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傑 著《朱熹思想詮釋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開》出版暨吾妻重二序

書(shu) 名：《朱熹思想詮釋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開》

作者：陳曉傑

出版社：商務印書(shu) 館

出版年月：2020年07月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內(nei) 容共八章，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前半部分第一至第四章是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中，作者主要從(cong) 朱熹思想的三個(ge) 重要概念——“心”“天”“天地之心”——對朱熹的思想進行詮釋，探討朱熹思想的複雜性和深刻性，以及繼續挖掘的可能性；在第四章中，作者回歸到朱熹思想文本——《中庸章句》，探討朱熹的解釋與(yu) 經典文本之間的張力與(yu) 矛盾，對朱熹的鬼神論進行詮釋。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中，作者以朱熹再傳(chuan) 弟子真德秀為(wei) 研究對象，探討他在大量的青詞書(shu) 寫(xie) 與(yu) 祈禱中所體(ti) 現的宗教思想和實踐精神。以及在南宋理宗朝的政治事件“霅川事變”中，政治鬥爭(zheng) 雙方的言說進行考察，分析傳(chuan) 統公私觀（權相史彌遠以及諸多官僚的理論依據）與(yu) 朱子學公私觀（真德秀等道學家的理論依據）是如何在實踐中得到運用的。

【作者簡介】

陳曉傑，男，1981年生，武漢大學國學院講師。複旦大學中國哲學碩士，日本關(guan) 西大學文化交涉學博士，京都大學訪問學者。《陽明學研究》《朱子學年鑒》編輯。研究方向為(wei) 宋明理學、日本江戶時期儒學、政治史。近年來在國內(nei) 外重要期刊上陸續發表《荻生徂徠の「天」——「天に法る」をめぐって》（《東(dong) 北アジア研究》）、《朱子學公私觀的一種政治史考察——以“霅川事變”為(wei) 線索》（《複旦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複者道之動”——論羅近溪的“複”思想》（《周易研究》）等論文十餘(yu) 篇，譯著有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2020年出版）。

【目錄】

導論

一、“哲學”抑或“史學”？

二、“作者”抑或“文本”？

三、本書(shu) 構成

第一章 論朱熹的“主宰"之天

一、儒學古典中的“主宰”之天與(yu) 朱熹的理解

二、“降衷於(yu) 下民”的天

三、結論

附錄為(wei) 何朱熹之“天”被誤解為(wei) “理”之同義(yi) 語？

第二章 論朱熹的“天地之心

一、天地以生物為(wei) 心

二、“天地”之心

三、萬(wan) 物之“心”與(yu) “天地之心”

四、結論

第三章 “場

——論朱熹之“心”

一、引言

二、場

三、貞-智-敬

四、結論

第四章 是“造化"還是“造化之跡"？

——從(cong) 《中庸》鬼神章看朱熹的鬼神論

一、引言

二、體(ti) 物而不可遺

三、“鬼神”與(yu) “造化”

四、結論

第五章 從(cong) “上帝"到“萬(wan) 神殿

——以真德秀之青詞禱告為(wei) 例

一、道教之“萬(wan) 神殿”

二、“上帝”“天”

三、儒道之間的調和論與(yu) 矛盾

四、結論

第六章 祈禱之“公"與(yu) “私

——以真德秀為(wei) 例

一、子路之祈禱

二、真德秀之祈禱

三、結論

第七章 公私觀的政治史考察

——以南宋理宗朝的“霅川事變”為(wei) 線索

一、兩(liang) 種公私觀

二、“霅川事變”之論爭(zheng) 與(yu) 真德秀

三、結論

附錄（一） 朱子學的公私論是“道德動機論”嗎？

附錄（二） 政治上的場麵話與(yu) 真心話

附錄（三） 宋代公私論三例

第八章 朱子學的君主論

——以真德秀為(wei) 例

一、君主之“家天下”

二、真德秀之君臣觀

三、結論

附錄 如何理解朱熹的君主論思想

附錄 近年來日本學者朱子學研究現狀述評（2011-2017）

後記

【序言】

關(guan) 於(yu) 朱子學研究

——序《朱熹思想詮釋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開》

作者：吾妻重二（日本關(guan) 西大學東(dong) 亞(ya) 文化研究科教授）

一

陳曉傑博士的《朱熹思想詮釋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開》是一部試圖從(cong) 廣闊的視野出發，對南宋朱熹以及真德秀的思想進行論述，從(cong) 而接近“朱子學”之本質的意欲之作。

