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控資本主義(yi) 與(yu) 監控國家

作者：約翰·格雷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三十日甲子

          耶穌2020年7月20日

監控技術是西方資本主義(yi) 已經摧毀的社區的替代品。

東(dong) 西方社會(hui) 朝向全麵監控的平行運動揭示出雙方思維方式上引人注目的融合。雖然有民粹主義(yi) 崛起，但美國和歐洲的很多地方仍然繼續推崇源自自由派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個(ge) 人權利和自由。中國官方在確認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和儒家倫(lun) 理道德的價(jia) 值觀時，也也求助於(yu) 來自西方的思想。

除了卡爾·馬克思的觀點，英國哲學家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在中國官方宣傳(chuan) 中引起回響。雖然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但兩(liang) 人都承諾於(yu) 啟蒙工程，將理性和進步提升到超越傳(chuan) 統之上的地位，同時譴責過去的共同體(ti) 封閉、靜止、不充分、以及具有壓迫性等。人類隻有通過離開這些社區才能真正獲得解放，並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們(men) 的社會(hui) 幸福。

矛盾的事實是，雖然西方和東(dong) 方都致力於(yu) 人類解放的啟蒙觀念，但他們(men) 在實際上都采取了類似的、無所不在的監控體(ti) 係。啟蒙觀念的邏輯無論在東(dong) 西方都導致社會(hui) 控製的增加。因為(wei) 新冠病毒造成的威脅，這個(ge) 趨勢已經加快了步伐。因為(wei) 需要監督民眾(zhong) 的健康，保護他們(men) 免受感染，支持監控的論證有了更加切實的緊迫性。

在西方國家，全球化和快速的技術變化已經使得從(cong) 前圍繞工業(ye) 中心形成的社區逐漸解體(ti) 。隨著這些社區的解體(ti) ，維持秩序的鄰居和同伴等非正式監控體(ti) 係不再有效。勞動力流動性的加大也導致產(chan) 生了同樣的效果。現在，當勞動分工處於(yu) 不停流動的時候，一輩子在單一公司上班，在同一種行業(ye) 從(cong) 事同一個(ge) 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鄰居和車間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通過非正式的社會(hui) 控製確保行為(wei) 規範得到普遍實施。

啟蒙觀念的邏輯導致社會(hui) 控製的增加。

結果，我們(men) 看到了對監控技術越來越多的依賴。比如，前門口的攝像頭能保護家庭免遭撬門入室者的侵襲，與(yu) 因特網連接的視頻攝像頭能告知不在家的居民包裹何時送達以及它是否受到了擠壓等。我們(men) 自由地追求個(ge) 人目標，依靠機器給我們(men) 帶來安全，當我們(men) 生活和工作在功能正常的社區內(nei) 時，我們(men) 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西方資本主義(yi) 正是因為(wei) 個(ge) 人主義(yi) 道德才充滿了活力。西方資本主義(yi) 已經不再將其高超的生產(chan) 力吹噓為(wei) 主要美德。在比如機器學習(xi) 和生物技術等很多地方，中國已經跑在前麵，西方的生產(chan) 優(you) 越性已經不再被視為(wei) 理所當然。相反，西方資本主義(yi) 的優(you) 勢被認為(wei) 是推動個(ge) 人自由。在該觀點看來，裝有渦輪增壓的市場不再被視為(wei) 社會(hui) 成本反而被當作積極的收獲。後工業(ye) 化經濟中的人類從(cong) 對任何特定地區的依戀中解放出來成為(wei) 自由派理論推崇的自主的個(ge) 體(ti) 。

