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忠德思想的曆史地位、現代傳(chuan) 承與(yu) 創新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 《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報》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初十日乙亥

          耶穌2020年6月1日

摘要：綜羅百代的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力挽狂瀾，繼承和轉化了儒家忠德思想。他不但繼承了先秦孔孟創立的公忠愛國的忠德精神，而且將忠德的精神上升到“天理”的高度，進行了縝密、細致、周詳的論證。朱熹忠德思想的曆史地位表現在：他構建了具有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色的忠德價(jia) 值係統，為(wei) 中國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進德為(wei) 人提供了價(jia) 值依據和道德信念。現在我們(men) 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道德文化，一方麵要繼承朱熹的忠德思想，一方麵要創新朱熹忠德思想。將朱熹忠德思想轉化為(wei) 忠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忠於(yu) 祖國、忠於(yu) 人民、忠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之忠，就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朱熹；忠德；曆史地位；傳(chuan) 承；創新

一、忠德思想的曆史源流與(yu) 朱熹忠德思想的地位

盡管“忠”字出現得比較晚，但是“忠觀念”在堯舜禹時代就已經產(chan) 生，那個(ge) 時代的忠主要是強調上對下、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忠。［1]13而“公忠”思想在先秦就已經廣泛應用。《尚書(shu) 》說：“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尚書(shu) ·商書(shu) ·仲虺之誥第二》）《左傳(chuan) 》說：“公家之利，知無不為(wei) ，忠也。”（《左傳(chuan) ·僖公八年》）又說：“以私害公，非忠也。”（《左傳(chuan) ·文公六年》）還說：“臨(lin) 患不忘國，忠也。”（《左傳(chuan) ·昭公元年》）《左傳(chuan) 》還稱讚季文子之忠，說：“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yu)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chuan) ·襄公五年》）《韓詩外傳(chuan) 》說：“主暴不諫，非忠也。”（《韓詩外傳(chuan) 》卷四）還說：“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yi) ，偷合苟同，以持祿養(yang) 者，是謂國賊也。”（《韓詩外傳(chuan) 》卷四）這些都是強調忠德的價(jia) 值和作用。

先秦時期，忠德被普遍接受，而且忠德不僅(jin) 包括臣民，更重要的包括君主對臣民的忠。《左傳(chuan) 》說：“所謂道，忠於(yu) 民而信於(yu) 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傳(chuan) ·桓公六年》）還說：“國將興(xing) ，聽於(yu) 民；將亡，聽於(yu) 神。”（《左傳(chuan) ·莊公三十二年》）又說：“我之不德，民將棄我。”（《左傳(chuan) ·襄公九年》）在孔子、孟子、荀子那裏，君臣（包括百姓在內(nei) 的庶民）之間的忠是相互的、對等的。孔子是先秦第一個(ge) 對忠德做出全麵整合和創建的思想家，《論語》20篇，談“忠”的就有15篇，共18處，幾乎涵蓋忠德內(nei) 涵的各個(ge) 方麵。［1]55-56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孟子說：“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荀子說：“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荀子·王霸》）還說：“為(wei) 上者必將慎禮義(yi) ，務忠信。”（《荀子·強國》）總之，從(cong) 政治道德角度來看，先秦儒家把夏商周三代以來的上對下的“忠”發展提升到了忠德在實踐上的平等性、互惠性的層麵。［1]59這具有曆史進步意義(yi) 。

需要強調的是，在政治上,先秦儒家強調“公忠”，在道德上強調“忠誠”，反對“私忠”。《左傳(chuan) 》說：“以私害公，非忠也。”（《左傳(chuan) ·文公六年》）“私忠”是忠於(yu) 某個(ge) 具體(ti) 的人、為(wei) 了某種利益效忠於(yu) 某個(ge) 集團。孟子甚至認為(wei) ，君主如果不忠不仁，人臣可以誅殺，像誅殺商紂王那樣。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秦漢之後，中國進入皇權時代，儒家經過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意識形態化之後，儒家取得了官方地位。儒家的忠德，也被皇權擁有者們(men) 竊取和異化，將閃爍的公忠思想，變成了忠於(yu) 皇帝一人的私忠。這是皇權專(zhuan) 製擁有者們(men) 十分歡迎的。