“朱子學”指的當然是朱熹（1130-1200）的學問與(yu) 思想，眾(zhong) 所周知，朱熹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yi) 。在此，我想借著作者此書(shu) ，闡述一下我本人對於(yu) 朱子學之研究的若幹觀點，以供諸位先進參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學在內(nei) 容的豐(feng) 富程度以及理論的精密程度上，都具有超越先前的一切中國學問思想的內(nei) 容水平。僅(jin) 以經學、亦即經典注釋為(wei) 例，東(dong) 漢大儒鄭玄（127-200）通常與(yu) 朱熹並稱，而借助宋代出版印刷之發展，朱熹的關(guan) 聯著作的傳(chuan) 播範圍，要遠遠超過鄭玄。正因為(wei) 其豐(feng) 富性，所以要回答“朱子學究竟是什麽(me) ”，也絕非易事。迄今為(wei) 止，關(guan) 於(yu) 朱子學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不斷積蓄的同時，也產(chan) 生了諸多爭(zheng) 論，其理由之一，或許就在於(yu) 朱子學所涉及的對象以及範圍極其“博大”多歧的緣故吧。

如此，關(guan) 於(yu) 朱子學不但不容易得出單純的結論，而且在進入近代之後所產(chan) 生的諸多誤解，也成為(wei) 增加研究困難程度的原因。例如我們(men) 經常會(hui) 聽到“朱子學是追求服從(cong) 於(yu) 統治者的封建思想，三綱五常就是證據”的說法，但這樣的說法其實含有諸多誤解與(yu) 偏見。在此我不打算就此問題展開具體(ti) 的討論，但很難否定的是，正是這諸多誤解或偏見，使得研究朱子學變得愈加困難。如何消解這些積累起來的誤解，正是我們(men) 今天的研究者所要完成的重大任務。

為(wei) 了厘清問題，讓我們(men) 重新回顧一下朱子學。我剛才提到朱子學的“博大”，這首先體(ti) 現在朱熹所留給後人的龐大的著作文獻。這或許可以成為(wei) 回答“朱子學究竟是什麽(me) ”的某種線索。

首先，《四書(shu) 集注》是朱熹投入精力最多的著作，亦即《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論語集注》不僅(jin) 在中國，甚至成為(wei) 朝鮮以及日本等東(dong) 亞(ya) 世界知識人必讀的教養(yang) 之書(shu) 。在經典注釋以及解說方麵，還有例如《四書(shu) 或問》《周易本義(yi) 》《書(shu) 集傳(chuan) 》（由門人蔡沈完成）、《詩集傳(chuan) 》《孝經刊誤》《楚辭集注》等，除此之外，與(yu) 經書(shu) 相關(guan) 的著述有《易學啟蒙》《家禮》《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由門人黃幹、楊複完成）等，還有《資治通鑒綱目》《太極圖說解》《正蒙解》《近思錄》（與(yu) 呂祖謙合編）、《八朝名臣言行錄》《小學》（與(yu) 門人劉清之合編）等編著，以及《韓文考異》《周易參同契考異》等古典典籍的整理，其著述之數量不可謂不驚人。此外，收集二程語錄，編纂成《程氏遺書(shu) 》《程氏外書(shu) 》而流傳(chuan) 後世的也是朱熹，還有《朱文公文集》百卷，以及與(yu) 弟子的問答記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能留下如此廣泛並且高度學術化的著作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

在此中，如我們(men) 僅(jin) 關(guan) 注《朱子語類》，也會(hui) 發現其中所記錄的語錄並非是單純的“對話”，而充滿了專(zhuan) 業(ye) 化的內(nei) 容。更令人震驚的是，其討論或者講義(yi) 所涉及的範圍，從(cong) 自然到人文、鬼神、學問，乃至包含了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代表的經書(shu) 、政治、經濟、曆史、人物、文學等等，森羅萬(wan) 象，幾乎涵蓋一切。現在日本的相關(guan) 研究者正在合作進行對於(yu) 《朱子語類》的日語翻譯以及注釋的工作，我也是一員而參與(yu) 其中，也正是如此而再次感受到其中所記錄的討論的水平之高。涉及大大小小的諸多事物，在提及多種文獻或者事實的基礎上推進討論，由此非常傳(chuan) 神地體(ti) 現出朱熹的博學與(yu) 精深。諸事象在朱熹的敘述中，“表裏精粗”（《大學章句》格物補傳(chuan) ）無不呈現出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世界最高水平的高等研究所內(nei) 的講義(yi) 與(yu) 討論的水平。

