) 日益壯大的“隱形國家”。

萬(wan) 神殿，位於(yu) 意大利羅馬。始建於(yu) 公元前27年，為(wei) 古羅馬時期宗教建築。羅馬以宗教寬鬆為(wei) 傲，萬(wan) 神殿裏供奉著一萬(wan) 個(ge) 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wei) 政，多元缺一體(ti)

對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精神力，羅馬起初感到恐懼，進行了300年屠殺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轉而懷柔，承認基督教合法。公元393年，狄奧多西皇帝正式確立基督教為(wei) 國教。

羅馬為(wei) 什麽(me) 要以基督教為(wei) “國教”？有史家說，是為(wei) 了爭(zheng) 取下層民眾(zhong) 和平民士兵的支持。還有史家說，一神教更有利於(yu) 塑造絕對皇權。不管是哪一種，羅馬皇帝們(men) 的願望都落空了。

公元354年，羅馬的北非行省一個(ge) 羅馬官吏家庭，誕生了一個(ge) 孩子。他接受了純正的希臘羅馬精英教育，最愛維吉爾的史詩與(yu) 西塞羅的政論，精通新柏拉圖主義(yi) 的慧辯，成年以後在皇帝瓦倫(lun) 提尼安二世的宮廷內(nei) 當演講家，私生活也是羅馬風格，14歲就和一名底層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當他少年時第一次閱讀《聖經》時，因其語言簡陋而斥“這部書(shu) 和西塞羅的典雅文筆相較，真是瞠乎其後”。多年後再讀《聖經》時，他卻經曆了一個(ge) 無法言說的“神啟時刻”，從(cong) 此變成了基督教最偉(wei) 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他用已學成的希臘羅馬知識，將基督教原始教義(yi) 發展成包含原罪、神恩、預定論、自由意誌等思想的龐大的神學體(ti) 係。中世紀幾乎所有的西方神學，都是給奧古斯丁做注腳。

《希波的奧古斯丁》，1645-1650，菲利普·德·尚佩尼，布麵油畫，縱78.7厘米，橫62.2厘米，現藏美國加州洛杉磯藝術博物館，描繪手握羽毛筆與(yu) 燃燒的心、凝視真理一詞的聖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是羅馬帝國末期基督教神學家，在極大發展基督教神學的同時強烈批判了羅馬文明

公元410年，羅馬被西哥特首領阿拉裏克攻破，被洗劫三天三夜。羅馬民間認為(wei) 這是拋棄了本土多神教而信奉外來基督教所遭致的“報應”。奧古斯丁拍案而起，寫(xie) 了《上帝之城》予以駁斥，徹底否定了羅馬文明。他說羅馬建城的羅慕洛斯殺掉兄弟而得國不正，從(cong) 一開始就埋下了敗亡的種子。羅馬的太陽神、戰神和美神沒能阻止羅馬人道德敗壞，也並沒有抵擋蠻族入侵，毫無用處[47]。他引用西塞羅《論共和國》，指責羅馬從(cong) 來沒有實現正義(yi) ，從(cong) 沒實現“人民的事業(ye) ”[48]，因此不是共和國，隻是一個(ge) “放大的匪幫”[49]。他全盤否定了早期羅馬的愛國、節製、審慎、堅忍等美德，認為(wei) 隻有基督教的信、望、愛才是，所有的榮耀應該歸於(yu) 上帝。

《西哥特人入侵羅馬》，1890。描繪公元410年8月24日“永恒之城”羅馬在西哥特人的進攻下陷落，遭到西哥特人大肆破壞劫掠的場景

奧古斯丁最後總結說，羅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終的期許是上帝之城。而教會(hui) 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國家之惡”與(yu) “國家之善”

