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與(yu) 日本的孟子民本思想

作者：許金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初三日丁卯

          耶穌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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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dong) 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江戶時代最著名畫家狩野山雪於(yu) 寬永二年所畫孟子像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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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家鄉(xiang) 的小山村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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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四國島鬆山地區的大瀨村是個(ge) 不大的小山村，位於(yu) 內(nei) 子町之東(dong) ，石錘山西南，為(wei) 重巒疊嶂所圍擁。1935年1月31日，一個(ge) 小生命就在這個(ge) 村子裏的大江家呱呱墜地，其曾外祖父隨即為(wei) 繈褓中的嬰兒(er) 取了“古義(yi) 人”這個(ge) 含有深意的乳名。

所謂“古義(yi) 人”之“古義(yi) ”，緣起於(yu) 日本江戶中期古學派大儒伊藤仁齋（1627·8—1705·4）的居所兼授學之所“古義(yi) 堂”。在位於(yu) 京都堀川岸邊的那所小院裏，伊藤仁齋寫(xie) 出了其後成為(wei) 伊藤仁齋學係重要典籍的《論語古義(yi) 》《孟子古義(yi) 》和《語孟字義(yi) 》等論著，繼而與(yu) 其子伊藤東(dong) 涯共同創建了名震後世的堀川學派，擁有弟子多達三千餘(yu) 人。這位古學派大儒（或曰堀川派創始人）肯定不會(hui) 想到，《孟子古義(yi) 》等典籍及其奧義(yi) ，將經由自己學係的後人，傳(chuan) 給他那個(ge) 乳名為(wei) 古義(yi) 人的曾外孫——59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並被其內(nei) 化為(wei) 自己的道德觀和倫(lun) 理觀，成為(wei) 靜靜流淌於(yu) 其文學作品底裏的一股強韌底流。而“古義(yi) 人”這個(ge) 兒(er) 時的乳名，則不時以“義(yi) ”“義(yi) 兄”和“古義(yi) ”以及“古義(yi) 人”等人物命名，不斷出現在《萬(wan) 延元年的Football》（1967）、《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信》（1987）、《燃燒的綠樹》（三部曲）（1993—1995）和“奇怪的二人組合”六部曲（2000—2013）等諸多小說作品中。

“古義(yi) ”這兩(liang) 個(ge) 字所承載的民本思想，連同日本戰後民主主義(yi) 思想以及經大江本人豐(feng) 富和完善過後的人文主義(yi) 思想一道，形成大江健三郎獨具特色的文藝思想。

壹.經商的大江家族與(yu) 孟子思想

大江的曾外祖父與(yu) 孟子學說結下的不解之緣，要從(cong) 其家族所從(cong) 事的造紙業(ye) 說起。

大江的故鄉(xiang) 大瀨村所在地區的經濟主要依靠農(nong) 業(ye) 和林業(ye) 支撐，曆史上曾是全國木蠟的主要產(chan) 地，這裏還生產(chan) 利用樹林中的黃瑞香樹皮製作的紙漿，用以生產(chan) 優(you) 質和紙。日本學者黑古一夫曾多次前往此地作田野調查，他認為(wei) “江戶時代的大江家以武士身份采購山中特產(chan) ，到了明治仍然繼承祖業(ye) 從(cong) 事造紙業(ye) ”。其實，大江家作為(wei) 批發商除了收購山中的柿幹等山貨外，從(cong) 江戶時代傳(chuan) 承下來的造紙業(ye) 才是其主業(ye) ，從(cong) 山民手中收集黃瑞香樹皮並在河水中浸泡過後，將從(cong) 中撕下的真皮加工為(wei) 特殊紙漿，再向內(nei) 閣造幣局提供這種特殊紙漿以供其製造紙幣。當時，日本全國一共隻有幾家作坊能夠生產(chan) 這種特殊紙漿原料。戰後，由於(yu) 貨幣用紙發生了變化，便不再使用這種紙漿原料。

為(wei) 了更好地經營祖傳(chuan) 產(chan) 業(ye) ，大江的曾外祖父年輕時曾前往京都（或是大阪），在古學派大儒伊藤仁齋學係開辦的學堂裏研習(xi) 儒學，更準確地說，是研習(xi) 孟子的相關(guan) 學說，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