這些著述與(yu) 記錄都是很重要的文獻，不僅(jin) 是《朱子語類》，在論及朱子學的核心文獻時，《四書(shu) 集注》以及《近思錄》《朱文公文集》等自不用說，除此以外的文獻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yi) 。例如《小學》在教育史、尤其是兒(er) 童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楚辭集注》也在《楚辭》注釋史占據獨特的地位。並且很少有人注意到，《韓文考異》是推進了校讎學發展的著作，《周易參同契考異》則在中國的象數易學史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yi) 。此外，很多學者都已經注意到《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在清代成為(wei) 儀(yi) 禮研究先驅的古代禮製研究之書(shu) ，最近的研究表明，《家禮》作為(wei) 冠婚喪(sang) 祭的實踐指南書(shu) ，在禮學上有很大的影響力。

以上隻是對朱熹的著作及其意義(yi) 略作點綴式的介紹，但由此可見所謂朱子學的多樣化。這是綜合性的學問，或者說，其自身就具有可稱之為(wei) “文化”的廣度。

二

接下來讓我們(men) 從(cong) 其他角度來思考朱子學。朱子學的內(nei) 容應當如何進行分類，或許會(hui) 有意見的分歧，現在暫且來比較一下日本廣泛使用的圖書(shu) 分類標準。所謂“日本十進分類法”被廣泛運用於(yu) 日本的各大圖書(shu) 館，如下：

1、總記

2、哲學（包含宗教在內(nei) ）

3、曆史（包含地理在內(nei) ）

4、社會(hui) 科學（包含政治和法律在內(nei) ）

5、自然科學

6、技術

7、產(chan) 業(ye)

8、藝術

9、語言

10、文學

若進行相互比較首先就會(hui) 發現，朱子學在“哲學”、“曆史”之外還包含相當於(yu) “宗教”、“藝術”、“語言”乃至“文學”在內(nei) 的諸多領域。所謂包含“宗教”，是因為(wei) 儀(yi) 禮之中有吉禮、亦即對鬼神之祭祀，包含“藝術”則是因為(wei) 朱子學中有關(guan) 於(yu) 儀(yi) 禮以及音樂(le) 的理論，例如朱熹友人蔡元定（1135-1198）所作《律呂新書(shu) 》就是在朱熹之協助下完成，是代表朱子學的音律學書(shu) 。

“語言”方麵，則是《四書(shu) 集注》以及其他經典注釋中堅實的訓詁與(yu) 音義(yi) 。《朱子語類》中關(guan) 於(yu) 儒教經典的討論，有很多也包含了訓詁、文字的研究。又，關(guan) 於(yu) “文學”，則有《詩集傳(chuan) 》與(yu) 《楚辭集注》等著作，朱熹本人就是優(you) 秀的散文作家與(yu) 詩人。相當於(yu) “總記”的除了《朱子語類》之外，元代編纂的《朱子成書(shu) 》以及以此為(wei) 基礎所編的朱子學理論的叢(cong) 書(shu) 《性理大全》都可以算在內(nei) 。

在其中朱子學所欠缺、或者說相對比較薄弱的部分，是“自然科學”、“技術”以及“產(chan) 業(ye) ”。這證明與(yu) 現代學問相比，朱子學更偏向於(yu) 所謂“人文學”領域，但反過來說，也意味著朱子學幾乎包含了現代人文學的所有領域[1]。

綜上所述，朱子學以人文學為(wei) 核心，包含了當時所可能的一切領域。“所有關(guan) 於(yu) 人的事情，沒有什麽(me) 是與(yu) 我完全無緣的。”這是公元前二世紀、共和製羅馬的劇作家泰倫(lun) 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的名言，此話也完全可以適用於(yu) 朱熹。亦即是說，我們(men) 可以確信朱子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綜合性的學問。