奧古斯丁為(wei) 什麽(me) 稱羅馬國家為(wei) “匪幫”？考慮到羅馬帝國如同“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考慮到長達200年亂(luan) 軍(jun) 分肥的中央政權，考慮到上層精英對於(yu) 底層人民的拋棄，奧古斯丁用“匪幫”形容晚期羅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看，羅馬再不好，也是母國。恨其腐敗，難道不應該先去改革製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為(wei) 一個(ge) 公義(yi) 的國家？外族入侵時，難道不應該先投筆從(cong) 戎捍衛家國，等天下太平後，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麽(me) 能在尚未盡到改造國家責任之前，就全然拋棄打倒。說到底，基督教雖被羅馬奉為(wei) 國教，但從(cong) 未與(yu) 羅馬血脈相連。

這是漢朝與(yu) 羅馬又一不同之處。一方麵，儒家政治的道德倫(lun) 理嚴(yan) 格於(yu) 羅馬多神教，“鰥寡孤獨皆有所養(yang) ”是從(cong) 政者的天然責任；另一方麵，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於(yu) “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從(cong) 不認為(wei) “國家是非正義(yi) 的匪幫”。這不是靠說教能達到的，隻有在現實中見過“好的國家”，人民才會(hui) 擁有長久記憶。

一神教在中國很難像在羅馬那樣發展。因為(wei)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以人文理性立國，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後，都必須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熱，在國家的秩序之下和諧共處。與(yu) 基督教傳(chuan) 入羅馬的同時期，佛教傳(chuan) 入中國。但中國對佛教不像羅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要麽(me) 屠殺鎮壓，要麽(me) 全盤接受，而是產(chan) 生了中國化“禪宗”。

儒家知識精英很難認同宗教大於(yu) 國家。因為(wei) 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脫離人間而存在，中國的天道卻要在人間實現才算數。國家有難時，“遁世”才是“非義(yi) ”，“以遁世為(wei) 非義(yi) ，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wei) 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因為(wei) 儒家意識和國家已融為(wei) 一體(ti) 。儒家的“教會(hui) ”就是國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潤下，中國化宗教都對“國家價(jia) 值”有著深刻認同。道教一直有著致天下太平之藍圖，佛教也認為(wei) 當政者治理好國家的功德絕不亞(ya) 於(yu) 當一個(ge) 高僧。

國家觀念外還有哲學觀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臘哲學既注重個(ge) 體(ti) 也注重整體(ti) 。但經中世紀一千年的神權壓製，導致宗教改革後的“個(ge) 體(ti) 意識”反彈到另一個(ge) 極端，此後的西方哲學執著於(yu) “個(ge) 體(ti) 意識”和“反抗整體(ti) ”。中華文明從(cong) 不曾以宗教立國，沒有神權壓迫，也沒有對個(ge) 體(ti) 的執念，所以中國哲學更關(guan) 注整體(ti) 。

自基督教與(yu) 羅馬國家分離之後，殘存的羅馬知識分子，不再背誦維吉爾和西塞羅，劍術和《聖經》變成了進身資本，主教職位更能獲取地位權勢。羅馬的地方貴族，也不追求“光複羅馬”，而是就地轉化為(wei) 新的封建地主。羅馬文化隻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繼承。羅馬之後再無羅馬。

中國東(dong) 漢末年大亂(luan) 不下於(yu) 羅馬。上層宦官外戚奸臣黨(dang) 爭(zheng) 輪番權鬥，基層百萬(wan) 黃巾軍(jun) 大起義(yi) 。此時，在朝堂上，總站著一批楊震、陳蕃、李膺、李固、範滂這類的忠臣士子，不顧身家安危，最後死無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總生出一批桃園結義(yi) 劉關(guan) 張之類的販夫走卒，主動為(wei) 國家興(xing) 亡盡匹夫之責。這是中國士民的主流。曆史上出現的諸多昏君亂(luan) 臣，從(cong) 未阻斷過這一主流。這一主流，雖沒能改變兩(liang) 漢滅亡的結果，卻始終高懸出一個(ge) 價(jia) 值觀。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價(jia) 值觀。士民信仰倒逼著英雄選擇。

