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禮儀(yi) 下鄉(xiang) 》：“禮下庶人”與(yu) “庶人上禮”

作者：李哲（複旦大學曆史學係）

來源：澎湃新聞“上海書(shu) 評”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十八日癸未

          耶穌2020年6月9日

《禮儀(yi) 下鄉(xiang) ：明代以降閩西四保的禮儀(yi) 變革與(yu) 社會(hui) 轉型》，劉永華著，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9年7月出版，373頁，65.00元

百餘(yu) 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對傳(chuan) 統禮教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但庶民在何時受到禮教影響，其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禮教的支配，仍是一個(ge) 有待討論的問題。傳(chuan) 統中國的觀念一般認為(wei) “禮不下庶人”，自唐宋之後，為(wei) 庶人製禮成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趨勢。在運作過程中禮儀(yi) 是如何突破其原有儀(yi) 則向底層下滲，還需要在具體(ti) 案例中詳加分析。複旦大學劉永華教授新著《禮儀(yi) 下鄉(xiang) ：明代以降閩西四保的禮儀(yi) 變革與(yu) 社會(hui) 轉型》即是對此問題的探討。該書(shu) 以四保作為(wei) 研究個(ge) 案，對禮生、禮生引導的禮儀(yi) 及其進入地域社會(hui) 的曆史進程作了考察，生動地展現出明清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型的動力機製和演進路徑，頗值得關(guan) 注。

華南區域史在近年來呈現出蓬勃勢頭，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劉永華是華南區域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書(shu) 可視為(wei) 華南研究基礎上的再出發；書(shu) 中涉及的議題，體(ti) 現出華南研究持續的學術關(guan) 切。禮儀(yi) 問題與(yu) 國家治理密切相關(guan) 。以往對禮儀(yi) 問題的關(guan) 注，多是自上而下地討論製度的生成演進，士大夫的移風易俗，而對基層社會(hui) 的接受過程揭示不足。近年來人類學與(yu) 曆史學結合的做法，使得我們(men) 能夠自下而上地觀察禮儀(yi) 在地方社會(hui) 如何生根、發生影響，並進一步了解“國家”在地方的展示過程。而劉永華此書(shu) 借宗族、鄉(xiang) 約、寺廟、墟場等議題，通過更為(wei) 豐(feng) 富的案例追溯禮儀(yi) 下鄉(xiang) 的多種渠道與(yu) 過程。以下擬通過三個(ge) 問題——“誰使得禮儀(yi) 下鄉(xiang) ”“禮儀(yi) 如何‘合成’”“禮儀(yi) 多大程度下鄉(xiang) ”，來對本書(shu) 展開評介。

一、誰使得禮儀(yi) 下鄉(xiang)

從(cong) 結果來看，禮生是禮儀(yi) 下鄉(xiang) 的直接體(ti) 現。明清時期禮生廣泛參與(yu) 了從(cong) 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主要禮儀(yi) ，包括進賀、釋奠、祭社稷、祭風雲(yun) 雷雨山川城隍壇、祭鄉(xiang) 厲等活動（60頁）。作者在四保地區進行了總共約兩(liang) 年的田野調查，他觀察到在祭祖、祭神、遊神、婚禮、喪(sang) 禮、廟會(hui) 、打醮等表演儀(yi) 式當中，禮生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當地收集到五十種禮生使用的禮儀(yi) 手冊(ce) “祭文本”，成為(wei) 禮儀(yi) 下鄉(xiang) 的直接證據。

就禮儀(yi) 下鄉(xiang) 的過程而言，其合法性來源於(yu) 上位者的製度設計。自唐宋以來，朝廷就有為(wei) 庶人設禮的努力，明初從(cong) 國家層麵推廣鄉(xiang) 社壇、厲壇祭祀，宣講聖諭等行為(wei) ，則是為(wei) 了加強對地方的管控。正如作者談到的，“禮儀(yi) 下鄉(xiang) 過程，乃是國家空間擴展的一種重要途徑”（38頁）。自上而下的禮儀(yi) 實踐可以歸化非漢族裔，實現“編戶齊民”，有助於(yu) 大一統和社會(hui) 的穩定局麵。除了代表官方立場的地方官，在禮儀(yi) 製度從(cong) 設計變為(wei) 實際的過程中，在地士紳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為(wei) 溝通官民之間的中介，其身份立場較為(wei) 搖擺，既可以代表官方立場向下宣教，又可以為(wei) 民立言向上請命，因此作者在書(shu) 中著重區分了不同層次的士紳，通過厘清他們(men) 的行為(wei) 與(yu) 動機的差異，為(wei) 讀者展示出了禮儀(yi) 下鄉(xiang) 實踐的複雜麵相。