從(cong) 專(zhuan) 製政治製度的角度來說，中國的皇帝們(men) 表麵上采取儒家治國理念，其實暗地裏采用的卻是法家的思想。“陽儒陰法”是皇帝們(men) 最為(wei) 熱衷的。以韓非子為(wei) 代表的法家，在忠德的政治層麵強調臣對君的絕對服從(cong) 和效忠。韓非子說：“為(wei) 臣不忠，當死。”（《韓非子·初見秦》）還說：“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zhuan) 心於(yu) 事主者為(wei) 忠臣。”（《韓非子·忠孝》）韓非子認為(wei) ，人臣不用讚譽、評價(jia) 君主，主要一心效忠君主就是忠臣，否則就是“逆臣”“篡臣”，甚至是“亂(luan) 臣賊子”。即使君王就是商紂王這樣的人，人臣也不可誅殺。他說：“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韓非子·忠孝》）韓非子甚至認為(wei) ，人臣不需要有獨立人格，一切聽命於(yu) 君王。他說：“賢者之為(wei) 人臣，北麵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jun) 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wei) ，從(cong) 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韓非子·有度》）他認為(wei) ，君主主要靠“勢治”人臣，隻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實行君主專(zhuan) 製。因此，曆代的皇帝都希望臣民誓死效忠自己。

漢唐表麵是儒家治國，其實也還是“法治”。如漢武帝雖然表麵采用儒家，其實“法治”的嚴(yan) 酷比漢文帝漢景帝時代更加殘酷。如竇嬰被“棄市”，薛澤和公孫弘雖為(wei) 丞相，卻不敢麵諍，李蔡和莊青翟因罪自殺，而公孫賀下獄而死。唐代李世民雖為(wei) 賢君，但也是非常喜歡群臣效忠他自己。他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舊唐書(shu) ·太宗本紀》）《唐律》將不忠不孝定為(wei) 重罪。

這些都說明，皇帝作為(wei) 獨裁者，他們(men) 是非常欣賞和采用法家主張的私忠。這與(yu) 儒家主張的公忠形成鮮明對比。

與(yu) 此同時，佛教在兩(liang) 漢之際傳(chuan) 入中國之後，主張“萬(wan) 法皆空”，認為(wei) 出家斷發，就可以追求個(ge) 人的內(nei) 在的精神超越，實現自我解脫。人間的忠孝似乎與(yu) 自己無關(guan) 。他們(men) 認為(wei) ，“一切皆空”。佛教對中國文化產(chan) 生了極大的衝(chong) 擊和震撼。

可以說，從(cong) 佛教傳(chuan) 入中國，經過魏晉玄學，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衝(chong) 擊是巨大的。唐代實行三教並行，但是實際卻是以佛教為(wei) 重。當時許多人都信佛，而君主在統治思想上又實行法家（不排除有儒家的思想因素）。唐太宗說：“人主之體(ti) ，如山嶽焉。……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李世民：《帝範·君體(ti) 第一》）武則天說：“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後其親(qin) 。……何者？君者，親(qin) 之本也，親(qin) 非君而不存。”（武則天：《臣軌》）這明顯與(yu) 儒家家經典《周易》說的“有父子而後有君臣”相左，也與(yu) 《孝經》說的“資於(yu) 事父者以事君而敬同，先有孝後有忠”的忠德精神相違背，也不同於(yu) 《大學》“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後國治”的原則相違背。這反映了君主獨裁的思想。李林甫對唐玄宗的“私忠”，唐玄宗也寵用李林甫專(zhuan) 權[①]，“悉以政事委林甫”（《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五），最後導致安史之亂(luan) 的暴發，從(cong) 此唐代由盛轉衰，直到滅亡。唐代還頒布了《武德律》《唐令》《唐律疏議》等一係列法律，這些法律很大的篇幅是約束官吏和百姓的。這反映了統治者的專(zhuan) 權。

