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寂寞深深話往昔

作者：梁欽元

來源：“博雅論壇boya-luntan”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十一日甲辰

          耶穌2020年8月29日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原名煥鼎，字壽銘。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我國知名社會(hui) 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被譽為(wei) “最後的儒者”“中國的脊梁”。

作者青年時代與(yu) 祖父在一起

“我和毛澤東(dong) 是老朋友”

梁老在世時，曾有人就毛澤東(dong) 的（原文見《毛澤東(dong) 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問及梁老本人，他淡然地說：“那件事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早就過去了，沒什麽(me) 可說的……”在來訪者的一再追問之下，他說：“我和毛澤東(dong) 是老朋友，彼此之間比較熟悉，在很長時間裏，見麵時無話不談，有時發生抬杠；他批評我不對，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諫飾非……”

（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筆者正在聆聽梁漱溟先生教誨）

從(cong) 十九世紀末葉說起：

梁、毛皆是1893年（清光緒19年）出生，隻是梁比毛早出生了70天而已。當梁先生執教北大哲學係時，毛澤東(dong) 正在北大圖書(shu) 館閱覽室工作①，雖然二人彼此曾見過麵，但後來二人談及同在北大的經曆時，卻是毛對當時的梁有印象，而梁卻很模糊。

倒是同一時期，他們(men) 在北京的另一個(ge) 場合的會(hui) 麵，給雙方都留下較為(wei) 清晰的回憶。講這段曆史，就不得不論及梁氏家族與(yu) 楊懷中先生（楊開慧之父）的關(guan) 係，梁家雖然世居廣西，至清鹹豐(feng) 年間，有的進京作官，有的遷居湖南。梁漱溟的族兄梁煥奎即生於(yu) 湘潭，他家曾為(wei) “湖南首富”。梁煥奎為(wei) 倡導維新，培育人才，親(qin) 自選拔、資助湖南學子赴日留學，而楊懷中、陳天華等人皆在入選之列。梁煥奎親(qin) 自陪同他們(men) 一同渡海赴日。1917年後，為(wei) 躲避戰亂(luan) ，梁煥奎曾借住北京纓子胡同梁漱溟家中。楊懷中從(cong) 長沙來京，亦執教北大哲學係，與(yu) 梁漱溟、梁煥奎時相過從(cong) ，自此交誼日篤。毛澤東(dong) 1918年8月到京，最初就住在鼓樓豆腐池胡同9號楊懷中家。梁漱溟拜訪楊先生時，多是毛來親(qin) 自迎其入內(nei) ，二人雖未直接晤談，但彼此均有印象。因此毛早知梁煥奎與(yu) 自己同是湘潭同鄉(xiang) 。

1938年初，國難當頭。為(wei) 抗日救亡大計，梁漱溟成為(wei) 了當時訪問延安的第一位民主人士。當他抵達延安後，毛澤東(dong) 非常高興(xing) 地會(hui) 見了他，並主動提及早年在北京兩(liang) 人的會(hui) 麵。梁經毛的提示，記起了當年在楊懷中先生家的情形，毛說：“那該稱你‘梁老前輩’嘍？”梁稱：“不敢當。”待他們(men) 二人互相通報生辰年月，方知彼此同齡。毛自此改口稱梁為(wei) “梁先生”。他問：“你到底是廣西人，還是湖南人？”梁答：“原籍廣西桂林。”毛追問：“那為(wei) 何你的兄長，又與(yu) 我同是湖南老鄉(xiang) 呢？”梁漱溟便將梁家的先人或因戰亂(luan) 、或因進京為(wei) 官、或為(wei) 謀生計，而離開桂林的情形，對毛澤東(dong) 逐一說明。

（1938年初，梁漱溟先生在延安與(yu) 毛澤東(dong) 談話）

毛澤東(dong) 請梁到自己所住的窯洞裏，開懷暢談，“抗日”當然是中心話題。毛澤東(dong) 有關(guan) 這方麵的談話主旨“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等觀點，即是此後不久出版的《論持久戰》的中心思想。梁則將自己出版不久的著作《鄉(xiang) 村建設理論》送給毛，請其指教。兩(liang) 人的談話十分坦誠、愉快、投機。在半個(ge) 月的時間內(nei) ，他們(men) 先後8次深夜長談，其中有2次談到天明才作罷。據梁老回憶：“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dong) 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當時穿著一件皮袍子，時而踱步，時而坐下，時而往床上一靠，十分輕鬆自如，從(cong) 容不迫。在爭(zheng) 論中，他不動氣，不強辯，話語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zheng) 論，卻使你心情舒暢，如重逢的老友交談。”梁老還應邀到延安各處參觀。他回憶到：“在當時，延安的條件很差，但人們(men) 的精神麵貌卻與(yu) 國統區有著鮮明的不同。這同中共領袖毛澤東(dong) 給我的印象一樣，都是很深刻的。”