以宗族社會(hui) 的形成過程為(wei) 例，其領導者正是不同層次的在地士紳。第五章中作者討論了從(cong) 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四保地區經曆的三波收族高潮：第一波是1439年，馬屋村士紳馬河圖編纂了本支家譜，並倡建宗祠，擬定族規，作為(wei) 當地較為(wei) 上層的士大夫，他將朝廷製度中的相關(guan) 做法揉入祠規，規範族人冠婚喪(sang) 祭等家禮。一個(ge) 世紀之後，在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的推動下，發生了第二波宗族建構活動。霧閣村鄒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為(wei) 風水名師，他的收族實踐更多地訴諸風水話語，追求“世世簪纓，房房富貴”。第三波發生在十八世紀後，生員尤其是通過捐納獲取功名的監生，他們(men) 的另一個(ge) 身份是成功的書(shu) 商，成為(wei) 收族背後的重要推手，完成了小村小族的宗族建構，使得四保成為(wei) 一個(ge) 名副其實的宗族社會(hui) 。

先後三次的收族活動領導者分別為(wei) 上層士大夫、下層士大夫（低級官員）、生員（書(shu) 商）。上層士大夫馬河圖原本做過知府，對朝廷製度應相當熟悉，通過宗族建構的方式創造性地在當地推行相關(guan) 家禮。作者推測這種整合遠祖後裔、打造親(qin) 屬共同體(ti) 的做法，可能是對當時社會(hui) 危機的一種回應，即十五世紀四十年代之後汀州的社會(hui) 叛亂(luan) ，刺激了宗族的凝聚力以有效應對。而第二、三波收族活動則更多地與(yu) 地方權力和地域控製的追逐和競爭(zheng) 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

不過，一般民眾(zhong) 對地域社會(hui) 的新動向如宗祠的修建和公產(chan) 的設置，其看法和行動可能與(yu) 士紳有所不同。這一點也可以從(cong) 鄉(xiang) 約的推行中窺見端倪，對中大規模的宗族而言，內(nei) 部秩序的重建和衙門差役的處理是倡行鄉(xiang) 約的直接動機。對弱勢小族來說，對抗大族和盜匪才是組織跨村落小族聯盟的原因。第七章中對上保約的個(ge) 案分析，其持續時間、所涉及的活動都遠遠超越了一般鄉(xiang) 約的範疇，地方治安、水利工程、迎神賽會(hui) 、開設新墟等事務都被囊括在內(nei) ，而其推行主體(ti) 為(wei) “介於(yu) 士紳和普通庶民之間的中間層”（234頁），甚至鄉(xiang) 約一職往往由沒有功名、身份的民眾(zhong) 擔任。他們(men) 對地方事務的訴求和意願是上保約持續近三個(ge) 世紀的支撐原因，在此過程中地方精英與(yu) 鄉(xiang) 民一定程度上聯手詮釋和改編了國家推廣的禮儀(yi) 和製度。

“禮下庶人”作為(wei) 一種新的國家理念，其實現過程有賴於(yu) “庶人上禮”的努力。作為(wei) 一對相對的概念，“禮下庶人”指王朝行政力量推動禮儀(yi) 下滲到庶民日常生活當中，“庶人上禮”則強調底層社會(hui) 對禮儀(yi) 的主動吸收和積極采用。分析“禮儀(yi) 下鄉(xiang) ”的進程，可以區別考慮“禮下庶人”和“庶人上禮”兩(liang) 種動力。換言之，這一過程的推進哪部分是自上而下的，哪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兩(liang) 種方式的區分，有助於(yu) 明晰庶人與(yu) 禮儀(yi) 之間相互接近的目的。

本書(shu) 的一大貢獻在於(yu) 發掘出地域社會(hui) 的若幹現實條件和演進動力，諸如叛亂(luan) 的社會(hui) 危機、地方社會(hui) 領導權的爭(zheng) 奪、內(nei) 部秩序的重建、弱勢群體(ti) 對抗大族等因素，在這些內(nei) 部力量的推動下，禮儀(yi) 和它背後的秩序、規則、價(jia) 值成為(wei) 各方援引的資源，正是“庶人上禮”的需求最終實現了“禮儀(yi) 下鄉(xiang) ”。