到五代十國，幾乎天下政治和道德秩序大亂(luan) 。《新五代史》說：“五代，幹戈賊亂(luan) 之世也，禮樂(le) 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製度文章掃地而盡於(yu) 是矣！”（《新五代史·晉家人傳(chuan) 》卷十七）宋代理學家麵對這千年以來的道德混亂(luan) ，忠德敗壞，凜然以“天下為(wei) 己任”，續千百年之“絕學”，重振忠德思想。綜羅百代的朱熹力挽狂瀾，繼承和轉化了儒家忠德思想。他不僅(jin) 繼承了先秦孔孟創立的公忠愛國的忠德精神，而且將忠德的精神上升到“天理”的高度，進行了縝密、細致、周翔的論證。

其實朱熹忠德思想的產(chan) 生是一種文化焦慮的產(chan) 物。唐宋之際，佛教和道教盛行。佛教主張剃發超度，斷絕紅塵，一心向佛。這對儒家來說，是脫離人倫(lun) ，違背人倫(lun) 的舉(ju) 動。在儒家看來，這樣斬斷紅塵，絕後嗣拒人倫(lun) 的做法，不能促進社會(hui) 持續性的發展，因為(wei) 天地之大，首先是男女締結為(wei) 婚姻，有男女人後才有父子，兄弟。《周易》說：“有天地然後有萬(wan) 物，有萬(wan)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yi) 有所錯。”（《周易·序卦》）在朱熹看來，人生在世，就是要不斷學習(xi) 人倫(lun) 大義(yi) ，朱熹說：“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lun) 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四書(shu) 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卷五）

而佛教和道家，一個(ge) 是強調成佛，一個(ge) 是強調成仙。佛教絕戀紅塵，跳出五倫(lun) 之外，追求自我逍遙。佛徒“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五燈會(hui) 元·龍潭崇信禪師》卷七）佛教尤其是禪宗，是一種精神追求，一種“內(nei) 在超越”。湯一介說：“禪宗作為(wei) 一種宗教，它不僅(jin) 破除一切傳(chuan) 統佛教的規矩，而且認為(wei) 在日常生活中不靠外力，隻靠禪師的內(nei) 在自覺，就可以成佛，這樣就可以把以‘外在超越’為(wei) 特征的宗教變化成以‘內(nei) 在超越’為(wei) 特征的非宗教的宗教，由出世轉向入世。”［2]111-117禪宗到了宋代，尤其是經過朱熹的努力之後，向儒學化方向靠攏了，最後在現實上實現了儒佛一體(ti) 化。

道教總體(ti) 來說，在現實層麵追求度世救人，在精神層麵追求長生成仙。胡孚琛先生這樣定義(yi) 道教：“所謂道教，是中國母係氏族社會(hui) 自發的以女性生殖崇拜為(wei) 特征的原始宗教在演變過程中，綜合進古老的巫史文化、鬼神信仰、民俗傳(chuan) 統、各類方技術數，以道家黃老之學為(wei) 旗幟和理論支柱，囊括儒、道、墨、醫、陰陽、神仙諸家學說中的修煉思想、功夫境界、信仰成分和倫(lun) 理觀念，在度世救人、長生成仙進而追求體(ti) 道合真的總目標下神學化、方術化為(wei) 多層次的宗教體(ti) 係。”［3]124而在唐代時期，道家已經非常繁榮，風靡全國，唐代道教出現“兩(liang) 京和天下各州府皆立玄元皇帝廟，觀場遍於(yu) 全國，黃巾羽士充塞道路”［4]450的盛況。道教流派眾(zhong) 多，“仙有五等，法有三成”。鍾離權在《鍾呂傳(chuan) 道集·論真仙》中說：“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鍾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這種盛況空前的“仙有五等，法有三成”的道教，對儒家造成強大的文化衝(chong) 擊。這與(yu) 儒家強調人倫(lun) 大義(yi) ，在道德實踐上是矛盾的。

