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世品格與(yu) 知止的文明

作者：楊立華

來源：《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學報》2019年0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廿五日己醜(chou)

          耶穌2020年8月14日

摘要：不在這看似不完滿的世界之上設想某種完滿的存在，而是以最勇敢和樸素的態度看待“如此這般”的這個(ge) 世界，努力在生生變化中“成己”並“成物”，是中國文明總體(ti) 世界觀的基本品格。知止精神是這種此世品格的自然延伸，它突出地體(ti) 現在敬畏世界、“讚天地之化育”而非追求“全知”的態度中，並從(cong) 麵對不同國家或文明、自我與(yu) 他人之關(guan) 係等方麵塑造了中國文明基本特征。中國文明的強大生命力與(yu) 此有關(guan) ，中國文明的複興(xing) 還可能是解決(jue) 文明衝(chong) 突的那把鑰匙。

關(guan) 鍵詞：中國文明；此世性格；生生不已；知止

一、根本的此世性格

牟複禮（Frederick W.Mote）在《中國思想之淵源》一書(shu) 中，有這樣一段論述：“對於(yu) 外來者而言，他最難以發現的是中國沒有創世的神話，這在所有民族中，不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原始的還是開化的，中國人是唯一的。這意味著中國人認為(wei) 世界和人類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這正是一個(ge) 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這個(ge) 宇宙沒有造物主、上帝、終極因、絕對超越的意誌，等等。即便中國的這種信仰並非一直如此，至少其他類型的信仰沒有在中國後來的思想裏留下印記，甚至在中國曆史發端的時候也沒有。”[1]對“唯一”的強調，似乎突顯出了中國人世界觀的“獨特性”。然而，當我們(men) 強調沒有創世神話的文明的“獨特性”時，難道不是已經在暗示“創世說”才是“普遍”的嗎？然而，如果作為(wei) 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的中國都沒有創世神話，不恰恰證明了創世的世界觀並非普遍的嗎？關(guan) 於(yu) 普遍性，至少應該區分三個(ge) 不同的層次：實際上已經普遍了的、可以普遍的和應該普遍的。以創世說為(wei) 核心的世界觀，最多隻是“可以普遍的”。而今天這樣一個(ge) 對“證明”有普遍訴求的時代，我們(men) 顯然不能停留在“可以普遍的”，而應該更誠實地去探尋和追問什麽(me) 才是“應該普遍的”。

圖為(wei) 牟複禮（Frederick W.Mote）著《中國思想之淵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書(shu) 影

沒有創世神話，沒有“造物主、上帝、終極因、絕對超越的意誌”，意味著一種根本的此世性格。不在這看似不完滿的世界之上設想某種完滿的存在，而隻是以樸素的目光看待“如此這般”的這個(ge) 世界，可以被理解為(wei) 中國文明的總體(ti) 世界觀的基本品格。在這樣的世界觀裏，甚至個(ge) 別意義(yi) 上的“完滿”都不是追求的目標。在中國固有思想的根柢裏，有一種對待完滿的保留態度。如《周易•謙卦》《彖傳(chuan) 》說：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kui)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蹴，“君子”之“終”也。[2]

完滿非但不是追求的目標，反而是要著力避免的。而實際上，在萬(wan) 變不齊的大化流行當中，也並沒有真正完滿的存在。朱子在回答弟子“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的提問時，說：“若隻是兩(liang) 個(ge) 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wan) 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3]

不去設想一個(ge) 完滿的世界，並不意味著被動地接受一切給定的和現成的。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的超越性問題，已經有相當多富於(yu) 啟發性的討論。然而，是不是一定要設想一個(ge) 完滿，無論是內(nei) 在的還是外在的，以之作為(wei) 人的向上提升的目標和動力，其實是問題的關(guan) 鍵所在。在中國思想的整體(ti) 觀念裏，一切個(ge) 別的事物都是在陰陽的相互作用和轉化當中的。而陰陽又總是互相包涵且互為(wei) 條件的。既無孤陰孤陽，也無純陰純陽。[4]無論是大化流行的統體(ti) ，還是其中的個(ge) 別的存有，都始終在永不停息的變化當中。這一永不停息的變化，被總體(ti) 把握為(wei) 生生不已的過程。日新不已的生生，是宇宙大化的本質，也是每一具體(ti) 存有的本質。一切具體(ti) 存有的表現其實不過是生生變化中的自身保持和完成。而由於(yu) 互為(wei) 條件的陰陽之間普遍的作用、感應，一切事物的自身維持也就自然構成了他者的自身維持的環節。《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5]在中國思想的視野裏，人的自我提升指向的不過是自我實現和完成，並不需要一個(ge) 虛構出來的完滿者作為(wei) 追求的目標。

