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學派意識回歸原初語境

——“關(guan) 學洛學化”辨正

作者：曹樹明（陝西師範大學關(guan) 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刊於(yu)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廿四日戊子

          耶穌2020年8月13日

梳理關(guan) 學史時，學界提出了“關(guan) 學洛學化”這一問題，追問關(guan) 學在張載之後除李複等“正傳(chuan) ”之外，是否還有一支發生了洛學化的轉變？讚成者認為(wei) ，張載去世後，轉投程門的呂大臨(lin) 在思想特征上發生了某些實質性轉變，喪(sang) 失了關(guan) 學的精神。反對者則主張，呂大臨(lin) 隻是理性地吸收了二程的某些觀念，在思想、方法上有所調整而已，並未放棄對關(guan) 學宗旨的堅守。結論相反的兩(liang) 種論證，構成了對這一問題一定程度的消解，也促使我們(men) 反思：帶著學派意識去研究早期道學的形成及所謂學派之間的關(guan) 係，有無方法論的局限？

思想家在創立理論體(ti) 係時，一般沒有學派意識，而隻是就時代問題發表己見。學派分疏乃日後的學者所為(wei) ，北宋道學家也不例外。以學派形式總結古代哲學，當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能使寓於(yu) 古典文獻中的思想從(cong) 散亂(luan) 無章變得整齊、規範和係統。研究者有意識地探究某個(ge) 學派的核心觀念和思想特征，甚至會(hui) 根據不同學派的思想特質建構出頗有學術價(jia) 值的邏輯發展線索。但是，往往也會(hui) 畫地為(wei) 牢、強立門戶，隻看到某個(ge) 學派思想的獨特一麵，而忽略該學派與(yu) 其他學派思想之間的相通性及其共同的理論主題，進而極端推崇其所信奉的一派學說，將其立為(wei) 正統。學派名稱的出現，肯定滯後於(yu) 相關(guan) 思想事件的發生。中國曆史上，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一文開創性地用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個(ge) 學派名稱概括春秋戰國以來的學術思想。自此，學派研究模式深入中國學者的心靈。然而，學派的劃分及其思想特征的歸納畢竟具有主觀性，與(yu) 客觀史實之間存在或近或遠的距離。司馬談指陳五家各有短長，獨評判道家兼具五家之長而避其所短，就明顯是門戶之見，而遠非客觀描述。

就“關(guan) 學”“洛學”二詞而言，早期使用時並沒有門戶意味。南宋劉荀在《明本釋》中說張載“倡道學於(yu) 關(guan) 中，世謂之關(guan) 學”，此“關(guan) 學”即以地域命名，指在關(guan) 中地區發揚的道學，並不旨在表明其殊異的理論特征。程頤、楊時的弟子王蘋所謂“洛學源流，世之學者皆能曆曆指數”，也是客觀敘事，未見門戶之別。乾道九年（1173），朱熹《伊洛淵源錄》問世，“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shu) 始，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shu) 始”（《四庫全書(shu) 總目》）。此書(shu) 中，周、程、邵、張的出場次第已顯然與(yu) 曆史順序相悖。《元史》並稱“濂洛關(guan) 閩”則意味著，對宋明道學而言，學派模式研究已被官方確定為(wei) 主流。這一曆史追溯提示我們(men) ：對朱熹之前的道學尤其是處於(yu) 初創期的道學而言，學派模式的研究存在弊端。僅(jin) 從(cong) 表述來看，“關(guan) 學洛學化”這一提法就已落入此種窠臼。澄清這一問題，弱化對所謂學派之體(ti) 征的探究尤為(wei) 必要。

麵對佛老的衝(chong) 擊，張載、二程及其弟子呂大臨(lin) 的思想目標是相同的，即對抗佛老，建構儒學新形態。用他們(men) 自己的話，即“倡明道學”，此“道”指儒家的“聖人之道”。張載說“為(wei) 生民立道”，“聖人之道……某唱此絕學亦輒成一次第”。《明道先生行狀》記程顥曰“慨然有求道之誌”。程頤雲(yun) “憂道學之寡助”，且對漢唐儒頗有微詞，認為(wei) 毛萇、董仲舒“見道不甚分明”，王弼“元不見道”，“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橫渠先生行狀》則直接宣揚張、程“共語道學之要”。呂大臨(lin) 《上橫渠先生書(shu) 三》說“天道性命之微，承學久矣”，張載則稱讚呂氏專(zhuan) 心向道為(wei) “過人遠矣”。凡此種種，都表明他們(men) 的追求是道學的建構。

