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內(nei) 涵

——兼與(yu) 胡安國“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較

作者：樂(le) 愛國（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20年09期

摘要：朱熹解《論語》子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而言“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隻是分別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並沒有將義(yi) 與(yu) 利完全對立起來之意，同時又通過進一步引述程頤、楊時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對於(yu) 義(yi) 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講的是“喻於(yu) 義(yi) ”與(yu) “喻於(yu) 利”的相互對立。尤其是，朱熹多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聯係，繼承程頤講“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講“利不是不好”，不僅(jin) 沒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對於(yu) 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遺憾的是，朱熹門人後學將朱熹所言與(yu) 胡安國所言“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強調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實際上誤讀了朱熹的思想，掩蓋了其中對於(yu) 利的肯定。

關(guan) 鍵詞：孔子；義(yi) ；利；朱熹；天理；人欲；

朱熹解《論語·裏仁》“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說：“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1](P.73)這話往往被後世學者混同於(yu) 胡安國所言“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而被誤認為(wei) 是將義(yi) 與(yu) 利等同於(yu) 天理與(yu) 人欲，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是對利的否定，直到近來出版的李澤厚《論語今讀》依然引述康有為(wei) 所言“孔子極重事功，累稱管仲，極詞讚歎……宋儒不知，而輕鄙功利，致人才恭爾，中國不振”。[2](P.264)事實上，朱熹講過“人欲也未便是不好”，他講“存天理，滅人欲”，並非將天理與(yu) 人的欲望對立起來，去除人的正常欲望，而是要去除“私欲”。朱熹繼承程頤講“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並明確講“利不是不好”，因此，他所謂“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並不是將義(yi) 與(yu) 利對立起來，不僅(jin) 沒有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對於(yu) 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

一、“利者，人欲之私”與(yu) “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頤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3](P.126)又說：“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3](P.312)可見，在程頤那裏，“人欲”即是“私欲”，而與(yu) “天理”相互對立。關(guan) 於(yu) 義(yi) 利，程頤說：“孟子辨舜、蹠之分，隻在義(yi) 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zheng) 毫末爾。義(yi) 與(yu) 利，隻是個(ge) 公與(yu) 私也。才出義(yi) ，便以利言也……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yi) 當為(wei) 與(yu) 不當為(wei) 。”[3](P.176)這裏所謂“義(yi) 與(yu) 利，隻是個(ge) 公與(yu) 私也。才出義(yi) ，便以利言也”，很容易被理解為(wei) 是將義(yi) 與(yu) 利等同於(yu) 公與(yu) 私而對立起來。但是，程頤又說：“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3](P.249)“聖人於(yu) 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yi) 耳。”[3](P.396)也就是說，就義(yi) 與(yu) 利而言，君子講義(yi) ；就利與(yu) 害而言，“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由此可見，在程頤那裏，義(yi) 與(yu) 利既有相互對立之處，又有相互聯係之處，所謂“聖人以義(yi) 為(wei) 利，義(yi) 安處便為(wei) 利”[3](P.173)。

作為(wei)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安國既認為(wei) 《春秋》一書(shu) “遏人欲於(yu) 橫流，存天理於(yu) 既滅，為(wei) 後世慮至深遠”[4]《春秋傳(chuan) 序》，講天理與(yu) 人欲的對立，又將天理人欲與(yu) 義(yi) 利相對應，說：“利者，人欲之私，放於(yu) 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yi) 者，天理之公，正其義(yi) 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4](P.43)胡寅也說：“義(yi) 者，天理之公也，華夏聖賢之敎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所喻也。”[5](P.430)張栻說：“蓋聖學無所為(wei) 而然也……凡有所為(wei) 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yi) 利之分也。”[6](P.311)雖然從(cong) 胡安國到張栻一脈講“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尚不能完全說明他們(men) 是將義(yi) 與(yu) 利等同於(yu) 天理與(yu) 人欲，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但這樣的表述，很容易被認為(wei) 是講義(yi) 利對立，是對利的否定。

與(yu) 程頤、胡安國一樣，朱熹也多講“遏人欲而存天理”。他的《孟子集注》說：“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yu) 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1](P.220)又引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知孔子者，謂此書(shu) 之作，遏人欲於(yu) 橫流，存天理於(yu) 既滅，為(wei) 後世慮，至深遠也。”[1](P.276)朱熹晚年還說：“聖賢千言萬(wan) 語，隻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7](P.207)其中“明天理，滅人欲”一句，在後來黃宗羲《宋元學案》中為(wei) “存天理，滅人欲”[8](P.1514)。與(yu) 此同時，朱熹也多將天理人欲與(yu) 義(yi) 利對應起來。他說：“看道理，須要就那個(ge) 大處看。須要前麵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yi) 利公私，分別得明白……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hui) 得一句透，隻是一句，道理小了。”[7](P.227)