當1946年梁漱溟再度訪問延安後，要離開之時，毛請梁提些意見，梁說：“這裏生機勃勃，覺得很好。”毛笑道，不行，你這是客套。他堅持要梁提出批評。梁漱溟沉吟了片刻，就直率地說：“希望你在人格上，不要輕於(yu) 懷疑旁人；在識見上，不要過於(yu) 相信自己。”毛聽過之後點頭微笑，相約再會(hui) 。因毛梁有自1918年起的交往及兩(liang) 度延安會(hui) 麵，故毛澤東(dong) 後來多次在公開場合講：“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學的紅衛兵闖進梁漱溟的家中，大搞打、砸、搶、燒，並且將梁老夫婦遊街、批鬥、體(ti) 罰。梁老夫婦二人被勒令搬進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南屋。據梁老的一位學生“文革”後回憶：“得知梁老家被抄，我於(yu) 9月中旬趕去探望。秋天的北京，夜間已頗有寒意，而梁老卻僅(jin) 有一條枕巾作被，我忙於(yu) 次日送去了一些衣被。”盡管梁宅的諸多藏書(shu) 、名人字畫，全套紅木家具等生活用品悉數或燒毀、砸爛、搶走，而文革過後，這次抄家真正令梁老深以為(wei) 憾的，卻是一部《辭海》被焚毀。梁老回憶道：“紅衛兵是一群無知的孩子，同他們(men) 無理可講。他們(men) 以胡鬧、破壞為(wei) 樂(le) 、為(wei) 榮。在屋裏打、砸、毀折騰夠了，最後又一窩蜂地將我家中的書(shu) 籍、字畫、家具、書(shu) 稿、手劄盡數丟(diu) 於(yu) 院中，堆起來放火焚燒。我本人向來反對附庸風雅，故對於(yu) 名人字畫、古籍被毀，從(cong) 心裏講確實並未十分介意，也未加以製止。紅衛兵邊搬邊燒，還邊狂呼亂(luan) 喊口號。但是，當他們(men) 要把大部頭的《辭海》，丟(diu) 入火堆時，我對他們(men) 講：這是本工具書(shu) ，是我向我的學生借來的，你們(men) 它毀壞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我就要失信於(yu) 別人了！這些紅衛兵全然不聽，他們(men) 說：我們(men) 紅衛兵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有《新華字典》就足夠用了！用不著這些“封、資、修”的老古董。由於(yu) 這本書(shu) 是布麵精裝的，又很厚，不好燒；他們(men) 就用棍子挑出來，一頁一頁地撕著燒。我站在一旁心中很是難過，造我的反，燒我的書(shu) 籍、家具、字畫，我十分不介意，可他們(men) 竟連這《辭海》也不放過，非要毀之而後快，令我無法物歸原主，失信於(yu) 人，這使得我十分難過。”

1986年版《東(dong) 方學術概觀》

（2008年已有江蘇文藝出版社的新版麵世）

曆經如此巨大劫難，梁老卻稱“並不十分介意”絕非虛言。這一點可從(cong) 他在1986年才出版的《東(dong) 方學術概觀》一書(shu) 中，所收錄的《儒佛異同論》一文的寫(xie) 作時間和文前附記中，得到確實的佐證。《儒佛異同論》是梁老於(yu) 其家被抄後的不數日，開始動筆撰寫(xie) 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是他早就計劃好要寫(xie) 的。雖然經曆如此巨大的衝(chong) 擊，他依然黎明即起，心寧氣定，坐在剛用門板架成的床鋪上，撫展稿紙，揮筆疾書(shu) 。在1985年此文交付出版社時，他特意寫(xie) 明：“我於(yu) 1966年8月24日在所謂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小將抄家，一切衣物書(shu) 籍蕩然無存，並迫我從(cong) 北房移小南屋棲身。此時我初頗不懌，但旋即夷然不介意。閑暇中寫(xie) 成此稿，既無一書(shu) 在手，全憑記憶以著筆。（1966年）9月6日寫(xie) 出論一，嗣於(yu) 11月10日寫(xie) 出論二，其論三則不複記憶於(yu) 何時寫(xie) 出矣。”並聲明“因引用資料全憑記憶，故其出處、原文如有錯漏之處，蓋由筆者自己負責”雲(yun) 雲(yun) 。由此，不難得見梁漱溟先生的修養(yang) 與(yu) 胸襟之一斑。

