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闕裏孔廟祭祀的雙重特性

作者：孔勇（山東(dong) 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初七日辛醜(chou)

          耶穌2020年6月27日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儒家學說成為(wei) 曆代王朝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此後，孔子地位逐漸抬升，祭孔儀(yi) 典日益完備，祭祀孔子被列入國家祭祀的重要一環，展現出鮮明的官方性格。然而常被忽視的一點是，孔子作為(wei) 孔氏家族的始祖，在其逝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祭孔隻限於(yu) 家祭層麵，範圍相對有限，儀(yi) 製亦較疏略，遠不能與(yu) 後世同日而語。祭孔的這種官、私雙重特性，貫穿於(yu) 孔子誕生地——“闕裏”孔廟的祭孔儀(yi) 典和實踐之中，形成了中國古代禮製史上的一個(ge) 特殊案例。

通常所說的孔廟，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京師孔廟、地方文廟和孔氏家廟。前兩(liang) 者遵從(cong) 廟學一體(ti) 的原則，分別與(yu) 京師太學和地方府、州、縣學並置而建，承載了官方宣揚統治意識和基層教化等功能。就孔氏家廟而言，一般專(zhuan) 指曲阜闕裏孔廟和衢州南宗孔氏家廟，其他流寓各地的孔氏支派宗祠不包括在內(nei) 。

闕裏孔廟的原初形態，本為(wei) 孔子逝後，子孫後代因宅立廟，祗奉先祖之所。但隨著曆代不斷加恩彰顯，孔廟規製和祭孔祀典逐次完備，曆史上曾有數位帝王臨(lin) 謁闕裏，遣官祭孔亦成常態，使得闕裏孔廟超越了作為(wei) 家廟的單一功能，而兼具官、私兩(liang) 重意義(yi) 。由此便不難理解，闕裏祭孔的儀(yi) 式也非其他地方可比。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上丁，按察使司僉(qian) 事任塾致祭闕裏孔廟，事後作碑記道：“惟我夫子，則每歲春、秋二仲，自京師太學，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聲教所通，無不崇祀。而在闕裏之廟，則我夫子鍾靈之地，車服禮器在焉。每歲製為(wei) 四祭……視他郡國更為(wei) 嚴(yan) 重。”（駱承烈匯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

上引論述，均反映出闕裏孔廟的獨特性：既帶有坐落孔子故裏的光環，也在於(yu) 它是孔氏家祭和國家祭祀的匯聚之區，所謂“闕裏實道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le) 夙備”（孔繼汾：《闕裏文獻考》卷三十九）。在漫長的孔子祭祀曆史上，從(cong) 皇帝到官僚，從(cong) 文人儒生到孔氏後裔，各類不同身份的人群，帶著各自的用意和訴求，紛紛進入闕裏孔廟，拜孔、祭孔，使之成為(wei) 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一條重要線索。

皇帝親(qin) 祭闕裏孔廟，乃是官方祭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曆史上，計有西漢高帝，東(dong) 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聖祖康熙帝、高宗乾隆帝等多位皇帝親(qin) 自前往闕裏祭孔。有清一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後多次親(qin) 祭闕裏孔廟，儀(yi) 製之重，頻次之密，均為(wei) 其他朝代所不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聖祖在南巡回鑾途中，駐蹕曲阜，親(qin) 自祭孔，出發點即是：“闕裏為(wei) 聖人之域，秉禮之邦，朕臨(lin) 幸魯地，致祭先師，正以闡揚文教，振起儒風。”（《康熙起居注》第二冊(ce) ）為(wei) 此，康熙帝把原擬定的“二跪九叩”禮改為(wei) “三跪九叩”禮，輔以封賞孔氏後裔、賜留曲柄黃蓋等一係列舉(ju) 措，昭示出對此次親(qin) 祭闕裏孔廟的格外重視。乾隆一朝，高宗先後八次親(qin) 臨(lin) 闕裏祭孔，為(wei) 曆史之最。

除了清帝親(qin) 至闕裏孔廟祭孔，清廷還頻頻遣官致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遣祭”或曰“祭告”。以康乾時期為(wei) 例，比較重要的幾次遣祭活動如：康熙三十二年，闕裏孔廟修葺告成，遣皇子往祭，行禮杏壇。雍正二年（1724），闕裏孔廟遭雷擊毀，遣官至曲阜祭慰，敕大臣重建，八年廟成時特詔皇五子往祭。（趙爾巽：《清史稿》卷八十四）乾隆一朝，遣祭闕裏孔廟之舉(ju) 更為(wei) 頻繁，尤其在平準、平回、平兩(liang) 金川等武事相繼告捷，奠定“大一統”版圖的過程中，均能看到清廷頻頻遣祭闕裏，豎石立碑，貫注了文治與(yu) 武功並重、內(nei) 地與(yu) 邊疆一體(ti) 的深刻意蘊。