佛道文化對儒家文化的衝(chong) 擊，引起儒家士大夫的高度關(guan) 注和擔憂，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焦慮。所以，朱熹是在這樣的文化焦慮背景下進行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改造和創新的，同時他也吸收了儒家和道家文化合理成分，將儒家文化推向了理學化遏路徑，構建了一個(ge) 龐大的理學思想體(ti) 係。朱熹忠德思想體(ti) 係隻是朱熹理學思想體(ti) 係下的一個(ge) 子係統。同時，朱熹的忠德思想也是儒家忠德發展史上的高峰之一，其體(ti) 係是最為(wei) 完備。他是將忠德從(cong) 一種政治性的規範，改造和發展成為(wei) 具有普遍性的德性，成為(wei) 眾(zhong) 德之基。

列寧說：“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dong) 西，而是根據他們(men) 比他們(men) 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dong) 西。”［5]154李澤厚先生用一個(ge) 公式表達了朱熹龐大的理學體(ti) 係：“應當”（人世倫(lun) 常）=必然（宇宙規律）。［6]233我們(men) 可以用整個(ge) 公式來表示朱熹忠德的整個(ge) 理論內(nei) 涵：“自然而然之忠”（“忠”是理之“天經地義(yi) ”）→“理所當然之忠”（“應當如此”）→“心甘情願之忠”（“怡然自樂(le) ”）[②]。這大概就是朱熹忠德的價(jia) 值所在。

宋代文化是古代文化的高峰。陳寅恪說：“華夏民族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yu) 趙宋之世。”［7]245鄧廣銘也說：“兩(liang) 宋期內(nei) 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ge) 封建社會(hui) 曆史時期之內(nei) ，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8]138在這個(ge) 文化高峰的時代，朱熹是最偉(wei) 大的代表，朱熹忠德思想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高令印教授說：“從(cong) 佛教傳(chuan) 入中國到朱熹時約千年。可以說，朱熹撥千年之亂(luan) 而發正，重新建立起儒家的道統和樹立起孔子的崇高地位，使中華文化生命返本歸位，並開創出中華文化發展的光輝燦爛的未來。”［9]3這準確地概括了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曆史地位。

總之，朱熹的忠德思想是他理學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價(jia) 值和曆史地位表現在：他的忠德走出了由唐宋五代時期“忠德的迷失”、“社會(hui) 的迷失”、“價(jia) 值的迷失”所構成的“意義(yi) 的危機”的困境，構建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忠德價(jia) 值係統，為(wei) 中國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進德為(wei) 人提供了價(jia) 值依據和道德信念。朱熹對忠德進行了縝密、嚴(yan) 謹的形而上的論證和形而下的實踐，影響後世數百年。

二、朱熹忠德思想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

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亦是理學忠德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大成，首先見於(yu) 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集注·萬(wan) 章下》）朱熹解釋說：“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wei) 一大聖之事；猶作樂(le) 者，集眾(zhong) 音之小成，而為(wei) 一大成也。”（《孟子集注·萬(wan) 章下》）意謂集大成，則合成小成而成其大。朱熹的理學是綜羅百代，致廣大而盡精微，謂為(wei) 集大成。正如束景南先生說：“朱熹建構的理學文化體(ti) 係，幾乎可以說是完美地體(ti) 現了儒家倫(lun) 理性的精神。”［10]1