大江健三郎曾這樣解釋曾外祖父專(zhuan) 程學習(xi) 儒學的原因：“當時的日本商人都認為(wei) ，經商是為(wei) 得利，而若想得利，首先便要有義(yi) 。若是不能義(yi) 字當頭，即便獲利，也不會(hui) 長久。本著這個(ge) 義(yi) 利觀，曾外祖父就專(zhuan) 程前去學習(xi) 儒學中的‘義(yi) ’，卻不料被儒學的博大精深所深深震撼，更是與(yu) 《孟子古義(yi) 》產(chan) 生共鳴，在學習(xi) 結束後，就帶著據說是伊藤仁齋手書(shu) 的‘義(yi) ’字掛軸回到家鄉(xiang) ，卻不再經商，而是在村裏掛上那個(ge) ‘義(yi) ’字掛軸，就在那掛軸下教授村裏人學習(xi) 儒學。再後來，就去鄰近的大洲藩教授儒學去了。”

後來，大江在文章中引用了三宅石庵在懷德堂發表的講義(yi) ：“利者，縱然不使刻意相求，利亦將如影隨形也。”這顯然是日本近世儒學教育家對《易經》中“利者，義(yi) 之和也”的解讀，典出於(yu) 《易經》“為(wei) 乾之四德”中“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hui) 也。利者，義(yi)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孟子在《孟子諫梁惠王》中亦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我們(men) 也可以將孟子向梁惠王所作諫言，理解為(wei) 孟子學說在《易經》義(yi) 利觀的基礎上所作的寓言式詮釋。

貳.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chuan) 播與(yu) 尊孔抑孟

大江健三郎認為(wei) ，在日本以天皇為(wei) 中心的意識形態之下，孔子與(yu) 孟子學說在日本社會(hui) 受容與(yu) 傳(chuan) 承的際遇迥然相異——“普遍認為(wei) 孔子的《論語》有利於(yu) 天皇製，因而比較歡迎《論語》，同時認為(wei) 孟子學說中含有反天皇製的因素，便對孟子及其學說持反對態度。”

觀照孔孟學說東(dong) 傳(chuan) 日本的曆史，孔子學說在聖德太子時期便奠定了儒家正統的地位，演變為(wei) 天皇製倫(lun) 理的法理基礎，而孟子學說，則由於(yu) 民貴君輕的基本政治倫(lun) 理天然違背了天皇製自上而下的尊卑觀，從(cong) 而成為(wei) 東(dong) 傳(chuan) 日本之儒教的異端。這種尊孔抑孟的主流意識形態，直至伊藤仁齋的出現，才得到反思和受到批判。

《論語》早在三世紀後半葉就開始傳(chuan) 往日本，公元285年，“百濟博士王仁由於(yu) 阿直歧的推薦，率治工、釀酒人、吳服師赴日，並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這就是漢文字流入日本之始。其後繼體(ti) 天皇時（513—516）百濟五經博士段楊爾、高麗(li) 五經博士高安茂、南梁人司馬達赴日，又欽明天皇時（554）五經博士王柳貴、易博士王道良等赴日，這可以說是以儒教為(wei) 中心之學術文化流入日本之始”。（朱謙之著《日本的朱子學》）

如果說這大約三百年間的儒學傳(chuan) 入是時斷時續的涓涓細流的話，那麽(me) 到了七世紀，即中國的隋唐時期、日本的推古天皇時期，這涓涓細流就成了奔騰於(yu) 日本本土文化這個(ge) 河床中的洶湧洪流，廣泛而持久地滋潤著幹涸的本土文化。在這個(ge) 時期，有史可考的日本第一位女天皇炊屋姬，也就是推古天皇，為(wei) 了抗衡把持朝政的權臣蘇我馬子，故而冊(ce) 封自己的侄兒(er) 、已故用明天皇的兒(er) 子廄戶皇子為(wei) 皇太子，這位皇太子便是後世盛傳(chuan) 的聖德太子。聖德太子對內(nei) 實施了一係列改革，對外則不斷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借以如饑似渴地吸收和消化來自中國的先進文化，其中就包括從(cong) 中國大量引入的儒學和佛教文化。聖德太子更是學以致用，很快便基於(yu) 儒佛文化親(qin) 自擬就並於(yu) 604年頒布了旨在對官吏進行道德訓誡的《十七條憲法》，試圖以此為(wei) 基礎建立以天皇為(wei) 核心的中央集權體(ti) 製。該《憲法》除去第二條之“篤信三寶”和第十條之“絕忿棄嗔”取自佛教經典外，其餘(yu) 各條盡皆出自儒學經典和子史典籍。

可以說，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nei) 容上，《論語》和《五經》都對《十七條憲法》帶來巨大影響，從(cong) 而為(wei) 建立以天皇為(wei) 核心的中央集權體(ti) 製做了前期準備。當然，我們(men) 在這裏需要關(guan) 注的是，這部憲法引入《論語》者有四，而引入《孟子》者則為(wei) 一。也就是說，在大規模引入中國儒學的初期階段，或許是對於(yu) 孟子的民本思想不甚了解，聖德太子還是對孟子表示出了敬意，盡管在《憲法》中的參考和引用大大少於(yu) 孔子的《論語》。