當然，情況並沒有以這種方式順利進行。正如19世紀末期法國社會(hui) 學家塗爾幹（Émile Durkheim）設想的那樣，自由流動的自主性的背麵是社會(hui) 準則或價(jia) 值觀的崩潰失範（anomie），一個(ge) 沒有任何權威規範的社會(hui) 。從(cong) 封閉的社區逃出後，許多人遭受孤立和漫無目的的迷茫彷徨。家庭破裂、吸毒上癮、心理疾病變得廣泛，而且越來越正常了。在社會(hui) 混亂(luan) 失範的情況下，監控技術就成為(wei) 西方資本主義(yi) 已經摧毀的社區的代用品。無處不在的視頻攝像頭取代了鄰居窺視的眼睛。個(ge) 人主義(yi) 的代價(jia) 已經證明就是隱私的喪(sang) 失。

監控技術就成為(wei) 西方資本主義(yi) 已經摧毀的社區的代用品。

在這方麵，中國並沒有太大不同。在過去一個(ge) 世紀，地方軍(jun) 閥混戰、日本入侵、毛上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場又一場曆史事件已經極大地衝(chong) 擊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使其陷入崩潰的邊緣，加上國家資本主義(yi) 模式的工業(ye) 化要求的龐大人口流動已經讓傳(chuan) 統社區名存實亡。或許正是在這個(ge) 摧毀的過程讓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實現了騰飛。

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1859年的《自由論》中指責中國墮落到“靜止停滯”的狀態時，他暴露出自由哲學的局限性。他將西方國家的進步歸結為(wei) 它們(men) 推崇個(ge) 性和自由。他警告說，如果不這樣做，歐洲將可能“變成另一個(ge) 中國。”

他沒有意識到空前的經濟進步階段能成為(wei) 戰爭(zheng) 、無政府主義(yi) 和獨裁的副產(chan) 品。期待中國將最終融入西方自由規範的西方自由主義(yi) 者擁有和密爾一樣的有限視野。他們(men) 都沒有注意到西方這些規範的衰落。

無處不在的視頻攝像頭取代了鄰居窺視的眼睛。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當今中國像西方國家一樣麵臨(lin) 社會(hui) 秩序問題。它做出的回應是，建立生活在1748年到1832年的英國功利主義(yi) 思想家邊沁設想的監控體(ti) 係的高科技版本。我們(men) 不清楚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ti) 是否像給予西方其他思想家那樣的關(guan) 注去研究過邊沁，但邊沁的“為(wei) 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幸福”的觀點常常被引用在官方話語中，中國創造的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懲罰那些偏離公民行為(wei) 規範的個(ge) 人）擁有和邊沁的普遍性圓形監獄工程一樣的很多共同特征。

雖然人們(men) 記得圓形監獄被是理想監獄的計劃，旨在讓裏麵的囚徒時時刻刻處於(yu) 密切監控之下。邊沁的打算本來是要使其成為(wei) 所有種類的社會(hui) 機構的樣板，車間、工廠、學校、醫院都要按照類似的模板建造出來以方便全方位的觀察和行為(wei) 改善。

圓形監獄的目標是將社會(hui) 效率和普遍的幸福最大化。個(ge) 人自由並沒有被完全邊緣化，因為(wei) 邊沁還留出了這樣的空間，個(ge) 人被允許由自己來決(jue) 定如何使用其設備，畢竟，他們(men) 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評判者。但是，在他的功利主義(yi) 哲學中，自由在集體(ti) 目標之後到來。在這個(ge) 方麵，他和當時的其他啟蒙思想家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men) 求助於(yu) 智慧的專(zhuan) 製統治者來推動進步事業(ye) 。邊沁本人前往俄羅斯做了長時間的訪問，希望說服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接受他的觀點，在她的支持下實施圓形監獄工程。

他的訪問沒有帶來任何後果，但是，顯示出已經出口到非西方國家的西方啟蒙價(jia) 值觀並非總是自由派思想，這一點非常顯著。雖然它或許獲得了某些獨特的俄羅斯特征，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yi) 被他和其他人認為(wei) 是可以追溯到法國雅各賓黨(dang) 人時期的民主啟蒙思想潮流的繼續。俄羅斯從(cong) 西方吸收的東(dong) 西是非自由的啟蒙價(jia) 值觀。