朱熹集大成[③]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儒家哲學的完成；道統的建立和《四書(shu) 》體(ti) 係的構建。陳榮建先生說：“朱子集大成，約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學之發展與(yu) 完成，新儒學傳(chuan) 受道統之建立，以及《論》《孟》《學》《庸》之集合為(wei) 四子書(shu) 。凡此俱關(guan) 涉儒家哲學、儒家傳(chuan) 統以及儒家資料與(yu) 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無論僅(jin) 為(wei) 一種綜合，一種重建，或為(wei) 一種創造，俱屬仁智互見。朱子固未運用任何儒學新資料或創造任何新名詞，但朱子所予新儒學之新特質與(yu) 新麵貌，此實無可否定。其支配於(yu) 中國、韓國以及日本思想者，達數百年之久。自未能視為(wei) 一曆史上偶然事件也。”［11]2這種評介是中肯的。這為(wei) 我們(men) 在新時代中傳(chuan) 承和創新忠德，提供了曆史依據和現實借鑒。

對朱熹忠德思想的傳(chuan) 承和創新，我們(men) 要注意兩(liang) 個(ge) 方麵:

第一，要摘下西方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包括朱熹忠德）的學術“有色眼鏡”，帶著“溫情”和“敬意”去閱讀中國經典。現代一些學者，帶著“西方現代性”的理論，對傳(chuan) 統思想家如朱熹的創建與(yu) 努力，視之為(wei) “無創見”。有的甚至揮舞著西方理論的大旗，將西方理論“範式”、“框架”、“模塊”等視為(wei) 手術刀，視為(wei) 前沿，視為(wei) 創新，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包括朱熹的忠德理論）視為(wei) 腐朽的“僵屍”，隨他們(men) 主觀研究的需要，對其進行任意“肢解”，結果得出的結論往往以偏概全。如盲人摸象，僅(jin) 見局部，未見全麵，隻見樹木，未見森林。餘(yu) 英時先生指出：這些人“他們(men) 往往‘尊西人如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憑著平時所得的一點西方觀點，對中國古籍橫加‘批判’，他們(men) 不是讀書(shu) ，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國書(shu) 籍當作囚犯一樣來審問、逼供。”［12]一些人對朱熹的研究亦是如此。這是一種被西方“殖民化”了的學術手段，我們(men) 應當警惕，且慎之又慎。

對待傳(chuan) 統文化，我們(men) 應當帶著“溫情”和“敬意”。也就是章學誠說的“論古必恕。……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wei) 古人設身而處地也。”（《文史通義(yi) ·文德》卷三）回到古人所處的時代和曆史語境去分析他們(men) 的思想和觀點，這樣我們(men) 才有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陳寅恪先生在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一》中說：“對於(yu) 古人之學，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shu) 立說，皆有所為(wei) 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yu) 立說之古人，處於(yu) 同一境界，而對於(yu) 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前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3]432我們(men) 不要先入為(wei) 主，而要回到古人的經典中，從(cong) 經典的本身得出結論。這是對古人的尊敬，也是對自己的尊重。朱熹說：“讀書(shu) 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shu) 中，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wei) 期。看外麵有甚事，我也不管，隻恁一心在書(shu) 上，方謂之善讀書(shu)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對朱熹忠德思想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也應如此。

對於(yu) 忠德，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都各有創見。忠作為(wei) 一種政治道德規範和社會(hui) 道德規範，在先秦時期已存在。漢唐主要是把忠作為(wei) 一種臣德來貫徹。但是，在先秦漢唐的儒學家中，盡管出現了一部托王肅之名而撰寫(xie) 的《忠經》，但概述也隻是仿效《孝經》對忠進行了分類，並沒有對忠德進行理論論證。為(wei) 什麽(me) 忠，忠的理論基礎與(yu) 理論構建是什麽(me) ，忠的行為(wei) 和方式如何等問題，《忠經》都沒有給出滿意的答案，對這些問題朱熹做了詳細的論證。

朱熹從(cong) 忠德本體(ti) 論、忠德認識論、忠德人性論、忠德修養(yang) 論等方麵都做了詳細的論證和說明。在忠德本體(ti) 論上，朱熹認為(wei) ，天理是忠德基礎。博學審視省察是忠德認識論的基本方法。氣質之性和氣稟之性是忠德人性論的內(nei) 容。忠德修養(yang) 的目的是為(wei) 了修己安人、成聖賢之德。格物致知、居敬窮理朱熹忠德修養(yang) 的主要方法。朱熹認為(wei) ，忠德是人的一種德性，這種德性不是天生的，需要人們(men) 不斷學習(xi) 和修養(yang) ，才能成為(wei) 忠德之人。作為(wei) 一個(ge) 忠德之人，為(wei) 君要正心誠意，為(wei) 政要公忠，謀事要忠誠。這是朱熹在忠德方麵集大成的表現。