其實，朱熹講“存天理，滅人欲”，並不否定人的欲望。他說：“人欲隻是饑欲食、寒欲衣之心爾。”[7](P.2009)所以，“人欲也未便是不好。”[7](P.2010)又說：“如饑飽寒燠之類，皆生於(yu) 吾之血氣形體(ti) ，而它人無與(yu) 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9](P.2729)對此，清代李光地解釋說：“南軒以為(wei)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非之。然人欲亦未是不好底字。如耳目口鼻之於(yu) 聲色臭味，俱是人欲。”[10](P.593)朱熹還讚同胡宏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的說法，說：“隻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yu) 其分界處理會(hui) 。五峰雲(yun)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7](P.2015)又說：“蓋鍾鼓、苑囿、遊觀之樂(le) ，與(yu) 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yu) 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yu) 一己者，眾(zhong) 人之所以滅其天也。”[1](P.220)並且還說：“如‘口之於(yu) 味，目之於(yu) 色，耳之於(yu) 聲，鼻之於(yu) 臭，四肢之於(yu) 安佚’，聖人與(yu) 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yu) 此，所以與(yu) 常人異耳。”[7](P.2591)也就是說，聖人也有與(yu) 常人一樣的欲望，但聖人“不溺於(yu) 此”。可見，朱熹講“存天理，滅人欲”並不是要將天理與(yu) 人的欲望、天理與(yu) 人情完全對立起來，去除人的欲望，排斥人情，而是要去除“溺於(yu) 此”的“私欲”，講天理與(yu) 私欲的對立。

正因為(wei) 朱熹講“人欲也未便是不好”，並不完全否定人的欲望，排斥人情，所以他所謂“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不同於(yu) 胡安國所謂“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的表述。

第一，朱熹講“利者，人情之所欲”，將利等同於(yu) 人的欲望，由於(yu) 他並沒有完全否定人的欲望，因而也沒有完全否定利，包含了對於(yu) 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他還說：“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7](P.949)認為(wei) 利與(yu) 害是對立的，“利不是不好”。他又說：“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zhuan) 說利，便廢義(yi) 。”[7](P.950)雖然朱熹反對“專(zhuan) 說利”，但並不否定利。與(yu) 此不同，胡安國講“利者，人欲之私”，則將利等同於(yu) “人欲之私”，因而完全否定了利。事實上，程頤講“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並沒有完全否定利，而胡安國講“利者，人欲之私”，完全否定利，與(yu) 程頤是有差異的。

第二，由於(yu) 朱熹講“利者，人情之所欲”並沒有完全否定利，因此，正如在他那裏，人的欲望並不與(yu) 天理相對立，所謂“人欲中自有天理”[7](P.224)，利與(yu) 義(yi) 、天理也不是完全對立的；而胡安國講“利者，人欲之私”，將利等同“人欲之私”，則是將利與(yu) 義(yi) 、天理完全對立起來。事實上，朱熹曾明確反對將義(yi) 與(yu) 利完全對立起來。據《朱子語類》載，問：“‘君子喻於(yu) 義(yi) ’。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凡事隻看道理之所宜為(wei) ，不顧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隻任私意，但取其便於(yu) 己則為(wei) 之，不複顧道理如何。”曰：“義(yi) 利也未消說得如此重。義(yi) 利猶頭尾然。義(yi) 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卻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wei) 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隻理會(hui) 義(yi) ，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hui) 。小人隻理會(hui) 下一截利，更不理會(hui) 上一截義(yi) 。”[7](P.702)在朱熹看來，義(yi) 與(yu) 利關(guan) 係並不是完全截然對立的關(guan) 係，而是頭尾相接的一體(ti) 關(guan) 係；義(yi) ，講的是某事應當如何做，要求按照適宜的方式去做，而能夠按照適宜的方式去做，又怎麽(me) 會(hui) 不利呢?所以義(yi) 與(yu) 利並非完全對立。

第三，由於(yu) 在朱熹那裏，利與(yu) 義(yi) 、天理不是對立的，所以，他所謂“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前後兩(liang) 句隻是分別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把“義(yi) ”界定為(wei) “天理之所宜”，“利”界定為(wei) “人情之所欲”，並沒有對二者是否相互對立的關(guan) 係作出說明；而胡安國所謂“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前後兩(liang) 句則不僅(jin) 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而且把義(yi) 與(yu) 利的關(guan) 係等同於(yu) 天理人欲關(guan) 係和公私關(guan) 係而相互對立起來。

問題是，朱熹講“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是對孔子講“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的解讀，如果朱熹所言隻是分別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而沒有對二者的相互對立關(guan) 係作出說明，那末又如何解讀孔子所言中君子與(yu) 小人的相互對立呢?