不過，儒家禮儀(yi) 下滲的結果隻能部分地實現其設計規劃，一方麵是地方社會(hui) 自身的能動性和選擇性，另一方麵亦體(ti) 現出自上而下行政力量的限度。中國很早就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記·王製》）的政治理念，尊重地方風俗，“以不齊為(wei) 齊”，為(wei) 地方保留一定的空間與(yu) 靈活性，也是出於(yu) 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本的考量。羅誌田提出隋廢鄉(xiang) 官在基層社會(hui) 引發了一係列的變動，正是國家有意的“放任”，導致了近世鄉(xiang) 裏“自治”局麵的形成（羅誌田：《地方的近世史：“郡縣空虛”時代的禮下庶人與(yu) 鄉(xiang) 裏社會(hui) 》，《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五期）。宋怡明對明代軍(jun) 戶的研究，顯示出朝廷需要委托代理人實現其在地方的統治，對非正式管理機構的認可，推動了明代的宗族、寺廟和市場的散播（［加］宋怡明：《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鍾逸明譯，中國華僑(qiao) 出版社，2019年，311頁）。直到清末的地方誌中，仍有“若夫會(hui) 典、通禮、家禮等書(shu) ，又賴變通宜民之。君子博采而精擇之，為(wei) 之提倡諭勉而已”。（劉懋官修，周斯億(yi) 纂：宣統《涇陽縣誌》，卷二，5b頁）這樣的說法，可見官方“禮下庶人”的立場強調“變通”，行動以適可而止為(wei) 度。

過去有頗具影響力的觀點認為(wei) 禮教是統治階級束縛人民大眾(zhong) ，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此說一方麵或高估了統治者的執行力，另一方麵亦低估了人民大眾(zhong) 的行動力。對庶民而言，他們(men) 並不是禮教的被動接受者，對禮儀(yi) 的實踐與(yu) 利用必有其實際好處。總之，“禮下庶人”和“庶人上禮”絕非截然兩(liang) 分，往往是地方官、士紳和鄉(xiang) 民之間的合力造成了“禮儀(yi) 下鄉(xiang) ”。

二、禮儀(yi) 如何“合成”

在禮儀(yi) 下鄉(xiang) 的過程中，我們(men) 看到的並不是“禮”對“俗”的直接取代，而是經曆了儒家禮製與(yu) 道教科儀(yi) 、民間宗教等多種傳(chuan) 統之間的協商、對話。本書(shu) 的另一大貢獻，在於(yu) 對這些文化傳(chuan) 統之間的關(guan) 係史清理出若幹條可能的線索。

我們(men) 知道，在周代之前的禮樂(le) 當中包涵了大量的宗教元素，並與(yu) “巫”密切關(guan) 聯。周以後小傳(chuan) 統的力量一直是文化活動當中不可忽視的“古層”，很難從(cong) 百姓生活中被剝離開。不僅(jin) 士大夫，即使在統治者上層，同樣可以看到來自“異端”文化的影響，如明朝皇帝選用道士參與(yu) 王朝禮儀(yi) 祭祀，清代宮廷受薩滿教影響保留大年初一堂子祭天的傳(chuan) 統。不同文化傳(chuan) 統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恰如丸山真男的比喻一般，“異端”文化像“某種多次反複出現的音型”，正是在這些低音部的修正下，與(yu) 其他旋律混合組成了美妙的音樂(le) （［日］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的低音——關(guan) 於(yu) 日本思想史方法論的探索》，收入加藤周一、木下順二等主編《日本文化的特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54-156頁）。

一個(ge) 有趣的例子是第八章中作者用較多筆墨對四保早期土神鄒公的多種形象做了分析，鄒公在元代主要以法師身份存在，明代之後逐漸被納入祖先的係譜當中，被塑造為(wei) 狀元。不同傳(chuan) 說的演繹，展示出道教傳(chuan) 統與(yu) 士大夫文化之間的競逐關(guan) 係。這一視角的意義(yi) 在於(yu) 為(wei) 我們(men) 揭示“禮儀(yi) 下鄉(xiang) ”之前地域社會(hui) 的發展狀態，即禮儀(yi) 下鄉(xiang) 之前史，正是因為(wei) 有了道教科儀(yi) 的鋪墊，使得新的儒家禮儀(yi) 易於(yu) 落地生根。同時這也是一種“嫁接”的過程，新的禮儀(yi) 在實踐過程中易於(yu) 受到既有規範的影響，因此有了彼此交錯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朝廷與(yu) 民間之間的“交易”與(yu) “合謀”，以“折扣”的方式，實現了“禮儀(yi) 下鄉(xiang) ”。