這也告訴我們(men) 有關(guan) 朱子學性質的重要的一點，亦即“哲學隻是朱子學的一部分而已”。

當然，依據哲學的定義(yi) 不同，答案也可能會(hui) 產(chan) 生變化，例如以亞(ya) 裏士多德或者中世紀歐洲的Philosophia為(wei) 依據，則哲學是某種綜合性的學問，但這樣的把握方式太古老了。馬克思說：“真正的哲學是其時代精神的精華。”認為(wei) 哲學才是一切思維的結晶。此看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是一種哲學至上主義(yi) ，雖然對哲學家而言會(hui) 感到很舒適，但對於(yu) 非哲學研究者、例如曆史學家與(yu) 文學家而言，卻未必具有說服力。認為(wei) 哲學含攝一切的理解方式，從(cong) 現代學問的分類來看，是絕無可能的。

如此看來，將朱子學比擬為(wei) 哲學是不正確的，或者說至少有牽強附會(hui) 之處。有必要再次強調一下，朱子學擁有遠比哲學廣闊的範圍。或許有人認為(wei) ，理氣論與(yu) 人性論等“哲學”成分的理論是朱子學的“精華”。但即便如此，若將此視為(wei) 朱子學的全部，就毋寧是對朱子學的貶低，其結果恐怕也是很難正確把握思想史意義(yi) 的事實的。

這一點其實不僅(jin) 對朱子學，對儒教而言也是適用的，儒教也具有比所謂哲學更廣闊的範圍。這也實際上是與(yu) “中國哲學”這個(ge) 近代學科劃分的妥當性相關(guan) 的大問題，但在此姑且打住。

三

還有一點與(yu) 朱子學研究相關(guan) 而不容忽視的是，朱子學不僅(jin) 在中國，而且對於(yu) 東(dong) 亞(ya) 地區也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就是作為(wei) “近世東(dong) 亞(ya) 思想之起點”的朱子學的視點。本來，所謂“思想”正如馮(feng) 友蘭(lan) （1895-1990）所言，是“被抽象地繼承”，例如孔子的思想是在春秋時代末期這一中國的特定時代與(yu) 環境中形成的，但在記錄到《論語》這樣的書(shu) 籍之後，在後世就超越了時間與(yu) 空間的限製而傳(chuan) 播到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琉球乃至歐洲諸國。朱熹的思想也是如此。南宋中期這一特定的時代與(yu) 環境中形成的朱子學，隨後傳(chuan) 播到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琉球以及歐洲諸國，並引起了諸多反響。特別是在被稱之為(wei) “漢字文化圈”、以漢字、漢文為(wei) 書(shu) 寫(xie) 語言的東(dong) 亞(ya) 諸國當中，朱子學在各個(ge) 地域被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接受，並產(chan) 生重大影響。為(wei) 何會(hui) 產(chan) 生在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為(wei) 在“個(ge) 別的事象”之中存在著“普遍的思想”。此處所說的“個(ge) 別”是指短暫的曆史性存在，“普遍”則是超越時間與(yu) 空間、或者地域與(yu) 民族，從(cong) 而具有正當性的一般性的言說。具體(ti) 的言說被抽象性的繼承，這可以說是思想史的一個(ge) 真理。

如此，儒教或者朱子學雖然是在中國產(chan) 生的，但是儒教史或者朱子學史卻並非中國所獨占。這在人們(men) 看來或許是理所當然之事，但仍然有必要加以留意[2]。朝鮮以及日本，乃至越南的儒教或者朱子學，和中國相比確實有很多不同。這可能看起來是相對中國而言的“亞(ya) 流”，並且實際上他們(men) 也在區別於(yu) 中國的意義(yi) 上，被稱之為(wei) “朝鮮的儒教”或者“日本的朱子學”之類，但其實這展現了儒教與(yu) 朱子學的新的姿態，從(cong) 而成為(wei) 儒教與(yu) 朱子學的曆史發展的一部分。通過文化的動態關(guan) 係亦即“互動”（interaction），東(dong) 亞(ya) 地區產(chan) 生了受容與(yu) 變容。