二、“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程頤講“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但同時又講“隻以利為(wei) 心則有害”[3](P.249)，還解《論語》“子罕言利”，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wei) 心。”[3](P.383)反對“以利為(wei) 心”。朱熹繼承程頤所言，既講“仁義(yi) 未嚐不利”，又要求“躬行仁義(yi) 而無求利之心”，還說：“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1](P.202)這裏既講仁義(yi) 為(wei) 天理之公，利心為(wei) 人欲之私，仁義(yi) 與(yu) 利心相互對立，又講仁義(yi) “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利心“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需要指出的是，這裏隻是講“利心”為(wei) 人欲之私，反對“以利為(wei) 心”，並沒有將“利”說成是人欲之私，而否定利。1朱熹還說：“仁義(yi) ，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yi) ，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yi) 得於(yu) 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yu) 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仁義(yi) 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wei) 言，則人之為(wei) 仁義(yi) 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11](P.920)可見，在朱熹那裏，求利之心不僅(jin) 與(yu) 仁義(yi) 相對立，而且並非利，而是害。他還說：“凡事不可先有個(ge) 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yu) 義(yi) 。聖人做處，隻向義(yi) 邊做。然義(yi) 未嚐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7](P.1218)所以，在朱熹看來，利由義(yi) 而來，害由“求利之心”而來，求利之心不僅(jin) 與(yu) 天理、仁義(yi) 相對立，而且往往“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

如前所述，朱熹講“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隻是分別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並沒有對二者的相互對立關(guan) 係作出說明。與(yu) 此不同，朱熹講“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則實際上是對“義(yi) ”與(yu) “利”的相互關(guan) 係作出進一步說明，既講仁義(yi) 為(wei) 天理之公，利心為(wei) 人欲之私，把仁義(yi) 與(yu) 利心的關(guan) 係等同於(yu) 天理人欲關(guan) 係和公私關(guan) 係而相互對立，又講“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把仁義(yi) 、天理與(yu) 利聯係起來，還講“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把利心、人欲之私與(yu) 利區別開來。由此可見，朱熹將仁義(yi) 與(yu) 利心對立起來，反對求利之心，但並沒有將義(yi) 與(yu) 利對立起來，並不完全否定利。

從(cong) 朱熹《論語集注》解“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看，朱熹不僅(jin) 講“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而且進一步引述程頤所言“君子之於(yu) 義(yi) ，猶小人之於(yu) 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又引述楊時所言“君子有舍生而取義(yi) 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yu) 生，所惡無甚於(yu) 死，孰肯舍生而取義(yi) 哉?其所喻者義(yi) 而已，不知利之為(wei) 利故也，小人反是”。[1](P.73)

程頤所言，講的是君子“喻於(yu) 義(yi) ”而好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而好利，講“喻於(yu) 義(yi) ”與(yu) “喻於(yu) 利”的相互對立，並沒有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對此，《朱子語類》作了進一步討論。朱熹說：“小人之心，隻曉會(hui) 得那利害；君子之心，隻曉會(hui) 得那義(yi) 理。見義(yi) 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yi) 理。”“‘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君子隻知得個(ge) 當做與(yu) 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隻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隻看天理當如何。”[7](P.701)較多討論“喻於(yu) 義(yi) ”與(yu) “喻於(yu) 利”的相互對立。至於(yu) 義(yi) 與(yu) 利的關(guan) 係，朱熹說：“義(yi) 利，隻是個(ge) 頭尾。君子之於(yu) 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隻是理會(hui) 個(ge) 義(yi) ，卻不曾理會(hui) 下麵一截利。小人卻見得下麵一截利，卻不理會(hui) 事之所宜。”[7](P.702)在朱熹看來，義(yi) 與(yu) 利的關(guan) 係是頭尾關(guan) 係，義(yi) 為(wei) 頭，利為(wei) 尾，頭尾一體(ti) ，“仁義(yi) 未嚐不利”，並不是完全對立的關(guan) 係，而“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講的是君子隻是理會(hui) 個(ge) 頭，理會(hui) 個(ge) 義(yi) ，因而連著尾，連著利，小人隻是理會(hui) 個(ge) 尾，理會(hui) 個(ge) 利，因而不理會(hui) 頭，不理會(hui) 義(yi) 。顯然，朱熹並非將義(yi) 與(yu) 利對立起來，而是反對“隻曉會(hui) 得那利害”，“隻計較利害”，“見得下麵一截利，卻不理會(hui) 事之所宜”，將“喻於(yu) 義(yi) ”與(yu) “喻於(yu) 利”對立起來。