（1975年梁漱溟先生致朋友函，談及他對“批孔”的態度。）

1970年下半年，當時掌管全國政協的軍(jun) 代表，決(jue) 定恢複政協直屬組的學習(xi) 。學習(xi) 剛恢複不久，即通知說，為(wei) 準備召開四屆人大，將“憲法草案”讓在京的直屬組的委員們(men) 內(nei) 部學習(xi) 、討論、提意見。可那時正是“紅色恐怖”大行其道，而林彪紅得發紫。所謂聽取意見，隻是走過場，意思一下。因此，親(qin) 臨(lin) 會(hui) 場主持的軍(jun) 代表全沒當一會(hui) 事兒(er) ，出席會(hui) 議的諸位先生也已是誠惶誠恐，盡管與(yu) 會(hui) 者中不乏政法界名流學者，大家心知肚明中國原有的憲法，早被“文革”棄如敝履，這新版的“憲草”誰敢真的提意見？故爾與(yu) 會(hui) 者幾乎皆異口同聲地大談“憲草”如何好，如何值得人人認真學習(xi) ，個(ge) 個(ge) 都該努力貫徹之……

但梁漱溟先生卻想：既然上麵征求我們(men) 的意見，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明知不妥、不對，卻不指出來呢？於(yu) 是，他便要求發言，主要講了兩(liang) 點：

“第一，憲法最早產(chan) 生於(yu) 歐洲，其出發點之一，就是為(wei) 了限製王權。換言之，憲法的產(chan) 生就是為(wei) 了限製個(ge) 人的權利太大。有了憲法則從(cong) 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要遵守，任何一人都不能位於(yu) 憲法之上。因此現在的‘憲草’序言中，寫(xie) 上了個(ge) 人（林彪）的名字，包括林彪為(wei) 接班人，都寫(xie) 進了憲法，我認為(wei) 不甚妥當。所謂接班人之說，是中國的特殊情況，而憲法的意義(yi) 是帶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東(dong) 西硬往普遍性的東(dong) 西裏邊塞。凡我看過的世界上任何一個(ge) 國家的憲法，都沒有把個(ge) 人名字寫(xie) 進去的。但我聲明，我不讚同把個(ge) 人名字（包括接班人）寫(xie) 進憲法，但並不反對選擇某個(ge) 人當接班人，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別人沒有，我們(men) 也可以有。

第二，新憲法的條文比老憲法少了許多，條文少不見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內(nei) 容少了，卻不甚妥當。比如設立國家主席，一國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合適是另一回事。國家主席不可不設，什麽(me) 人當國家主席，則可以通過法定手續來選。現在的‘憲草’沒有國家主席這一條，不知為(wei) 何？”

以上兩(liang) 點，從(cong) 法學上看來完全是最基本的原理。而與(yu) 梁先生同組學習(xi) 的，國內(nei) 的著名法學權威赫然在座，可是隻有梁老“表裏如一”，堅持“行其所知”，正如當赤身裸體(ti) 的“皇帝”招搖過市之時，全然不計個(ge) 人得失，大聲地提醒那些齊聲稱頌的人們(men) ——那“華麗(li) 的新衣”實際上並不存在！可當梁老講完之後，人們(men) 先是麵麵相覷的啞然無聲，稍後就有人厲聲斥責道：在小組學習(xi) 中出現這樣的反動言論，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要當場消毒，不準擴散。也有人提心吊膽地講，這話要是在外麵講，當場就會(hui) 被批倒批臭，砸個(ge) 稀巴爛的。小組召集人宣布：情況向上反映，聽候處理，誰都不得向外擴散，否則後果自負。不久，上麵稱此事本是征求意見，故提什麽(me) 意見都是可以的；至於(yu) 某些人因為(wei) 思想一貫反動，借機放毒不足為(wei) 怪，可不必糾纏……

四年之後的1978年2月間，全國五屆人大一次會(hui) 議和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hui) 議，同時在京召開。這當然是一次十多年來的盛會(hui) ，在會(hui) 上眾(zhong) 人大都控訴了“文革”中的遭遇，歡呼“第二次解放”的到來，但偏偏對於(yu) 會(hui) 議的一個(ge) 重要議題：製定新的憲法，討論、研究、關(guan) 注明顯不足。梁老則冷靜而敏銳地指出，建國三十年來主要是人治，而今後中國則不得不走向法治！

在大會(hui) 期間的政協小組會(hui) 上，他發言道：“新中國成立三十年，有了自己的憲法，但憲法是否成為(wei) 最高的權威、根本大法，人人都得遵守呢？自建國以來的幾個(ge) 主要時期來看，我認為(wei) 實行的是人治，如此說是有根據的，僅(jin) 就最近十年而言，毛主席為(wei) 了解決(jue) 劉少奇的問題，寫(xie) 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若按照中共黨(dang) 章劉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必須召開中共黨(dang) 的代表大會(hui) ，才能解決(jue) 問題；如果依照憲法，劉是國家主席，則須召開全國人大來加以解決(jue) 。毛並沒有這樣做，據稱是劉少奇並非是孤家寡人，弄不好就會(hui) 出大亂(luan) 子，因此毛主席采取了非常手段，繞了個(ge) 大彎子，直接從(cong) 下邊開始搞起來，把熱情有餘(yu) 的年輕娃娃們(men) 鼓動起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地覆天翻，國無寧日。其結果是被衝(chong) 擊的，就不單單是劉少奇了，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關(guan) 的關(guan) 了，死的死了，好大一群人，而不是常說的‘一小撮’！”