聖德太子去世後，孝德天皇在大化二年（646）頒布《改新之詔》，史稱大化改新，提出“公民公地”，將皇族和大貴族的土地收歸天皇所有，“確立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權及以天皇為(wei) 中心的中央集權製。儒學的天命觀及與(yu) 之相聯的符瑞思想成為(wei) 革新的重要理論基點”，由此正式成立中央集權國家，並將大和之國名更改為(wei) 日本國。隨著神話傳(chuan) 說故事《古事記》和編年體(ti) 史書(shu) 《日本書(shu) 紀》的問世，日本曆代天皇越發強調皇權天授、萬(wan) 世一係，及至明治維新後，更是借助日本傳(chuan) 統中對天皇的尊崇，以法律形式確認天皇被賦予國家元首和統治權的總攬者之地位，集統治權、軍(jun) 權和神權於(yu) 一身。

於(yu) 是，“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強調主權在民、人民福祉才是政治活動之最大目的等孟子的政治主張，便不可避免地與(yu) 日本曆代統治階層的利益發生了猛烈碰撞。於(yu) 是，在孔子自被奈良朝奉為(wei) “文宣王”並享有王者至尊的一千餘(yu) 年間，孟子非但不能享受亞(ya) 聖的榮光，就連其著述《孟子》也不得輸入日本，致使坊間四處流傳(chuan) ，不可將《孟子》由唐土帶回日本，否則將會(hui) 在回航途中遭遇海難……

這種尊孔抑孟的現象到了幕府時代也沒有任何改變。進入幕府時代之後，“作為(wei) 軍(jun) 事獨裁政權的幕府政權一直提倡武士道及尚武精神，而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思想在武士道形成過程中成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思想來源，統治者及其思想家們(men) 利用儒學闡釋武士道，汲取了儒學忠、勇、信、禮、義(yi) 、廉、恥等道德觀念，依其統治利益所需改造儒學，冀以充實武士道”。（劉宗賢、蔡德貴著《當代東(dong) 方儒學》）

尤其到了德川幕府時期，幕府為(wei) 了進一步加強對民眾(zhong) 的思想統治，牢牢掌控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絕對權力，轉而廢棄此前的儒佛並尊之國策，開始獨尊儒家並將儒學尊為(wei) 官學，同時廢止除此之外的一切“異學”，把提倡綱常倫(lun) 理絕對化的程朱理學視為(wei) 主導思想，並將其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尊崇地位。

這裏有兩(liang) 點需要注意：一是幕府根據其統治利益所需而任意“改造”儒學，用以“充實武士道”，二是被幕府選中的、可供其“改造”的儒學或曰官學，便是“把綱常倫(lun) 理絕對化的程朱理學”。由此可見，經過種種“改造”的這種所謂儒學，就隻能是遭到嚴(yan) 重篡改的“儒學”，為(wei) 統治階層的倫(lun) 理綱常保駕護航的“儒學”了。

叁.伊藤仁齋的古學派與(yu) 大江文藝思想

被權力中心所指定的官學，便是大江口中的“來自中國朱子的朱子學”。為(wei) 了對抗這種官學，及至日本近世，就出現了兩(liang) 個(ge) 不同於(yu) 朱子學的對於(yu) 古典儒學的理解。大江健三郎曾說：“其一，是作為(wei) 學者而出現的、著名的荻生徂徠這個(ge) 人物，他主張把中國哲學真正視作古老的文本，遵循文本的本義(yi) 進行解讀。他的這種解讀就成了武士和知識階層的哲學，當德川幕府封建體(ti) 製崩潰、發生叫作“明治維新”的革命之際，就成了賦予日本知識分子力量的思想來源之一。……不過在這同一時期，另有一個(ge) 對民眾(zhong) 傳(chuan) 授中國哲學的人，傳(chuan) 授與(yu) 政府的、權力方的解讀相悖的中國哲學的人，此人就是伊藤仁齋。”

古學派是日本儒學的重要派別，也是官學朱子學的反對派。古學派的先導者是山鹿素行，另外兩(liang) 個(ge) 著名人物分別是堀川學派的伊藤仁齋、萱園學派的荻生徂徠。古學派學者認為(wei) 隻有古代儒學才具有真義(yi) ，漢唐以後的儒學全是偽(wei) 說。他們(men) 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以古代經典為(wei) 依據，冀望從(cong) 古典中尋找作用於(yu) 社會(hui) 的智慧源泉，重新構建不同於(yu) 朱子學、陽明學的思想體(ti) 係，實際是希望以複古的名義(yi) 打破當時朱子學的一統天下。