楊時所言，則是把“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與(yu) 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聯係起來。孟子講“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並非將義(yi) 與(yu) 生對立起來，同樣，孔子言“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也不是要將義(yi) 與(yu) 利對立起來，而是要說明麵對義(yi) 與(yu) 生、義(yi) 與(yu) 利，君子和小人的完全不同的取舍。又比如，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朱熹注曰：“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1](P.71)並不是講“德”與(yu) “土”、“刑”與(yu) “惠”的對立，而是講“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朱熹注曰：“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1](P.168)也並非將道與(yu) 食對立起來，而是講君子之所謀。

從(cong) 朱熹解“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可以看出，朱熹所言“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隻是分別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由此而進一步引述程頤、楊時所言，則是要表明君子和小人對於(yu) 義(yi) 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綜合而言，朱熹的解讀，既講義(yi) 與(yu) 利並非截然對立，又要反對求利之心，實際上是講“喻於(yu) 義(yi) ”與(yu) “喻於(yu) 利”的相互對立。

從(cong) 胡安國講“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到朱熹講“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可以看出，朱熹所言雖然有可能與(yu) 胡安國有關(guan) ，但在表述上又有明顯的差異。胡安國所言很容易被理解為(wei) 是將義(yi) 與(yu) 利完全對立起來而否定利；朱熹所言則並沒有將義(yi) 與(yu) 利截然對立起來而完全否定利，實際上包含了對於(yu) 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較胡安國所言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yi) 。與(yu) 此同時，朱熹把仁義(yi) 與(yu) 利心對立起來，反對求利之心，因此他對於(yu) 利的肯定又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朱熹講“利者，人情之所欲”，並沒有與(yu) “利者，人欲之私”明確區分開來，因而很容易與(yu) 胡安國所言相混淆。

三、朱熹門人後學的誤讀

朱熹門人陳淳《北溪字義(yi) 》影響很大，但對於(yu) 朱熹學術亦有差失。全祖望說：“滄州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為(wei) 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8](P.2219)《北溪字義(yi) 》中有“義(yi) 利”一節，專(zhuan) 門討論義(yi) 利關(guan) 係。陳淳說：“義(yi) 與(yu) 利相對而實相反。才出乎義(yi) ，便入乎利，其間相去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文義(yi) 而言，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才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於(yu) 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當然而然，無所為(wei) 而然也。人情所欲者，隻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wei) 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12](P.53)這段論述綜合了程、朱的有關(guan) 言論，但這裏明確講“義(yi) 與(yu) 利相對而實相反”，實際上與(yu) 程朱講“仁義(yi) 未嚐不利”，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聯係多有差異。

在陳淳所言中，所謂“才出乎義(yi) ，便入乎利，其間相去甚微”，來自程頤。如前所述，程頤既說“才出義(yi) ，便以利言”，又說“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既講利與(yu) 義(yi) 的相互對立，又講二者的相互聯係，陳淳隻是依據程頤所言“才出義(yi) ，便以利言”而認為(wei) “義(yi) 與(yu) 利相對而實相反”，顯然是誤讀。陳淳還引述朱熹所言“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但卻把天理與(yu) 人情所欲對立起來，所謂“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於(yu) 天理之所宜”，實際上是把天理與(yu) 人的欲望對立起來，顯然不同於(yu) 朱熹“存天理，滅人欲”隻是講天理與(yu) 私欲的對立，而不是講天理與(yu) 人之欲望的對立。同時，陳淳還依據張栻所謂“聖學無所為(wei) 而然”，“凡有所為(wei) 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認為(wei) “天理所宜者，即是當然而然，無所為(wei) 而然也。人情所欲者，隻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wei) 而然也”，並明確說“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實際上是把朱熹“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與(yu) 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混淆起來，把人之所欲看作人欲之私。由此可見，陳淳講“義(yi) 與(yu) 利相對而實相反”，完全不同於(yu) 朱熹講“利不是不好”，認為(wei) 義(yi) 利關(guan) 係並不是完全對立的關(guan) 係，而是頭尾相接的一體(ti) 關(guan) 係。