作者將葛蘭(lan) 西“文化霸權”概念和德塞都“挪用”理論相結合，兩(liang) 種視角的引入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禮儀(yi) 在民間的合成過程。“文化霸權”強調統治階層並非完全依靠強製和壓迫手段實現統治，而有賴於(yu) 與(yu) 被統治者之間的談判、妥協、平衡關(guan) 係。“挪用”則強調底層大眾(zhong) 對宏大規訓機製具有能動地適應、改造的能力。儒家文化在下滲過程中保持了與(yu) 不同文化傳(chuan) 統間的對話、合流，同時作為(wei) 接受、使用方的民眾(zhong) 可以對不同的資源進行改造、重組，來達成自身目的。因此，禮儀(yi) 步入鄉(xiang) 村的進程，正如書(shu) 中所言，並非文化傳(chuan) 統之間的壓製和取代，而是來自不同文化傳(chuan) 統的成分，被整合至一個(ge) 新的、不斷變動的、也不必然是首尾一致的文化拚圖的過程。

在文化合成過程中，最為(wei) 突出的節點是禮生引導的禮儀(yi) 和傳(chuan) 抄的祭文本（314頁）。活躍在鄉(xiang) 村世界的禮儀(yi) 專(zhuan) 家禮生並非國家的代理人，他們(men) 以師徒相授，沒有上下等級關(guan) 係，因此有相當的自由度，通常身兼數職。從(cong) 本書(shu) 附錄中可以看到，除了祖先之外，祭文本的祭祀對象囊括了關(guan) 帝、觀音、朱夫子等對象在內(nei) 的當地幾乎各路神明，甚至有符咒和驅虎等祭文。在三教合流的明清時代，通過形形色色的儀(yi) 式實踐，禮生將儒家、道教、佛教及其他本土儀(yi) 式傳(chuan) 統交相采用、熔為(wei) 一爐，民眾(zhong) 則分享著共有的勸善、福報等基本觀念。

禮儀(yi) 在鄉(xiang) 間的推行，背後是倫(lun) 理秩序的確立過程。柳詒徵指出，“禮者，秩敘而已”，通過明倫(lun) 定尊，實現條理井然。作為(wei) 倡導者，禮儀(yi) 實踐往往能夠為(wei) 其帶來倫(lun) 理和道德優(you) 勢。因此，文化合成的過程還涉及倫(lun) 理和道德層麵的建構與(yu) 妥協。包筠雅（Cynthia Brokaw）曾以四保為(wei) 例討論該地出版書(shu) 籍的刊刻銷售狀況，所著《文化貿易》一書(shu) 展示出四保跨越中國南部的多個(ge) 省份的書(shu) 籍貿易網絡（［美］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shu) 籍交易》，劉永華、饒佳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禮儀(yi) 下鄉(xiang) 》則集中分析了四保內(nei) 部社會(hui) 秩序的形成過程。內(nei) 外之間當然存在著密切的影響，特別是作者承認經濟活動是《禮儀(yi) 下鄉(xiang) 》中的一條“暗線”，我們(men) 不妨以兩(liang) 部作品對讀的方式，對這條“暗線”作進一步追溯。

《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shu) 籍交易》，［美］包筠雅著，劉永華、饒佳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四保，雖然地處閩西邊緣位置，但與(yu) 一般鄉(xiang) 村以農(nong) 業(ye) 人口占據絕對多數不同，其社會(hui) 構成中士、農(nong) 、工、商的比例較為(wei) 均衡，務農(nong) 人口隻占據了不大的份額，多數人的選擇，不是做書(shu) 商，就是當刊刻、印刷工人。經濟活動的多樣化促進了社會(hui) 分工，商業(ye) 成為(wei) 當地的支柱產(chan) 業(ye) 。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模式，使得經營者彼此之間充滿了競爭(zheng) 關(guan) 係，更刺激了宗族、鄉(xiang) 約、墟市、神明祭祀等活動的有力展開，讓地域社會(hui) 充滿了能量與(yu) 活力。書(shu) 商群體(ti) 更是完成禮儀(yi) 下滲的關(guan) 鍵力量。一方麵他們(men) 從(cong) 小接受大部分屬於(yu) 儒家教育的知識性學習(xi) ，掌握基本社會(hui) 文化規則；另一方麵在倫(lun) 理上，傾(qing) 向標榜自己為(wei) “儒商”，處處利用儒家倫(lun) 理為(wei) 商人生活的道德和社會(hui) 價(jia) 值辯護。通過捐納獲取低級功名，倡導資助本地的慈善事業(ye) ，贏得一定社會(hui) 聲望和地域社會(hui) 的領導權後，再促進其商業(ye) 活動的蓬勃運轉。在此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接近、利用、詮釋禮儀(yi) ，深刻改變了鄉(xiang) 村世界的精神麵貌和現實秩序。