第二，不要帶著現代人的自負和傲慢去先入為(wei) 主地審視傳(chuan) 統文化（包括朱熹的忠德文化）。這樣既然傷(shang) 害了傳(chuan) 統文化，也傷(shang) 害了現代學術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傳(chuan) 統是活著的現在，它和其它文化樣態一樣參與(yu) 了現代化的發展。美國著名學者希爾斯教授說：“現代生活的大部分仍處在與(yu) 那些從(cong) 過去繼承而來的法規相一致、持久的製度之中；那些用來評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傳(chuan) 的遺產(chan) 的一部分。”［14]2傳(chuan) 統“是秩序的保證，是文明質量的保證。”［14]25傳(chuan) 統是活著的現在。因此，我們(men) 不能先入為(wei) 主地看待朱熹的忠德思想。不能還沒讀朱熹的著作，就認為(wei) 朱熹的忠德是封建的、落後的、腐朽的、與(yu) 現代化建設格格不入的。這是“文革”思維，我們(men) 應當摒棄。

朱熹的忠德理論流傳(chuan) 至今已經幾百年了，經曆了元、明、清等三代儒家大師們(men) 的閱讀、闡釋與(yu) 研究，流傳(chuan) 到現在實屬不易。如果朱熹的忠德理論，沒有價(jia) 值，早在文化發展的曆史長河中被淘汰了，根本就流傳(chuan) 不到現代。我們(men) 總不能說元、明、清三代學者都是迂腐的。這是現代人的一種傲慢和自負。再說，我們(men) 現代的所謂的“觀點”，幾百年以後的研究者來看，也許就是一種偏見和錯誤。因此，我們(men) 應當回到朱熹的經典中去閱讀，從(cong) 閱讀經典中，從(cong) 文本中挖掘朱熹忠德的價(jia) 值、意義(yi) ，從(cong) 經典文本中去發現他的不足。讓文本說話，是我們(men) 傳(chuan) 承朱熹忠德思想和創新忠德的基礎。朱熹說：“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喎斜了。不讀書(shu) 者，固不足論；讀書(shu) 者，病又如此。凡看書(shu) ，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jue) 斷。”（《朱子語類》卷十一）

徐複觀先生說：“今日中國哲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扣緊《論語》，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現代語言把它講出來，以顯現孔子的本來麵相，不讓浮淺不學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動，套進《論語》中去，抱著《論語》來糟蹋《論語》。”［15]283套用這話，我們(men) 可以說，我們(men) 不能抱著朱熹的忠德思想來糟蹋朱熹。總之，我們(men) 現代人應當比古人要有更理性、更全麵、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朱熹和朱熹的忠德思想乃至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

朱熹忠德思想的產(chan) 生在宋代特定的文化語境和曆史條件下。宋代三百年繼承了唐代的治國理念，堅持儒、釋、道三教並列，其中用儒家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唐朝皇帝們(men) 姓李，便以道家創始人李聃為(wei) 祖，從(cong) 理論上使得道教具有合法性的基礎。宋代的皇帝們(men) 姓趙，便尊道教教主趙元朗為(wei) 趙宋王朝的先祖，大力扶持道教，使之成為(wei) 統治的工具。宋真宗、宋徽宗信奉道教竟然到了癡迷的地步。