並且更進一步地說，實際上誰都無法決(jue) 定，究竟什麽(me) 才算是正統儒教或者正統朱子學，什麽(me) 算是非正統儒教或者非正統朱子學。以繼承孔子思想為(wei) 自身正統性來源的儒教，不管是哪個(ge) 儒者都會(hui) 以此為(wei) 自任，這對於(yu) 孟子是如此，對荀子也是如此。韓愈、朱熹或者王守仁是如此，清代考據學家也是如此。不僅(jin) 如此，朝鮮的儒者也以孔子繼承者而自任，日本儒者也同樣如此。日本的山崎闇齋（1619-1682）有強烈的繼承孔子正統的道統意識，伊藤仁齋（1627-1705）則認為(wei) 自己的解釋最符合孔子的本義(yi) ，主張其所謂“古義(yi) 學”。荻生徂徠（1666-1728）則在另一種意義(yi) 上認為(wei) 隻有自己才準確理解了孔子的思想。但是，上述思想之間都有很大的差異，究竟誰才是孔子的真正繼承者？誰才是“真儒”？

僅(jin) 以中國思想家為(wei) 例，一般會(hui) 認為(wei) 朱熹的思想在諸學派之中對孔子思想有最大程度的發展，但也有像牟宗三（1909-1995）這樣的堅決(jue) 反對上述理解的學者。

若如此追究下去，並試圖從(cong) 所有學派當中選出所謂正統的儒教，我不認為(wei) 是具有生產(chan) 性的討論。因為(wei) 有可能陷入教條主義(yi) 式的主觀的陷阱。金嶽霖（1895-1984）在對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寫(xie) 道：“哲學要成見，而哲學史不要成見。”每個(ge) 人都會(hui) 有一定的主觀，完全的客觀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某種成見或者價(jia) 值觀如果過強，並以此來衡量學問思想的價(jia) 值，判斷何種學問是正確，何種學問是錯誤，這樣做便會(hui) 為(wei) 教條主義(yi) 與(yu) 意識形態服務，作為(wei) 曆史的敘述，是很成問題的。

上述討論或許稍顯複雜。要而言之，需要注意的是應當以廣闊的視野來看待儒教以及朱子學的展開。並非“誰”才是正確的，而是從(cong) 東(dong) 亞(ya) 的視點來追蹤、探尋儒教以及朱子學是“如何”展開的，這才是闡明儒教或者朱子學之實態的道路吧。但是，東(dong) 亞(ya) 儒教史以及東(dong) 亞(ya) 朱子學史，在範圍上也極其廣大，對其全體(ti) 的闡明，到目前為(wei) 止不得不說還處於(yu) 中途階段而已。

四

現在回到本書(shu) ，陳曉傑博士的《朱熹思想詮釋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開》正是以朱子學所具有的上述多麵性為(wei) 前提而撰寫(xie) 的。“多重可能性”的說法就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我與(yu) 作者在具體(ti) 的解釋上會(hui) 有不同，但是就朱子學所具有的“博大”以及後世展開的多樣性這兩(liang) 點認識，應該是有共通之處，因此可以引起共鳴的。

陳曉傑博士原本攻讀的是複旦大學財務管理專(zhuan) 業(ye) ，他在工作一年之後選擇了辭職，在2007年重新考入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跟從(cong) 吳震教授學習(xi) 宋明理學，在2010年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同年9月，進入關(guan) 西大學文學研究科（文化交涉學專(zhuan) 攻），攻讀博士學位。在關(guan) 西大學期間，他通過三年的鑽研，於(yu) 2013年9月以《日中近世儒學思想研究——天と人倫(lun) をめぐる思索》為(wei) 題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被授予文化交涉學博士的學位。該博士論文以日語撰寫(xie) ，是對近世中國與(yu) 日本的儒教思想、以“天”以及“人倫(lun) ”的相關(guan) 思索為(wei) 核心進行考察的力作。其研究對象涵蓋了朱熹、真德秀、王守仁、王畿、李贄、中江藤樹、荻生徂徠、伊藤仁齋等多位在近世中國、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該研究廣泛涉獵中國與(yu) 日本的諸多關(guan) 聯文獻，從(cong) 文化“互動”的立場出發，對於(yu) 朱子學、陽明學等近世思想之間的思想交流以及比較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獲得了學界很高的評價(jia) 。

本書(shu) 是以博士論文為(wei) 基礎進行大幅度修訂與(yu) 補充而成。王守仁的陽明學以及日本儒學的部分在本書(shu) 中未收錄，而新添加了關(guan) 於(yu) 朱子學的若幹篇論文，這首先是因為(wei) 作者考慮到，有必要對作為(wei) “近世東(dong) 亞(ya) 思想之起點”的朱子學進行全麵梳理的緣故吧。

