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宗教化與對上帝的闡釋權
作者：宋大琦
來源：作者賜稿



對於儒家宗教化的話題，本人一直持謹慎態度，既樂見儒家以各種方式複興，又對儒家的宗教性特質感到迷茫。因曲阜基督教大教堂事，儒教問題凸顯為熱點和重要問題，不得不認真考慮一下了。

早期任繼愈先生說儒家是宗教，響應者寥寥，後李申先生承任先生之旨，寫了兩大本《中國儒教史》，信從者亦未見熱烈，反對者倒是不少。最後大多數的意見是，儒家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這幾年來王達三先生等具倡儒教之論，影響範圍亦一直未見大增。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是個有爭議的問題，爭議本身爭議說明了儒家有一定的宗教特性，也說明了它也有強烈的非宗教性，大家不會爭論佛家道家基督教是不是宗教，但是這個特性到底有幾成是個問題，大家經常把對一個人、一個主義的非理性信仰、癡迷級信仰統統稱為宗教或迷信，如“科學教”、“馬列教”。宗教既沒明確定義，宗教與非宗教也沒有的截然的界限。我們既不能說掛個“教”字的就是宗教，也不能說還不是宗教的永遠不會發展成宗教。但是我們可以說，起碼在已有形態中，儒家的宗教性質還不夠典型，還不夠純正。

名者，實之賓也，這是中國思維的一向習慣，概念優先於事物，事物按照概念的規定生成，這是基督教傳統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代就有三教合一之說，其內涵絕不是基督教之標準，古人說“宗教”不過是佛學所謂之各宗之教，也沒什麽刻意與“非宗教”區別開來的意思。然而我們今天在談論一種主義是不是宗教時，卻都不可避免地在使用西方的概念，西方文化是當世的強勢文化，我們說什麽都離不開這個背景，刻意離開也不會有什麽大用，也不必刻意離開。在今天儒家宗教化成為一個問題的時候，談論儒家“是不是宗教”現實意義不大，但要說“進一步宗教化”卻是很有意義的。一些儒生所說的建設儒教，是避免不了以基督教為參照的，也不必刻意避開。基督教作為典型宗教的一些特質，儒教也應考慮，比如最高對象的崇拜、超越現實的精神追求、良心的監督者等等。

那麽我們就可以考慮一下儒家如何在宗教的層麵與基督教對話，也就是說讓儒教而不是整個儒家與基督教對話。首先是：最高的被崇拜者是什麽？儒家傳統裏麵孔子並不是最高的被崇拜者，最高的被崇拜者是“上帝”。上帝這個名稱本來是土生土長的，耶教剛剛傳到中國之時，因為“God”與上帝的某些相似，就被譯為上帝，不料這個名字現在卻被基督教霸了去，連著將崇高的意義也霸了去。現在儒耶對話毋庸諱言也有抗衡之意，基督教拿出來的是“上帝”，而孔子隻是一個血肉之人，如果我們持唯物主義，自然可與抗衡，今既持宗教態度，以一血肉凡軀與其超驗之神聖符號抗衡，豈不吃虧？凡在經驗中可驗證的，必也受經驗之局限，在超驗領域隻有有一定超驗性的才能與之對抗。儒家有超驗部分，但不是孔子本身，而是“天”，也可是說是“道”、“理”、“皇天上帝”等等。如以宗教味道言，“天”、“老天爺”、“上帝”好些，“道”、“理”過於抽象，哲學味重而宗教意味輕。“老天爺”、“上帝”既有超越意味也有人格化意味，易為群眾所接受。在古代，昊天上帝有時被簡化為天，有時被簡化為上帝，作為國家，祭祀時稱之為天，而很多下層民眾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開始也是按照中國人傳統中的皇天上帝、老天爺去信仰的，後來才被基督教逐步的改為狹隘獨斷、有明確意誌、不容異端的基督教上帝。今天我們如果想光大儒教，不必避諱於上帝這個詞，以孔子與上帝抗衡更不智。這一點很多基督徒說得對，孔子就是一個先知，而不是上帝“本人”。上帝就是至高信仰對象的名字，我們不是要與基督徒爭論他到底存在不存在，而是爭奪對他的解釋權。而且，承接上帝之名，不但是繼承了先人的文化，也可有利於基督教之儒家化，甚至可化基督教百年傳教的一些成果為我所有。