有人說，中國哲學中沒能產(chan) 生西方獨立自由，是重大缺陷。實際上，現代西方政治中把“國家當成惡”的“消極自由”精神，不是來源於(yu) 啟蒙運動，而是來源於(yu) 基督教中“上帝之城”與(yu) “人間之城”的分離。“羅馬國家”被視為(wei) 惡。到最後，天主教會(hui) 也被視為(wei) “惡”而被宗教改革攻擊。除了上帝之外，在“眾(zhong) 生皆罪人”的塵世間，沒有任何由“人”組成的機構有資格領導其他人。從(cong) 洛克的保護私有產(chan) 權的“有限政府”，到盧梭的基於(yu) 公共意誌的“社會(hui) 契約政府”，再到亞(ya) 當·斯密隻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為(wei) 了防範“國家之惡”。

而中華文明是相信“國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隻要見賢思齊，化性起偽(wei) ，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建設成一個(ge) 更好的國家。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guan) 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讚為(wei) “從(cong) 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wei) “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的開始”。

“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這一概念最初由亞(ya) 裏士多德定義(yi) ，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裏的東(dong) 方，僅(jin) 限於(yu) 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裏的東(dong) 方，僅(jin) 限於(yu) 蒙古沙俄，對“東(dong) 方之東(dong) ”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了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chuan) 教士們(men) 帶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凡爾賽宮的舞會(hui) 上法王穿著中國服裝；塞納河邊民眾(zhong) 爭(zheng) 看皮影戲；淑女養(yang) 金魚，命婦乘轎子。由此激起了兩(liang) 派大師的爭(zheng) 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wei) 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製”，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wei) 中國的“科舉(ju) 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wei) “中國的製度建立於(yu) 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wei) 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dong) 方專(zhuan) 製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製”（monarchy），而中國人隻能叫“專(zhuan) 製”（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dong) 方專(zhuan) 製”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yu) “東(dong) 方專(zhuan) 製”。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曆史從(cong) 東(dong) 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曆史觀，東(dong) 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men) ，除了從(cong) 傳(chuan) 教士那兒(er) 道聽途說，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曆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dong) 方文明”。大師們(men) 對中國政製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銅車馬，秦，青銅器，1980年陝西省西安市臨(lin) 潼區秦始皇陵封土西側(ce) 出土，現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銅車馬完全模仿真車真馬製作，尺寸為(wei) 實物一半，由四馬係架，為(wei) 秦始皇鹵簿開道、擔任警戒任務

除了“東(dong) 方專(zhuan) 製”這條脈絡，大師們(men) 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chan) 官僚製”，說官僚們(men) 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ti) 係，說讀書(shu) 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wei) “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從(cong) 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wei) 國家財政（大司農(nong) ）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cong) 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cong) 秦朝開始，征稅都是由縣鄉(xiang) 兩(liang) 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cong) 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yu) 家臣、與(yu) 軍(jun) 隊、與(yu) 包稅人的關(guan) 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men) 想講也沒處講，因為(wei) 西方很少認真傾(qing) 聽過中國。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wei) 中心，中國一直處於(yu) 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隻是由於(yu) 我們(men) 工業(ye) 化的成功使他們(men) 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men) 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yi) 後麵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yu) “東(dong) 方專(zhuan) 製”間掙紮。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xie) 了《擬討專(zhuan) 製體(ti) 檄》與(yu) 《中國專(zhuan) 製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zhuan) 製政體(ti) 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ju) 製和郡縣製也有皇帝與(yu) 平民聯手從(cong) 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裏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麵，與(yu) 歐洲貴族封建曆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擴充海軍(jun) 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於(yu) 東(dong) 亞(ya) 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複之而不能去”。幾年後又寫(xie) 了一篇《開明專(zhuan) 製論》，說中國古代的“專(zhuan) 製”也有“開明”之處[50]，儒家重民本，類似於(yu) 沃爾夫與(yu) 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yu) 博丹與(yu) 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一方麵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麵又對西方叢(cong) 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秦漢與(yu) 羅馬，兩(liang) 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穀。我們(men) 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穀，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穀。我們(men) 應當從(cong) 高峰中體(ti) 會(hui) 到彼此的優(you) 點，從(cong) 低穀中體(ti) 會(hui) 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曆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hui) 在近代遭遇慘敗。