在《北溪字義(yi) 》“義(yi) 利”節中，陳淳不僅(jin) 講“義(yi) 與(yu) 利相對而實相反”，而且還作了進一步具體(ti) 說明。他說：“如貨財、名位、爵祿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覬效，如狥己自私，如狥人情而為(wei) 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爵祿等，亦未可便做利，隻當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於(yu) 利耳。”[12](P.53)在陳淳看來，貨財、名位、爵祿本身並不是利，而將此占為(wei) 己有才是利。他還說：“凡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才有一毫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當然，皆是利。雖公天下事而以私心為(wei) 之，亦是利。”[12](P.55)這裏將“自私之心”看作利，實際上是將“求利之心”看作利，不同於(yu) 朱熹所言“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認為(wei) “求利之心”並非利。

朱熹門人黃榦則直接采納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的說法，說：“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為(wei) 舜，一則為(wei) 蹠，乃由是而分焉。”[13](P.22)明確將義(yi) 與(yu) 利對立起來。他還說：“義(yi) 與(yu) 利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luan) 之所關(guan) 係也。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13](P.25)顯然，黃榦推崇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把義(yi) 利關(guan) 係等同於(yu) 天理人欲的相互對立。

朱熹門人輔廣說：“利害者，天下之常情，即所謂私欲也；義(yi) 理者，秉彝之良心，即所謂天理也。”[14](P.703)“喻於(yu) 義(yi) 則昧於(yu) 利，喻於(yu) 利則昧於(yu) 義(yi) 。義(yi) ，天理也；利，私欲也。”[14](P.601)這裏既講朱熹“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又講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將二者完全混為(wei) 一談。他還說：“義(yi) 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liang) 立，計於(yu) 彼則害於(yu) 此矣。”[14](P.340)該句還為(wei) 明代胡廣《四書(shu) 大全》解《論語》“子罕言利”所引述，[15](P.296)對後世影響很大。

明代陽明後學黃綰說：“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窮者，義(yi) 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者，利也。推其至中國之所以異於(yu) 夷狄，人類所以別於(yu) 禽獸(shou) ，皆由此也。”[16](P.319)程文德說：“所謂善者，天理之公也，無所為(wei) 而為(wei) 者也；所謂利者，人欲之私也，有所為(wei) 而為(wei) 者也。有為(wei) 而為(wei) ，雖善亦利也。”[17](P.333)應當說，這裏所謂“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與(yu) 朱熹講“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不可相互混淆的。

直到清初，陸隴其《論語集注大全》還在引述輔廣所說“義(yi) 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liang) 立，計於(yu) 彼則害於(yu) 此矣”[18](P.408)。張伯行也說：“夫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誼不謀利，至公而無私。”[19](P.238)“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徇人欲，則日流於(yu) 汙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於(yu) 此。”[20](P.291)由此可見，朱熹門人後學有不少把朱熹“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誤讀為(wei) 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而把義(yi) 與(yu) 利完全對立起來。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對於(yu) 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講義(yi) 與(yu) 利的對立，提出不同意見。真德秀說：“義(yi) 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yu) 義(yi) ，則利自在其中。蓋義(yi) 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yi) 為(wei) 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yu) 己，亦且宜於(yu) 人，人己兩(liang) 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狥利為(wei) 心，則利於(yu) 己，必害於(yu) 人，爭(zheng) 鬥攘奪於(yu) 是乎興(xing) ，己亦豈能享其利哉?”[21](P.532)顯然，真德秀既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又講二者的相互聯係，反對“以狥利為(wei) 心”，這樣的理解，較為(wei) 接近朱熹。

胡廣《四書(shu) 大全》引新安陳氏(陳櫟)曰：“君子喻義(yi) ，未嚐求利，然義(yi) 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yi) 之利，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zhuan) 求利，然向利必背義(yi) ，不義(yi) 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15](P.191)認為(wei) 君子喻於(yu) 義(yi) ，未嚐求利，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喻於(yu) 利，雖專(zhuan) 求利，而“利愈得而害愈甚”。該句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聯係，反對“專(zhuan) 求利”，就是反對有求利之心，與(yu) 朱熹認為(wei) 仁義(yi) “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利心“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是一致的。