上帝的存在既可解決，下麵就是如何認識上帝、解釋上帝的問題。上帝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存在他的異端的，一切矛盾性皆可消融於其中，任何有限性的解釋皆不合上帝的本意，否則他就不是人類的上帝、自然的上帝，而隻是某個利益團體或者信仰團體的有限性神靈罷了。基督徒對上帝的解釋正恰恰是有限的、狹隘的，基督教、猶太教記載在《新舊約全書》中的上帝是個暴虐狹隘，有種種肉身缺陷的形象，上盡管中世紀神學進行了有效的深化闡釋，但可怪的是今天中國的基督徒沒並沒有接受，他們搞的還是神跡主宰天堂地獄最愚昧的那一套，按他們的專製獨斷，怕是阿奎那、奧古斯丁都會被定為異端。儒家上帝的形象卻遠遠比基督教的更有闡釋空間，一方麵天理昭昭，可以用理性把握，另一方麵又空靈無跡，攻無可攻。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而不語怪力亂神，上帝以世界的常道顯示自己的存在，而不墮於神怪奇跡，這比基督教不知高明多少。《郭店楚簡•性自命出》闡明了“天-命-性-情-道”的生成順序，《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把人世的應然與天命的必然聯係起來，以客觀自然之天以人生意義根據，使“天”有了進一步“帝”的宗教意義，宋明理學將天“理”化，從外部移向內心，使其有了更強的現代適應性。顯然，儒學的空間更有利於對上帝進行無限性、合理性的解釋。此外，道家之“道”的宇宙論意義、佛家的因果自主等哲思也給天、帝賦予了強烈的超越性、客觀性意義，可為儒教上帝理論之輔。事實上，我們看基督教解釋學的曆史，也正是一直向抽象化、內心化、世俗化方向轉化，西方的科學家、哲學家，包括稍有文化的絕大部分民眾也早已經不信什麽“聖經”和教會，隻是在心裏保持著一種敬畏之情，這與我先人的敬天之情已經非常相似。基督教在西方，在科學、理性麵前已經潰退，在中國明清兩代和平傳教亦無多大成效，其唯一可觀者利瑪竇之成績亦基於接受聖賢之道，自覺儒家化，現在是乘中國人百年自宮，精神荒蕪之際，到中國開發處女地來了。但如果廣義來看，任何對絕對者、永恒者的思考都可以視為神學，不論答案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這樣來說，康德、海德格爾與阿奎那一樣，都有強烈的宗教精神。局限於原教旨的教條、《新舊約》全書的神話記載，一般層麵的基督徒很難把這些先哲的思考消化入教理，因此他們也隻能在近似於法論功的層次闡釋信仰，理屈詞窮則拒絕講理。我本人與基督徒與法論功都有過密切接觸，對他們的親緣性深有體會。如果上帝是唯一的的話，顯然儒家對天帝的理解要遠高於基督徒死守的《新舊約全書》，更有資格代替上帝發言。事實上，西方的曆史是科學進一步，宗教就退一步，正像漢儒的天人直接感應敵不過認識的進步一樣，傳統基督教教義也不可能對抗過科學，其衰敗是情理之中。但宗教讓出的真空科學並不能填補，需要新的關於信仰的理論填補，西方宗教史上的新教改革企圖解決這些問題，但卻把人變成了更孤獨、更獨斷的個人，破壞有餘的建設不足，中國宋明之際的心性之學對漢儒信仰形態的更新加強了信仰，而不是破壞了信仰，可以說比西方人的宗教改革成功得多。其成功原因固然複雜，儒學的開放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現在經常有人開玩笑，說1949年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就中國，1991年是隻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類比一下，那些企圖以基督教救中國的人可能沒想到，或許隻有中國才能就基督教，但這一點西方教會卻很可能已經想到了，所以才會對中國下這麽大的工夫。

欲建設、複興儒教，或者儒家宗教化之類的等等不是一句話的事，要考慮、要做的事情很多，盡管本人的主要興趣不在這裏，但願意給屬意與此的同道一點意見，儒教的根本問題是信仰誰的問題，孔子本人的身份宜為先知而不宜為最高信仰對象（佛陀也隻是世界奧秘的發現者而不是世界的創造者），孔子本身也是天的信仰者，儒教的信仰對象應尊重和繼承傳統，加以一些梳理提煉，站在比基督教更高的水平上，“上帝”這個名字不必回避，不能讓基督徒壟斷，他們的“上帝”就是一個叫耶和華的地方性神祇，從關於他的言行的記載來看，他遠遠不能作為人類社會“真”、“善”的保證人，而我們無聲無臭、於穆不已的理解遠比他們更加接近上帝。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