同樣真實的是中國當今構建的全麵監控體(ti) 係。就像邊沁的圓形監獄，其目標包含部分的教學功效。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不僅(jin) 確保規範的實施，懲罰那些違反規範的人，同時也教育民眾(zhong) ，並向民眾(zhong) 灌輸思想，目標是將這些思想內(nei) 化於(yu) 心中直到成為(wei) 習(xi) 慣。因此，不僅(jin) 僅(jin) 是紀律約束民眾(zhong) 而且是重新改造民眾(zhong) 。這裏，人們(men) 能辨認出毛時代工程的某種持續性，其設計的終點就是人們(men) 心理的徹底改造。

許多人將此描述為(wei) 極權主義(yi) 工程，他們(men) 沒有錯。因為(wei) 這涉及到沒有法律救贖的懲罰，它模糊了國家和社會(hui) 的邊界，這是極權主義(yi) 政權的典型方式。通過使用無所不在的國家力量重新塑造國民，它適合極權主義(yi) 的另外一個(ge) 關(guan) 鍵特征。

個(ge) 人主義(yi) 的代價(jia) 已經證明就是隱私的喪(sang) 失。

與(yu) 此同時，中國的監控實驗與(yu) 西方國家正在進行和嚐試的監控並沒有根本的不同。西方很多大公司正在使用新技術監控和懲罰他們(men) 認為(wei) 的反社會(hui) 行為(wei) 。有些用戶被終身禁止使用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預定平台愛彼迎（Airbnb），既不告訴理由也不受理投訴。打車應用程序優(you) 步（Uber）和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瓦次普（WhatsApp）也有類似的政策。人壽保險公司則根據他們(men) 從(cong) 社交媒體(ti) 帖子中獲得的信息確定用戶所需繳納的保險金額。依靠私有公司實施，這種規模的監控效果與(yu) 中國的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的效果沒有根本上的不同。

作為(wei) 盛行的自由主義(yi) 版本的一個(ge) 方麵，監督公民的行為(wei) 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如果結果是促進社會(hui) 進步的話。正如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2008年的暢銷書(shu) 《輕推：改善健康、財富和幸福決(jue) 策》中闡述的那樣，他們(men) 設想的“自由意誌論家長製”重新塑造公民的選擇以便獲得從(cong) 集體(ti) 福利角度看更好的結果。像邊沁一樣，泰勒和桑斯坦確認大部分人類行為(wei) 應該屬於(yu) 私人自由的領域。但是，像他一樣，他們(men) 也沒有明確規定在確定幹預領域時政府權威的邊界。不難想象他們(men) 鼓吹的“軟家長主義(yi) ”會(hui) 演變成為(wei) “軟極權主義(yi) ”，其中人類行為(wei) 的任何方麵都在社會(hui) 塑造的範圍內(nei) 。大規模監控就是“輕推”社會(hui) 的內(nei) 在邏輯。

這很重要，因為(wei) 它指出了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最近影響力很大的新書(shu) 《監控資本主義(yi) 時代》中提到的鴻溝。在朱伯夫看來，促使大規模監控的驅動力是資本積累。大數據公司使用他們(men) 從(cong) 客戶那裏獲得的信息將個(ge) 人生活體(ti) 驗商業(ye) 化，從(cong) 而增加他們(men) 自己的利潤，這些信息還被出售給其他公司再從(cong) 中牟利。事實上，這是卡爾·馬克思的剩餘(yu) 價(jia) 值在西方國家以知識為(wei) 基礎的產(chan) 業(ye) 中的應用。

設想出來的終點就是對人們(men) 心理的徹底改造。

但是，大規模監控能服務於(yu) 資本積累之外的目的。在西方，它可以成為(wei) 一種家長製自由主義(yi) 。在中國，它能作為(wei) 直接民主的虛擬版本來運行。中國的統治精英能使用社交媒體(ti) 平台如微博和微信來發現和滿足民眾(zhong) 的需要。至少這是使用社交媒體(ti) 監督輿論的方式，有時候在中國官方圈子裏有所表現。