今日所見闕裏孔廟的規模和建製，大致最後定型於(yu) 清代雍正、乾隆時期，前後共九進院落，主要建築包括：五殿（大成殿、寢殿、聖跡殿、啟聖殿、啟聖寢殿）、一閣（奎文閣）、一祠（崇聖祠）、兩(liang) 廡（東(dong) 廡和西廡）、一壇（杏壇）、兩(liang) 堂（詩禮堂和金絲(si) 堂）、十三碑亭、五十三座門坊等。大成殿供奉的孔子，無論皇帝親(qin) 祭抑或遣官致祭，均是官方祭孔時最重要的對象。其他如啟聖祠（祀孔子之父叔梁紇）、崇聖祠（祀孔子五代先祖）、兩(liang) 廡（供奉曆代從(cong) 祀的先賢先儒）等，則多由官員分獻，亦是闕裏祭孔儀(yi) 典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上述建築，處處透漏出闕裏孔廟作為(wei) 官方祭祀空間的鮮明特點。例如，大成殿用九間極數建製，覆以黃瓦，孔子亦以天子冕服加身，儼(yan) 若帝王之尊；包括孔子父母在內(nei) 的先世五代，都被加封王爵。但在孔廟的東(dong) 路，另有多處建築，承載著與(yu) 官方祭孔不一樣的功能，最為(wei) 特殊者便是孔氏家廟。

闕裏孔廟內(nei) 的孔氏家廟，奉祀對象曆代不盡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闕裏孔廟的資料顯示：“（奎文閣）其左為(wei) 家廟：正門一間，南向；正廟五間，中以先聖為(wei) 始祖，左、右二祧廟則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東(dong) 西向，則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龕，如《家禮》製。”（徐振貴、孔祥林編注：《孔尚任新闕裏誌校注》卷四）明末孔子第六十五世孫、衍聖公孔胤植增修的《闕裏誌》則記載，位於(yu) 孔廟之東(dong) 偏的五間家廟，“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xing) 祖，俱考妣一櫝，如《家禮》製，孔氏子孫私祠也”（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闕裏誌》卷十一，《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史部》第76冊(ce) ）。“私祠”二字，折射出闕裏孔廟隱秘性的一麵。也應是在此期間，對孔氏宗子衍聖公高、曾、祖、禰的奉祀，移至孔府內(nei) 完成。闕裏孔廟內(nei) 的家廟，則專(zhuan) 奉始祖孔子、二世祖孔鯉、三世祖孔伋和中興(xing) 祖孔仁玉。乾隆時期孔繼汾在《闕裏文獻考》中稱，“闕裏乃孔氏之家廟，有異於(yu) 國學及天下郡縣者也”（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闕裏誌》卷十四），針對的即是闕裏孔廟內(nei) 的孔氏家廟。

區分闕裏祭孔是官祭還是私祭的最顯見標準，在於(yu) 獻祭者以何種身份，前往孔廟各祠殿祭祀。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衍聖公的身份轉換為(wei) 例來進行說明。作為(wei) 孔子嫡係後代，衍聖公既是孔氏宗子，也是官方加封的公爵，所以不僅(jin) 要代表孔氏闔族祭祀作為(wei) 先祖的孔子，還要奉祀被王朝封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因此，衍聖公在闕裏孔廟內(nei) 的祭祀活動，涵蓋了官、私兩(liang) 種特點。此間差別，在祭孔所書(shu) 祝文中有著明確反映，如孔繼汾所記：“家廟時祭，與(yu) 大成殿、崇聖祠釋奠不同。大成殿主祀至聖先師，故祝文雲(yun) ：‘配以複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ya) 聖孟子。’崇聖祠亦然。家廟四時祫祭，自宜雲(yun) ：‘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敢致祭於(yu) 始祖考至聖先師文宣王，始祖妣至聖先師文宣王亓官夫人；二世祖考泗水侯，二世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世祖考述聖沂國公，三世祖妣述聖沂國公夫人。四十三世祖考文宣公，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繼配李夫人。’”（《劻儀(yi) 糾謬集·序》，《四庫未收書(shu) 輯刊》第3輯第8冊(ce) ）廟祭祝文中對先祖稱謂的差異，反映出在不同的祭祀空間內(nei) ，被祭對象的身份有其特定內(nei) 涵，祭祀呈現的意義(yi) 自也全然有別。

在整個(ge) 清代，奉祀孔子是衍聖公最重要的職責，一年之中可達五六十次之多，包括：春、夏、秋、冬四仲月上丁祭，孔子誕辰祭（八月二十七日），忌日祭（二月十八日），每月朔祭（初一日）、望祭（十五日），八小祭（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臘八、除夕、六月初一日和十月初一日），二十四節氣祭等。這些祭祀活動，分布於(yu) 闕裏孔廟、衍聖公府等不同的空間。即便在闕裏孔廟之內(nei) ，又往往與(yu) 皇帝親(qin) 祭、遣官致祭等活動互有交叉，呈現出官祭與(yu) 私祭並存的特點。所以，清代就有學者形容闕裏孔廟內(nei) 的祭祀活動是：“大成釋奠，朝廷之命祀也；家廟時薦，子孫之私享也。”（孔繼汾：《闕裏文獻考》卷十九）

闕裏孔廟祭祀展現出的官祭與(yu) 私祭雙重特性，是其有別於(yu) 京師孔廟和各地文廟的顯著特征。從(cong) 官祭層麵而言，無論皇帝親(qin) 祭闕裏，還是遣官致祭，重點在於(yu) 彰顯王朝崇儒重道的治國理念，以期維護封建統治。對孔氏嫡裔衍聖公來說，祭孔本屬奉祀先祖的家祭範疇，所以要在闕裏孔廟內(nei) 的孔氏家廟這一私密空間完成。不同的環境下，同為(wei) 被祭對象的孔子之稱謂亦有差異，既是“大成至聖先師”，又是孔氏“始祖”。但官祭與(yu) 私祭之間並非涇渭分明，互相隔絕，兼具孔氏宗子與(yu) 王朝賜封公爵兩(liang) 種身份的衍聖公，便經常在這兩(liang) 類不同性質的祭孔儀(yi) 典中轉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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