圖為(wei) 朱熹編《中庸輯略》明嘉靖乙巳年呂信卿刻本

基於(yu) 此種根本的此世品格，中國文明對世界的理解有如下幾個(ge) 突出的特征：其一，非目的論的哲學傳(chuan) 統。宇宙大化的總體(ti) 並沒有一個(ge) 終極的目的。如果生生變化的世界有一個(ge) 完滿的終極目標，那也就意味著生生之道是有可能終結的。而這與(yu) 中國思想當中生生不已的理念是相違背的。其二，堅韌的承擔意誌。由於(yu) 沒有彼岸的關(guan) 注和末世的懸想，此世是唯一的目的和過程，所以能以最勇敢和樸素的態度麵對這個(ge) 看似並不完滿的世界。努力在不完滿中實現自身，而不是試圖用一個(ge) 虛構出來的完滿來替代，由此塑成了內(nei) 在於(yu) 中國精神的強大承擔力。中國文明之所以能源遠流長、曆久彌新，與(yu) 其精神底蘊中的堅韌的承擔意誌是密不可分的。其三，善意的包容性格。既不虛構一個(ge) 完滿的終極目的，則能以同情的理解對待異質性的生活道路和文明。在中國文明的總體(ti) 觀念裏，沒有神聖（真）與(yu) 世俗（妄）截然二分的世界，也沒有由此而來的絕對的排他性格。由於(yu) 深刻地洞察到“成己”與(yu) “成物”的互為(wei) 條件，所以，對待他者有出於(yu) 根本的善意。

二、“知止”的精神

對“止”的強調，是中國文明的另外一個(ge) 突出的品格。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甚至可以將中國文明概括為(wei) “知止的文明”。知止的精神與(yu) 此世品格是緊密關(guan) 聯的。或者說，知止的精神是此世品格的自然延伸。對自我與(yu) 他者之間的本質關(guan) 聯的深刻洞察，使得中國固有觀念中的自我保存和實現當中，始終包涵著對他者的存在狀態的考量。這種考量構成了對自身限度的深刻且清醒的自覺。又由於(yu) 在中國的整體(ti) 觀念裏，世界是永恒的生生不已的無限過程，這一無限的世界是不可能在任何層麵的經驗的意義(yi) 上被完全地認識和把握的。就生活道路的選擇而言，無論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還是作為(wei) 曆史性民族的整體(ti) ，其實麵對的都是無從(cong) 把握的無限。由此而生的對世界的根本性的敬畏，也指向了自我限定的方向。這一點，突出地體(ti) 現在中國人對待天地自然的整體(ti) 態度當中。《中庸》的“讚天地之化育”[6]、《老子》的“輔萬(wan) 物之自然”（第六十四章）[7]，都根源於(yu) 中國文明對人的認知限度的深刻理解。與(yu) 之相比，作為(wei) 近代西方文明興(xing) 起的一個(ge) 核心部分的實驗科學精神，從(cong) 開端處就指向了對“全知”的追求。事實上，隻要有“全知”的假設，就會(hui) 產(chan) 生相應的獲取這種“全知”的努力。“‘代’天地之化育”的僭越衝(chong) 動，不可遏製地導向日益失控的未來。

知止的精神在不同層麵塑造了中國文明的基本特征。首先是麵對不同國家或文明時的克己和節製。中國文明總體(ti) 而言沒有外向的侵略性格。帝國主義(yi) 和殖民主義(yi) 傾(qing) 向很難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裏生根。《中庸》說：“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ju) 廢國，治亂(luan) 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8]這是很能體(ti) 現中國品格的。

其次，在自我與(yu) 他人的關(guan) 係當中，也有知止的精神的體(ti) 現。《大學》裏有這樣一段話：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yu)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yu)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9]

圖為(wei) 《大學》《中庸》清康熙間通誌堂刻本

《詩經•小雅•大田》裏所說的“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10]，體(ti) 現的也是同樣的精神。社會(hui) 優(you) 勢階層不應與(yu) 普通人爭(zheng) 利的思想，在中國文化的基本價(jia) 值觀裏，被認為(wei) 是理所當然的。

中國文明之所以曆經挫折卻從(cong) 未中斷，其強大的生命力亦與(yu) 知止的精神有關(guan) 。首先，知止本身就是生命力強的表現。能夠擺脫欲望的左右、在欲求的對象麵前停下腳步，非但不是柔弱的特征，反而是內(nei) 在精神強度的反映。《老子》所謂“自勝者強”（第三十三章）[11]，強調的正是這一道理。其次，正因為(wei) 有知止的精神，所以，才能根據客觀的消長在主觀上做出進退的決(jue) 斷。明消長之道，知進退之理，唯其如此，才能在艱難的曆史勢下保存自己的生機。

1993年夏，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出冷戰結束後衝(chong) 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明間的根本差異的觀點。這也就是著名的《文明的衝(chong) 突》一書(shu) 的由來。[12]“文明的衝(chong) 突”即使不是必然，至少也是未來世界可能的危險境地之一。而中國文明的複興(xing) ，則很有可能是解決(jue) 文明的衝(chong) 突的那把鑰匙。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今天為(wei) 中國而努力，就是在承擔對世界的一份責任。

亨廷頓與(yu) 《文明的衝(chong) 突》

注釋：
 
[1]［美］牟複禮：《中國思想之淵源》，王立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頁。
 
[2]（宋）朱熹：《周易本義》，廖名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84頁。
 
[3]《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9-80頁。
 
[4]在某個特定的曆史階段，道教傳統當中的確是有純陽之體的追求的。但總體而言，這樣的理解並不居於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主流。
 
[5]（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4頁。
 
[6]《四書章句集注》，第32頁。
 
[7]（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66頁。
 
[8]《四書章句集注》，第30頁。
 
[9]《四書章句集注》，第12頁。
 
[10]（宋）朱熹：《詩集傳》，趙長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09頁。
 
[11]《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84頁。
 
[12]［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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