他們(men) 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具有共同的特點，政治上代表被閑置的貴族及中小地主階級等在野民間勢力。在德川時代中期，占全國人口80%多的農(nong) 民附屬於(yu) 大小藩主，而這大大小小的藩主又附屬於(yu) 大名，各大名則附屬於(yu) “大將軍(jun) ”德川幕府。隨著德川幕藩製在政治方麵和經濟方麵開始出現危機，其封建體(ti) 製開始瓦解，近代思想也從(cong) 中逐漸萌生並發展起來，就這個(ge) 意義(yi) 而言，與(yu) 朱子學對抗的古義(yi) 學的出現和發展，也就是曆史的必然了。

尤其在享保年間，當時日本全國的農(nong) 村經濟因商業(ye) 高利資本的侵入而衰落之際，風起雲(yun) 湧的農(nong) 民暴動在震撼德川幕府封建統治基礎的同時，也給維護封建等級製度和倫(lun) 理綱常的朱子學帶來沉重打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初奉宋儒，……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己見”的伊藤仁齋叛出朱子學，轉而在《論語》和《孟子》等古典中尋找真義(yi) ，認同孟子“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即以民代天、以民意代天意的民本思想，主張以仁義(yi) 為(wei) 王道，所以仁者之上位，雖說是天授，其實更是人歸。對於(yu) 失去民心民意、引發天怒人怨的殘暴之君，則認為(wei) 其已被以民意為(wei) 象征的天道所拋棄，從(cong) 而可以對其放伐。

在詳細闡釋孟子的放伐理論時，伊藤仁齋更是在《孟子古義(yi) 》裏為(wei) 孟子辯護。伊藤仁齋在紂王被殺這件事上完全同意孟子所言，認為(wei) 武王伐紂是誅殺賊仁賊義(yi) 之獨夫而非弑君，可作為(wei) 正義(yi) 行為(wei) 予以認可和鼓勵，因為(wei) “夫天下非一湯武也。向使桀紂自悛其惡。則湯武不必征誅。若其惡如故。則天下皆為(wei) 湯武”，更是強調湯武放伐是天下之同然的“道也”，而不是宋儒（或曰維護幕府等級製度的朱子學）所批評的從(cong) 宜之“權變”。

伊藤仁齋筆下的“道”，其後被暴動之鄉(xiang) 的年輕商人所接受、所宣傳(chuan) 、所傳(chuan) 承，並取其宗師伊藤仁齋居所兼私塾的古義(yi) 堂之“古義(yi) ”二字，為(wei) 自己的曾外孫命名為(wei) “古義(yi) 人”。這個(ge) 乳名為(wei) “古義(yi) 人”的孩子，多年後在作品裏借小說人物之口講述了這個(ge) 乳名的背景：“宴會(hui) 將近結束時，大黃突然說起古義(yi) 人這個(ge) 名字的由來。當然，這是以笛卡爾的西歐思想為(wei) 原點的，然而並不僅(jin) 僅(jin) 如此。在與(yu) 大阪——當時的大阪——有著貿易往來關(guan) 係的這塊土地上，不少人曾前往商人們(men) 學習(xi) 儒學的學校懷德堂。古義(yi) 人的名字中，就融匯了這個(ge) 學派的宗師伊藤仁齋的古學思想。”

至於(yu) 伊藤仁齋所認定並高度評價(jia) 的“道”，時隔大約四百年之後，大江在一部小說裏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出“人乃萬(wan) 物之靈長，若治政失宜，民窮之時，豈不生變乎！”，其以革命顛覆不義(yi) 的理想主義(yi) 呼聲，顯然來自《孟子·梁惠王下》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及其在日本的傳(chuan) 承者伊藤仁齋的影響。不僅(jin) 如此，大江還把經其改寫(xie) 的話語定義(yi) 為(wei) “革命的啟蒙主義(yi) ”，而且特意指出其中蘊藏著“一股力量”。更具體(ti) 地說，這既是對孟子易姓革命主張的認同，也是在借伊藤仁齋對此所作的解讀而賦予故鄉(xiang) 暴動曆史以正當性和合理性，讓所有暴動者及其同情者據此獲得倫(lun) 理上的支撐——“夫天下非一湯武也。向使桀紂自悛其惡。則湯武不必征誅。若其惡如故。則天下皆為(wei) 湯武”。

顯然，故鄉(xiang) 的暴動史實與(yu) 先祖傳(chuan) 播的孟子有關(guan) “民本”和“革命”思想融匯在了一起，森林中的農(nong) 民暴動敘事所體(ti) 現的樸素村落政治觀和鬥爭(zheng) 史，恰恰是“民本”古義(yi) 和“革命”的現代左翼思潮相結合的表現，更是大江在未來的人生中接受戰後民主主義(yi) 思想的倫(lun) 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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