雖然佛教和道教在“治心”、“治身”的方麵具有內(nei) 在的功能，但是佛教和道教悖人倫(lun) 、棄綱常，對倫(lun) 理綱常、經邦濟世、治國理政等外在功能，顯得力不從(cong) 心。而儒家忠德自漢代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就成為(wei) 工具性的忠德思想，出現大量的愚忠、私忠等畸形現象，儒家忠德失去了理性的魅力和學術品格。僵化的忠德思想，導致唐宋五代忠德秩序大亂(luan) 。朱熹繼承先儒和佛教、道家的理論，對忠德進行了係統化、理論化的傳(chuan) 承和創新，重新讓忠德散發出勃勃生機。這對培養(yang) 人們(men) 的忠德德性、愛國情操、砥礪人們(men) 的忠德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朱熹的忠德思想在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之後，便成為(wei) 統治的工具，在明清時代，出現了僵化。一些理學家們(men)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以死報國君。但是對社會(hui) 、國家的發展卻無濟於(yu) 事。譚嗣同說：“君為(wei) 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仁學·三十二》）明清被僵化了的朱熹忠德思想具有狹隘性、機械性和欺騙性，應當受到批判。

但是，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為(wei) 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為(wei) 了創新忠德，使之適應時代的需要，為(wei) 社會(hui) 服務。孫中山先生說：“現在一般人的思想，以為(wei) 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wei) 從(cong) 前講忠字是對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wei) 在國家之內(nei) ，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們(men) 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國呢？……忠於(yu) 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men) 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得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第六講）”因此，忠德應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要賦予新的內(nei) 涵。

當前，我們(men) 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一方麵要繼承朱熹的忠德思想，一方麵要創新朱熹忠德思想。將朱熹忠德思想轉化為(wei) 忠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忠於(yu) 祖國、忠於(yu) 人民、忠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之忠，就具有重要的意義(yi) 。所以，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忠德對培養(yang) 個(ge) 體(ti) 忠德修養(yang) 、對家庭穩定、對社會(hui) 和諧、對國家富強、對國際正義(yi) 等都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因此現代社會(hui) 加強忠德教育十分必要。習(xi) 近平同誌說：“各級黨(dang) 委要進一步加強對年輕幹部的黨(dang) 性教育，特別要加強政治忠誠教育、道德情操教育、優(you) 良作風教育、黨(dang) 的紀律教育和拒腐防變教育，堅持嚴(yan) 格要求、嚴(yan) 格管理，保證年輕幹部健康成長。”［16]這裏“政治忠誠教育”被列為(wei) 道德情操教育、優(you) 良作風教育、黨(dang) 的紀律教育和拒腐防變教育之前，說明了忠德教育的重要性，也充分體(ti) 現了黨(dang) 中央對忠德教育的高度重視。可以說，“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忠誠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基礎之上黨(dang) 對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的科學信仰，是建立在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之上黨(dang) 對人民群眾(zhong) 的政治承諾，是建立在對時代主題和社會(hui) 前進方向科學把握之上黨(dang) 對時代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所肩負的曆史責任，是建立在對黨(dang) 的性質、宗旨、綱領和路線的堅定信念的基礎上廣大黨(dang) 員幹部對黨(dang) 的真實情感，是忠於(yu) 黨(dang) 、忠於(yu) 人民、忠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有機統一。”［17]179

因此，我們(men) 要認認真真研究朱熹留給我們(men) 的忠德遺產(chan) ，同時要擯棄現代人的傲慢和自負，要運用曆史唯物主義(yi) 和辯證唯物主義(yi) 的方法，實事求是、繼承、發揚和創新朱熹忠德理論，要為(wei) 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而做出我們(men) 積極的貢獻和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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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左憲民、楊奎.申論官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注釋：
 
[①]《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五）說：“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製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複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這導致李林甫專權。
 
[②]受到吳誌翔著的《天地與我默契：朱熹理學的美學意蘊》一書的啟發。參見吳誌翔：《天地與我默契：朱熹理學的美學意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7頁。
 
[③]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集大成者很多。如荀子是先秦哲學集大成者，韓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張栻是湖湘學集大成者，葉適是永嘉學集大成者，王陽明是心學集大成者，王夫之是中國哲學集大成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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