如果要加以若幹評述的話，《論朱熹的“主宰”之天》一文，對於(yu) 朱熹的“天”思想進行了考察。首先，作者指出朱熹之“天”的多重性（主宰之天，作為(wei) “理”之天，蒼蒼氣化之天），其中，天的“主宰”主要是指“天創生萬(wan) 物”之運作。形而上之“理”無法產(chan) 生形而下之“氣”，所以創生萬(wan) 物之天就無法被替換為(wei) 抽象的“理”。作者在第二章還討論了天是否具有意誌或者心的問題，所謂天地之“心”，正是天創生萬(wan) 物、生生不息的運作之本身，如此一來，本書(shu) 的前兩(liang) 章就通過對曆來將朱子學之“天”與(yu) “理”等量齊觀的觀點進行重新檢討的方式，喚起了人們(men) 對朱子學言說多樣性的關(guan) 注。

《公私觀的政治史考察——以南宋理宗朝的“霅川事變”為(wei) 線索》一文，是以南宋理宗朝所發生的政治事件“霅川事變”為(wei) 題材，在儒學公私論的視域下探討朱子學者真德秀的觀點以及行動。掌權者史彌遠依據傳(chuan) 統公私觀而試圖追奪濟王的王爵，而真德秀從(cong) 朱子學公私觀的立場出發，強調“盡人倫(lun) ”。更進一步地，就君主之定位，真德秀繼承了朱熹的思想，認為(wei) 君主的“愛親(qin) 敬長”之“私德”可以像《大學》的同心圓圖式那樣無限擴展而影響“天下”。“內(nei) ”之父子與(yu) “外”之君臣都是“天理之公”，那在產(chan) 生矛盾的時候究竟應當以何者為(wei) 先，就無法確定客觀的方向性，而必須由君主個(ge) 人的道德判斷來進行抉擇，這可以說也是將朱熹思想的君主個(ge) 人道德優(you) 先化推演到極致的結論。

在《真德秀的君主論》一文中，作者指出朱熹思想中已經有將君主之“名”以及君臣名分絕對化的傾(qing) 向，真德秀則進一步推崇王權而成為(wei) “絕對尊王論”者。

我無法在本文中對本書(shu) 的一切加以評述，對其評價(jia) 也將交給各位讀者，但我認為(wei) 無論哪一篇都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與(yu) 廣闊的視野，不僅(jin) 對於(yu) 諸多重要的思想觀念，而且還有超越曆來研究範式的對政治、曆史、祭祀等諸多問題的論述，因而值得高度評價(jia) 。

另外，陳曉傑博士的強項還在於(yu) 其外語的掌握能力。本書(shu) 中所出現的諸多日文以及英文、法文論著，正顯示出其實力，可以說其研究是真正站在國內(nei) 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本書(shu) 附錄《近年來日本朱子學研究評述》，正是以其在關(guan) 西大學留學期間所收集的諸多日本先行研究為(wei) 基礎、對日本的研究動向加以巧妙概括而成，非常有用。

陳曉傑博士在學問生活中經曆了諸多迂餘(yu) 曲折，在日本的生活也有諸多辛勞，但無論如何，以博士論文為(wei) 基礎的著作，現在得以出版。其勞作至少在今後，將成為(wei) 闡明朱子學的巨大學問思想之內(nei) 容與(yu) 意義(yi) 的重要研究中的一部，並能有助於(yu) 解除曆來的誤解與(yu) 偏見，正確理解朱子學。作為(wei) 作者的指導教授，很慶幸本書(shu) 能夠出版，並在此將我本人所想到的一些東(dong) 西與(yu) 讀者分享，以之為(wei) 序文。

注釋
 
[1]關於自然科學，與十八世紀牛頓所開創的近代科學當然不同，但確實存在著對於自然界進行實證性認知的朱子學。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山田慶兒的《朱子の自然學》（岩波書店，1978年）以及拙著《朱子學的新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的“格物窮理的發展”章。
 
[2]參看拙稿：“東アジアの儒教と文化交渉·覚え書き”（《現代思想》第42卷4號，特集《いまなぜ儒教か》，青土社，2014年）。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