批判佛老而又吸取其理論優(you) 長，道學家在重構儒學的過程中重視體(ti) 用不二，提倡天人合一，確立了“天道性命相貫通”的道學主題。邵雍、周敦頤引領風氣，張、程、呂則迎頭趕上。在相同的理論主題下，張、程既獨立思考，又在交流、論辯中互相啟發。即便是作為(wei) 弟子的呂大臨(lin) ，也不是單純繼承師說。在張載門下時，他就已完成《易章句》《禮記解》等重要著作，提出“一偏”之見。張載說他“求思也褊”，雖不是讚美之詞，卻能反證其見解的獨特性。到程門後，呂大臨(lin) 既能適度接受二程的教導，如聽取程顥“學者須先識仁”的建議而調整修養(yang) 工夫的進路，又能堅守自己的學術理念。這些都說明，作為(wei) 朋友、親(qin) 戚或師徒的張、程、呂，是從(cong) 不同維度闡發道學思想的。“然道學初起，無所謂門戶也。”（《柏景偉(wei) 小識》）張載故去，三呂、範育等轉師二程之舉(ju) ，催生了“關(guan) 學洛學化”的追問，但亦可作為(wei) 張、程之間沒有門戶的史實依據。若門戶森嚴(yan) ，轉奉他師又怎麽(me) 可能？

從(cong) 文獻角度看，後人整理張、程的著作時經常發生相互誤入的情況。此中原因固然是複雜的，但至少能表明他們(men) 思想的相通，而非門戶性的相斥。否則，何至誤入？南宋魏了翁在《橫渠〈禮記說〉序》中就已指出“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明代汪偉(wei) 在《橫渠〈經學理窟〉序》裏也提到“其間數條，與(yu) 《遺書(shu) 》所載不殊”。《二程語錄》裏亦摻雜了張載言論。據林鵠《〈經學理窟·宗法〉與(yu) 程頤語錄》一文考證，《經學理窟·宗法》中有多條語錄或屬程頤，《禮記集說》所收張載語有的也是程頤語。不止張、程之間，呂大臨(lin) 《中庸解》也被誤作程顥作品而收入《河南程氏經說》。

從(cong) 思想上看，張、程、呂之間可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相互啟迪、相互吸收。首先，他們(men) 都對形上的天道表現出濃厚興(xing) 趣，但具體(ti) 理解又不同。二程以“理”為(wei) 最高的天道範疇，以至誤解張載“以清虛一大為(wei) 天道”“乃以器言而非道也”。其實，在張載的天道範疇裏，無論“太虛”還是“氣”，盡管都會(hui) 下貫到形下領域，但其形上屬性也是一直被強調的，如說“太虛無形”“（氣）運於(yu) 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此外，張載之“天道即性也”，程頤之“性即理也”，皆意在凸顯“性”的超越麵向，而張載的性“合虛與(yu) 氣”始有，程頤的“性”則直接與(yu) “理”等同。呂大臨(lin) “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的天道觀及“中即性也”的性論也有鮮明特色，而絕非簡單地承自張、程，更非“關(guan) 學洛學化”的結果。

其次，在一些具體(ti) 思想上，他們(men) 也是各抒己見或相互借鑒。如關(guan) 於(yu) “格物”，張載釋為(wei) “外物也”“虛心則能格物”；二程說“格，至也。物，事也”“格猶窮也，物猶理也”；呂大臨(lin) 則曰“格之為(wei) 言至也。致知，窮理也，必窮萬(wan) 物之理同至於(yu) 一而已，所謂格物也”。呂大臨(lin) 既不同於(yu) 張載，亦與(yu) 二程有明顯差異。最能體(ti) 現呂大臨(lin) 不輕從(cong) 二程之說的，是其《論中書(shu) 》。盡管因程頤批評他“大本已失”而“茫然不知所向”，但呂大臨(lin) 仍堅持自己的想法，甚至令程頤接受了他的心之體(ti) 用說。當然，呂大臨(lin) 對二程的思想也是有所吸收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斷言“關(guan) 學洛學化”了，那麽(me) 張載區分“天地之性”與(yu) “氣質之性”、“德性所知”與(yu) “見聞之知”被二程吸納，豈不又成“洛學關(guan) 學化”了？因此，淡化學派意識，回歸道學初創期的原初語境，或許能更為(wei) 準確地認識“關(guan) 學洛學化”問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