明代胡居仁解讀儒家的義(yi) 利關(guan) 係，說：“古者義(yi) 利隻是一體(ti) 事，義(yi) 所以為(wei) 利，利即義(yi) 之所為(wei) 也。故曰：‘以義(yi) 為(wei) 利。’又曰：‘利者，義(yi) 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yi) 。’蓋以義(yi) 製事，自然順利。……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製井，恭儉(jian) 節用，自然上下豐(feng) 足，皆以義(yi) 為(wei) 利，亦非將義(yi) 去求利，隻是義(yi) 則無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yi) 婦順，利孰大焉?”[22](P.89)顯然是以《易傳(chuan) 》“利者義(yi) 之和”解儒家的義(yi) 利關(guan) 係，強調利與(yu) 義(yi) 二者的相互聯係，不可分割。

與(yu) 胡居仁同時的楊守陳也說：“義(yi) 利本一也，而末二焉。《易》曰：‘利者，義(yi) 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yi) 。’子思答孟子治民之問，曰：‘先利之。’孟子曰：‘不有仁義(yi) 乎?’子思曰：‘仁義(yi) 所以利之也。’是則義(yi) 之所在即利耳。然人或見利而不見義(yi) 也，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人或昩於(yu) 義(yi) 利之別也，故朱子曰：‘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聖賢義(yi) 利之說，至是明且嚴(yan) 矣。”[23](P.270)既講“義(yi) 利本一”，又依據朱熹所言，將天理、仁義(yi) 與(yu) 利心對立起來，反對求利之心。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yi) 說：“利與(yu) 義(yi) 合，則與(yu) 和同，《文言》曰：‘利者，義(yi) 之和也。’利與(yu) 義(yi) 反，則與(yu) 害對，《論語》曰：‘放於(yu) 利而行，多怨。’”“或問義(yi) 利相反，而曰：‘陽主義(yi) ，陰主利，何也?豈陰陽相反故雲(yun) 然乎?’曰：‘即此便見天地間隻有一義(yi) 。蓋陰陽雖二氣，其實一氣。陽倡陰和，陽先陰後，天氣之所在，地氣即隨之；義(yi) 之所在，利即隨之。故曰：陽主義(yi) ，陰主利，正言其相合，非必相反也。’”[24](P.92)尤為(wei) 強調義(yi) 與(yu) 利的相互聯係，認為(wei) 義(yi) 與(yu) 利相合，“非必相反”。

直到王夫之說：“義(yi) 之與(yu) 利，其途相反，而推之於(yu) 天理之公，則固合也。義(yi) 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則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但在政教衰亂(luan) 之世，則有義(yi) 而不利者矣。乃義(yi) 或有不利，而利未有能利者也。……故曰：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欲為(wei) 之而即謀之也，斯為(wei) 小人而已矣。”[25](P.382)認為(wei) 利與(yu) 義(yi) 相互聯係，但在政教衰亂(luan) 之世，義(yi) 與(yu) 利發生分離而對立，因而才能說“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以反對小人謀不義(yi) 之利，實際上是對胡安國“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作了限定和新的詮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於(yu) 孔子講“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是否是將義(yi) 與(yu) 利對立起來，宋代理學家是有不同意見的。胡安國講“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按照這一說法，“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是將義(yi) 與(yu) 利完全對立起來。與(yu) 此不同，朱熹《論語集注》解“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而言“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隻是分別對“義(yi) ”與(yu) “利”作出界定，並沒有將義(yi) 與(yu) 利完全對立起來，同時又通過進一步引述程頤、楊時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對於(yu) 義(yi) 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講的是“喻於(yu) 義(yi) ”與(yu) “喻於(yu) 利”的相互對立。由此可見，朱熹多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聯係，繼承程頤講“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講“利不是不好”，不僅(jin) 沒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對於(yu) 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遺憾的是，朱熹門人後學中有不少將朱熹所言“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與(yu) 胡安國所言“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強調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實際上誤讀了朱熹對於(yu) “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的論說，掩蓋了其中對於(yu) 利的肯定，這或許也是當今討論朱熹義(yi) 利觀所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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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張立文將朱熹所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解釋為：“義是先天固有的，為天理之公的道德價值；利來自後天物我關係的比較，為人欲之私的道德價值。”(張立文：《朱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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