羅馬之獨特價(jia) 值，在於(yu) 相信有限的衝(chong) 突能創造活力。羅馬史家林托特說，“這個(ge) 社會(hui) 允許其最能幹的公民以廣闊空間實現自我、成就偉(wei) 大。這個(ge) 社會(hui) 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內(nei) ，有活力的衝(chong) 突可能富有創造性”。羅馬之失不在於(yu) 衝(chong) 突，而在於(yu) 衝(chong) 突失去了界限，又沒有“一體(ti) ”來予以調節，最終導致大分裂。“衝(chong) 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團結需要外敵。西方史學家們(men) 認為(wei) ，羅馬政製一旦排除了外敵，達到一種無人能及的優(you) 勢和統治地位時，一切平衡的因素都開始越過應有的“界限”而開始崩裂。羅馬之衰落，從(cong) 擊敗迦太基成為(wei) 霸主後就開始了。

兩(liang) 漢的獨特價(jia) 值，在於(yu) 一體(ti) 與(yu) 多元並存。一體(ti) 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難在同時保持一體(ti) 與(yu) 多元。當一體(ti) 完全壓倒了多元，就開始僵化。當多元完全壓倒了一體(ti) ，就開始分裂。秦亡於(yu) “法家壓倒一切”，西漢亡於(yu) “儒家壓倒一切”，東(dong) 漢亡於(yu) 上下層同時分裂。如何同時駕馭“一體(ti) ”與(yu) “多元”，是中國政治的永恒課題。

在真實的世界裏，沒有一種政治製度，能僅(jin) 僅(jin) 依靠製度本身得以成功。製度發揮好壞，取決(jue) 於(yu) 運行製度的人。因此每一種製度的真正生命力，在於(yu) 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jia) 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今天，在於(yu) 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ti) 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紮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們(men) 必將完成現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jia) 值。中國如能與(yu) 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hui) 為(wei) 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

小佘太秦長城，位於(yu) 內(nei) 蒙古巴彥淖爾，倚山脊而建的小佘太秦長城始建於(yu) 嬴政28年（前219），由不規則的石塊砌成，是現存秦長城保護最好、最完整的地段之一

東(dong) 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曆史遺產(chan) 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men) 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注釋：