餘(yu) 英時在討論明清之際商人與(yu) 儒學之間的關(guan) 係後指出，商人恰好置於(yu) 上層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筍之處，因此從(cong) 他們(men) 的言行中我們(men) 比較容易看清儒、釋、道三教究竟是怎樣發生影響的，又發生了什麽(me) 影響（餘(yu) 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lun) 理與(yu) 商人精神》，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1987年，163頁）。對四保禮儀(yi) 實踐的研究剛好為(wei) 此問題提供了絕佳的案例，讓我們(men) 看到在三教交融、士商不分的狀態下，倫(lun) 理的溝通與(yu) 道德的互洽，以及民間社會(hui) 的新動向。

三、禮儀(yi) 多大程度下鄉(xiang)

通過宗族、鄉(xiang) 約、祭祀等活動，鄉(xiang) 民得以目擊、參與(yu) 乃至資助禮儀(yi) ，不過一般民眾(zhong) 究竟是如何看待、使用禮儀(yi) 的？僅(jin) 是一種形式上的符號、工具，還是須臾不可離的百姓日用之學？換言之，禮儀(yi) 在多大程度上下鄉(xiang) ，這一問題值得做一番評估。

埃利亞(ya) 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一書(shu) 中分析了諸如就餐行為(wei) 、社交禮節等活動，如何從(cong) 宮廷擴展到中下層民眾(zhong) ，並且成為(wei) 一種文明秩序的象征。就材料而言，埃利亞(ya) 斯使用了大量中世紀末期以來流行的禮儀(yi) 手冊(ce) 或禮貌守則，像《男孩的禮貌教育》《禮儀(yi) 與(yu) 基督教禮貌守則》等書(shu) 籍，特別注意其版本信息的差異，通過對不同年代、不同區域出版內(nei) 容的分析，理出了較為(wei) 清晰的文明被“規範化”的線索。可資對比的是劉永華所搜集到的“祭文本”，因為(wei) 主要靠傳(chuan) 抄而來，缺乏明確的年代信息，很難判斷出禮儀(yi) 在下滲過程中的曆史節點與(yu) 改動過程。不過，這可能暗示了“祭文本”所承載的禮儀(yi) 並未發生過於(yu) 劇烈的變化，或許是與(yu) 西方經驗之間明顯的不同處。雖然埃利亞(ya) 斯考慮的更多是禮節、禮貌，劉永華討論的重點在於(yu) 禮儀(yi) 、禮教，但都涉及庶民階層對上層文化的接受過程。饒有趣味的是，歐洲禮儀(yi) 、禮貌的擴散與(yu) 民族國家形成、資本階級崛起大致同步，社會(hui) 的劇烈變動導致心理上的自我克製，文明行為(wei) 被內(nei) 化到了個(ge) 體(ti) 結構當中。對中國而言，明清兩(liang) 代雖較前朝有所革新，但因襲的麵相卻更多，禮儀(yi) 下鄉(xiang) 使得民眾(zhong) 參與(yu) 並認同了王朝禮儀(yi) ，個(ge) 體(ti) 心理和生活習(xi) 慣卻未受到嚴(yan) 格的規範。

回到對本書(shu) 的討論當中，對禮儀(yi) 下鄉(xiang) 的關(guan) 注，同時需要注意哪些禮儀(yi) 未能下鄉(xiang) 的情況。不妨先從(cong) 宏觀角度，如明初國家政治製度設計和社會(hui) 秩序製定的角度出發，特別是鄉(xiang) 村秩序中的賦役、祭祀、訴訟、鄉(xiang) 飲、節慶等製度和習(xi) 俗出發，去衡量哪些製度與(yu) 儀(yi) 式影響到四保，哪些則沒有。另外，作為(wei) 研究單位的四保，是一個(ge) 地理單元，而非行政單元，七十多個(ge) 村落分屬四縣，行政力量在各裏各村是否有所區別？還是說都很稀薄？裏社壇、鄉(xiang) 厲壇在漫長的分化過程中，同時伴隨著村落意識的興(xing) 起，不同村落之間似乎存在較大的差異，從(cong) 附錄來看，有的村落有多處社、厲壇，有的則一處沒有，這或許與(yu) 材料的闕如相關(guan) ，但也可以據此追問，禮儀(yi) 下鄉(xiang) 在各村的程度是不是均質等量的？