顯然，大規模監控也被用來作為(wei) 國家權力的工具。產(chan) 生一個(ge) 更完整的社會(hui) 畫麵和個(ge) 人行為(wei) 畫麵，這在從(cong) 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創造比過去存在過的國家更具攻擊性和壓迫性的國家。這前景比喬(qiao) 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中設想的更黑暗。在奧威爾的反烏(wu) 托邦社會(hui) ，人口中的很多人並沒有被觀察，但是，在逐漸展開的未來，除了極個(ge) 別的精英，沒有人能逃避監控。

不僅(jin) 是監控技術的濫用能夠導致這樣的結果。東(dong) 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啟蒙哲學也指向了同樣的方向。無論在東(dong) 方還是西方，啟蒙思想中的不自由傾(qing) 向都塑造了人們(men) 的政治思維。在中國，不自由的啟蒙觀念是從(cong) 西方引進的。在西方，啟蒙自由主義(yi) 也開始了向不自由的轉向。新家長主義(yi) “輕推”理論就是更大轉變的組成部分，其中社會(hui) 進步處在比個(ge) 人自由更重要的位置。

新家長主義(yi) “輕推”理論就是更大的轉變的組成部分，其中社會(hui) 進步處在比個(ge) 人自由更重要的位置。

被判定為(wei) 態度反動的個(ge) 人的主張可能被定罪的在線研究就是說明問題的例子。學者和公眾(zhong) 人物現在處於(yu) 喪(sang) 失生活手段的風險之中，如果他們(men) 侵犯了進步規範的話。這可以被用來將

這些個(ge) 人從(cong) 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社交媒體(ti) 能構建和實施思想和政治上的正統觀念。這種壓迫的關(guan) 鍵要點是，其實施不是通過國家而是通過公司、大學和媒體(ti) 等公民社會(hui) 機構來完成的。

人們(men) 往往用經濟學術語來解釋大規模監控，認為(wei) 它是當今資本主義(yi) 的要求。比如，如果要確保發放貸款更加高效，就有必要進行信用評級。當然，它也被當作奧威爾式的獨裁工具而受到批評。毫無疑問，這兩(liang) 種因素都有。這裏起作用的是更深刻的邏輯。在中國，就像在西方一樣，當今資本主義(yi) 要求傳(chuan) 統社區和生活方式的解體(ti) 。緊接著出現的失範則創造出社會(hui) 混亂(luan) 狀況的大流行，這需要監控來遏製。同時，新媒體(ti) 和監控方法被用來反複向公眾(zhong) 灌輸進步的公民素質概念所要求的行為(wei) 和態度。比如監控人們(men) 如何丟(diu) 垃圾或觀察遵守交通規則的情況就是可辯護的做法，這被當作推動民眾(zhong) 的社會(hui) 和環境責任心的積極嚐試的一部分。

監控的崛起更多地反映了東(dong) 西方已經碎片化的社會(hui) 的需要，也表達了這些社會(hui) 認為(wei) 的重要成就：讓所有成員不斷進步的前景。人類解放的啟蒙工程摧毀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卻沒有創造出任何功能性的社會(hui) 結構後繼者。無處不在的監控作為(wei) 社會(hui) 混亂(luan) 的技術性權宜之計就成為(wei) 後啟蒙世界已經摧毀的社區的代用品。

譯自：Surveillance Capitalism Vs. The Surveillance State By John Gray https://www.noemamag.com/surveillance-capitalism-vs-the-surveillance-state/

作者簡介：

約翰·格雷（John Gray），倫(lun) 敦經濟學院歐洲思想史教授。之前擔任牛津大學政治思想教授，哈佛和耶魯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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