[1]參見：福山著，毛俊傑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傑譯，《政治秩序與(yu) 政治衰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參見：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52-64.
[3]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裏耶戰國——秦代古代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裏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裏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第179-217頁。
[4]參見：陳偉(wei) 主編，《裏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5]參見：《裏耶秦簡·吏物故名籍》，簡8-809；簡8-1610；簡8-938+8-1144。
[6]參見：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參見：顏師古注，《漢書(shu) ·地理誌》，中華書(shu) 局，1999年版，第1309頁。
[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shu) 館，2016年版，第VII頁。
[9]馬基雅維利認為(wei) ，是“平民和羅馬元老院之間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國的自由與(yu) 強大”。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feng) 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
[1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參見：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頁。
[12]參見：H.F 喬(qiao) 洛維茨、巴裏·尼古拉斯著，薛軍(jun) 譯，《羅馬法研究曆史導論》，商務印書(shu) 館，2013年版，第4頁。
[13]塔西佗：《編年史》，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shu) 館1981年版，第3頁。
[14]參見：伊麗(li) 莎白·羅森著，王乃新等譯，《西塞羅傳(chuan) 》，商務印書(shu) 館，2015年版，第262頁。
[15]劉邦出行湊不齊四匹毛色相同的馬，蕭何出門隻有坐牛車。（《史記·平準書(shu) 》）
[16]參見：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學甄微》，巴蜀書(shu) 社，1987年版，第284頁。
[17]“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參見：賈誼著，《賈誼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頁；“於(yu) 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chang) 債(zhai) 者”，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18]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平準書(shu)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2352頁。
[19]西漢初年，中央直接統治的地區不過15個(ge) 郡，僅(jin) 占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諸侯大的如齊、楚、吳等，每人都有五六個(ge) 郡，幾十個(ge) 城。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luan) 。漢武帝時，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亂(luan) 。
[20]參見：淩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zhuan) 殺》，中華書(shu) 局，1975年版，第273頁。
[21]“脅嚴(yan) 社而不為(wei) 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wei) 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wei) 不承親(qin) ，絕母之屬而不為(wei) 不孝慈，義(yi) 矣夫”。參見：淩曙注，《春秋繁露·精靈》，中華書(shu) 局，1975年版，第98頁。
[22]參見：淩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zhuan) 殺》，中華書(shu) 局，1975年版，第274頁。
[23]參見：顏師古注，《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1999年版，第1918頁。
[24]“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ju) ，在我而誹之。以仁治人，以義(yi) 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yu) 外，此之謂也。”參見：淩曙注，《春秋繁露·仁義(yi) 法》，中華書(shu) 局，1975年版，第313頁。
[25]參見：顏師古注，《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1999年版，第1913頁。
[26]“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xi) 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yu) 計偕”。
[27]“卜式拔於(yu) 芻牧，弘羊擢於(yu) 賈豎，衛青奮於(yu) 奴仆，日磾出於(yu) 降虜，漢之得人，於(yu) 茲(zi) 為(wei) 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er) 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dong) 方朔、枚皋，應對則嚴(yan) 助、朱買(mai) 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yu) 不可勝紀。”參見：顏師古注，《漢書(shu) 》，中華書(shu) 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頁。
[28]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7100頁。
[29]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1492頁。
[30]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7662頁。
[31]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1437頁。
[32]“上怒，欲斬長安令……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yu) 人”。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7113頁。
[33]“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為(wei) 奴婢以賜從(cong) 軍(jun) 死事者家……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wan) 之眾(zhong)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yang) ，譬若奉驕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shang) 其枝’者也”。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7113頁。
[34]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頁。
[35]“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cong) 軍(jun) 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wei) 侯邑國在關(guan) 東(dong) ，關(guan) 東(dong) 成敗未決(jue) ，莫肯與(yu) ”。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頁。
[36]“有者半賈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注，《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37]秦漢的土地製度中，同時存在國家擁有的“公地”和個(ge) 人擁有的“私地”。國家公地用於(yu) 重新分配和租借，雖然不能解決(jue) 根本矛盾，但能夠緩和土地兼並。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與(yu) 授田製相始終；但每當國家失去公田這一調節手段的時候，也就進入了王朝衰敗的周期。
[38]“車馬衣服之用,妻子仆養(yang) 之費，量入為(wei) 出，儉(jian) 節以居之；俸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ye) ”。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shu) 局，1992年版，第219-220頁。
[39]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40]參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shu) 館，1991年版，第128頁。
[41]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頁。
[42]參見：佩裏·安德森著，郭方譯，《從(cong) 古代到封建主義(yi) 的過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43]“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參見：顏師古注，《漢書(shu) 》，中華書(shu) 局，1999年版，第248-249頁。
[44]參見：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商務印書(shu) 館，1995年版，第48-49頁。
[45][德]特奧多爾·蒙森：《羅馬史》，商務印書(shu) 館，李稼年譯，2017年版，第184頁。
[46]如30歲就出任意大利總督的貴族安布羅斯，信教後放棄官職，散盡家財分給窮人和教會(hui) 。如生於(yu) 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兒(er) 法蘭(lan) 西斯變賣家產(chan) ，穿粗布長袍、赤足托缽募捐，“方濟各會(hui) ”由此而來。
[47]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48]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頁。
[49]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
[50]參見：梁啟超著,湯誌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5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

*《國家人文曆史》雜誌將於(yu) 2020年9月下刊發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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