其次，作者交代對核心材料“祭文本”的解讀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即考慮這些文書(shu) 是在怎樣的曆史過程中被生產(chan) 出來、在怎樣的曆史過程中被傳(chuan) 抄和表演。所以第五到九章以三種進程來展示當中所包含的禮儀(yi) 實踐，而非直接描述諸如婚禮、喪(sang) 禮、冠禮等重要禮儀(yi) 是如何成為(wei) 鄉(xiang) 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在敘述過程中“禮儀(yi) ”的作用類似於(yu) 針線，遊梭於(yu) 地域社會(hui) 演進的結構當中，而對針線本身的變化可能揭示不足。比如在第164頁作者提到新的時間製度進入鄉(xiang) 村生活，這一判斷非常有趣，但似乎隻對清明祭祖日程作了說明，未能詳細展開討論，讀來不甚“過癮”。曆史上對禮儀(yi) 細節的爭(zheng) 論和改動大概從(cong) 未停止，僅(jin) 就三年的守喪(sang) 之禮而言，《禮經》有三十六月之說，《荀子》有二十五月之說，鄭玄則認為(wei) 二十七個(ge) 月是合適的，可見對此有不同的理解，在實踐過程中是否因現實的考慮產(chan) 生具體(ti) 的變化，還需要充分的細節展示以資對比分析。

此外，作者對四保私塾、社學的討論似乎著墨不多。作為(wei) 學童以及鄉(xiang) 民接觸四書(shu) 五經的場所，學校對一地的禮儀(yi) 風俗有著重要的影響，《續文獻通考》記載稱“弘治十七年（1504）令各府、州、縣訪保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讀書(shu) ，講習(xi) 冠、婚、喪(sang) 、祭之禮”。明代對社學與(yu) 義(yi) 學的重視，不少鄉(xiang) 間學校成為(wei) 禮儀(yi) 下鄉(xiang) 的中轉站和樞紐，學校與(yu) 鄉(xiang) 村之間的關(guan) 係如何，是一個(ge) 值得探究的話題。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四保是一個(ge) 圖書(shu) 出版中心，文字在鄉(xiang) 民日常生活中有著重要的意味。大量遊曆在外的書(shu) 商，雖有不少終年在外定居，可與(yu) 原籍之間仍存在密切的往來聯係，通過種種途徑將外部世界的所見所聞帶回到當地，除了第九章中述及的將天後等遠方的神明帶回四保外，外部的聞見當中是否包含其他禮儀(yi) 的種子？總之，值得追問的是，除了書(shu) 中所描繪的圖景外，有沒有別的途徑使禮儀(yi) 進入了鄉(xiang) 村世界？

本書(shu) 研究時段兼及晚清民國，但對近代的描述似乎不多。儒家文明與(yu) 西方文明的相遇，特別是近代“道出於(yu) 二”之後對四保是否有衝(chong) 擊？包筠雅在《文化貿易》中談到在晚清華南的叛亂(luan) 活動、新式印刷技術的引進，以及科舉(ju) 製度的廢除等因素影響下，四保出版業(ye) 出現衰落跡象，那麽(me) 經濟活動的重大變化有沒有對四保內(nei) 部世界造成影響？從(cong) 其他地區的經驗來看，海通以來，西方商品成規模流入中國內(nei) 地，流風所及，庶民的衣食住行、婚喪(sang) 嫁娶都受到影響，奢侈之風盛行一時，衝(chong) 破了原有的“禮製”。換言之，近代因素的摻入，可能使得該區域有“再結構化”的現象。

對“禮儀(yi) 下鄉(xiang) ”問題的討論，還需要對中國其他區域的觀察。類似禮生的儀(yi) 式專(zhuan) 家在別的地方或許有不同的稱謂，其職責、地位、影響亦不盡相同。有的地方未像四保一樣形成“宗族社會(hui) ”，然而在婚喪(sang) 嫁娶等活動中，直到今日仍能看到禮儀(yi) 的影響。本書(shu) 中作者以三個(ge) 過程和空間展示禮儀(yi) 下鄉(xiang) 的進程，為(wei) 我們(men) 樹立了很好的示範，其他地方可能會(hui) 有不同的過程和空間，有賴於(yu) 後學者繼續作追問和探討，來構成新的“文化拚圖”。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