“毛的做法，自然是人治，而非法治，憲法也限製不了他的所作所為(wei) ，我還想過，為(wei) 什麽(me) 毛主席能這樣做，而且毫無阻礙，一呼百應，反對者寡呢？我認為(wei) 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緣由：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偉(wei) 人，可以說他締造了黨(dang) 和國家，締造了解放軍(jun) ，他的威望、權威太大了。毛不加限製地施展了這種權威，於(yu) 是在相當多的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從(cong) 人變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從(cong) 中國的曆史來看，上個(ge) 世紀以前自不必說，半個(ge) 世紀以來雖曾有過各種字麵上的憲法，但總體(ti) 看起來都沒有認真執行過。法製、法統、法治，種種法的觀念從(cong) 上至下，普遍非常淡薄。而對於(yu) 人治卻是多年來習(xi) 慣的。”

“在此我想認真而嚴(yan) 肅地指出的是，中國的曆史發展至今，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了盡頭。像毛主席這樣具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現在沒有了，今後也很難會(hui) 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難將會(hui) 更大；再說經過種種實踐，特別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訓，對人治之害有著切身的體(ti) 驗，人們(men) 對法治的願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們(men) 討論憲法，很有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的認真和仔細對待這個(ge) 大問題。中國由人治漸入了法治，現在是個(ge) 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中國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

行文至此，筆者還特別想指出的是：有些文章在介紹梁老時，常常攙雜了作者自己的主觀臆斷，例如在文中常見諸如“把心一橫”、“忍無可忍”、“他想現在後悔也沒有用了”之類的梁漱溟內(nei) 心活動的描寫(xie) ，這是作者杜撰、虛構強加於(yu) 他的！是全然與(yu) 事實不相符的！梁漱溟先生屢屢形單影隻地與(yu) 強大無比、但他認為(wei) 是錯誤的東(dong) 西抗爭(zheng) 到底，隻靠一個(ge) 人的血氣之勇、憤怒和一時衝(chong) 動是根本無法做到的！這樣去描述他，隻能證明他們(men) 對梁漱溟先生知之甚少！

梁漱溟先生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甚至是很大的錯誤，但是他的可貴之處，在於(yu) 他認定“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他對待自身的錯誤全然無意回避遮掩。梁漱溟先生的勇氣來源何處呢？有人說：“真正有勇氣承認自己錯誤的人，必亦有勇氣指出他人的錯誤。故當他（梁漱溟）對某些謬誤自信所見不差是時，即坦然指出而不稍存顧忌。”梁漱溟先生的之所以有此“遠見卓識”“大義(yi) 凜然”，其實隻是因為(wei) 他很認真！而非因為(wei) 他很聰明！比他知識淵博的人大有人在，而當必須在自身利害與(yu) 公平、正義(yi) 之間做出抉擇時，隻是很多聰明人就很“聰明”地將自己心知肚明的大道理，放在一旁了而已。

（梁漱溟先生）

世人大都對毛梁在1953年的公開衝(chong) 突的緣起、細節極感興(xing) 趣，文革結束後，許多訪客、記者更是反複向梁老問及個(ge) 中緣由與(yu) 內(nei) 情。對此梁老一直不願多說。直至1986年，一位上海客人再次向梁漱溟先生問及此事時，他才十分平和又非常真誠地說：

“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wei) 難，傷(shang) 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yu) 事實不合，正像我的話也有些與(yu) 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麽(me) 。毛、周他們(men) （第一代中共領導）迄今已經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②……”

注釋：

①許多史料均稱“毛澤東(dong) 曾任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管理員”。然而，據梁漱溟先生親(qin) 口講述：“事實上，毛是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閱覽室的管理員”。

②本文原標題”我感到深深地寂寞“（原刊於(yu) 《金劍》雜誌1999年12月署名：欽元）

賀吉元在撰寫(xie) 的有關(guan) 梁毛二人的文字中，采取明顯違背“客觀求實”原則、斷章取義(yi) 的手法，把梁老原文指出“毛的講話與(yu) 事實不符”的一些文字“刪節”掉了，將梁漱溟先生原話，硬是給刪改為(wei) 了““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wei) 難。我更不應該傷(shang) 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使得梁漱溟先生講話原意大傷(shang) 。作為(wei) 一個(ge) 專(zhuan) 業(ye) 的檔案學工作者，賀氏這種作法實在令人汗顏。

梁欽元

寫(xie) 於(yu)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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